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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8 15:40: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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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奇在他流亡維也納的20年代早期，完成《歷史與階級意識》這本“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關於蘇維埃革命以及庫恩的匈牙利起義的經驗，使他確信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第十一條闡述的中心原則：「人並不如唯心主義者所認為只是歷史的詮釋者，而是歷史的創造者。」盧卡奇第一本政治理論著作，就試圖辨識這個主導的法則和力量，它使人能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不像消極被動的犧牲者就只是承受歷史。（三條魚2008補充說明：所有佛教文化的墮落，就是這種唯心主義的消極被動。） 盧卡奇承襲了馬克思的信念，認為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是歷史變遷的真實力量，並且這場變遷中命定的動因就是無產階級。（三條魚2008補充說明：這種觀念中的“無產階級”，類似基督教傳統下的“上帝選擇的子民”。） 盧卡奇進路的原創性，是重新將左翼黑格爾主義的辯證法插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幾乎成為自然科學附庸的實證系統。他批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對馬克思的實證主義的詮釋，後來又對史達林和左丹諾夫提倡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採取反對的立場。 對於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化約論的版本，他認為忽略了人的意識和決斷扮演的創造性的角色，扭曲了馬克思對理論和實踐的動態關聯的原創洞見。 1970年、盧卡奇過世的前一年，出版的訪問稿〈雙重危機〉，盧卡奇對於史達林化約論版本的這種扭曲，認為反映出內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危機，相對的是外在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造成的第一危機。盧卡奇談到他在1920年代之後的工作在於「為馬克思的再生而奮鬥」，這種奮鬥是爲了「非民主的史達林系統到社會民主的過渡」，並且，面對正統經濟主義將馬克思簡化為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必須在駁斥正統經濟主義的基礎上，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復興」。 （E.San Juan編纂，盧卡奇論文集《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雙重危機”〈The Twin Crises〉這篇文章是在論文集的第三部分。） 盧卡奇基於列寧和盧森堡對人的意志和干預所扮演的主動角色的強調，並且確信列寧在〈What Is to Be Done？〉文章中表達的觀點：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可言。事實上，盧卡奇認為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再生，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及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後革命”的問題，都無法得到解決。 盧卡奇將黑格爾的“動態開展的世界精神”冶鍊變性，轉成馬克思的歷史變遷的辯證法，主體層面的意識和自由透過它，得以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法則相連結。藉由這種對歷史實在的重新理解，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意識克服了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心靈和物質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這些古老的形上學的對立。 《歷史與階級意識》要從世紀之交主導歐洲思維的實證主義的手中，拯救辯證唯物論，新左派批評家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稱頌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革命的主要事件。盧卡奇在書中提出論辯，認為“意義”既不是人的主體面對真實客觀世界所創造的某種事物（如同康德的超越觀念論），也不是無名的自然因果律所決定的某種事物，而是歷史世界中人的實踐和意識具有的潛能。 盧卡奇堅持馬克思的創見是「以歷史為中介的辯證過程」(mediating dialectic)，從而將理解和具體實踐加以“對合”(conjugate)。他反對現象學的觀點，人不是現象學認為的孤獨的、真誠的(authentic)的個人，人是“集體性的主體”，一切所作所為都是“歷史性的”，從自身作為普遍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社會意識(social consciousness)，承諾歷史解放的客觀可能性。 在這個過程中，盧卡奇擴展了馬克思在經濟學對無產階級的定義： 「表明階級解體的一個階級……由於自己受的苦難是普遍的，以致具有普遍的性格……它只有通過人性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 駁斥那些將馬克思主義化約為經驗事實的獨斷系統，盧卡奇將馬克思主義重新界定為“辯證方法”，它允許理論成為實踐過程內涵的物質力量。辯證唯物論的根本目的，是「將理論轉換為革命的負載者(vehicle)」，但是，它不同於歷史進化的盲目必然的法則。 如果理論意識需要轉換為實踐，那麼，相反過程也是同樣的必要。 盧卡奇確信這是馬克思給Ruge的信中那句名言的含意：「實在也必須朝向思想」，以及「那時就可以看出，這個世界長久地以幻想的形式所擁有的事物，只要有意識地掌握，就能真實的擁有。」 因而，只有當意識在實在界（作為客觀的可能性）發現自身（作為主觀的可能性），理論和實踐才最終地得以和解。 《歷史與階級意識》第一章「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第一節開頭： 「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 「更重要的關鍵，是對於掌握群眾的理論和途徑，發現這兩者的特性和定義，這兩者把理論、即辯證方法轉換成革命的負載者。」 如果因為唯心主義強調意識的自發效力(autonomous powers)，黑格爾的辯證法必須加以取代，那麼，恩格斯的科學性的辯證法，就他完全終止主體的作用，並且提出嚴格的因果規律，其中忽略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作為辯證關連的交互作用，也必須加以取代。 換句話說，形上學的觀念論把理論的轉型效力侷限在純粹的主體意識，以致無法“改變實在”。實證主義下的馬克思主義，卻也不可能假定實在界獨立於人的干預、假定實在界完全依照自身的確定法則而開展，從而取消了改變實在的鎖鑰。這兩種情形中，理論和實踐的完全分離，造成了對辯證法的出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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