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勞作！」──伊莉莎白‧碧許訪談錄
2006/11/23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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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黃昏陰雲如晦，伊莉莎白‧碧許（Elizabeth Bishop）一身便服──穿著一件哈佛大學的運動衫──起身歡迎面談者登門造訪；當被問及客廳牆上那面精雕細刻的鍍金鏡子的來歷時，她的回答顯得彬彬有禮，舉止得體。是的，這是威尼斯的產物，上面雕刻著皮膚黝黑的威尼斯人，但為她所有卻是在里約熱內盧的拍賣會上。訪問者預感到，這次訪談將迥異於之前與他鍾愛的任何一位詩人的對話，於是他將小答錄機放在沙發前的矮茶几上，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令他頗感驚訝的是，沙發後的整面牆上已為書籍所填滿。他們之間很快就有了笑聲。美好的回憶──碧許想起她認識並偏愛的某個人，他的怪癖和放縱的言行──使她放聲大笑起來。她的笑是短暫、尖利而詭異的，無法用文字來形容。
斯塔貝克（下簡稱斯）：我做過一點研究。我翻閱了你接受時代生活出版社（Time-Life Books）之邀所作的遊記，也有地理方面的著作。你以明快的筆法、條理清晰地敍述了一個個巴西歷史中的傳奇故事。
碧許（下簡稱碧）：我不太記得那本書了；更確切的說法是，我不認為那是我的得意之作。那本書經過了時代生活出版社的編輯，他們的改動近乎隨意。我選圖片的標準和他們不同，我想用得更多一些。其中收錄了堂‧帕德羅（Dom Pedro，巴西最後一位國王）和他的隨從官員在尼亞加拉瀑布前的合影嗎？確實，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照片記錄了他們的行程軌跡。但我認為那一張真是一次絕妙的諷刺。他的腳步幾乎遍佈了這個國家。而在巴西，他反而從未到過伊瓜蘇瀑布（Falls of Iguassu），那要比尼亞加拉瀑布大上多少？大上10倍呢……那是1876年，他去費城參加建城百年紀念的事了。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Bell）和他的電話也出現在那兒；貝爾是個年輕的小夥子，他的發明在當時根本不可能被廣泛應用。但堂‧帕德羅為他在派特羅波利斯（Petropolis，位於里約熱內盧市北面，地處奧爾加奧斯山區海拔813公尺的山谷。）的夏宮訂購了多部電話機。他又覺得宮廷中的妃子們可能還不滿足，於是就給她們每一個人帶回了一台辛格牌縫紉機──但實際上她們並不喜歡。你在那本寫巴西的書中有沒有讀到亨利‧朗費羅（Henry W. Longfellow）是怎麼在劍橋為他辦宴會的事？
斯：對，我記得這一段，但堂‧帕德羅喜歡的詩人其實是約翰‧惠蒂埃（John G. Whittier, 1807-1892），他還把他的作品翻成了葡萄牙語。
碧：我查閱過那些譯文。剛開始我認為他翻譯的應該是惠蒂埃批判奴隸制的詩歌，因為堂‧帕德羅堅決反對奴隸制。（奴隸制在巴西直到1888年才遭到廢除。）但情況恰恰相反，被翻成葡萄牙文的是那些描寫飛鳥的風景詩。
在朗費羅的晚宴上，惠蒂埃顯得很害羞，6英尺多高、健碩而英俊的堂‧帕德羅兩次試圖給他以巴西人的吻，可憐的惠蒂埃給嚇壞了。
斯：你接受指定的寫作任務，像時代生活出版社，而又使它完全呈現為你自己的風格。（碧：並不全聽我的，說2/3可能差不多。）你似乎總是急於講述那些故事。你在以翻譯的方式寫作。我發現了一些秘密。如果我沒有在目錄上稍作停留，而是直接翻看《地理學Ⅲ》，那麼我就會直接閱讀詩作《約瑟夫‧康奈爾》，而不會意識到，這其實是翻譯自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的作品。
碧：在西班牙語中，這首詩讓人驚歎不已。
斯：在英語中亦然！那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正在讀的是你關於康奈爾的詩作。保爾‧卡洛爾（Paul Carroll）有一首傑出的作品，寫的是康奈爾的「美第奇牌自動售貨機」。那時，我想，「伊莉莎白‧碧許寫的康奈爾，比它還要出色」，然後我翻到最後一頁，去看原文。
