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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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1 14:05:01 瀏覽225｜回應0｜推薦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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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6 文/許知遠  ──亨利•魯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時代》創始人。 「《時代》的目標在於捕捉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論政治還是藝術，它要鮮活地表現那些塑造我們時代的人。」 ──華特•伊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時代》主編。 布瑞頓•哈登（Briton Hadden）與亨利•魯斯一點都不迷惘。當他們在1922年2月6日從《巴爾的摩新聞報》（Baltimore Press）辭職時，他們堅信自己一定可以辦成一份「讓大多數美國人更了解世界」的雜誌。這對24歲的年輕人像個異類。因為當時的時髦青年們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著寫作與聽爵士樂，或者乾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時日。23歲的海明威還要再過幾年才寫出《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而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美國作家著有《大亨小傳》）已經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說開始鼓吹「爵士時代的憂傷」，至於帕索斯與麥可•考利這樣的傢伙還沒有半點成名的跡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舊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樣上過戰場年輕人對於人類文明表現出不屑一顧，他們希望在本能中尋找力量，到巴黎尋找藝術，所以他們迷惘。而對於在美國國內那麼多沒有才氣的年輕來說，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所帶來的「孤立主義」，讓他們心安理得地躲在國內享受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物質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個商業性無線廣播電視開播，人們的生活中有了廣播。汽車儘管依然奢侈卻並非遠不可及，紐約的中產階級們開始流行打麻將，阿姆斯壯的爵士樂時尚且新奇，儘管依然處於「禁酒期」，還是能找一些。電影在20年代已經開始成熟，黑白默片的明星們成了新的公眾人物。所以這些缺乏才氣、儘管沒上過個戰場的享樂主義們同樣對於未來一片迷惘。 儘管他們目標明確、信誓旦旦，很少有人相信布瑞頓•哈登與亨利•魯斯的計畫會成功。儘管這兩個從中學到大學一直處於相互競爭狀態中的年輕人在短暫的記者工作中表現出了驚人才華，也儘管他們畢業於耶魯大學，但是他們只有24歲。美國已經有了那麼多的媒體，《紐約時報》與普立茲令人生畏的《世界報》每日出版大量新聞，H·L·門肯的《美國水銀雜誌》、《星期六文學評論》、《美國展望》、《大西洋月刊》、《民族》、《新共和》、《星期六晚郵報》，還有新創辦的《讀者文摘》，這樣的雜誌又提供了大量分析評論。這兩個24歲的年輕人所想像的雜誌的生存空間在哪裡？況且，這是兩個窮小子，創辦雜誌需要一大筆錢。 雖然美國新聞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發展得都好。 雖然外國人對美國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紀》、《文學文摘》、《美國展望》等不少期刊的精良內容，讚歎不已。 但美國大部分人卻沒有足夠的資訊，非常無知。只並非是日報的果實，它們刊登了所有的新聞。 這也並非是週刊評論的過失，因為它對新聞也有適當的反應與批評。如果允許一點狡辯，這是人們自己的錯，不會提這個問題。 人們資訊不靈通，主要是因為沒有一份適應這個時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費很少時間，而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訊息。 《時代》就是這樣一本新聞週刊，其旨趣不在於其涵蓋的內容多少，而在於如何將訊息輸入到讀者的腦海中。 將近一年的時間內，他們像低級推銷員一樣四處推銷他們的理想，希望能夠籌集雜誌所需的10萬美元資金。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訂戶調查卻給他們以信心，將近七成被調查者渴望見到這本雜誌。這兩個毛頭小子最終得到了87,000美元，70人或者處於真心、或者礙於情面成了這本雜誌的股東，其中46個來自耶魯大學。 1923年3月3日，紐約街頭的書攤上出現了這本15美分、連封面共32頁的新生雜誌《時代》（TIME）。第一期的發行情況讓兩個年輕人沮喪。25,000冊中只有9,000冊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熱心的訂戶在提到付錢時都冷淡了下來，而透過書攤上銷售的5,000冊最多只賣了一半。 