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危機：今日的美國，明天的台灣
聯合報╱社論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6351585.shtml
國際金融市場近來顯得相對平靜，卻透著股山雨欲來的窒悶；歹戲拖棚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偶爾激起些許浪花，但美國即將破表的十四點三兆美元國債，會否擦槍走火而首度出現無力償債的違約事件，才是最讓市場恐懼的「黑天鵝」。
台灣是美國第六大債主，美國國債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不言可喻；但它更提醒了我們，台灣的國債危機亦已不遠，再不思作為，類似的困境也將降臨。
美國國債危機由財長蓋納向國會發出正式警告而起；由於美國國債已抵舉債上限，蓋納要求國會提高上限，否則八月二日美國就可能出現史上首次還不出債務的違約事件，將影響美元、利率、美國債信及經濟復甦，而且全世界都可能因此遭殃。蓋納之言既是恐嚇，也是事實；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元是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國的前三大債主包括中國大陸、日本、英國等所持有的美債都會縮水，牽連廣泛而深遠。因此，以美國已上調國債上限逾七十次的歷史經驗，以及難以設想後果的經濟震盪，這次的國債危機可能仍然是個假警報。
然而，每次都拿經濟衝擊逼迫國會就範總有其極限，當國債愈積愈多、後遺症愈來愈大、執政者愈來愈不負責任地留債下一代時，國民的容忍度也愈來愈小。尤其，在廿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財政尚且走在一條改善有期的道路上，但輕率的減稅、介入區域戰爭及政治支出承諾，將這些盈餘空間揮霍一空。因此，這次國債危機與以往不同，它在金融海嘯過後需要政府施援時，已是負債累累；當危機到來時，政府為救經濟擴大舉債，讓債務加速攀升；加上人口老化趨勢下已可預見的醫療支出需求，使國會不再照單全收，附加種種縮減赤字要求，而無論是增加稅收或減少支出，都代表著劇烈的政策轉變，這卻是尋求連任的歐巴馬政府難以接受的。如此一來，國債危機變成政治對峙；當經濟碰上政治會撞出什麼結果，難以逆料。「美國倒債」應不會成為二○一一年的關鍵字，但誰能保證？
對台灣來說，美國國債危機不只是必須高度關注的事件，更是直接的警示。台灣的公共財政也有經歷過年年有餘的風光，但自民進黨二○○○年執政以來，國家債務餘額年年上升，八年膨脹了二點四兆元，近乎倍增；然而，國民黨二○○八年執政後債務累積依然快速，三年國債增加近一點二兆元，至本年度結束將達四兆九千餘億元，距離舉債上限僅有五、六千億元的空間，以近年每年財政赤字水準估算，最快兩年就告用罄，國債危機實已近在眼前。
就跟美國一樣，這三年台灣國債陡升，是為了因應金融海嘯後的經濟衰退危機，政府發放消費券、擴大公共投資、推動各項短期就業措施等都花了很多錢，確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確實成功地促進景氣復甦。然而，現今危機已過，負責任而有前瞻性的政府應是積極修補被危機捅得千瘡百孔的財政，不只為下一次的危機做準備，更是在厚實經濟的永續發展基礎。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上周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即指出，台灣總體競爭力進步到全球第六，但政府效能退步到第十，關鍵正是財政情勢惡化，一舉倒退七名至第廿，是四年來最差，顯示出財政改革的急迫性。
任由國家債務快速上升，更有違馬總統日前宣示的「世代正義」。在經濟危機肆虐的當下，擴大舉債救經濟是因為「長期，我們都死了」，求生存是唯一的目標；但是，「長期，我們的孩子還活著」，把過多的債務留給下一代承擔是不負責任的。因此，全面檢視國債問題現況，從研修稅制、資產活化到調整支出結構等面向，健全國家財政，有序降低負債，已必須成為實踐世代正義的重要一環。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1052200174.html
國家統治疆域跟經濟活動馳騁範圍未能完全重疊，在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嚴重乖離，已被公認是全球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其實也是企業因應國際競爭與區域佈局的必然結果。惟近年來尤其盛行於兩岸之間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規模日益擴大，這種「三角貿易」現象是否會讓GDP（國內生產毛額）作為「景氣晴雨計」的功能失去準頭，甚至惡化台灣所得分配，確實不無隱憂。
事實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在2010年時已超過半數（50.69％）。根據統計，海外生產9成以上指的是中國，其中資訊通訊產品更高達87％，其他依序則為精密儀器、電機與電子產品等高科技產業；至於傳統產業則相對較低，也跟近年來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的產業分佈與比重大致吻合。
以總體經濟角度觀之，台灣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已從2002年不到78億美元，佔該年GDP只約2.6％，大幅成長到去年的174億美元，並已達GDP的4％。此一數據乍看之下並不特別驚人，但如對照陸客全年絡繹不絕來台，去年消費總額也不過只佔台灣GDP的0.28％，且以GDP附加價值的計算概念來看則當更低，即可知道三角貿易淨收入（皆是附加價值），確實已是台灣GDP的重要成分。
如從外貿數據來看，更可凸顯三角貿易的重要地位。以去年為例，被計入國際收支帳「服務貿易」項下的三角貿易淨收入，已佔台灣全年「商品與服務順差」（約298億美元）將近6成。如果依照主計處最新公布的預測數值，台灣今年5.04％的經濟成長率當中，源自國外淨需求的貢獻即佔4.01％，其餘部分主要為國內消費成長（2.13％），至於國內資本形成（投資）則反將萎縮1.05％。
