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的作品經常被描述為神秘主義的、哲學的、甚至是生態學的！你自己是否認同這些描述？

A：很難描述你自己所做的事。如果我不得不評價我的書，我會說它們是最像我的東西。換言之，對我而言，寫作與其說是表達思想，不如說在表達「我是什麼」以及「我相信什麼」。當我寫作時，我主要試圖把我與每一天的關係轉化成事件。我們生活在一個紛擾的時代，每天都要接受大量思想和圖像的轟炸。如今，文學的角色或許就是回應這種混沌。

Q：文學能否影響這種混沌，使其發生轉變？

A：我們不再能像在沙特時代那樣假定，小說可以改變世界。如今，作家們只能記錄他們在政治上的無能為力。當你閱讀沙特、卡繆、多斯‧帕索斯或史坦貝克的時候，你可以清楚地看見這些偉大的、敬業的作家對於人類的未來、對於寫作的力量有著無限自信。我記得當我18歲時，我在《快報》上讀到沙特、卡繆和莫里亞克的社論。這些隨筆向我們指明出路。如今誰還能相信報紙上的一篇社論能幫助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問題？當代文學是一種絕望的文學。

Q：您的小說也有自傳性的一面。您是否感覺自己正成為自身歷史檔案和自己生活經歷的管理員？

A：我最喜歡的小說家是史蒂文生和喬伊斯。他們從自己早年的生活中掘取靈感。透過寫作，他們再度經歷了過去，並試圖理解「為什麼」和「怎麼會」。當你閱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印象，他並不打算講述現時的故事，而是在表達他自身之內的一切，所有使他變成他自己的東西。他憶起街上的細微聲響、對話的碎片、在學校受到的體罰，以及那些如執念般一直縈繞在他心頭的東西。奈保爾也是這樣，他使自己的想像回到他童年教育的初期。只有當成功地表達出最初的感覺、最早的經驗、最初的思想和失望之時，文學才會強大。

Q：讀者常會有一種印象，您的人物總在尋找一個故鄉，那個故鄉超越了傳統的、狹隘的國家概念。薩爾曼‧魯西迪曾論及「想像中的故國」，你想像中的故國是怎樣的？

A：我把自己看作一個離鄉者，因為我的家人都是毛里求斯人。我們一代代人都深受毛里求斯的民間傳說、食品、神話和文學的影響。這是一種非常混雜的文化，融合了印度、非洲和歐洲文化。而我生於法國，在法國文化的影響下長大。我長大的時候告訴自己，有那樣一個別處是我真正的故鄉。有一天，我會去那兒，我會知道那兒是怎樣的。所以在法國，我總覺得自己有那麼點兒像「局外人」。另一方面，我熱愛法語，法語或許是我真正的故國！但把法國看作一個國家，我必須說我很少融入它。

（選譯自《今日法國》（Label France）的勒‧克萊齊奧專訪，採訪者為法國《文學雜誌》的記者Tirthankar Chanda，汪鋒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