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毛澤東在政協開幕典禮上宣佈「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段話後來被移花接木，成了老毛在開國大典的名言，也成了中國擺脫百年屈辱的象徵。 

　二ＯＯ八年八月八日晚上，第廿九屆奧運將在中國北京揭幕，或許對很多當代中國人來說，此刻中國人才真正站了起來。 

　北京在二ＯＯ五年出版的《奧林匹克文化研究︰奧林匹克教育讀本》一書，號稱是中國第一本研究奧運文化的專著。其中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每屆奧運會對舉辦國都是一種政治炫耀和宣傳」。對中國來說，北京奧運尤其負擔了許多沉重的意義︰和平崛起、民族復興、經濟強權、文化昌盛……。 

各國民族主義抬頭　中共決心申辦奧運 

　一八九四年，在法國民族主義者古柏坦倡議下，國際奧委會成立，一個多月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可能是近代中國最屈辱的一場戰爭。 

　一九Ｏ七年，後來擔任過南開大學校長、考試院長的教育家張伯苓，在一場演說中說「中國應加緊準備，爭取早日參加奧運」。一九四五年，張伯苓又提出申辦十五屆奧運的主張。一九九Ｏ年，六四事件的第二年，「在鄧小平同志的親自過問下」，中國決定申辦奧運。從一九九Ｏ到二ＯＯ八，這十八年正是中國民族主義不斷抬頭的年代，也是中共一步步拋棄「國際主義」，利用、鼓勵、宣傳民族主義的時期。 

　十八年來，一方面「全球化」據說成了世界主流，一方面中國則碰到了駐南使館被炸、台灣獨派執政、中美軍機在南海上空相撞、加入世貿組織、中日歷史爭議等國際事件，民族主義一步步昂揚。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劉曉波就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由防禦性的怨婦訴苦轉向進攻性的喊打嗜殺」。「怨婦訴苦」之說，實在過於偏頗，也有點父權沙文味道，但「喊打嗜殺」，卻是不少「外人」的共同感受。 

　翻譯工作者陳儀珍，喜愛中國文化，學生時代就以自助旅行的方式，遊遍中國大陸。從東北中俄邊境，到新疆、西藏，全都一個人闖過。這幾年，她一年有一半的時間住在北京，固定資助一名住在四川南部的貧苦大學生，最近更和交往多年的大陸男友結婚。不過，這樣一個有豐富中國經驗的女子，若說到政治立場，卻是道道地地的「深綠本土派」。大陸民眾因為奧運聖火傳遞和藏獨問題，大舉抵制家樂福時，她正在北京。 

　對於大陸官方的新聞封鎖與篩選，對於大陸民眾無法討論、一面倒的民族情緒，陳儀珍完全無法接受。出於這種「逆反」心理，她還大老遠的跑去大賣場購物，以表示對家樂福的支持，「沒想到它們馬上就出面妥協」。在她看來，官方的宣傳手段頗為高明，當秀麗的殘障運動選手金晶在傳遞聖火時，被藏獨人士「攻擊」的畫面在電視頻道上播出後，藏獨成了全民公敵，「再也沒有人會反省官方的西藏政策」。 

支持奧運反對藏獨　大陸網民情緒高漲 

　四川大地震後，中共在表面的「新聞開放」背後，是高度的新聞管制，「一首在網路流傳的詩，不過提到一句『天堂裡沒有豆腐渣』，就被刪除封鎖」。她資助的四川大學生，家裡也是受災戶，一家至今還住在帳棚，由於四川南部不是大家關心的重災區，所以政府不聞不問。但是這位大學生還是擁護政府，當陳儀珍在MSN上看到他暱稱上的「愛心簽名」圖案文字，「氣的好幾天不想理他」。 

　今年四月中，大陸網民發起了一項「愛心簽名」運動，在MSN的暱稱上加「( L )CHINA」字樣，以「支持中國，支持奧運，反對藏獨」。加入「( L )」，就會出現紅心圖案，網民要用這圖案「表示自己愛國，支持和擁護北京奧運的決心」。四月十七日一整天，曾被媒體派駐北京多年，長期穿梭兩岸，擔任劇場等文化藝術活動策展人的劉毓雯，就「收到超過一打以上彼岸朋友傳來」這樣的訊息，她以「一片紅心海」來形容大陸友人的MSN暱稱。 

　劉毓雯和陳儀珍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不過她說自己和一些常跑大陸的台灣人，對於大陸民眾的民族情緒，「都有一種清醒的，非我族類的疏離」，但因為理解，所以還是比較能接受。向來用「I’m a Chinese born in Taiwan」描述自己的劉毓雯說，「我不滿西方媒體的武斷與言語霸權，但似乎也沒有辦法這麼大聲地說，我愛中國」。兩岸，對她來說都「放不下」，兩邊的重要朋友，在數量與質量上也都不相上下。劉毓雯認為自己有一種在兩岸「民族主義夾縫中的人格分裂」，也希望能繼續這樣分裂下去。 

