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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也意外地形塑了民主社會的假象，因為用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取代民主的運作過程本非廣告的目的，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的言論，如今早就被證明是錯誤的，資本家透過廣告將世界打造成地球村，在印度你可以看見可口可樂的巨幅廣告，在埃及你也可能看見百事可樂的廣告，我甚至在北極圈附近的冰島看見了臺灣的電腦廣告，這一切都在說明資本家才是真正的吉普賽，或者說資本家是現代的成吉思汗，只要哪裡有利潤，他們就往那裡遷徙，只要哪裡有利潤，他們就往那裡攻堅，而廣告則是他們最佳的座騎，他們乘著廣告到處去宣揚他們的理念；廣告也塑造了一座個人化的資本主義夢境，資本主義靠著廣告滋生漫延，而廣告也靠著資本主義生長茁壯，而大眾則透過廣告去尋求他們個人的夢想，夢想越是與眾不同他們越是欣喜，這是一種馬克思料想不到的「異化」，“過去追求個人化的夢想必須依賴大規模剝奪政治上的權利，但是如今在已開發國家裡，這個理想已經被達成──只不過是人們使用的是錯誤的認知(Berger 1972, p. 154)”。而這種錯誤的認知是由廣告所構成。
關於廣告意外地形塑了民主社會的假象這個觀點，當代的法國哲學家傅科（Michel Foucault）及維希留（Paul Virilio）均有深刻的頗析，從傅柯的論點來看廣告的要角－攝影，則攝影成為一種工具－一種監視大眾的工具，而傅柯的名言‘監視即是懲罰的一種’諷刺地與一般大眾所認知的攝影的初衷大異其趣，維希留則在他著名的論文The Vision Machine（視覺的機器）中對廣告攝影有著與傅科類似的見解，他認為當代的人類已經淪為諸多影像產品（例如廣告、攝影、電影等等）的奴隸，他的看法要較約翰伯格更為直接也更深入，或是說也更為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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