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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智庫 國關中心走過一甲子 1967年關鍵會議 成對陸研究中心 雄風1型.. 難忘以色列 國研中心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2013/04/07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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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智庫 國關中心走過一甲子
 ▲國研會成立之初即受蔣經國倚重。圖為1954年1月23日,蔣經國在基隆的留韓反共義士歸國歡迎會上講話。(記者王超群翻攝)

 ▲國研會成立之初即受蔣經國倚重。圖為1954年1月23日,蔣經國在基隆的留韓反共義士歸國歡迎會上講話。(記者王超群翻攝)

 冷戰時期,蔣中正總統父子有感於大陸失敗的慘痛經驗,來台後格外重視情蒐,蔣經國統整國府情治系統,在1953年成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研究室」,就是現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在歷經60年的風雲變幻,國關中心已由國共對峙時期的「匪情研究」智庫,蛻變為台灣的國際關係研究重鎮。

 國民政府在大陸並沒有「國家安全局」的組織,1949年8月總統府成立資料組,負責國府海內外國安行動和情報分析,由蔣經國擔任主任。資料組研究室對外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名義活動,政府內部代號為「遠廬」,以雙重身分藉學術活動協助蒐集分析中蘇共與國際冷戰情報。

 國研會成立之初即屬甚受蔣經國倚重的情報單位,雖不直接負責敵後諜戰,但擔負起情報研析綜整重責,同時和情報單位「石牌訓練班」等密切交流互動。

 前身為國安局政策研究室

 1955年3月,機要室資料組改編為國安局,隸屬國防會議,資料組研究室也更名為國安局政策研究室,對外仍稱國際關係研究會。所以,國關中心的前身其實就是國安局的政策研究室。

 國關中心為紀念60周年,從檔案中找到1953年2月17日蔣中正的親筆裁示:「對於共匪俄寇尤其大陸地區實在情形應加以專門研究希即蒐羅人才設立一小規模之機構專司其事。」這紙不加標點、以毛筆書寫的公文,算是資料組的「出生證明」。

 蔣中正同年9月對國研會講話時就強調,資料組對外不出面,而這個小智囊也為他個人所用,不需名義,不拘形式,這也透露他對大陸情治系統密布各地,最終仍失敗,感到失望,從而不再信賴有形的情報單位,反而寄望小規模情報幕僚的表現。

 一套人馬 兩塊招牌

 國研會成立之初是典型「一套人馬、兩塊招牌」,首屆理監事27人,分別由政戰、情治、宣傳系統調用,其中至少有卜道明、任卓宣、陳建中、鄭學稼、郭乾輝、王崇五、嚴靈峰等7人是前中共人士,都和蔣經國密切有關。

 關素質在1955年4月,就針對中共爆發高饒反黨集團事件,做過完整情報分析和政策建議,當時認為這群東北的中共分子,不少都和蔣經國同屬「托派」,可以大加運用,策動為反攻大陸之內應。

 後來,為方便與學者專家聯繫,政策研究室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義,於1958年向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蔣經國後來指示擴大國研會,因此,於1961年改組為私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研所),轉向教育部登記。

 國研所在1975年併入政治大學,更名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為政大自治機構,解嚴後民主化,國關中心在1996年起完全脫離政府、政黨和國安局從屬關係。時代推移,國關中心早已成為學術重鎮而蛻去情報色彩。

 

 

蔣經國情報人才 不乏出身共黨

 ▲吳俊才接國研所主任時才43歲。圖為1970年12月15日,吳俊才主持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典禮。(本報系資料照片)

 ▲吳俊才接國研所主任時才43歲。圖為1970年12月15日,吳俊才主持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典禮。(本報系資料照片)

 ▲任卓宣(左)曾是中共黨員,後來為小蔣做情報工作。(本報系資料照片)

 ▲任卓宣(左)曾是中共黨員,後來為小蔣做情報工作。(本報系資料照片)

 ▲曾列為「異議分子」的彭明敏,曾被指派到國研所「就近監管」。(本報資料照片)

 ▲曾列為「異議分子」的彭明敏,曾被指派到國研所「就近監管」。(本報資料照片)

 早年的國研所領導層中不乏前中共黨員,他們成為蔣經國情治幕僚前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政大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陳至潔的研究,國仇家恨的時代,有些成員甚至為共產黨「死過一次」,有的則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的兒子左傾。