　台灣人對中國的這種「清醒的疏離感」，自然也表現在奧運上。「北京奧運，台灣觀眾會替中國代表隊加油嗎？」很多年輕朋友聽到這個問題，首先的反應是「應該會幫日本隊吧」。 

　酷哥，今年卅歲出頭，事業有成，熱愛運動，認識不少運動選手，更關心台灣體育的發展。他參加的「台灣加油隊」，自掏腰包轉戰世界各地，構思有趣的口號與動作，幫台灣各種體育活動、有名無名的選手打氣。透過「加油」，這群年輕人以行動來愛國。他們鮮黃色的制服上，印著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以中華民國的國旗，幫來自台灣的運動選手加油，這是部份年輕一代台灣人有趣的認同與實踐。 

　談到加油的問題，酷哥說他的確很難幫中國隊吶喊，比較起來大家可能更願意幫日本隊，「至少日本人不會說要打我們吧」。「不過，」酷哥補充說，要是在西方，就有可能幫中國隊了，「畢竟西方選手看不起亞洲選手，我看過那種場面，很糟糕」。如果說「加油」表現了某種認同感，原來「認同」也是有層次之分，或者是依情境而定。 

　矛盾？分裂？其實台灣人的認同向來多元而流動。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有人在台灣讀漢文、寫漢詩，心懷祖國大陸；有人在福州、廈門，說日語，當日本浪人，欺侮「中國同胞」；有人投奔重慶、東江、金華，從事抗日工作；有人志願當皇軍日本兵，一心報國去了南洋；還有人前往滿洲國求發展，行醫、經商，甚至當了大官。當代的台灣人，陷在兩岸紅藍綠的糾葛中，未必比較單純。 

　台灣人多元異質，難道中國人就是鐵板一塊？ 

　王岳，天津人，一九七八年出生，搞電影、搞書籍出版，是個聰明有魅力的文化工作者。問她對奧運的感受，她首先回答「奧運嚴重影響我這個窮人的生活，房租、吃的用的都漲，工資不漲，收廢品還降價了」，另一個反應是「我不喜歡人多，正在找藉口到時候離開」。 

　她認為自己一直是個愛國者，看到地震（而不是奧運）讓中國人更愛國，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人跟她一樣。「我長這麽大，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大城市的中國人，如此團結一致」。對於抵制家樂福的活動，她覺得「沒什麼錯」，不過「那兩禮拜都沒怎麽看新聞，一來不清楚事實，二來覺得自己好像不沾邊」。 

中國社會逐漸多元　兩岸需要相互理解 

　對於「六四」，她有著自己的理解與感情。對於統獨、國號等複雜的政治問題，她說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們都是政客玩羅盤時的籌碼」。這樣一個普通中國人，和我們在網路上、媒體報導上見到的「中國人」，又有怎樣的同與不同？ 

　長期關注兩岸議題的文化人楊渡，對這幾年大陸思想界的動向也有他自己的觀察。「現在大陸一些知識份子的思想，不太是過去我們理解的那種民族主義，比較像是台灣在一九七O年代初，雲門舞集剛出現時，那種『自己跳自己的舞』的自覺意識」。不少知識份子希望為社會作一些事，也未必和官方論述同調，有的人從事社會調查，有的人曾經因為六四被監控，流浪到南方，慢慢在體制內找到位置，可以談「自由」、談「開放」。楊渡提醒，我們不能把中國視為同質，其實裡面有著各種各樣的面貌。 

　對於歷經廿年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歷程，社會分化而多元，政黨還兩次輪替的台灣人民來說，面對中國的「崛起」，可能需要更多的認識。在對岸那片土地上，有利用愛國情緒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商菁英；在左派與右派的陣營中，也都有批判民族主義的知識份子；當然還有我們認為是狂熱無理的、懷抱狹隘民族主義的普通老百姓。但他們也可能是看穿官方「無產階級專政」神話的下崗工人、在官商聯手「圈地」下，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面臨就業難題的青年學生，或是被資方剝削，政府又不伸出援手的普通勞動者。在他們身上，或許還能發展出不同的想法與行動。 

　彼此認識，而非硬碰硬的相互對撞，或許才是兩岸相處之道。今年的北京奧運，在現場或是電視機前的台灣人，你們會替中國選手加油嗎，為什麼？

（本文刊於《新新聞》1110期，不過目錄／網站上的作者，竟然打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