碧：你說的很對。當然，我也考慮過應該把奧克塔維奧‧帕斯的名字放在這首詩的開頭，一開始我確實是這麼做的，但看起來並不合適。有標題，然後有題獻詞，再把它放在標題底下似乎有累贅之感，故此我決定把它放在書的末尾。
斯：確實，你寫下了許多以繪畫之類為對象的優秀詩篇。《地理學Ⅲ》中有一首描寫目光接觸到繪畫上那一刹那時的感受的作品此前已經被人述及，但還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
碧：在我的第一本著作裡有一首詩名為《大而無當的畫》，那同樣是我叔祖父的作品，大概是他14歲時畫的吧。他們家住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一貧如洗，他只得到海上去當船上的服務生。之後他畫過3、4幅尺寸較大的油畫，追憶遙遠的北方，懷念美女島，如此等等。我熱愛這些畫，盡管在藝術上它們並不成功。我的一位姑媽買下了其中的幾幅。我試圖讓她出售給我，但沒有如願。此後，叔祖父喬治去了英格蘭，在那裡他成了一位相當著名的「古典派」畫家。我想應該是在1905年，他回到新斯科舍省度夏，順便看望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這一時期他創作了一大批的素描，為我的姑媽和母親和其他人上了「藝術啟蒙課」。我終於還是從祖母那裡繼承了一幅很小的素描（其大小相當於一張舊版的美鈔），我在一首詩中描寫過它。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寫過一篇探討這首詩的論文，極為精彩。你用這台答錄機錄音樂、錄詩歌朗誦，是做這樣的事嗎？
斯：這只是我第二次用它。
碧：在巴西的時候，我嘗試著將一些信函錄到卡帶中去，但後來我放棄這麼做了。
斯：我還聽說過有人試圖在卡帶上書寫。理查‧霍華德（Richard Howard）訓練自己使用答錄機，使自己能轉向卡帶工作。他正在錄戴高樂的論文集和新小說的全集。一部接一部地錄，為了謀生。他說他在訓練自己熟悉整個工作的流程，先要通讀兩遍，頂多三遍，然後用法語和英語錄音，最後由一名打字員轉錄，快速複製一遍。
碧：我對他的工作方式一無所知。他錄了多少？127本小說？我翻譯過一本巴西人的著作，很厚，是一個女孩的日記。其中可能錯誤連篇，因為那是我的處女作之一。那時我剛開始閱讀，試著在學葡萄牙語。有人建議我做點翻譯，於是我就做了。真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開始的時候，我把它們寫在一本大開本的筆記簿上，但譯到1/3的時候，我終於理解了女孩的風格，或者說是我認為我理解了。隨後我開始直接在打字機上翻譯其餘的部分。就這樣，這部書耗費了我大概3年的時間。我相信某些人能夠直接在打字機上寫詩，據我所知，威廉斯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斯：有些詩人寫詩是如此輕鬆，會讓你心生恐懼。我有個鄰居，大概40年前在波士頓的麻塞諸塞州立常規醫院工作的時候還是一名非常年輕的護士。有一次她告訴我一件事，問我是否聽說過她怪異的上司。他是個神秘的醫生，過去常常叫她把他那些潦草地寫在處方單背面、衛生紙以及其他東西上的詩歌在打字機上打成定稿。於是她不得不遠離辦公大樓，躲進一間盥洗室，坐在馬桶上，就在那麼個地方處理這些詩歌。把打字機放在她的膝蓋上，把手稿轉錄一遍。
碧：他是……？
斯：沒錯，他就是梅麗爾‧摩爾（Merrill Moore）。過去他常常在駕車外出的時候，將十四行詩錄口述進電話答錄機。我的意思是他寫過10萬首詩，最後的總數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吧？
碧：當她拿到它們的時候，她愛讀那些詩嗎？那些十四行詩？
斯：她不知道。她不能確定。我不知道你是怎麼能直接在打字機上做詩歌翻譯的。你似乎已經洞悉了巴西人的秘密，從而能夠以早期英國民謠風格完美地寫下那樣一首詩：《靈魂的兄弟！靈魂的兄弟！》。
