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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君臣關係探討—以齊景公與晏子為例
2008/06/19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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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由於人口的增加,諸侯國勢力崛起,周室無力控制局面,當時的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法律秩序、文化思想都出現空前的混亂,司馬遷云:「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勝数,」(太史公自序)。

社會秩序不能維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原因複雜,其一:周室單純的、小國寡民的政治制度、法律都不足以管控人口急速膨脹中的國家,何況周朝享國已数百年之久,王室及貴族長期生長在深宮,無法瞭解民間疾苦,無法因應社會變化。二:中國境內的經濟活動也起了重大變化,科技進步帶動工商業發達,商人階級形成力量影響政局,社會階級多元化複雜化,舊有的管理制度已無力應付。三:經濟發達帶動平民教育興起,百姓素質提昇,不像管理單純農民那麼容易。總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東周政權的衰弱,社會的亂像,都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但是那個時代的人當然看不透這一點,他們無論儒家或法家都把原因歸咎於「世道衰弱、邪說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他們都認為根治之道在確立社會階級等差,尤其要強化君權這一點是儒、法共同的主張。但是儒法之間對君臣關係的主張不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但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顏淵),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孔子讚美篷伯玉「君子哉篷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衛靈公)。

孟子的君臣關係的主張更為前進,孟子盡心篇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認為國君要行仁政,要倡導禮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只要行仁政就可以「仁者無敵」(寄惠王上),君王要以身作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晏篇下)。假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這跟孔子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看法相同。假如君王無道如之何呢?孟子在萬章篇下跟齊宣王有一段精彩的對話: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相對的君臣關係的主張比孔子更為大膽,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付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說法簡直是「造反有理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可謂胆大包天。孟子的主張如果君不君,為臣者非但可以走人而且君王太離譜了易反覆不聽則「去之」,甚至可以「誅之」。

法家韓非子的君臣關係主張與儒家完全不同,孫中山先生說馬克思是病理學家,其實韓非子不也是病理學家嗎?其所認知的夫婦、父子、君臣關係全係病態關係並非一般正常關係,而舉出的案例全係以偏概全的特殊案例,韓非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如:韓非子:「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韓非子不但否定任何仁義道德的功能,而且全面否定各種人倫之情,韓非子曰:「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六反)「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誰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因於為己也」(外儲說左上)父母、子女之間常懷「計算之心」,「慮其後便,計之長利」,至於親情「孝子親愛,百數一也」(難二),至於夫妻之間「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疑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備內)父子、夫婦至親之間尚且如此,君臣之間關係更無情義可言,韓非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其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減。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召外事以眩主,茍成其私立,不顧國患。」(內儲說下)

「君臣之際,非父母之親也,計算之所出」(難一)

「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人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飾邪)

韓非子認為君臣之間不但沒有情義,不但是以利結合,而且為臣者「害身以利國弗為也」,非但如此,韓非子常用「畜臣」的「畜」字,說明了君臣之間非但無義而且君王對臣子要像畜生一樣豢養,也就是說為君者不必把臣子當「人」看。君臣關係本質如此,君臣之間「一日百戰」(楊搉),互相算計怎麼辦呢?韓非子認為只有用法、用勢、用術來駕御臣下、控制臣下、利誘臣下,讓臣下伏首聽命,不敢心懷不軌。

韓非子的御臣之術的精華除了德刑之外最重防患未然,以及用術用勢,防患未然在內儲說下要君王注意「六微」,「微」是暗中查訪的意思,六微的內容:一是「權借在下」,就是大權旁落。二是「利異外借」,意謂君臣利害不同,臣常狹外自重。三是「託於似類」,即人臣假託類似的事情,以欺騙君主,成就己私。四是「利害有反」,即同一件事,有人獲利,有人受害。若只見其害而未見其利,則其利必定被人私吞。五是「參疑內爭」,即宮內嫡庶匹敵,人臣顯貴相當,必定引起內憂。六是「敵國廢置」,即敵國運用智計,操縱君主的用捨大權,使對彼有利。韓非子在八姦篇中提出防止八姦的方法,一防「用牀」:與女人在床第之間接受關說,二防「在旁」:防左右近侍優笑等下人多嘴,三防「父兄」:即防親人干政,四防「養殃」:慎察臣子貢品來源不讓臣子投己所好,五防「民萌」:親自處理對人民的恩惠不讓百姓對臣下感恩,六防「流行」:防大臣操控輿論,破壞君主聲望,七防「威強」:防止人臣養俠客威脅人民,八防「四方」:防止人臣勾接外國。

防患臣子作亂之外,管控臣下要用術,術者:心機權謀也。韓非子對法的定義是「法者:編著之國籍、沒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難三)這完全是成文法的觀念。但是術的定義是「術者:藏之胷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用術的方法在內儲說上的七術,內儲說下的六微等簡直集世界政治權謀詐術之大成。但是假如這些方法都無效的時候怎麼辦呢?韓非子的主張:

