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老路的歷史教科書
「靈魂工程師」杜正勝（本報資料照片） |
二○○八年馬英九主政後，教育部打算沿用陳水扁時期修訂的「九八課綱」，但遭學界與社會諸多批評，遂暫緩實施歷史與國文兩科，另組課綱小組。二○一一年新課綱修訂完成並公告，根據新課綱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去年八月正式上路。
新版歷史教科書雖根據新課綱撰寫，內容依舊問題百出。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等人，籌組克毅、史記、北一等三家出版社，邀請專家學者投入教科書編寫。據了解，負責審定教科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另組審查委員會，單獨審查這三家版本。三本內容用「日據」、「明鄭」、「中共」等詞而不得通過，要求改為「日治」、「鄭氏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反對教材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
此事經媒體披露後，在社會與學界掀起波瀾。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主導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以降，爭議未曾停歇。台灣教科書編寫歷經幾個重大變革。第一階段是日據末期，為配合日本全面侵華動員，殖民統治者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皇民化教育恢復為民族教育。第二個階段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來台後實施近半世紀的反共民族主義教育。第三個階段，即李扁執政廿年間將原有反共教育拉抬到去中國化。
一九九七年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是第三階段的濫殤，將台灣史與本國史脫鉤，肯定與美化日本殖民統治，並在「公民篇」大談不知如何定義的「台灣魂」（脫胎於「大和魂」？）。
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材，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立場。國民黨時期的反共教材，是為配合美國在東亞圍堵中共的戰略。李扁時期的反共反中教材，則是鞏固既有美國在東亞的宰制態勢，持續扮演忠誠的「以台制中」自我殖民化角色，也是「台灣國族」建構工程的「基礎建設」，其「靈魂工程師」為杜正勝。
歷史教科書上路前，須經課綱訂定、教科書編寫與審查三道程序。九八課綱爭議浮現之後，馬政府確實有意「撥亂反正」，但並未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課綱僅完成極小幅度修正。
負責教科書審定的國家教育研究院，長年被台獨掌控，至今領導高層不乏當年蘇貞昌台北縣長任內的愛將與杜正勝時代的主任祕書。九八課綱修訂小組請辭或退出的台獨學者，卻回鍋擔任教科書審查委員，形成課綱委員與審查委員不同調、審查委員掌摑課綱委員的怪異現象。最後一關的審查被皇民史觀、分離主義學者把持，搬出「客觀歷史事實」護航。
民進黨執政時期，杜正勝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於二○○七年五月發布一項《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將「日據」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日據」成為官方眼中的「不當用詞」，官方認為「日治」才正確。
報告隨即派發教科書出版商「參考」，實際就是命其遵照。其中還硬要將「我國」改為「中國」、「光復」改為「終戰」、「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兩岸」改為「兩國」、「中日戰爭」改為「日清戰爭」，甚至要求將我國歷朝歷代名稱前加「中國」兩字，以示民進黨主政的「國家」系出皇民李登輝「一國」之「正統」。
透過用詞的細微更動，潤物無聲，灌輸學子「中國」等於「外國」，具體結果就是台灣青年不知我國還有個「大陸地區」，到大陸求學旅遊工作皆稱「出國」。
