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以英語創作，是華人作家打入世界文壇最直接也最快速的捷徑。除了最近訪台的旅美作家哈金、旅英作家郭小櫓，事實上從林語堂（1895-1976）開始，這項傳統已經行之有年。

廣為流傳西方的華人作家，多半使用英語寫作，例如上世紀初的林語堂，其以英文撰寫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法語著作《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便被歐美國家視作認識中國的基礎。林語堂英語著作《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更是所有著作中，譯本最多，銷路最廣的作品。

清末起陸續出現名作

第一代華裔美人譚恩美（Amy Tan, 1952-，見上圖）的處女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於1989年出版，甫出版便轟動美國社會，連續40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銷量達到500萬冊，並獲得了「全美圖書獎」等系列文學大獎。這本以譚恩美外婆口述家族史為本的小說，還被拍成電影，創下極高的票房佳績。

華裔或旅外作家，因為環境的關係，更容易操用英文寫作，不需透過翻譯便直接打入歐美閱讀市場，除了上述所說的林語堂和譚恩美外，嚴歌苓（Yan Geling, 1957-）、哈金、馬建（Ma Jian, 1953-）和郭小櫓皆屬中外知名的華人作家，而他們都以英語寫作。

其實，從清末的陳季同開始，百年來有許多華人以非母語寫作，包含上述的林語堂，還有黎錦揚（C. Y. Lee, 1919-）和張愛玲。但之後，除了華裔作家如譚恩美，華人的非母語書寫大量減少，直到90年代，哈金（Ha Jin，見下圖）和戴思杰（Dai Sijie, 1954-）分別以英語和法語寫作，名聲大噪，華人非母語書寫的趨勢再起。

例如，1991年張戎（Jung Chang, 1952-）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甫出版，即成為英國出版史上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而後閔安琪（Anchee Min, 1957-）以文革為背景的英文著作《紅杜鵑》，也在同類書當中大為暢銷。筆名山颯（Shan sa, 1972-）的閰妮的處女作《和平天門》，是一部以八九學運為背景的法文小說，引起西方注意。

中國製造，世界閱讀

2007年，英國《每日電訊報》便曾發表一篇〈中國製造，世界閱讀〉（Made in China, read worldwide）的文章，在其中介紹了許多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和其作品，如張戎的《鴻》、馬建的《紅塵》都享譽西方：「藉此，我們找到了進入中國小說世界的方法。」當然更不用說，還有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

這些非母語寫作的華語作家在國外獲獎連連，包含哈金曾獲美國福克納文學獎、美國國家書卷獎等獎項；裘小龍（Xiaolong Qiu）的《紅英之死》獲美國《華爾街日報》2006年最佳政治小說之一及世界推理小說大獎；湯婷婷的（Maxine Hong Kingston）《女豪傑》獲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界獎；李翊雲（Li Yi Yun, 1973-）只用英文寫小說，其處女作《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便獲得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旅法作家戴思傑以《巴爾扎克與小裁縫》獲百萬銷售量；旅法作家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1929-）成為法國首位華裔法蘭西文學院院士。

80年代就移居美國的裘小龍，以英文書寫偵探小說，並在小說中展現當代中國的風貌，他希望能讓他的美國朋友和同事們了解「一個與賽珍珠筆下不同的中國」。「有些人不喜歡我用英文而不是中文寫作。他們指責我想取悅西方。」裘小龍說。

這些華人作家的非母語作品大致分為兩種，一是中國作家所寫，另一則為華裔作家所寫。雖然使用外語，但這些作家書寫的背景多半仍在中國或華人歷史上頭，直接引導西方讀者「進入中國」。但對譚恩美、湯婷婷等華裔作家來說，雖然他們筆尖渲染了中國風味，但卻不如哈金等「只是換語言」的華人作家來得「中國」。

哈金總是說，他以英文寫作是為了「生存」。李翊雲則只以英文寫小說：「我覺得，在英語中我才成了作家，英語成了我寫作時的第一語言。對我來說，回到漢語是很難想像的。」身兼電影導演和作家的郭小櫓（Xiaolu Guo,1973-，見上圖），首部作品以中文寫成，而後翻譯成英語由美國藍燈書屋出版，她旅居英國期間，以英文寫成《中英版戀人辭典》，在西方世界一炮而紅，至今共有超過30種語言翻譯本。郭小櫓表示，他用英文寫作感到自由，因為再也不需「自我審查」。但嚴歌苓堅持雙語寫作，她曾表示，「漢語是一門如此的古老、奇妙、像畫一樣的語言，我沒有辦法放棄。」

歐美有許多知名的文學大師，多為非母語寫作者，包含索忍尼辛、康拉德等等，甚至就連世界著名的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晚期也以非母語的法文創作了《身分》與《緩慢》這兩本小說。約瑟夫．布羅茨基曾說，「當一個作家訴諸於母語之外的語言時，不是出於必要，如康拉德；要不就是出於燃燒的雄心，如納博可夫；再不然就是為了達到更大的疏離，如貝克特。」而許多華人作家以非母語寫作，顯然不只是為了走向世界，或是迎向更大的市場，而是，想說他們自己的故事──以他者的語言──不是出於身分的認同，而是在這個語言的居所，他們才保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