碧：哦，對。那首「民謠」只不過是一部聖誕長劇中的一小部分。我對它做了刪節。我的翻譯水平有限，我也從不接受翻譯方面的約稿，但偶爾，似乎總有一些文字要從我這裡變成英文。那本書中有一首詩《家庭中的旅行》（原作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里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我自認為就譯得很不錯，格律也正確無誤。什麼也沒有變動，甚至是詞的次序。當然，詞序要顯得自然，一般總要做一些調整，但這次是例外。我曾致信安德里德先生，詢問他是否可以重複一個詞，以取代他原有的詩行，他回信說可以，說這是個好法子。葡萄牙語有與英語完全不同的韻律體系，很像法語。但有時候，一首詩也確實能夠變成英文。
斯：我對你的一首詩充滿好奇，你對它的駕馭顯得輕鬆自如。談談《麋鹿》吧。
碧：我著手寫作這首詩大概是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我討厭說多少多少年之前。我寫這首詩是因為麋鹿的故事，那是真實的事；最終，詩歌也正是圍繞著它而展開的。
斯：關於這首詩，有幾種看法認為還有其他的動機或主題：夢幻般的對話，有沒有將你帶回到祖母在你枕邊講故事的時候？
碧：對，沒錯。我一直都有那種體驗。我已經將它寫進了我關於旅行的劄記中了。我想你肯定會在飛機、火車或是巴士上碰到這種情況的。你知道自己累壞了，在半夢半醒之間。既然這首詩給你這樣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對話有很重的新斯科舍省口音，陌生而又熟悉，雖然我並沒有寫下多少他們談話的內容。但與麋鹿真的是巧遇。一個朋友寫信告訴我碰上雄鹿的事，和我的差不多。麋鹿的舉動和我那次碰到的一模一樣，就是把汽車整個聞了個遍。但那一次，他沒有像我那樣讓它消失在路的盡頭，他還驅車追出去有一哩遠之多呢。
斯：你顯然很喜歡去了解確切的地理學知識，並以此來解析事物。你的文字準確、恰到好處，特別是細節的藝術，請允許我可能會讓你困窘：我非常佩服你詩歌中、道德上的那份冷靜。
碧：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你說的……
斯：好吧，好吧。但這本書最後的那首晨歌《五段樓梯》卻很特別。你毫不費力地就使「沉悶」的早晨成為我們的原罪：因我們擁有過去的歲月、擁有時間循環的知識而倍感沮喪──（「昨天使今天醒來，不費吹灰之力！/而我發現，昨天之重幾乎無力提起。」）
碧：對，似乎很少有人喜歡那首詩。
斯：我被它深深吸引。
碧：每個人肯定都有這種經驗。你知道的，對於我的第一本書，一位我很欽佩的朋友當面指出：「可是你的詩裡一點都沒有哲學。」而真正的城市居民則對詩中連篇累牘的「自然風物」厭煩透頂。
斯：我猜克盧梭是城市裡的孩子。他是這樣調皮，和你為這座小島借來的植物和動物保持著一致。（《克盧梭在英格蘭》，見《地理學Ⅲ》）
碧：它是幾座島嶼結合在一起的產物。
斯：也是故意將幾個時代混合在一起的產物──就像華滋華斯所做的那樣。
碧：《紐約客》雜誌寄給我校樣時，編輯在那一行詩的旁邊寫著：「時代搞錯了」，我想在這首詩的別處大概也有。我告訴他們那是我有意為之，是我的虛構，但遲鈍的蝸牛，遲鈍的藍蝸牛卻是真實存在的。
斯：在他所在的胡安‧法蘭德茲島（Juan Fernandez又譯為費爾南德斯，南太平洋上小島群。位於智利瓦爾帕萊索地區以西約650公里。）上也有那種蝸牛嗎？
碧：也許吧──不過我第一次看到它們是在佛羅里達的萬里群島上。多年之前，我曾經划著獨木舟到那兒旅行，看到過藍色的蝸牛。它們是樹蝸牛，我可能還抓了幾隻。它們太脆弱了，一不小心就被我捏碎了。它們在島上到處都是，真是種奇異的動物。
斯：克盧梭是島上的亞當，而你則以「萬物中的代表：一種樹蝸牛……一種樹……一種漿果」創造了一座令人目瞪口呆的小型伊甸園。
碧：溪流的原型其實在佛羅里達，我們過去常能見到。雖然你是了解我的，但我還是犯了錯誤。我遭到了批評。在牙科診所，我在《國家地理》上讀到關於這首詩的文章就差不多有7篇之多？
斯：「你是一個我/你是一個伊莉莎白/你是她們中的一員。」
