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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6 20:24: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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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奇(Georg Lukacs)，1885年4月13日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產黨，1923年出版《歷史與階級意識》（副標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這本書在黨內招致嚴厲的批評，卻被譽為“新馬克思主義”的聖經。 這本書問世以來，不論盧卡奇本人或是這本書，一直是飽受爭議的對象。 基本上，大多數理論家都同意它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政治鬥爭的意識形態之外，在官方主導的機械唯物論之外，能夠有另一種向度的發展。 正因為這本書相對於思想史的發展，處在某種根源性的地位，因此通常對它的研究，主要針對它到底是以原創的形式來闡發馬克思思想的基本論題，或只是盧卡奇的布爾喬亞思想背景再馬克思主義的面具下重新組織。換言之，關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討論主題，通常針對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或是異端。 一般來說，前一種理論家主張盧卡奇確實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理論根源是強調這本書恢復了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文主義的要素、強調這本書中的「物化」的概念“預先”呈現馬克思的《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的概念，因為後者直到1932年才被發現而正式出版。 後一種理論家強調這本書只是“非理性主義的生命哲學”在馬克思主義中的翻版、是“布爾喬亞浪漫主義的反科學主義的傳統”首度侵入馬克思主義。 和這種爭論最具有密切關係的另一種爭論，是《歷史與階級意識》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連。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1955年出版的《辯證法的歷險》，把《歷史與階級意識》稱為西方共產主義的聖經，該書第二章的標題即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用來代表《歷史與階級意識》開創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解。 最早著手詮釋盧卡奇的哲學家戈德曼，在1973年的《盧卡奇和海德格》，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物化」概念影響了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 這種詮釋上的問題，也表現在徐崇溫和杜章智兩位先生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否仍為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前者在〈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中，主張《歷史與階級意識》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後者在〈談談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認為盧卡奇只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產生影響，而不是創始。 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或異端為出發點，從而論證《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理論價值的這種作法，不只出現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中，同時，更戲劇性地表現在盧卡奇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中。 事實上，這本書出版後，就成為共產國際馬克思主義相關論題的爭議焦點： 1924年6、7月間，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時共產國際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對極左主義發動攻擊，並譴責這本書為修正主義，雖然相較於盧卡奇在1929年後屢次面臨開除黨籍、甚至入獄判刑的命運，1924年的這項譴責並未對盧卡奇造成實質上的壓力。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政後，盧卡奇由德國回到莫斯科，分別在1933、1934年發表了兩篇文章〈我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對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意義〉，其中尖銳地批判《歷史與階級意識》沾染主觀論的行動主義、處理問題的進路是哲學唯心論。後來，他強調這些自我檢討是基於現實考量下的策略需要。 1983年，匈牙利黨中央發表的〈紀念盧卡奇誕辰一百周年提綱〉，則對這本書的理論貢獻給予肯定的評價。《歷史與階級意識》在共產黨內的理論地位，明顯隨著現實政治的政策起伏而搖擺不定。 基本上，這篇論文無意參與到這類的爭論中。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些不同的詮釋、包括它在共產黨內部的理論地位，都是把《歷史與階級意識》放進一個既定的理論背景、甚至是既定的政治背景中，這些理論背景或政治背景主要關連到詮釋者本身。至於這本書的概念指涉、以及這些概念和盧卡奇的思想背景之關連，彷彿都退居到無足輕重的位置。 因此，與其說是要“理解”《歷史與階級意識》，不如說是要“理解”盧卡奇如何符合詮釋者本身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要把盧卡奇推到詮釋者本身的理論立場，從而證明自身理論的正當性。 這類的問題當然有它們的重要性，尤其當盧卡奇身處共產主義的陣營中，它們更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但是，對於《歷史與階級意識》，這些詮釋只是外在詮釋，也就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已經成為一個理論實體後，把它納入其他理論實體的解釋範圍，這種狀況下，詮釋的對象可以獨立於詮釋過程而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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