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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2 19:32: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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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矛盾的優位性 前一節用了許多篇幅討論考古學和思想史的基本對照。 （三條魚2008補充說明：思想史想把考古學納入整編，考古學卻否定思想史的現實意義。） 但是，似乎沒有碰觸到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否可能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把傅科歸到結構主義的脈絡中？ 「是否可能」這樣的問題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事實上大部分將傅科詮釋為結構主義的著作，正是一種思想史的工作。回想M. Sarup的處理方式：指出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四項共同點，「略述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某些相似處、連續性之後，我想提一些後結構主義的特徵」。（〈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p.3。） （三條魚2008補充說明：「是否可能」這類的問題，是古典哲學體系慣用的提問方式，「是否可能」接續著「如何可能」，用意是探究某件事的合理性以及發生的原因，哲學史裡面最擅長這種提問方式的哲學家是康德，通常也把他當作這種提問方式的開山祖師，在他的書中，不斷出現類似的問題：「形上學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道德的命命是否可能」、「人的認識如何可能」。參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李明輝先生譯，聯經出版。） 那麼，基於傅科不贊同別人稱他為結構主義者的前提，我們總可以問「基於考古學的方法，能否對於思想史家將自身納入思想史的脈絡中這種處理方式，加以否定？」也就是說，考古學能否指稱思想史為非？ 答案似乎是不能。 傅科以考古學來取代思想史，對思想史本身所能產生的最大殺傷力只是「經過批評之後可能失去作用」（〈AK〉pp.25-6，參見上節末尾。），考古學能作的是針對思想史本身作為一個話語系統，分析出它的形構關係以指出它的存在條件。 如果仍然以傳承或開創、先驅者或後繼者這樣的觀念來從事歷史研究，傅科只能說「對於拒絕成長的歷史家，這些是毫無傷害的娛樂」（〈AK〉p.144）。 可是，我們也就從這裡得到一個吊詭的結論： 因為傅科的考古學分析不可能否定別人將它稱為結構主義，所以考古學分析不是結構主義。 這是因為，傅科「是不是」結構主義者這樣的問題是結構主義的問題，但並非考古學的問題。因為在結構主義中，可以說某種結構是錯誤的、可以說某種結構只是憑空的想像而無法正確解釋人的社會、甚至可以說結構是相對而非絕對，但是不能說兩種相互矛盾的結構同時是正確的；而考古學中，「傅科『是』結構主義者」和「傅科『不是』結構主義者」這兩個事件可以同時存在，現實上會有哪個事件出現，是由特定話語之中各個對象、聲明模式、概念以及策略的配置關係所決定。 因為結構主義蘊含對真理的指涉，而考古學終止任何真理的存在。 在這個層次，考古學的分析完全不同於結構主義。德雷福斯和拉比諾的〈傅科──超越結構主義和詮釋學〉將考古學分析的這項特點稱為「雙重還原」：對於話語的真理和話語的意義都予以存而不論。﹝Hubert L. Dreyfus & Paul Rabinow, 〈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桂冠中譯本，1992，pp.64-7﹞ 知識考古學〉第四部份第三章，論及考古學和思想史對矛盾採取不同的分析方式。思想史本身依照它是強調歷史的先驗根源、或是強調歷史的經驗規律，各別對矛盾進行不同的安排。 前者認為直接可見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它們只是表象、只是幻覺，在意識和非意識之間、在思想和文本之間，隱藏著真實的統一體。藉著它消除一切矛盾，形成融貫的歷史。 就後者而言，有些基本的矛盾無法消除，它們作用在系統的各個部分：系統的起源和預設、慾望的交錯、政治經濟的衝突，它因而構成系統的組織原則、存在的法則。 就前者，表象性的矛盾必須透過話語的統一體來加以消除，就後者而言，正是基礎性的矛盾導致話語的產生。（〈AK〉pp.150-1） 對於考古學的分析，矛盾就是它要描述的對象，話語結構就是不同矛盾相互對立的空間，「考古學的分析建立矛盾的優位性，它的模型就在於單一命題的同時肯定和否定。……考古學分析的目的是要在特定的話語實踐中，映射它們構成的基點，界定它們預設的形式、彼此的關係、以及宰制的領域。」（〈AK〉pp.155） 所以，一旦我們由上述的層面來理解傅科和結構主義的關係，我們就等於把這個問題帶入考古學的分析中：一方面傅科不是結構主義者（因為考古學和結構主義對真理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傅科又是結構主義者（因為考古學無法否定思想史的進路）。 這個問題在考古學的角度下就成為：在傅科的著作中，討論的對象、採取的聲明模式、運用的概念、遵循的策略是否處在一種特殊的配置狀態，以致能和結構主義區別開來。所以，或許傅科有意或無意的“運用”了結構分析的方法，或許考古學的分析和結構分析有許多“相似”的特點，比如：排除對說話主體的指涉。但是問題是儘管兩者有再多的相似之處，它們在傅科的話語中的配置關係，使得它們反而呈現出反結構主義的外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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