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政壇上一些自稱務實、標榜和平的政治人物，不斷批評政府提高國防預算、提升防衛力量，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甚至誇張地指控這是在「玩火」、是在升高兩岸緊張。他們堂而皇之地宣稱，台灣只要降低軍備、停止軍購、對中國展現夠多善意，就能讓兩岸回到平穩軌道，甚至能換來長治久安的和平。然而，這種說法既不務實，也不和平，更不是為台灣著想。這是拿台灣的生存當賭注，是替中國的統戰話術緩緩開門，甚至是將台灣推向危險深淵的催化劑。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示弱不會讓侵略者收手，反而會讓對方更快速、更有把握地伸出手來——尤其當這個侵略者是一個從未放棄武力統一的專制政權。

四百年前的日本大阪城，就是最鮮明、最殘酷的教材。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之間的「拆城事件」並非偶然，而是權力政治的鐵律：只要你還保有自保能力，獨裁者就會忌憚；一旦你拆掉自己的城牆，他就會毫無心理負擔地把你吞掉。

關原之戰後，日本雖名義上進入德川家康的時代，但太閤豐臣秀吉之子豐臣秀賴依然坐鎮大阪，擁有財力、象徵與人望，構成家康最不願面對的「第二中心」。對於一名掌握軍權又野心勃勃的統治者而言，這樣的存在絕非「和平共存」的對象，而是必須除去的絆腳石。

「方廣寺鐘銘事件」不過是一個藉口。「國家安康」「君臣豐樂」之類的文字，德川家康若不想挑釁，自然可以不挑；但他想挑一挑，便能把鐘銘解讀成「分裂家康」「自尊豐臣」。他需要的是正當性，而不是理由。因此他順勢提出真正的要求：拆除大阪城的外郭與護城河、解除武裝、限縮兵力，讓大阪城從日本最堅固的堡壘，變成一座裸城。這些要求沒有任何和平意味，它們像外科手術般精準切向豐臣家的命脈——解除武裝、削弱防衛、失去抵抗能力。此刻的德川家康，所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決定性的勝利。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豐臣家選擇了台灣今日某些政客也在推廣的道路：相信示弱能換和平，就像馬英九說的「要相信習近平」一樣。主和派自我說服，以為拆外郭只是象徵動作，以為只要讓德川家康看到誠意，他就會停止逼迫、給豐臣秀賴一條生路。他們無法看清真相——德川家康不是要一場協商，而是要一場解決；不是要和平相處，而是要從此一統天下。於是，大阪冬之陣後的「講和」成了最後的陷阱。幕府軍在夜間以整修為名，將大阪城的外郭夷為平地，護城河填成平地，整座城池的防衛在一個晚上消失殆盡。大阪城天亮時成了沒有護城河的孤城，豐臣秀賴從此失去防衛縱深，失去談判籌碼，失去存活空間。

隔年夏天，德川家康終於亮出底牌，全面進攻。這一次沒有顧忌，沒有遲疑，因為大阪城已經不具備抵抗力。戰局迅速傾斜，城池焚燒，豐臣秀賴與淀殿自裁。豐臣家並非敗在敵軍刀下，而是敗在自己拆掉的城牆上。大阪城的滅亡不是戰爭的結果，而是示弱的結果；不是衝突不可避免，而是戰略誤判自取其禍。

這樣的結局令人悲痛，但更令人警醒——它正發生在今日台灣的輿論之中。中共從未放棄武力犯台，軍機擾台、軍艦繞台、飛彈部署、法律威脅全部擺在檯面上。然而我們國內仍有人主張降低軍備、停止軍購，甚至要求台灣「不要刺激對岸」，甚至認為軍機繞台，就是在維護台灣的治安。這些論調聽起來溫柔，實際上危險萬分。它們不是和平方案，而是投降方案。它們不是防止戰爭，而是邀請戰爭。它們不是為台灣好，而是讓中國侵略台灣的成本更低。

國際戰略研究一再指出，戰爭的爆發並非因為被侵略者太強，而是因為太弱。中國攻台不是看台灣「有沒有善意」，而是看台灣「能不能撐住」。台灣的武力越薄弱，北京越會認為機會成熟；台灣越示弱，越會讓對岸誤以為可以輕取而代價可控。削弱國防無法降低衝突，反而可能加速衝突。這不是推測，而是無數歷史的共同結論——包括大阪城的血淚。

台灣若想維持和平，不是靠跪下祈求，而是靠站起來讓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和平不是由退讓換來，而是由嚇阻維持；不是靠示弱爭取，而是靠強大的自我防衛能力撐住。今天，面對中國威權的擴張與軍事壓力，我們唯一能守住家園的方式，就是堅定、清醒地強化自身防衛力量。任何企圖削弱台灣防禦的人，不是天真，就是在替中國降低入侵成本。這樣的人若掌握話語權，台灣有朝一日很可能像大阪城一樣，醒來時才發現護城河已被填平，城牆已被拆除，敵軍已經在門外。

大阪城的火煙早已散去，但它留下的警訊，比任何戰史都響亮：拆城必亡國，示弱即投降。台灣唯有堅守、防衛、強化自己，才可能換得真正的和平與自由。任何背離這條道路的人，無異於引火上身，將台灣推向另一場不可逆轉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