碧：對，那是其中一篇。這首詩中的一些錯誤，我原本以為沒人會注意。卻不料每一個都被他們找了出來。我的記憶對1918年兩本《地理學》雜誌的刊號有偏差。在尚未讀到他們的文章之前，我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查過資料。在2月號中有一篇文章《一萬道煙柱的山谷》，是寫阿拉斯加的，我記得不錯。然而，關於非洲的卻是在下一期，在3月號上發表的。當我把詩作寄給《紐約客》雜誌時，我寫信給霍華德‧摩斯（Howard Moss），說我必須承認這是個小錯誤。對此，雜誌的態度是寬容的，並對我說這沒關係。但之後，兩位讀者發現了這個錯誤。他們就去把它更正了過來！我應該加一個注腳就好了。
碧：他給過我一本。我讀到《進入聖瓊斯的納羅斯海峽》這首詩時發現，他在注解中將納羅斯海峽（The Narrows）說成是加勒比海上的島嶼，而其實那是紐芬蘭島（Island of Newfoundland）的聖-瓊斯（St. John's）。
碧：你說的對極了。
斯：是為他的目的服務的，但現在則是一個發現真正的奇蹟的時代。可能是為了獲得最佳的狀態，柯爾律治才去找尋那些書的。
碧：他們懂什麼？在寫作時，可能要把成百上千件事綜合在一起才能創造出一首詩，從來也沒有人能夠將它們分離，說這是這，那是那。
斯：寫作克盧梭的那首詩受到了什麼的啟發？
碧：我不清楚。我重讀了《魯賓遜漂流記》，我發現這本書真是讓人感到敬畏，而我之前居然一點都沒有這種感覺。我並沒有花時間來細讀這本書。然後我記起了我在阿魯巴島（Aruba，位於加勒比海南部小安的列斯群島的最西端）的旅行──很早以前它就已建成為「度假區」。我穿越了整座島嶼，確實，那裡到處都是火山。
斯：我不記得《魯賓遜漂流記》的結局是怎麼樣的了。這首詩是這本小說的濃縮版嗎？
碧：哦，不。我記不清當時確切的細節。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重讀這本書，我忽略了這部小說的道德立場，它的基督教傾向。因此，我認為我當時的寫作是想重新解讀這個故事，在思想上並沒有受到原作多大的影響。
斯：你年輕的時候，是什麼促使你選擇成為一名詩人？
碧：我12歲的時候參加夏令營，有人給了我一本詩集，是哈里特‧門羅（Harriet Monroe）的第一本詩集，使我印象深刻。此前我從未讀到過像這樣的詩。我讀過艾米麗‧狄金森（Emily Dickenson，美國詩人）早期的詩歌，我並不太喜歡她。我姑媽那裡有勃朗寧、勃朗寧夫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戈爾茲比（Ingoldsby）等人的傳記。
斯：但之後，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旅行，並且對自己說：「在與我同時代而又走在我前面的詩人中，我將不得不接受誰的指引？」
碧：我想我從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不過奧登可能是這樣一位詩人。在我讀大學的時候，奧登出版了他最初的幾本詩集。我和幾個朋友對他很感興趣。他的第一本書給我極大的震撼。
斯：我在你的早期作品中並沒有看到多少奧登的影子。事實上，使我感到吃驚的是，我發覺你最接近奧登早期風格的其實是你的一首新作，在這本新詩集中有一首《12點鐘的新聞》。
碧：對，那是我新寫的。我不認為我當時是想模仿他的風格，因為每個人都在學他。
斯：有一首《在邊境上》好像是在10年之後突然冒出來了。有一些詩句可以在其中找到。
碧：的確，那首詩《12點鐘的新聞》是我多年之前寫的那首詩的另一個版本。我想大概是韻律上有些分別。是的，我曾經想把那首詩寫完，但最終還是放棄了。我寫的第一版與越南或者其他任何特殊的戰爭毫無瓜葛，那只是幻想的產物。這是一種依靠事物與你相遇獲得靈感的寫作方式。我早期寫過一首詩，一首長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在繼續，這首《公雞》或多或少是關於戰爭的，大部分寫於佛羅里達州。大概一年前，許多朋友請我去朗誦這首作品，我突然意識到它聽上去很像女權主義者的宣傳詩，一點都聽不到最初創作它時外部環境的影響。所以你永遠也不會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事物對你而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斯：真有意思。讓我看一看，能否在這本書中找到它──在這兒：
在那藍色的薄霧中，
它們瑟瑟發抖的妻子在讚美