光復初期也有人以日治一詞統稱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問題核心在堅持「日治」而禁用「日據」者，他們在殘害下一代，不管怎麼努力推動新皇民化運動，他們也無法讓包括他們自己的下一代變成日本人，而今天兩岸的政治現實，他們也絕無能力消滅中華民國，這樣灌輸眼前或未來完全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意識，是要下一代發瘋，還是要下一代面對現實時充滿挫折而灰心喪志，任人牽著鼻子走？（作者為《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編者）
我有話說－國教院台灣史審委要負責
近日來，鬧得沸沸揚揚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審查有關「日據」、「日治」，甚至「明鄭」和「鄭氏」風波。在教育部決定「日據」、「日治」並用之後似已對這一重大爭議定調，一切似乎風平浪靜。但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國教院聘任的台灣史教科書的審查委員，他們必須為此次風波負起最大責任。我們的理由有學術性與國家、民族教育二個層次：
首先，就學術性而言：在民國六十七年，有一篇文章名為〈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發表於《思與言》、民國八十二年又有一篇〈日據時期台灣高等教育〉，發表於《中國歷史學會》；尤有甚者，民國七十六年有一篇名為〈日據前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的博士論文題。
上述文章分別由二位目前皆為台灣史審委，也是台灣史學界名重一時的學者，前二篇為師大歷史系吳姓教授大作。後一篇則為中研院詹副研究員所作。
這些委員過往大用特用日據作為學術敲門磚。日據史觀用完就丟，反過來，努力擁抱日治史觀大腿，居然不准別人使用日據，一副大義凜然，好像昨非而今是。但我們不盡要問，究竟吳、詹兩位教授，哪一個時期的您是對台灣歷史最終的看法？
其次就民族與國家立場言：環顧全球無一教科書無立場，有立場是常態。傳達各國家、民族的來龍去脈與立國根本，天經地義，沒有像日治派的欲蓋彌彰，假學術中立之名，卻行去中國化之實。這次台灣史審查委員做出的決定，完全是反映台獨的日治史觀。馬政府最後雖為德不卒，但卻也展現魄力，以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華民國與憲法為依歸，否決皇民化與殖民化的日治派史觀。事件發展至此，吳與詹等審委們，斷無戀棧餘地。
當日治派學者在審查時，以多數的優勢，箝制別人不准使用日據；當日治派的國家、民族史觀，已為多數國人否決時，審委們應展現讀書人風骨，知所進退，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否則恐獨派人士也不會和眾審委善罷干休。
熱門話題－堅持台灣主體 更該用日據
台灣教授協會反對教科書出現「日據」，主張應採用「日治」。若出現「日據」，將要求教育部長蔣偉寧下台。他們認為「日治」符合歷史事實，是中立陳述，沒有立場偏頗，認為沒有必要更改。
該會前會長陳儀深表示：「日據」的用法，是來自中國的黨國意識形態，應該還原從台灣為主體的歷史事實，也就是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日治」，否則就是出賣台灣國格。
又想依照台灣為主體，又要中立陳述，可能嗎？乙未割台後，日本宣稱依照《馬關條約》取得治台正當性，可是台灣人不接受，成立台灣民主國，並有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等起而對抗，這是中立的歷史事實，如何陳述，涉及對歷史的詮釋。
從日本觀點看，這些人皆土匪，但從台灣人觀點講，是先烈、義士。何來中立？
台灣教授協會主觀認定台灣過去四百年都是外來政權統治，其中當然少不了日本。用帶質疑其正當性的「日據」，不正彰顯其為非經台灣人同意的外來政權？
依該會一再強調的「人民自決」，當初台灣人反對日本統治才另立台灣民主國，其正當性自然高過未經台灣人同意的馬關條約，日本消滅台灣民主國，違反台灣人自決意願，展開殖民統治，正當性在哪？
幾位教授口口聲聲「台灣主體」，心中意中「日本主體」，才視「日據」一詞如洪水猛獸。用中國的黨國意識形態叫出賣「台灣國格」，用「日本主體」意識形態就不出賣「台灣國格」？
公文用「日據」江揆：宣示主權
