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電雙漲的管制性政策是政府不得已的措施，乃從公共選擇理論、寇氏定理、納許均衡來作政策規劃的評判標準，所有的風險應由政府與全民來共同承擔；這種輸入型而非政府能掌控的能源危機，在扁政府漠視不理會的結果，在立委為選票而非理性的凍漲結果，嚴重誤導人民對自然資源的錯誤認知與毫不謙卑的心來正視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問題，根本就不關心地球糧食不足與能源耗盡、物種絕滅、海洋及環境污染的未來問題。油電只是個開端的警訊而已，台灣人民該謙卑來面對這個嚴肅的課題，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的積極作為，因為台灣已正式進入高油價的年代，除了要落實節能減碳之外，我們更應尚環保志工，積極研發可替代的環保能源，這才是叫愛台灣啦！

近日來，發現各家媒體為討好閱聽人的口胃而一面倒地聲嚴厲色批判新政府措施，凍漲也罵，漲了也罵，太多非理性又非專業的聲音不斷在媒體政論節目中用大聲公播送，無知的人民被不斷地洗腦，這種昧於事實的荒誕戲碼，一直從一知半解的教授、政治名嘴大啖經濟、昧於良心的立委、只管收視率的政論節目主持人重複上演，而完全掩蓋了真相。這跟父子騎驢的故事有點類似，最荒誕不經的是：陳文茜不懂經濟，卻總愛搬門弄斧，用政治權謀來看經濟，找些有偏見的經濟教授來背書，預期心理應然是總體經濟的重要一環，這也非實然矣，至於其他政論節目的品質低落程度更不在話下，尤其是陳揮文的無厘頭言論卻胃足了廣大無知的民眾。媒體記者不懂政府有責任站在公共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的角度守護台灣經濟，經濟行為的互動與相互影響之總和表現，是一種所得、分配與成長理論；然而，人民卻只站個體經濟學來看問題，則是以價格為基礎的供需理論。基此，公共經濟學的觀點所講求的經濟規模必然含括個體經濟學的供需均衡。

劉內閣為因應油電漲價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的衝擊，而急著釋出千億元給地方政府進行建設工程，而迷信這樣的擴大內需可舒緩通膨壓力鍋的震幅，吾人對此有七點見解：

一、     立意甚佳，但有挖東補西的後遺症，可能導致「李明博效應」的情事發生。宜審慎實施管制性政策，儘可能回歸自由經濟的市場機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管制性政策容易產生政策盲點(POLICY MYTH)、團體盲思(GROUP THINK)、過分倡導之陷阱(OVER-ADVOCACY TRAP)、亞羅不可能性定理(KENNETH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可能遭致政策僵化(POLICY PERVERSITY)、政策困窘(POLICY PREDICAMENT)、政策滑移(POLICY SLIPPAGE)、政策牴觸(POLICY CONTRADICTION)、政策停滯(POLICY STASIS)、政策兩難(POLICY DILEMMA)等現象。

二、     此一公共政策議題別再搞成政治事件，這議題凸顯了三個政策問題，一是油電價該怎麼漲才不會引爆恐慌性經濟危機呢？二是中央提撥千億元補助款給地方就能解決什麼樣程度和層次的問題嗎？三是補助款要怎樣給才算是用在刀口上，及符合公平效率原則呢？我國該思索環保的替代能源之積極開發，使之普及化與平價化；開拓油源的合作開發案；全民勤儉與節能減碳的具體鼓勵方案與生活公約的措施。

三、     前項油電價和補助款看似與通膨有關，但其實是獨立事件；行政院不應該倉促提撥補助款給地方(題外話：多次在政論節目看到薛香川先生的談話，在語意表達與還輯敏銳度上是有問題的)，應回歸到法制層面的公平效率原則來進行政策論證，該由國民黨政策會敦促並協助立法院即速架起論述平台(如public hearing)，由經建官員提報專案規劃與具體證據的說服力主張(包括政府交接的攔攤子狀況與即將面對的危機，不處理與處理的可能結果，如何處理，但不作任何預期成效評估，只作期望值概估等)；就油電漲價與補助款兩案分別舉行公聽會論證，不可混淆，由正反兩方的立委就專案規劃提出質詢與答辯的支持或反對論述，最後由行政院經濟部官員當場綜合正反意見，提出政策主張的管制性政策構想(目標、重點、時間、標的物、手段)經在場相對多數同意，即呈交行政院長核定實施；行政院長最好出席這種重大的公聽會，應對相關配套措施簡明扼要論述與宣示，當然請副總統先行出席對議題重大危機的決策與啟示而致詞，大聲疾呼的信心喊話，期待感動人民知道與支持新政府收拾善後等執行力的決心，並期全國上下團結勤儉而共渡難關；宜透過公視、相關媒體SNG及開放平面媒體的傳播政策行銷與促使倡導聯盟的形成，讓全民充滿獲得完整的施政資訊，不致被媒體政論節目所誤導。

四、     就油電漲價的問題，類如健保費調漲的內部結構性問題，應重估中油、台電內部人事、營運等SINK COST、機會成本、邊際成本等足以反映每桶輸入成本的油價，換言之，就是計算公式要重新評核，宜採兩階段調升，間隔兩至三個月，藉以舒緩物價撥動的預期心理，以及給予政府研擬因應對策的時間(按：健保機制宜及早稽核查弊與整備方案，這將是下一個引爆點)。政府部門除可透過策略規劃的五力分析等之外，另應就代替能源開發方案、節能減碳應急措施同步進行，查察過去整備狀況並儘速就位與部署施行。至於計程車補助油價的措施，吾人深表不滿，理由有二：一是城鄉差距會加大，都市有廉價、多班又便利的捷運、公車等大眾運輸系統，而花東與偏遠山區則無；大都會TAXI數量應逐年遞減，鼓勵改為參與偏遠鄉野TAXI聯運，可與地方政府簽約辦理，避免各縣市大客運車載客量不足的浪費與賠本，反增加地方政府差額補助的負擔，以免層出不窮的舞弊案一再發生；二是計程車是推動節能減碳的最大阻力，整日成千上萬次的TAXI滿街跑，大多是空車，地方政府應好好規劃訓練一技之長並輔導轉業，以利維持家計，更應積極限制道路通行的容積率，做好降幅量的因應政策規劃。