 關素質舉報兒子左傾

 筆名葉青的任卓宣曾是中共黨員,在上海被捕後拒絕投降,國府判死刑,執刑時一連被擊中5槍,卻大難不死,從死人堆中爬出,找到小蔣後表示,「我為共黨死過一次」,因為已問心無愧,之後就跟著小蔣做情報工作。來台後成立帕米爾書店與中國五權憲法學會,而其著作多半以反共理論與解釋國父思想為主。

 關素質則是親自舉報自己兒子左傾,大義滅親得到蔣經國的嘉獎,也因為反共反到連兒子都不要,才能一路得到小蔣信任,在國研所做到退休。

 陳至潔曾在國關中心廢棄的樓房中,翻查多達70個櫃子的檔案,目睹這些早年的情治人員所寫的自傳,為他們戲劇性人生和扭曲的人性而汗流浹背。

 檢視現存的「國際關係研究會理事簡歷冊」檔案,其中卜道明「現職」欄填的是「革命實踐研究院教育委員會委員」;任卓宣則是「政工幹校教授」;關素質是「國防會議研究委員」,其中核心人物則非吳俊才莫屬。

 曾是《中央日報》總主筆的吳俊才接任國研所主任時才43歲,正當盛年,其夫人是曾在電視開烹飪節目的馬均權,她是早年上電視教做菜的開山鼻祖。

 國研所監管異議分子

 吳俊才時期曾有「異議分子」彭明敏被指派到國研所「就近監管」,但陳至潔不能確定彭明敏是否確實到任,能肯定的是李敖曾在此上過班,也領過薪水,他曾見到李敖的薪水條。

 也幾乎是國研所的同一批人在1968年創設政大東亞所,為保持獨特性,同年由吳俊才覓得木柵國關中心現址土地並興建樓房,當年東亞所的宿舍餐廳等設施,也就和政大校園區隔,甚至門口還有衛兵站哨。

 

 

國研所、國安局 有不可說的關係

 ▲李登輝曾在政大國關中心主辦的「亞洲展望」研討會上致詞。(本報系資料照片)

 ▲李登輝曾在政大國關中心主辦的「亞洲展望」研討會上致詞。(本報系資料照片)

 ▲馬英九總統曾在政大任教,與國關中心人員熟稔。圖為馬英九(左1)和政大同仁歡敘。(記者王超群翻攝)

 ▲馬英九總統曾在政大任教,與國關中心人員熟稔。圖為馬英九(左1)和政大同仁歡敘。(記者王超群翻攝)

 ▲2010年12月1日政大歐盟研究中心揭牌,由立法院長王金平(左4)等人揭幕。(本報系資料照片)

 ▲2010年12月1日政大歐盟研究中心揭牌,由立法院長王金平(左4)等人揭幕。(本報系資料照片)

 吳俊才是早年國研所的主任,也就是「政策研究室」的靈魂骨幹,他在1968年向國安局所呈的公文中,明確提到國研所和國安局有不可言說的關係。

 吳俊才在當年5月20日公文中指出,有關安全局編印局史,希望不要將國研所和安全局關係列入。他表示,1966年蔣先生(蔣經國)指示對外保密部分,「在表面上,我們的研究所與情報機關必須做到毫無關係」、「一般人對情報機關有成見,如果我們研究所被認為與情報機關有關,我們的工作便打了一個對折。」

 吳俊才還在公文中再次引用蔣經國的話表示,「反之,以國際關係研究所對外,在國際上必更有效果」。吳俊才還指出,國際學術機構已將國研所認定為研究「匪情」和資料研析的重要學術單位,如果揭露國研所與情報機關有關,「彼等必感驚異」,勢將影響國研所對外的效果。為此,他極力主張保密。由此也可得知國研所和國安局有不可言說的關係。

 

1967年關鍵會議 成對陸研究中心

 當年隨冷戰格局改變,中華民國國際處境日益艱困,聯合國席位漸受挑戰,政府乃在1967年決定加強國研所對外交流與國際宣傳功能,期能扭轉國際局勢,當時國民黨中常會有一次祕密集會,關鍵性地決定了國研所的未來。

 1967年,葉翔之、陳建中奉蔣中正指示訪美,返台後撰寫《訪美報告》,具體建議關於「匪情」研究與對外情報交換應更積極;而在國民黨中常會中,祕書長張岳軍和王世杰、張其昀、程天放等人都支持此政策方向,並表示「全力輔助國際關係研究所之發展,使成為我國研究大陸問題之中心,建立學術研究之權威。」