公雞，它們冷酷地站著，以麻木的眼神
冷冷地旁觀；同時，
從它們的喙那兒升起
不受約束、代代相傳的啼鳴。
恐怕這幾句詩已經成了女權主義者的標語了吧。你將永遠無法脫離女權主義的標籤。順便說一句，我聽說你的《加油站》一詩被印成了女權主義的傳單。
碧：真的？
斯：以一種近乎糟糕的方式，其製作者是莫娜‧凡‧杜恩（Mona Van Duyn）。在布萊德‧洛夫（Bread Loaf）講座上，她以詩歌朗誦來代替演講，每一首詩都出自8位美國婦女的手筆，詩與詩之間還穿插著幾句話。其中有兩三首詩似乎是用來示威的，因為太傳單化了而沒有朗誦。羅賓‧摩根（Robin Morgan）的詩……
碧：哦，天哪，真是的。
斯：在那種語境中，你的詩看來是完全被曲解了，變成了一篇論述「婦女關係」的論文。
碧：但這首詩裡根本就沒有女人。
斯：但是有罐子啊，花朵啊……
碧：是的，還有針織的台布。
斯：女人儘管沒有「出現」，但顯然是這首詩的中心主題。
碧：而事實是我從未考慮過女性。我知道你們那兒的男人……
斯：證據是明擺著的。
碧：我從未……這難道不奇怪嗎？顯然，無論是誰織了那玩意兒，我都不會同情她！那種說法不是很奇怪嗎？
斯：好吧，那你認為哪一首是你女權主義的宣言？
碧：任何一句都不是。現在想來，《公雞》的第一段也許可以算吧。但我真的從未以那種方式來思考詩歌。宣言詩歌……
斯：回到大學的話題怎麼樣？
碧：那是些令人沮喪的日子，詩歌是抑鬱的結果。我上大學的時候很多人加入了共產黨，或者將要成為共產黨員。我只是很自然地成了他們的反面。因此，我站在了T‧S‧艾略特的一邊。我從未給女權主義運動傳輸過思想，直到……
斯：由於一個男人──奧登──的影響，你開始找尋那些對你來說很重要的詩人。
碧：在我12或13歲時我拿到了那本詩集，我想應該是序言中哈里特‧門羅談論到的霍普金斯對我影響很大。當時她引用了一首詩的不完整的片斷，什麼「衣衫襤褸的－破衣爛衫的－亂七八糟的」等等。我為那些詩行深深的著迷，然後在1927或1928年，我上學的時候，劍橋第二版的霍普金斯詩集出版了，一個朋友送了我一本。有一段時間，我寫下了一些非常拙劣的模仿之作，後來都被我銷毀了──我希望全都銷毀了。
斯：當時有沒有注意到哪一位女詩人對你影響很大？
碧：沒有，我從前不會因性別來劃分詩人，今後我也不會。有一件事我必須澄清一下。我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發表作品，即使在那時，或者在其後的幾年裡，凡是女性詩選，或女性的期刊雜誌向我約稿，我一概辭謝不納。我沒有很認真地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將男女分離、對立起來看，很大程度上是走向了誤區。我想這種想法源於女權主義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還要極端。
斯：我在詩歌創作班任教時，曾經親眼目睹性別主義事件的發生。碰巧有幾個年輕的女詩人，對，她們正在有系統地進行實驗，試圖給她們自己找一個安身之處，也為她們在女詩人中找到一席之地。阿德里安娜‧里奇說她曾去過那個地方，只是因為生活設施的簡陋、報酬的微薄以及其他各種困難，她不想在那兒浪費時間，但她認為男女學生在班級中應該是平等的。
碧：真的？
斯：真的。應該承認婦女的地位，顯然婦女應該受到保護；應該著手公開的宣傳，深入地、積極地參與到女權主義運動中去。
碧：在學校的時候我從不覺得男女學生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什麼衝突。差不多沒有。可能也有那麼一兩次，是和一個男孩。也許是我不理解他的行為，抑或是因為我們班的同學太重視禮儀了。我們班的學生相互之間幾乎都很有教養，甚至可以說是優雅；他們似乎都把對方都看成為她們的朋友，是和她們一樣的、平等的個體……她們之間很少爭執。在那裡度過的兩個學期，我所面對的都是非常優秀的班級。我為畢業前一晚的班級寫過一首《聚會》，我想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也許我應該去看看她們現在都什麼樣了……
斯：你對文學創作班都持一種贊成的態度嗎？
