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Shqipëria）大作家、首屆布克國際獎得主伊斯邁‧卡達雷（Ismail Kadare，伊斯梅爾．卡達萊）6月24日獲得了西班牙著名的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

設在奧維多的評委會讚揚卡達萊「代表了阿爾巴尼亞文學的最高峰」，並稱他「從未忘本，且一直以來跨越種種界限，以四海皆通的聲音挺身反抗極權」。

卡達雷對阿爾巴尼亞的傳統和巴爾幹特質有深刻體察，其作品廣涉歷史，如《偉大的冬天》（The Great Winter, 1977）裡的阿爾巴尼亞與蘇聯的決裂，《是誰帶來了朵露蒂娜》（Doruntine, 1980）裡天主教與東正教的敵對，《冬末音樂會》中地拉那與北京的分道揚鑣。但他作品的中心主題乃極權主義，包括其機制及其產生和運作的條件。這一點體現於他所有書中，尤以1981年的《夢的宮殿》（The Palace of Dreams）最為凸顯。

1936年出生的卡達雷才華洋溢，創作類型多樣，橫跨詩與小說。冷戰年代，他赴莫斯科求學，1960年返回阿爾巴尼亞擔任記者，同時出版詩集；妻子Elena Gushi-Kadare也是作家。

成長時期親睹母土遭義大利法西斯、納粹德國與蘇聯入侵，卡達雷對戰爭本質有深沉痛切的思索。1963年，他的《一將功成》（The General of the Dead Army）一鳴驚人：滂沱大雨中開場，二戰結束二十年，一位義大利將軍到阿爾巴尼亞鄉間，探查當年墨索里尼入侵阿國死難的戰士遺骸。他備齊地圖、戰士名冊，從身高體重到牙醫紀錄一應俱全，信心滿滿上路，卻發現這一趟旅程和想像截然兩般。

除了阿爾巴尼亞的地凍天寒，將軍還得和挖掘工人及冷眼旁觀的當地農夫奮戰。在鄉間，靜默不是同意，反而暗藏危機；千百年來，為死者尊嚴受辱而報復是天經地義，「他們渴求戰爭。和平日子，阿爾巴尼亞人變得慵懶，渾渾噩噩，像度冬的蛇。只有戰鬥時，他們才發揮活力。」

將軍用不同初始的眼光看待這些屍骨，「現下有一批死亡士卒受我統領，他們穿的不是軍服而是屍袋。」想像中，這死亡部隊在他帶領下贏得諾曼第戰役、韓戰和越戰，「他是勝券在握的大將」。他後來遇見負有相同尋骨任務的德國將軍，一番對談令他重新面對這經歷產生的絕望，感受恐懼和罪惡，省察背後的實質意義：花這麼大氣力只為將遺骸帶回祖國隆重下葬，值得嗎？國家榮譽可是一種錯覺？

1970年卡達雷擔任阿爾巴尼亞人民大會代表，可以自由到國外旅遊及出書，名著《城堡》（The Castle）鋪排阿爾巴尼亞對抗鄂圖曼帝國的大歷史，格局雄偉。五年後，卡達雷因政治諷喻詩觸怒當局，被禁止出書三年。重獲自由後，1978年推出《三拱橋》（The Three-Arched Bridge），藉建橋事件描繪封建制度下的阿爾巴尼亞實況，受到重視。1981年《夢的宮殿》是卡達雷諷刺極權的寓言，主人翁是鄂圖曼帝國時代的年輕人，他的工作是解析人民的夢境，歸納找出能預測推翻統治者的「主夢」，強烈批判共黨政權，立時遭禁。

1990年，阿爾巴尼亞共黨政權垮台，卡達雷向法國尋求庇護，他自陳：「獨裁政權和文學正統無法並存……作家是獨裁政權的天敵。」隔年他順利遷居法國。流亡異鄉，他難掩失望落寞，寫成《慾望金字塔》（The Pyramid），借喻西元前二十六世紀埃及法老王古夫為自己建金字塔，批判阿爾巴尼亞獨裁者的造神運動。2006年近作《接班人》（The Successor）以阿爾巴尼亞頭子不明猝死揭開序幕，追查死因的過程中，共產極權的本質及對人性的扭曲一覽無遺，展示荷馬史詩般的氣魄。

文學成就驚人，卡達雷一直備受爭議，有人指他是共黨遺緒，在獨裁統治下歌頌社會主義的成功，百般討好共黨成為宣傳工具。他本人自稱是頑固的馬克斯主義者，支持將阿爾巴尼亞由落後的歷史解放出來。雖有著作批判暴政，但卡達雷不認為自己是人權鬥士，「沒面對過槍決，沒資格說自己是人權鬥士。不過，我的創作就是最鮮明的反抗。」不少人推崇卡達雷是「偉大的作家」，卡達雷淡淡回應：「偉大」的名銜是他「爭取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