 會後,國研所由其他情治機構所設的智庫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府「匪情研究」第一把交椅。當時美國有一批如費正清等學者,主張對紅色中國可以圍堵但不能孤立,國府稱這群人為「姑息主義」者。

 葉翔之等人訪美後認為,鼓吹「美匪建交」已在美國學術圈漸成氣候,因而建議由國研會扮演國際宣傳主力以求反制。同時,藉由邀請友我的學者來台參加學術研討,並提供我方機密匪情資訊,以抬高友我學者的學術地位與社會影響力,從而扭轉劣勢,改變輿論陣地被攻陷的不利局面。

 在此背景下,國研所有18年之久,在日本設有特派員,並設立分部,這在國內其他學術單位中,絕無僅有,他們主要工作就是情報交換和國際宣傳。

 國研所自1970年起舉辦系列年度性雙邊學術會議與政策對話,例如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中美會、後稱台美會)就持續至今,去年為第41屆,已成國際重要的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盛會。

 此外,持續與日本、歐洲學者舉辦簡稱台日會、華歐會的大陸問題研討會;另如首爾論壇、台灣東協對話等,都還持續進行,為政府提供二軌外交的平台。不過,資料顯示,當年舉辦中美會的預算換算今日幣值約3100萬元,到去年舉辦第41屆時,外交部撥給的預算只有100萬元,相差甚遠。

 

海軍支隊訪瓜國 媒體顯著報導

 中華民國海軍102敦睦支隊,5日至7日造訪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瓜國總統裴瑞斯親自接見並由海軍司令授勳,當地主流媒體「自由新聞報」更以顯著篇幅報導,凸顯兩國邦誼鞏固。

 中華民國駐瓜地馬拉大使孫大成表示,支隊訪問目地在敦睦中華民國與瓜地馬拉兩國邦誼。瓜國海軍司令賴英費思達(Lainfiesta)頒贈國花一等勳章給支隊長李世強少將及3位艦長,以表彰他們對兩國軍事交流的貢獻。

 他說,另有瓜地馬拉11位海軍官校學生上艦航訓,敦睦支隊官兵分別在瓜國總統府前憲法廣場,以及艾絲昆德蘭市體育場,進行樂儀隊及莒拳隊表演。

 估計大約有2000人登艦參觀海軍敦睦支隊,6日晚間在武夷艦甲板上,舉行以台灣傳統美食饗宴嘉賓的敦睦酒會,當地軍方、政要、新聞、學術、文化及僑胞等各界友人及大使館同仁眷屬踴躍參加,氣氛至為熱絡。

 主流媒體「自由新聞報」(Prensa Libre)6日更以彩色照片與頭版顯著篇幅,報導中華民國海軍的敦睦支隊。報導說,這是繼2001年、2008年後,敦睦支隊第3度造訪,3艘船艦共計官兵830餘位。

 除平面媒體,廣電媒體也製作專題,剖析支隊來訪對瓜地馬拉軍事訓練帶來的良好發展,極有助於瓜國民眾體認兩國兄弟般的堅強友誼。1020408

 

 

雄風1型反艦飛彈除役 難忘以色列

雄風1型反艦飛彈與海鷗飛彈快艇除役,台灣和以色列秘密軍事合作走入歷史雲霧中。
記者洪哲政/攝影

海軍艦艇大量換裝雄風3型超音速反艦飛彈,我國35年前與以色列合作、第一款自行研發並成熟服役的雄風1型反艦飛彈,在去年底全數除役。我國與以色列合作,突破中共封鎖進行軍事合作的扉頁,也正式走入歷史的雲霧中。

海軍司令部表示,最後一批數量不便披露的雄1,將按海軍廢舊及不適用物資作業規定,委由中山科學研究院銷毀。

知情官員說,我國因為研發雄1反艦飛彈,當年與無邦交的以色列建構相當穩固的軍備交流平台,台、以30餘年來仍透過不為人知的管道,進行關鍵交流,但以色列目前是兩岸通吃,中國包括空中預警機技術也來自以色列,我方相形低調與謹慎。

雄風1型反艦飛彈最大射程達到40公里,早年有少數在外島採取岸置部署,但主要是大量部署在武進一型驅逐艦、錦江級巡邏艦與海鷗級飛彈快艇上,是我國80年代封鎖海峽的主力彈種。具備更長射程、能夠終端爬升再俯衝的雄風2型反艦飛彈問世後,就逐漸取代雄1。最後雄1主要部署在海蛟大隊所屬海鷗級飛彈快艇上。

