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導演卡斯登謬勒Peter Kastenmueller正在忙他那「慕尼黑海」的大型裝置藝術，一個不可能的計劃，把海搬到了城裡，他的作品要說，如果慕尼黑有個海，那麼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很典型的卡斯登謬勒，他喜歡挑戰一般人心裡死硬不動的那些東西。一個下午，他一個人開著他那可以裝下一托拉庫演員的廂型車來湖邊找我，他先在湖邊游了好幾圈，然後和我坐在花園裡聊了許久。談戲劇，談他的戲劇人生。

問：你童年是怎麼過的？

答：我的父母沒時間管我，他們總是塞給我一條毯子，隨便把我寄放在什麼地方。我都自己一個人玩。稍為大一點時，便開始去劇院，那時我看戲總專注在一件事上：那些台上的演員下台後都退到那裡去了？

問：你怎麼會想到要走上戲劇之路？

答：高中畢業後，沒去上大學，也沒想到要從事戲劇工作，那時我在劇場打工，有一個工作是到前東德一個叫法蘭克福伍德的小城去當舞台助理，幫忙製作大小道具，那次的經驗對我相當震撼。因為，對我而言，到東德去簡直就像去西伯利亞，那一年冬天零下廿度，柏林圍牆才剛倒下，東德已消失了，駐在城裡的俄國紅軍尚未撤走，我們在劇場排練時，一位東德資深演員上吊自殺了，因他失去身份認同，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目的何在。這個劇場經驗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和社會，讓我看到劇場極大的可能性，從此便走入劇場。

問：要恭喜你，今年起你受邀到柏林高爾基劇院擔任駐院導演; 一個巴伐利亞人在柏林，會不會有適應困難？

答：當然會，有很大的適應困難，我每個月還是會回慕尼黑二次。我恨柏林，但也需要柏林。

問：你創作力旺盛，作品風格也多變，已開始在德國戲劇界建立了響亮的名聲，有沒有最喜歡的導演或編劇家？

答：卡斯多夫，沒有疑問，是卡斯多夫。劇作家我非常鍾愛湯瑪斯班哈德及年輕早夭的布許聶，我把四公尺長的湯瑪斯班哈德的作品集讀過好幾遍。

問：羅伯威爾森或彼得布魯克這些名字對你沒有吸引力？

答：沒有。我也都去看，我覺得威爾森的東西像商店Boutique，布魯克的東西很像魔術，以前我也拜讀他的書The empty space，字字句句讀，好像讀懂但好像不懂，多看幾次他的作品，又覺得太藝術化了。我不太會被「太多藝術」的東西吸引。我比較喜歡本質比較粗魯的東西。

問：海納.穆勒呢？

答：他不錯，但他比較是理論家。

問：喜歡和什麼樣的演員合作？

答：演員是全世界最艱難的職業，所有出色的演員都是個性鮮明的人，也是相當自戀和複雜的人，只要有特色，我可以和任何演員工作。
問：你注意的戲劇主題是什麼，是否與你的人生主題相關？

答：我一直對一件事相當醉心，即以個人的力量改變社會或世界，我想這是我有興趣的主題，我無法忍受對命運默然承受的態度，我的戲劇人物一定會試著對這個世界做出改變，不管他是好人或壞人，為了改變人生，他會奮鬥，即使要付出生命代價也不足惜，不過，我還不知道這樣的主題與我自己有什麼關連。

問：哈姆雷特不會是你的題目？

答：不會，不會，沒有to be or not to be，只有just be。

問：你對想當戲劇導演的人或想當演員的人有何建言？

答：不管是不是到學校學，我會建議一定要由實踐開始，想當導演便得想辦法導戲，錢不是問題，只要想做，就算做沒錢的戲也要開始，只有做你才知道你適不適合繼續做，如果做了，知道自己不適合繼續，那也很好。演員也一樣，得想辦法上台演。這會比去上課重要的多。

問：像你這樣的德國戲劇導演，可否舉例說說，你是如何準備或進行你的戲劇工作？

答：一切這麼開始：有人打電話來問，卡斯登謬勒，你有沒有興趣做戲？我第一件事便得回電拒絕，告訴他們拒絕的理由。我拒絕的可能是他們所提供的駐院演員，可能是劇本。我們會見面繼續談，最終我可能也會接受，但會在過程中談出多一點條件。

然後，我會和劇院的戲劇演出顧問密切連繫，這個人很重要，我會和他討論劇本，他也會幫助我修改劇本，回歸主題。主題訂了，就開始投入工作。在德國劇場我們有四到七週時間，經費從五萬到十五萬歐元不等，裝台一週，這一週對我很重要，是決定戲好壞的一週。我和演員從早排到晚上，午間必須休息，工會的規定。

問：台灣沒有戲劇演出顧問Dramaturgie的傳統，可否說明一下你與戲劇指導的關係？

答：德國則每一家劇場都聘有一位戲劇指導，此人負責戲劇的文本，包括演出形式和內容，幾乎有點像電影的製作人，他會把劇本處理好，拿出架構和導演討論，也會從旁協助導演看看處理是否離題，段落如何修改等等，他不會參予導戲過程的技術細節，但會參予過程中的戲劇表現部份。我一直把戲劇指導當成我合作最重要的對象。

問：從你過去作品來看，你似乎有點反劇場傾向，我說的不一定是法
斯賓達的反劇場...

答：是有那樣的傾向，說法斯賓達我絕不會反對，我一直喜歡反社會的東西。我是以那齣The full monty在德國成名，那齣戲場場爆滿，欲罷不能，而那戲不過是幾個退休失業的男人在台上脫衣服，全部脫掉。

問：我滿喜歡你的Benny Hill，那齣戲的演員全是科索伏難民，你不是反社會，反而是深入社會邊緣，你似乎挺喜歡和戲劇人物形成一種共生和互動的關係？

答：可以這麼說吧。劇場也是創作者和其作品唯一共生的可能，更甚於電影，電影在拍完後就留給觀眾，而戲劇演出場場都是新的，場場都有新的可能。

問：你這次和台灣演員合作，並去過台灣，你對台灣有何印象，與台灣演員合作又有什麼感想？

答：對台灣印象很不錯，看到的只是台灣的劇場和劇場人，感覺上台灣非常西化，至於這西化現象好不好，我無權置評。我和台灣演員工作，就像和歐洲演員合作一樣，她們已有那樣的水平，我們之間的溝通完全沒有障礙，我覺得這二位女演員勇氣可佳，大冬天來到法蘭克福，陪著導演一起去摘月亮，她們的表現令人亮眼，至少德國劇評家和不少觀眾都這麼說，我現在非常期待知道台灣觀眾的看法。

問：十月你便會親眼看到台灣觀眾怎麼想了。

答：是的，我迫不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