當然，有眼光的讀者還是一下子從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聞到了不同尋常的味道。首先，它的28個頁碼被竟被畫分為「國家事物」、「國際事物」、「書評」、「劇評」等欄目，使讀者可以直接尋到他們的興趣點。這種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的新聞分類法，在當時卻是極大創舉。 其次，他們將《紐約時報》的最值得閱讀的新聞用最精煉的筆法改寫，整本雜誌具有連貫性與極強的閱讀快感，資訊含量更是驚人。當然，它帶有鮮明的哈登風格，彷彿他在耶魯編輯的校刊。或許，我需要交代一下這兩個同歲的小子之間的友誼。  1918年夏天，19歲的海明威在義大利南部的醫院上治療一次大戰給他帶來的傷害，而德國人奧斯瓦爾德•施賓格勒出版了影響深遠的著作《西方的沒落》……而這兩個20歲的學生正在作為少尉軍官在南卡羅萊納州傑克遜軍營接受軍事訓練。「那個夏天，實在熱得難受，唯有夜晚才涼快些」，1953年的魯斯在《時代》創刊30週年時回憶道，那時他與哈登都剃了光頭，像兩個傻瓜，「有一個晚上，哈登和我正越過大營地走回宿舍，我們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卻談得很起勁……就在那一次的交談中，我們開始談道《時代》……就在那一個夜晚，兩個孩子決定合作，建立一個組織，把他們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務結合起來……」 5年後，他們充滿驚異與喜悅地看到了《時代》第一期。由於同樣狂熱於編輯工作，最終擲硬幣決定，哈登成為《時代》的第一任主編，而魯斯則負責業務，每5年，二人職責輪換。所以，哈登的造詞本領與標新立異地寫作方式為《時代》奠定了獲得成功與日後遭人詬病的基礎。 不管怎樣，第一期《時代》還是讓人喜悅的。嚴肅的魯斯在用半個小時閱讀之後說道，還真不錯哩。而如果你了解了這本雜誌的全體人員不過11人（包括2位創始人），他們是在紐約市郊區偏遠的第拔大道的一個印刷廠內的房間進行工作，牆壁骯髒且破舊，辦公室僅有20年的《紐約時報》與破破爛爛的百科全書。（他們的第一位員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萊，耶魯畢業，是第一位作家兼打雜、剪報員。）每個人都要身兼數職，才能完成工作。那麼，你就應該感到是某種奇蹟了。 當然，雜誌在業務上沒有他們最初想像的樂觀。第一年，他們虧損了39,500美元。是鼓勵彌補了他們在帳單上沮喪。當時的紐約州州長佛蘭克林•羅斯福致信給魯斯道：「非常欣賞你們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閱讀，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參閱，以了解國家與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們會發現那兩個24歲的青年在1923年創造了多麼具有預見性的發明，儘管今天的《時代》已與當年相去甚遠。20年代正是大眾文化的興起的時代，廣播、電影、報紙雜誌、爵士樂正在讓多數美國人享受共同的生活。以前只屬於貴族與精英的娛樂生活正在被每個人接受。世界開始被廣播、電影、電話這樣的技術聯成一體，人們四周的信息量空前的成長。在《時代》出現之前，美國的新聞界的確沒有學會如何更清晰與直接地向公眾報導世界正在發生的事件，公眾似乎也缺乏足夠的興趣。如果我們將亨利•福特裝配線視作工業中的一次革命，那麼《時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觀念改造新聞界。更重要的是，由於媒體在一個大眾文化時代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時代》對於新聞業的改造，更直接影響到公眾對於世界的理解。這裡我需要引用哈登與魯斯在創刊時表達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圓的，對於以四海一家為胸懷的政治家們抱激賞態度。 2)…… 3)…… 4)對金錢買不到的東西具有信心。 5)對古老的──特別是觀念──予以尊重。 6)對新的──特別是觀念──最感興趣。  不過有一點，我樂於承認，最初的《時代》的確有點像知識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一道溝通的橋梁，它將知識人的觀念精簡，直白地傳輸給受過一定教育的讀者──魯斯所言的那一百萬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當然，即使這一點，在當時也有很多人不願意承認。在反對者看來，這不過是一本喜歡摘用《紐約時報》稿件的文摘性雜誌，因為它根本沒有自己的記者。或許吧，它經過了一些編輯的重新加工。可是，這哪裡是什麼正經的寫作，他們為了吸引人，就強烈地運用誇張的效果，把人寫得很滑稽，胡亂的造詞，把句子的主、謂、賓結構顛倒（這一點被《紐約客》雜誌大為嘲諷）。甚至雜誌的主編哈登還僞造各種讀者來信製造爭端，為了吸引注意，盡顯各種不夠嚴肅之手段。 儘管存在諸多問題，這份利用各種手法來引起別人關注雜誌還是非常迅捷地獲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發行量升至10萬7千分，總收入達到45萬美元。1927年，它的頁數由最初的28頁增至52頁，而在封面設計上確立了其獨創風格──在封面邊緣加一道紅邊。而到了1929年哈登因為風寒不治而去世時，這兩位6年前為了10萬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窮小子，都已經成為百萬富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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