去年海鷗飛彈快艇除役後,雄1飛彈也跟著除役。海軍為海鷗飛彈快艇舉行除役典禮,並出版「威鎮海疆」專書畫冊,但這本有諸多海鷗快艇與雄1飛彈畫面的尋常書籍,被海軍司令部聲稱列為對內發行、列入移交的「機敏」刊物,不提供外界索閱。

台灣與以色列早年來往頻密,雄風1型飛彈是我國購入以色列天使飛彈後,以逆向工程進行仿製,海鷗飛彈快艇上的射控系統也採用以色列的設計。根據威鎮海疆專書內容記載,編號11的海鷗飛彈快艇,就安裝以色列原裝毒蜂級艇射控與搜索雷達,成為獨一無二的混血艇。

【2013/04/08 聯合晚報



全文網址: 雄風1型反艦飛彈除役 難忘以色列 | 政治 | 國內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7815843.shtml#ixzz2PrGZz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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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國研中心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國研中心一甲子,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一九五三年四月,個人服務的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研中心,但外界習慣稱之為國關中心)正式成立。九○年代中期以前,它是政府重要的智庫,近年來的工作不再侷限於政策建言,更多的時間在於從事學術的理論和辯證,現在已是國際著名的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機構。在它成立一甲子之際,它的智庫角色和政策研究功能是否式微,值得深思,這也是為何國研中心將以《介於權力和知識間:轉型中的智庫》為本月十一、十二日舉行的六十周年研討會之主題。

它成立之時,事實上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研究室,但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國研會)的名義對外,在政府內部的代號為「遠廬」,因此具有雙重身分,以學術活動名義協助蒐集並分析中共、蘇聯及國際冷戰發展的情報,直接向資料組的主任—蔣經國先生報告,因此也成為他所倚重的國安情報研析幕僚單位。

隨後政府改組,資料組研究室改編為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民國四十七年,為了方便對外的學術聯繫,政策研究室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義,向內政府登記註冊為人民團體。民國五十年國研會改組為私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研所),並轉向教育部登記為教育研究機構。

國研所在民國六十四年由忠孝東路遷到政大校園現址,更名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為政大的一個自治機構,因預算與人事仍由總統府直接負責。在台灣解嚴及民主化後,國研中心於民國八十五年脫離與政府、政黨及國安局的從屬單位,併入政大,成為一個校級的實體研究單位,由政府智庫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

在成為學術研究機構之前,政府對於國研中心的政策研究極為重視,經常諮詢,歷屆的國研中心主任都有從政經驗。杭立武曾擔任教育部長和駐泰國及菲律賓大使;吳俊才是印度史專家,歷任黨政要職;蔡維屏是傑出的外交官,歷任外交部次長和駐美代表;張京育先後擔任新聞局長和陸委會主委,邵玉銘曾擔任新聞局長和國民黨副秘書長,林碧炤則是卸任後轉往國安會和總統府擔任副秘書長。由於大部分行政主管對政府較為熟悉,因此比較能掌握政府的需要,在威權時代指派及協調中心人員的政策研究,甚至主動提供建言。

從智庫轉型為學術機構後,學術期刊論文取代政策研究和建言,成為研究人員是否能夠升等和續聘的指標。深厚的學理基礎有助於政策研究,而實務的考量,也可檢驗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遺憾的是,在全台灣高等教育唯「i」是瞻的情況下,政策研究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主管要求的是滿足學術評量的成效,而不是協調或整合政策的研究。個別研究人員不時仍會提出政策建言,但它缺乏過去的整體感和全面性。由於政策研究完全不屬於升等或是學術評量的一部分,因此中心主任也難要求同仁在這方面投入時間,當然也影響到智庫角色的扮演。

幾個月前,和韓國的一些學者接觸,他們深信韓國最近十多年來整體表現超越台灣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智庫角色的充分發揮及政策研究的落實,讓政府可以有全面性的思維,並且每個重要的政府單位都有能夠作政策規畫的智庫,讓它們的政策推出時,就掌握到該有的資訊和作判斷所需要的沙盤推演。國研中心未來不僅要在學術和政策研究中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帶領國內政策研究的質量,讓政府重視這個領域對其政策考量和制訂的關鍵角色。

(作者為政大國研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全文網址: 嚴震生/國研中心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817695.shtml#ixzz2PvDt2E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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