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是否會出現世界經濟大蕭條？

在談論全球化時，常常註意到一種貌似中立的觀點，即全球化雖然會帶來兩極分化，但卻能使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只要註意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全球化將給全世界人類都帶來好處。然而事實的發展卻不然，經貿全球化不但會造成全球財富兩極分化，加速M型社會的來臨，而且會使世界經濟衰退，甚至大蕭條，其烈度將超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在西方經濟學詞典中，沒有一個詞比競爭更好的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經濟需要。在這一視野中，供給自動產生需求，或者說供給和需求自動平衡，經濟像一架精密的機器運行良好，不會產生經濟危機。

然而事實上競爭恰恰是危機的來源。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醞釀、爆發和解決過程，都是主導產業投資過度，競爭激化，以致主導產業原材料成本上升，產品價格下跌，利潤萎縮，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釀成危機。

而隨著企業大量破產，加以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或新的市場的開發，市場重新供不應求，同業競爭緩和，經濟危機才能得以解決。

競爭的核心是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或企業爭奪同一資源，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將自動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然而，在爭奪同一資源如目標市場、待分配利潤、原材料等的競爭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換成戲劇性的口語便是“你死我活”。

因此，競爭也可以看作是戰爭的日常化，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是雙方人員傷亡和武器損失最大的時候，商業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是各方利潤大量萎縮，企業大量破產倒閉的時候。

值得註意的是，一個產業陷入危機並不意味著全局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全局經濟危機也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產業都陷入危機。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如十九世紀初期的紡織業，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鐵路，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化工，二十世紀後期的半導體和電腦、電信等，陷入危機，則常常意味著全局性的經濟危機。那些非主導的產業在某個局部地區陷入危機，例如紐約的旅館業，或東京某區的餐飲業，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可能因為投資過剩、競爭激化而陷入危機。在經濟危機時期，某些新的產業可能在悄悄生長，例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鐵路危機導致全局經濟危機時期，石油工業卻由於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潤豐厚。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競爭緩和導致經濟繁榮，而競爭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由於金融業的存在和發展，繁榮會被延長，而危機也會被加劇。在競爭緩和時期，金融業發放大量貸款，扶植新競爭者進入利潤豐厚的行業，由此帶來相關設備和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使就業增長，消費旺盛，從而給利潤豐厚的下游產業擴大市場，形成良性迴圈。隨後，由於需求增長跟不上投資擴張，到某一點良性迴圈就終止，而惡性迴圈卻開始了。企業紛紛打價格戰，降低成本，削減工資，從而縮小了市場，為爭奪縮小了的市場，只好進一步打價格戰，進一步降低成本，削減工資，直至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陷入全局性經濟危機。

二戰結束以後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是其後二十年(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經濟危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段黃金時期也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中引起廣泛註意，在中國，人們認為這是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產物。

然而，從競爭與危機的角度看，這一黃金時期無非是西方各大國經濟競爭緩和的表現。眾所周知，二戰後美國擁有世界50%的生產能力和70%以上的黃金儲備，其競爭實力遠在歐洲各國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3倍，德國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國製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6 倍，為日本的30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3-4倍，是法國的7倍。因此，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的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義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為達此目的，美國對盟國援助只用於救急，不是幫助盟國重建生產體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國際商業中的一切歧視待遇的協議”，並且在貨幣和貿易體系計劃中，美國不讓各國為平衡支付而限制貿易。最重要的是，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裡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商業野心並沒能實現。隨著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各國，隨著拆毀德、日兩國軍事工業的進程的開始，歐洲和日本國內失業工人大量增加，各國共產黨勢力迅速壯大，美國不得不更弦改張。美國統治精英終於發現，他們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歐洲和日本，因此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例如日元貶值到1美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衝擊，並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此後，由於北韓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國採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此後，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卻仍不足以平衡來自美國的進口，美國進出口仍然保持大額順差，世界經濟進入良性迴圈。

美國之所以能夠採取扶植競爭對手的作法，客觀上是由於美國工業的競爭力遠高於日本和歐洲各國。然而，由於高工資成本和低積累率，美國的優勢逐漸在喪失。1955年到1970年間，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57%，西歐主要國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約500%。1960年，美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成本約相當於西歐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國外貿順差不斷縮小，黃金儲備不斷下降。到1971年時，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為36.3%，1960年為33.7%，1965年為31.3%，1970年為30.2%，1975年為 24.5%。以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誌，美國競爭力已經衰落到與歐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冷戰需要，美國做出了重大的戰略犧牲，培養了自己的經濟競爭對手。然而，恰恰在這一段培養競爭對手的競爭緩和時期，世界經濟經歷了大繁榮。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同時便是美元貶值。從那時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從1：360曲線跌至1：120左右，與英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貶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國手中的美元儲備購買力降低，能購買的美國貨物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增強美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削弱各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並增加向美國出口的難度。同時，美國企業以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轉移生產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資比例，從而使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勢得以減輕。第三，美國迫使各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但與此同時，卻用特別301條款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