碧：不，我一直反對開設這樣的班！我勸告學生們應該多學一點拉丁語，拉丁語或者是希臘語，對寫作會大有裨益。我有種直覺，如果一位偉大的詩人現在在波士頓大學或哈佛大學求學，他/她很可能躲在某處寫詩，而根本不會去參加創作班。然而，我也有幾個學生寫得很不錯（我認為有兩三個人是「天才」，還有幾個也可以說是才華橫溢）。我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學生們在畢業之後，在他們之後的生活中仍能繼續閱讀詩歌。你能教他們什麼？詩歌真的能教授嗎？ 我是個老女人，可能會成為他們的朋友。我給他們佈置作業。我發現很難不讓他們重寫詩歌或散文。我試圖不對他們說：「這是你應該寫的嗎」，但有時我控制不住 自己。
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碧：唔，他們有時同意我的觀點──一般來說，他們總是溫順地聽從我的意見！
斯：這樣做為什麼好像是很危險的，我們差不多要被禁止這樣做呢？我知道這樣做的必要性，我支持你的做法。去看看畫家們吧。我第一次走進美術創作班，看到教授手裡拿著一支畫筆、一把調色刀繞著學生們轉時，我很吃驚。
碧：僅僅為了修改線條？
斯：是啊，學生們先在畫架上畫，然後由他來修改。
碧：幾年前，有個學生水平低劣。他很聰明，但並沒有顯示出太多的天分。我給他佈置作業，很嚴格。當我們大聲地朗誦自己的成果時，我強壓怒火，我說「好吧，畢竟我不奢望你成為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這份作業真是讓我難以忍受。」他很生氣，說：「你不應該那麼說！任何一份作業都不僅僅是作業，它是一首詩！」是啊，現在我認為他說得沒錯，錯的是我。另外，關於「女權主義」以及婦女解放的問題。我想我的朋友們，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在女校裡學習（但我們並不能代表所有的作家）。一個人在年幼的時候受到了太多的「壓制」，以至於如果他智力正常，並且如果他並不缺乏幽默感，那麼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會認同一種堅定的反諷立場。你一直在試圖習慣，因此你甚至意識不到「壓制」。在我寫作的大部分時間裡，評論對我總是青睞有加。但在文末他們經常會說：「這是這十年中、或者說今年、這個月最優秀的女性詩歌。」好吧，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嗎？你知道嗎？你已經習慣了這樣來看待一首詩，甚至期待著這樣一首詩的出現，以此為樂。當然，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會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優秀女詩人。我讀過維吉尼亞‧伍爾芙的信件，你讀過嗎？
碧：哦？
斯：是羅徹斯特大學的圖書館刊印的。
碧：噢，我也有。安東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寄給我的。但那並不特別出色。當然，我不否認它們很吸引人。和她通信的那個女子──希爾德加德‧沃森（Hildegarde Watson）──最近去世了，她可能是她最親密的朋友。但這些信中的大多數都是像穿什麼衣服之類的閒聊。我有她的信，不少，其中有幾封──特別別是漫談式的、個人化的、談論文學的幾封──相當精彩。講故事、旁徵博引、描寫細膩，那本小冊子很有趣，但我相信她還有比這更出色的書信。
斯：你現在還在讀伍爾芙嗎？
碧：我在讀《伍爾芙全集》第二卷，要比第一卷有趣的多。我個人認為第一卷讓人厭煩透頂。但那是在她和她的丈夫伍爾芙創辦荷加斯出版社的地方寫的。你可以看到她是怎麼形成她的偏見。她並沒有太多的抱怨，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當她寫《三個幾尼》──她的第一本女權主義著作──的時候，她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在評論中，她有好多次想要傾訴她的不幸……你知道她能得到的只是磨難。你讀過《三個幾尼》嗎？不可思議的小冊子。我記得這本書就在這兒 （我需要一名圖書管理員）。書櫥底下這塊地方應該放的是地理和旅遊方面的書籍……噢，這兒有一本伍爾芙的書，可惜不是《三個幾尼》。我已經好多年沒有讀這些書了。（茶几上有耶誕節的糖棍。）薄荷棒。你知道我們過去常用薄荷棒做什麼嗎？把它插進檸檬裡，用它來吸檸檬汁。哦，我想我這輩子總是迷迷糊糊的。開始的時候我學的是音樂，音樂是我的主修課。但不知何故，我碰上了困難。我喜歡音樂，但是我放棄了，浪費了大量的時間。接著我又學了一段時間的希臘語，確實，在語言方面我不太擅長。之後，當我畢業的時候，我覺得我該去學醫。在當時，我就得多學一年化學和德語，而之前我已經放棄學德語了。事實上，我還向康奈爾醫學院諮詢過。但當時我已經發表了幾首作品，朋友們──部分是因為瑪麗安‧莫爾──阻止了我──不僅僅是阻止了我。