換言之，在台灣近年來民間消費與投資等內需不振，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來自國外淨需求（出口）情況下，更顯示持續增加中的三角貿易淨收入，已足以左右經濟成長的高低與組成內容。
但問題不在GDP數據是否因此被高估，而在GDP數據跟國內實際經濟活動逐漸偏離，近來常聽到的「無感復甦」，或許就是三角貿易型態太過突出的後遺症之一。
就定義而言，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商品賣出價/訂單收入減去買入價/支付海外生產之差額），而非總營收，依IMF權責制下（2005年起採用）納入GDP則毫無疑義，所以不算高估。理由在於台灣廠商看似只有接下外銷訂單，但也從旁提供了「規劃、調度、財務、管理、行銷、專利及其他技術等」支援服務，否則此類交易不會如此順遂，甚至無從產生。
除了上述這種類似佣金的收入型態之外，也大概有4成左右的台商在兩岸或其他地區都有實際投資與生產線，透過此地運籌中心合理分配訂單，自然也構成了三角貿易。然而，三角貿易在其他國家的角色不致太過突出，因此所引發的外銷訂單與實際海關出口差距或背離，以及其他經濟指標彼此不再同步的現象，自然也未若台灣這般顯著。
此外，由於三角貿易淨收入主要成為企業利潤，且在本地只雇用極少數員工，也必然會讓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狀況雪上加霜。至於去年約有14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所得」淨額回流，在國際收支帳上則記入「經常帳」，此一金額如加入GDP則構成GNP（國民生產毛額），也都跟台商大舉對外投資密切相關，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則近似於三角貿易。
總的來說，三角貿易的確顯現出台灣現階段的比較優勢所在，然而由於「國內生產」的成分流失，所以儘管總體經濟成長表現不惡，但其數值顯然已跟國內的產業關聯、投資消費、勞工就業、薪資成長等經濟指標失去準確對應，相關併發症確實不可小覷。
根本解決之道則在於讓大量外移的生產事業獲得適當填補，例如扶持中小企業的重新崛起、服務貿易的多元發展（而不只是三角貿易服務一枝獨秀），以及強調長期關係的整合生產而非量產等產業政策新思維，都值得政府與民間一同攜手投注更多心力。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6351460.shtml
【經濟日報╱社論】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上周發表世界競爭力年鑑（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並公布最新的評比結果，台灣由於經濟表現突出，總體競爭力排名由去年的第八提升至今年的第六，但因為子指標「政府效能」退步四名到第十名，大大減損了總競爭力上升的意義，馬政府尤感顏面無光，朝野各方想當然耳的批評蜂擁而至，但多數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反而流於口水之爭，無助於政府效能的提升。
政府效能下降，有些人認為是政府介入油價市場、宣布停建國光石化所致；也有認為肇因於政府機器失靈，包括部會分工、橫向聯繫，以及中央和地方協調等長年弊病；還有人認為是台灣英語能力不足，國際化程度趕不上香港和新加坡等。形形色色的原因，不一而足。行政院長吳敦義則在行政院會針對這項評比指出，政府對於所得分配、貧富差距等問題，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上述議題對台灣都很重要，但這些議題基本上與世界競爭力排名的關係並不大，不免令人懷疑提出批評者，有多少人真正看過IMD世界競爭力較完整的報告或數據。IMD報告明白指出，台灣今年下降名次主要的15個項目，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升高、老年化、外資來台少、政府補貼負擔重、經常順差降低、氣候變遷、公股影響商業活動升高、生活成本提高、企業經理人薪資成本增加、鼓勵創新的科研法規變弱，以及投資技術發展的便利性變差等。
IMD也指出，在「政府效能」項目中，台灣最差的項目，主要包括勞動市場彈性不足、外人取得國內企業控制權困難、裁員成本高、老年化、對未來二年財政展望、實質短期利率、公部門合約對外人開放程度、公股影響商業活動、政治不穩定風險，以及企業開辦時間等，多聚焦於在台經商的難易度。
檢視IMD的細項分析，就知道國內的討論方向與IMD競爭力指標關切的重點有多大的落差，這是因為IMD的評比主要是採用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觀點，因而在IMD定義的「政府效能」裡，台灣表現最好的是財政政策，因為我們所收的稅最少；勞動指標最差，因為勞動條件最嚴。不過，台灣競爭力排名雖上升，跨國企業來台卻不怎麼熱絡，因而外人直接投資存量被IMD列為台灣必須改善的第一位。台灣在這項指標排名第55，共有59個國家受評。
跨國企業要不要來台灣經商，不是IMD競爭力指標說了算，但這項評比可讓我們瞭解本國的企業經營環境與他國異同之處，雖是企業觀點，仍有值得參考改進之處。例如台灣財政政策指標反映出稅收低的優勢，但也出現未來二年財政展望惡化及公債攀升等不利指標，致使「財政情勢」的排名大幅後退，顯示低稅負的優勢不是真正的優勢。
再如台灣的勞動市場缺乏彈性，排名49，裁員成本高，排名47，顯示勞委會非常照顧勞工；但台灣勞工相對低薪、工時長，照勞委會的邏輯，則會認為勞動條件還不夠嚴格，而目前政府政策也是往這樣的方向調整。但這樣的現象放在國際比較裡，就顯得奇怪；為何其他國家勞動條件較具彈性，而勞工卻能擁有較高的薪資與福利？所以，經過跨國評比，就可知道勞委會有時過度保護勞工的作法，不見得對勞工最有利。
IMD的競爭力指標主要反映跨國企業觀點，有些或許要犧牲其他政策目標方可得，各國考量皆不同，不盡然要全盤接受，排名高低亦非絕對；不過，強化研發創新應是朝野共識，而前述15項主要退步指標中，卻包含創新政策、技術發展投資動能弱化兩項，顯示政府要有更積極的創新政策與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