「賞之、輿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賞罰都無效乾脆幹掉,這簡直是恐怖主義。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滾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洙,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栗,千古以來受人尊重,而韓非子卻認為他們「不畏重誅、不利重賞」是無益之臣。照韓非子的標準只有帝王鷹爪才是有用之臣,但是有能力的人究竟有幾人甘心不問是非的作帝王鷹爪呢?韓非子理論最大的矛盾是法、術,勢的特性是衝突的、互相矛盾的,成文法的精神是法律建立統一的標準大家(包括執法者)都尊守這個標準,所以法要「編著之國籍、沒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故法莫如顯。」但是術、勢都是破壞標準的,術是「藏之胷中…。」而勢是「人主之筋力也。」術既是藏之胸中,讓別人高深莫測;勢既是人主之筋力,以勢服人,何必講理,而必言法。法、術、勢是三種不同的東西,合而為一結果甚麼都不是。其理論是建立在一、人主皆是英主,不會用術、用勢為非作歹為害百姓。二、君王法術勢的理論、手段只準君王運用,不準臣子學步,可是事實上這兩種假設都是錯的,歷史証明每個朝代的法律都是被皇帝破壞的,皇帝不守法而要臣子百姓守法是不可能的事,韓非子對當時許多社會政治的亂象看的很清楚,觀察的很深入,但是提出的藥方卻是會讓病情加速惡化,撇開韓非子理論的矛盾不說,就歷史發展的例証看來,無論一個國家的社會面臨危機生存之秋,或者在長期動亂之後,要力挽狂瀾、或者撥亂反正、或者走向富強盛世都要靠君臣合諧、上下一心,也就是政局會出現儒家所謂的「君待臣以理、臣事君以忠」。

法家對人際關係的理論是錯的,韓非子列舉了父子、母女、夫婦之間尚且有矛盾,而君臣之間無父子之親,當然爾虞我詐,互相算計更是常理,韓非子認為世界上一切「情」都是虛假的,都是靠不住的,骨子理都是算計,都是利害,韓非子並舉出一大堆歷史證據,韓非子的理論是建立在錯誤的大前提之下引申出的錯誤推論,其思考的盲點是以特例解釋整體現象,不可否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矛盾、衝突在特殊的職業、特殊的環境是會有的,但這是一種特殊情況,對一般大眾而言,父子親情、夫婦恩愛是維持社會和諧的主要力量,君臣之間能長期合作無間也須要互相敬重,而為臣的態度也應該像孔孟的標準,是相對的君臣觀,即便是一味的奉承、拍馬、甚至逢君之惡,一方面處處算計,處處設防,一方面用心治理國事是不可能的,況且韓非子的南面之術,長篇大論著書立說,韓非子的文章不可能只給君王看不給臣下讀,為君者固然可以接受韓非子的理論,運用韓非子的招術以御臣下,但是為臣者讀了韓非子的理論瞭解了韓非子的帝王術,難道不能從中得到靈感思考破解之道嗎?如果君臣都熟讀韓非子的理論,終日互思暗算之術、攻防之法、破解之道,那才會真的變成君臣之間一日百戰,那豈是富國強兵之道。

晏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政治家,生於齊頃公十年(一說十四年),卒於景公四十八年,比孔子大三十多歲,晏子相齊景公長達四十餘年,齊國因而復興。晏子雖然反對儒家的理論,晏子批評孔子「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晏子春秋外篇下第一章),但是在君臣關係上晏子與儒家的看法頗為接近,晏子也主張相對的君臣關係

「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內篇諫上第七章)

「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富貴,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內篇雜上第一),在莊公被崔杼殺死以後,他的態度與管仲之不報私仇頗為類似。

「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內篇雜上第二章)公開反對為君而死。他認為,「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茍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內篇問上第十四章)。

作為臣子之道,晏子主張:「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內篇上第二),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正因為晏子的君臣觀,所以晏子對齊景公一貫犯顏直諫,多次給景公難堪,勸景公戒酒、勸景公遠佞臣、勸景公勿因細故而殺人、勸景公勿沉溺聲色、勸景公節用愛民、勸景公不要迷信,整部晏子春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章節都是晏子勸諫景公的記載,景公對晏子的建言也多能虛心接受,景公對晏子也始終禮遇,對晏子的犯顏、逆鱗,最多也是「不說」(不悅)而已,齊國再度強大了,擁有千輛兵車。比齊恒公時代並不多讓,景公對晏子非但言聽計從,而且也感念晏子對齊國的功勞,一再賞賜晏子,晏子也一再拒絕,君臣之間如非十分相得豈能合作無間數十年之久,晏子長壽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齊景公聽到晏子死了,當時景公正在山東菑川,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景公的悲痛在晏子春秋中有十分動人的描述:「景公游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靻驅之。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遫,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了,景公聞之心急如焚,如喪親人,景公要去見晏子最後一面,嫌馬跑得太慢,跳下車跑步,結果發覺沒有馬跑得快,於是又上車催馬………前後上下馬四次,看到晏子伏屍痛哭:『老天爺呀!晏子不分晝夜,毫無保留的責怪我的過錯,我尚且不知收斂,老百姓都在怨我。老天爺降禍齊國,不懲罰我而罰晏子,老天無眼呀!齊國社稷不保,老百姓將來怎麼辦呢?』,兩千多年前君臣情誼的場景,至今讀之猶令人唏噓,令人泣下。

君臣關係以景公與晏子為例,可以證明韓非子之非,除了景公與晏子,那一個強盛的世代,不是君臣一心?齊桓公之與管仲,劉邦之與漢初三傑,劉備之與孔明,李世民之與魏徵,符堅之與王猛……等等,君臣之間爾虞我詐一日百戰豈是常態?而法家的南面之術可以讓國家富強者未之聞也,晏子與景公的故事是最好的例証。

全站分類:創作 其他
自訂分類: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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