斯：你曾向《日晷》雜誌投過稿嗎？
碧：《日晷》已經停刊了。有其他的雜誌……
斯：那為了阻止你進醫學院求學，莫爾小姐是怎麼找到你的？
碧：哦，我認識她。關於這段往事我已經寫了一點文字，我希望不久能夠完成：我是如何透過學院裡的圖書館員，透過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與她相識的。那時我剛在雜誌和詩選上讀到了她的幾首詩，我想我朋友的母親是第一個對我談起她的人。但瓦薩女子學校的圖書館裡沒有她的詩集《觀察》。我問圖書館員圖書館裡為什麼沒有《觀察》。她說「你對她的詩歌感興趣嗎？」（她把聲音放得很低，我都快聽不見了。）我說：「是的，非常喜歡。」她說：「她還是個小毛孩子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你想和她見面嗎？」難以想像！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試圖與我崇拜的某個人碰上一面，但只有這次能如願以償。圖書館員自己有一本《觀察》，並把它借給了我，但她顯然沒有考慮得很周詳，因為她忘了給瓦薩女子學校的圖書館訂購上那麼一冊。她的那本書裡夾了很多剪報，大部分是些令人不快的評論。於是我去紐約和莫爾小姐見面。之後我發現，還有別的瓦薩女子學校的女學生在那幾年裡因閱讀《觀察》而被開除，莫爾小姐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狀況。不知何故，我們相見甚歡。我們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閱覽室外右側的長凳上會面了。這是一個約會的安全地帶，因為她可以迅速地擺脫訪問者的糾纏。但是事情發生了轉機 ──算我走運 ──因為我提議兩週後我來紐約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看馬戲。當時我不知道，當然，那也是她的嗜好。她每年至少都要去一次。於是我們就一起去看馬戲了。
斯：那當她得知你正在認真考慮到醫學院學習四年的時候，她說了些什麼呢？
碧：事實上，我沒有告訴她我開始寫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甚至以後我也沒告訴她。我猜她是在我畢業的時候才知道的。儘管如此──我覺得這真是有點奇怪 ──我們互相以小姐相稱，大概持續了三年之久。我非常崇拜她，當然，現在依然如此。她寫過一篇評論華萊士‧史蒂文斯的文章，我想應該沒有再版過。我去那兒（布魯克林）看過，我從後門而入（電梯停了）。後門中，有兩隻原本裝土豆的筐──可裝一蒲式耳──裝滿了紙。這些都是她這篇短論最初的草稿。可見她是在多麼辛苦地寫作。她有一本寫字本，在她做洗碗、掃地之類家務的時候，她就把它帶在身邊，隨時隨地繼續創作。現在她所有的手稿（差不多是全部吧）都被收藏進了費城的貝爾格博物館。那地方已經擁有了莫爾的一切，事實上，他們重新改造了她在紐約的客廳和臥室。她的故居開放後我去過那兒，發現如今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然而手稿的展覽是讓人驚喜的。如果你想要看看真正勞作的範例，那麼去研究她的手稿吧。她有一首詩寫的是著名的賽馬「傻瓜湯姆」。這位制定了收藏計畫的工人完成了一項漂亮的工作，以細緻的調查收集了很多豆腐乾大小的剪報和這匹馬的照片。於是就有了那首傑作。她付出的努力，將被人們永記。
斯：我很想知道她是怎麼創作無韻體詩歌的──是一筆寫就，還是反複修改。她是怎麼來創作詩歌的。