行政院通令各機關公文統一使用「日據」而非「日治」，獨派反彈，行政院長江宜樺昨強硬表示，韓國被日本統治期間也稱「日本強占」或「日帝占領」，政府公文書使用「日據」，這是「任何一個有尊嚴的國家都應該要使用的方式」。
繼去年大規模舉辦中日和約六十周年紀念活動，總統府與外交部正積極籌畫十二月擴大舉辦《開羅宣言》七十周年紀念活動。
行政院前天宣布捨棄「日治」，政府公文書全面使用「日據」後，昨天也把網站上用詞全面統一，「日治」的字眼全被「日據」取代。
對於政府公文書一律改用「日據」，江宜樺表示，我們是有主權、有國格的國家，為宣示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公文書就應採用日據，而非日治。
對於政府公文書與教科書採雙軌制，江宜樺也說，這是行政院和教育部經縝密討論後達成共識。
據悉，馬英九總統日前也就此與江揆取得默契，就是要透過公文正名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教科書部分仍維持彈性。
不過，府院人士也說，以往政府公文書使用到日據或日治的機會確實不多，除辦活動或歷史簡介才會觸及這些文字，因而政府公文書統一使用日據，只是透過此一動作來宣示主權的象徵意義。
日治鬧劇 竟維護不平等條約
最近為修訂教科書事，不時有人提出《馬關條約》具有合法性，因此認為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為「合法治理」，而非「非法占據」。其實，《馬關條約》之類的條約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這問題，在國際法領域有個複雜的背景和明顯的發展趨勢。
眾所周知，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經過工業革命脫胎換骨之後，對外的軍事擴張便所向披靡。弱小國家則在強大軍事壓力下，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強加性條約」（此概念於十八世紀已由西方提出）。
以中國為例，從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開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協定》，絕大多數的國際條約都可歸類於：一個主權國家處於喪失自主能力下被迫簽訂的條約。基於此，孫中山先生於二十世紀首先提出「不平等條約」的概念，目的在於要求列強主動放棄強加於中國的條約。
西方列強為防止既得利益受損，當然堅持所有條約的「合法性」，因而拒絕放棄「不平等條約」。及至一九四三年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明顯需要中國積極穩住亞洲戰場時刻，便主動地連同英國放棄了過去與中國簽訂的「治外法權」。嗣後不久，同盟國又在紐倫堡大審上廢止了一九三八年在納粹德國軍事威脅下所簽訂的《慕尼克協定》（將捷克斯拉夫讓與德國）。於是乎，國際社會可說是首次、集體地以法律行動對「不平等條約」添加了註腳。
如果再結合《聯合國憲章》著重對禁止濫用武力及武力威脅所作的一系列規定，目前國際上即便對「不平等條約」的界定還有理論上的爭議；但政治實踐上，已沒有任何國家敢於明目張膽地採用武力手段迫使對手簽訂條約；當然，也更談不上敢於強調該條約的「合法性」。如今，霸權、強國、大國尚且如此小心翼翼；而一度受到《馬關條約》嚴重壓迫、甚至導致日據之初廿多萬抗日分子受到殘殺的台灣，竟然有如此多的後人去維護該條約的「合法性」，其「主體意識」已墮落到蕩然無存地步。
這次關於教材內容的更改，還涉及到「早期台灣」究竟是該從「荷、西與鄭氏台灣」談起，還是需要在「荷、西進出台灣之前，介紹一些漢族與台灣的關係」。
許久以前，或說在杜正勝時代，台北故宮曾舉辦過一次「福爾摩沙展覽」。彼時，其進門第一幅掛圖便開宗明義地介紹「荷蘭人抵達台灣之前，基本沒有漢族移民」。當時我便脫口責問其講解員，「一六三○年之後荷蘭人在台灣殺戮的難道全是原住民？譬如郭懷一領導下的抗荷運動，導致四千多名漢人被殺，難道不都是我們台灣人的祖先？」該講解員聽後頓覺語塞…。
嚴格說來，「日治」與「早期台灣史」所體現的問題都屬同一性質，即有些人處心積慮地試圖抹煞殖民主義統治的侵略性，而其心理動機無非是認為如此一來就增加了台灣的「國際接軌」。問題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接軌是以人頭落地為代價的大悲劇；而此次的接軌運動純粹是一場磕頭如搗蒜的鬧劇。（作者為世新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