這三條措施實際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國經濟停滯膨脹的根本原因。由於採用浮動匯率制，美元貶值引發了一場匯率大戰，日元、馬克、英鎊爭相貶值，造成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同時，由於美國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各國對美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經濟增長自然放慢；美國的處境則是略有改善，貿易逆差增長放慢而己。第三，不僅美國，而且日本、歐洲各國都競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國內外需求萎縮，這是最具破壞性的。當美國將汽車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時，本國失去一個30000美元的工作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崗位。27000美元成為汽車公司的收益，該收益將用來降低車價，增加高級雇員薪水，增加企業利潤。由於工資是消費需求的來源，而利潤則是投資的來源，就世界範圍而言，需求減少了，投資卻增加了，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機會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技術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資，可以使墨西哥本國汽車業破產，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長而是萎縮。

從理論上說，如果沒有新的產業革命，隨著美、日、歐三大經濟區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滯脹將持續下去，直至各國企業大量破產，演變成世界經濟大蕭條為止。但是，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大蕭條推遲到來，那就是寅吃卯糧，赤字消費。

從雷根上臺起，美國一方面減稅以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又擴大軍備以增強內需。這一增一減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由發行高利率的國債來補償，使雷根任內美國國債大規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榮”。布希總統蕭規曹隨，繼續赤字財政。到1994時，美國政府債務即高達4.6萬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3000億美元。這還僅僅是狹義債務。如果算上由聯邦政府擔保的廣義債務，則債務數量更加驚人。政府債臺高築的同時，公司債務和個人信貸消費的數額也不斷膨脹。1980年，全美工商企業負債總額還只有1.4萬億美元，到1991年3月，已達3.5萬億美元。同期，全國居民負債總額從1.4萬億美元上升到4.1萬億美元。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各項負債繼續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不僅美國如此，日本以及歐洲各國都債臺高築。日本國債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0%，企業和居民負債也數額驚人，特別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已經達到使日本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比美、日都少，因為馬斯垂特裡條約規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60%，其代價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但歐洲企業和居民的負債卻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後期的電信投資熱潮中，銀行向電信企業發放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這些貸款只有1%能夠收回。

在發達國家債務驚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也在繼續上升。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已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危機。墨西哥、巴西、東亞、俄羅斯、土耳其、阿根廷這些被西方國家視為經濟自由化模範生的國家一個個在金融危機中倒下，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出售國家的土地、礦產、電信、鐵路等有壟斷利潤的主權性資產，緊縮財政開支，削減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早已被視為第四世界，除了饑荒、戰亂的消息，已經沒有什麼能引起外界的興趣了。1987年時，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升至10000億美元，約占第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各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被債務本息吸乾。然而到1996年時，這一債務總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增長至將近20000億美元。

如果說，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企業、居民的債務都已高得驚人的話，那麼誰是債權人呢？債權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壟斷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大財團。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是這一小撮大財團發放貸款，維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長，使本來可能於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衰退已經十分嚴重。從1987年股市大暴跌開始，美國經濟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進入衰退，企業破產倒閉的數量不斷擴大，失業率不斷上升，幾經反覆，於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現強勁回升，開始所謂九十年代的新經濟繁榮。然而美國九十年代繁榮的國際背景卻十分暗淡，歐洲低速增長，日本零增長，中南美洲、東南亞經濟危機，前蘇東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降低。在這個全球經濟互動十分密切的時代，美國經濟何以能一枝獨秀呢？難道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重新恢復了嗎？事實並非如此。伴隨著美國新經濟的是貿易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巨額逆差。貿易逆差在1999年高達3389億美元， 2001年更將高達4500億美元。與此同時，則是日本、歐洲、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流入美國。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沒有啟動國內投資，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國追逐高額利息。歐洲經濟的低增長也使歐洲金融投機家把資金註入美國。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就有 800億美元，俄羅斯經濟垮臺後大量資金也涌入美國。據估計，僅1997年金融風暴後，從東南亞地區流入美國的資金就高達8000億美元。

這就形成一個奇怪的循環，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如此惡性迴圈，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這一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從美國與中國大陸股市的班納循環分析，1929年到2010年正好歷經81年，81年是班納長周期54年的1.5倍數，2011~2014年將有長達三年以上的世界經濟大蕭條，1945年戰後的嬰兒潮，到了2010年以後亦將大量退休。由於這場大蕭條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兩次被推遲，一切可用的財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盡，其烈度將超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這回再也沒有財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