碧：她是個充滿矛盾的人，你知道，有時甚至有點不可理喻。她會說：「哦──韻律早就過時了。」而有幾次，在她翻譯拉封丹寓言的時候，她卻會問我要一首韻體詩。如果我滿足了她的要求，她好像很高興。她喜歡我的一首民謠體詩歌，因為它押韻押得很漂亮；她稱讚這首名為《有很多觸角》的詩。你永遠也不知道她會喜歡和討厭的究竟是什麼。
斯：那麼，在她知道你有寫作的雄心壯志之前，是什麼使一次突如其來的幸運使你成為了莫爾小姐的朋友？
碧：哦，我並沒有寫作的雄心。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這一生總是懵懵懂懂的。我記得大概是在1935年的時候，出版過一本詩集，選了10到12位青年詩人的作品。每一位「青年」詩人會邀請一位詩人為其寫一點介紹性的文字。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請瑪麗安‧莫爾為我作序，她竟真的寫了一篇短文給我。但她對我的語言風格很不以為然，她也是這麼寫的。這真是件很滑稽的事。我記得我的第一本個人詩集只收錄了其中的一首。多年之前在布魯克林我第一次聆聽到她的朗誦，當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在場。我想那時候她很少朗誦詩歌吧。我記得那是在一座教堂裡，在地下室，一間地勢有點傾斜的小禮堂──設計得很不合理。莫爾小姐和威廉斯先生就坐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哥德式椅子上，椅子有紅色的長毛絨椅背，講壇的每一邊的前面都有一個小台架，好像是神父佈道用的。我在地道裡耽擱了一點時間。我原本想早點到的，結果還是遲到了。瑪麗安正在朗誦。我徑直走下鋪著紅地毯的台階，坐在前排──那兒的聽眾少得可憐。她抬起頭來，看著我，很有禮貌地點了點頭，對我說：「晚上好！」然後繼續朗誦。她和威廉斯先生對每個人都很友好。我不太記得別的事了，不太記得他們都讀了點什麼，哦，除了一個正在編輯威廉斯書信的年輕女子，大概在一個月前她寄給我一份她偶然發現的東西：一封威廉斯關於那天晚上的信。他寫道：「一個名叫伊莉莎白‧碧許是瑪麗安‧莫爾的追隨者，好像也在寫詩。」是那麼回事。當然，我和威廉斯先生一向沒什麼來往。
斯：但你和洛威爾、賈勒爾卻私交甚篤。
碧：你知道，我認為我們都是這樣來揣測其他人的，其他詩人的私交的。我對人的思維活動知之甚少。事實是，在當時，除了莫爾小姐，在文學圈子裡我不認識任何人。
斯：你和洛威爾是什麼時候相識的？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他曾把你的作品帶進過一個寫作班，幾年前我在B.U.參觀過這個寫作班。我有一種印象，覺得他應該熟悉你和你的作品。
碧：1945或46年，我遇到了藍道‧賈勒爾（Randall Jarrell, 1914-1965，美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在什麼地方，我們是怎麼結識的，我都記不太清了。那年冬天，他來紐約，接替瑪格麗特‧馬歇爾（Margaret
Marshall）在《民族》雜誌中的職務，擔任書評版的編輯。馬歇爾把她的公寓也讓給了他。我當時剛剛出版了第一本書，正巧羅伯特‧洛威爾也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倫道爾在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就認識他了。倫道爾邀請我共進晚餐，並和洛威爾見上一次面，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讀過《韋爾利勳爵的城堡》，但和我們的相交沒有關係。因為某些未知的原因，可能是我們正好很投緣，我們才建立了友誼。真是巧合，我們都去看過那天下午的藝術展，關於這個話題我們談了很多。也許每個人都會 認為，其他人都有一個讓他們感到羡慕的社交圈。
斯：你認識里德‧惠特摩爾（Whittemore）嗎？作為《狂怒》雜誌的編輯，他可是很活躍的。
碧：我不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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