五、     就增加內需的撥款千億而言，吾人對於此項決策粗糙而甚表不滿，理由有三：一是給泛綠縣市長規劃時程嚴重不足，相關重要提示項目亦不夠明白，顯然不符合公平效率原則及人民期待的「已準備好了」；二是按人口比例或依各縣市浮報預算編列的誇張程度(尤其台北縣)，而沒有中央派專員履勘需求、訪價及專業評估審查的成本效益分析(包括成本歸戶的計算)，只是讓人觀感極差的論功行賞與吃相難看的內鬥而已，您能相信地方的執行力嗎？該不會又成了另一個弊案的幫凶呢？未蒙其利而先得其害，因為可以用制度來規範人的行為，甚至過濾掉投機分子；三是擴大內需的補助款是否真正能夠結合七月直航包機與陸客觀光景點的整飾裝修呢？是否能夠成為愛台十二項建設的先期整備規劃工作呢？似乎本末倒置，沒有整合性規劃，就先要到錢再說，不搶白不搶，要不到就無法向選民交代，這樣的爭食大餅又跟貪腐的民進黨政府有何區別呢？只是依然在虛擲資源，應該區分優先等級的深度與廣度之重點考量；請謀定而後動，因疾急而亂投醫會欲速則不達；請別再製造蚊子館，應由不分區藍綠立委會同相關業管官員分組抽籤赴各縣市評估需求，以既有基礎建設及蚊子館改善來充分利用，宜以創意文化產業為基調，甚至重劃為政府辦公大樓或社福機構或公益設施，如需額外投資者，宜就縣市內相關蚊子館與不良設施提出說明，俾供查察是否有不法情事之準據。

六、     普羅大眾的人民是盲目的，多半是以資訊不對稱的自利行為為出發點，尤其當今面臨扁政府用擺爛方式的政權移交，甚至520後的三天內就開始無情的攻訐油電漲價政策，雖然令人髮指，媒體也跟進起鬨，但這當然更需要新政府的善意關懷與同理心，進而擴大政策宣導，透過論證平台的政策行銷，甚至構連各地方社區的、各團體組織的政策倡導聯盟，給予一個溫暖的信賴感與全面性的支持，其實吾人是支持一次漲足，因為長痛不如短痛，捐棄成見與短視，而免於國家財政崩盤與債留子孫的後患，但更期盼政府能用有效的證據和具體作法來說服全民，錢都捐了，有什麼不可以節衣縮食的呢？要的不過是一個信心喊話、政策決心與執行力而已，能足以成為政策主張的強有力後盾。另外，直航八大機場的國防安全問題，請再三思，如縱深短淺的預警反應時間及其他相關防衛作戰機動能力等。

七、     最後，請依法積極追查貪贓枉法的政府官員舞弊案，不僅是還人民公道，而是要為台灣民主政治確立警示碑。請不要為了意象(METAPHOR)虛假的和解共生，而截斷人民票投馬英九所期待的反貪腐和拼經濟兩大項政見承諾，難道陳水扁及貪腐的民進黨謝長廷等對台灣人民的趕盡殺絕還不夠多嗎？民主的價值被摧殘殆盡，難道禍首主腦不必負起政治及法律責任嗎？陳義雄的死跟319槍擊案真相、高捷貪污及虐待外勞案、高鐵逾放投資款弊案、國營事業虧空及不當人事案、國土賤賣案、華提史威靈違法投資案、陽信銀行違法放款案、鐽震案、巴紐十億醜聞案、國務機要費貪污案、其他已偵辦的特別費貪污案、檢察官不法羅緻罪名的瀆職案等等，都要儘速查個水落石出；因為沒有真相，就無法教育人民的民主法治觀念，要讓投機政客無法遁形，要讓台灣民主政治更加清明。有關王部長所提的廉政公署不就與政風牴觸或重置了嗎？吾人以為，先暫緩新發明，宜以遵守法律的克盡本分做為基本要求，並建立機制典例，保障文官制度獨立行使職權，區別政務與事官職而不受不當指使的違法情事一再發生。吾人假定，當一個長期受到選票承諾或民主亂象餵到胃口超大而吸毒的人民，正在勒戒所進行治療的痛苦慘狀出現時，身為醫護人員的政府官員是要繼續用毒品來安撫他的情緒，以獲得短期的安靜呢？還是要協助他一起度過這段陣痛期，能及早完全戒絕毒品而救他呢？和解共生是政治目標，但政策過程中一定要有公平正義，絕對不可對壞人心軟和手軟，一定要受到法律最嚴厲之制裁，以實踐政府官員就職宣誓的承諾，否則就對不起善良百姓的期待了。

結論：

　　　請給新政府收拾扁政府選輸了而惡搞所留下來的爛攤子多一點政策思維的空間與時間，請一些寡廉鮮恥的國民黨立委別再胡扯亂搞了，親者痛，仇者快，跟無恥又扯後腿、說風涼話的貪腐政黨－民進黨又有何不同呢？現在已到了別無選擇的時候了，請媒體自重自愛。

            請看看《到葉門釣鮭魚》(SALMON FISHING IN THE YELMEN)(PAUL TORDAY著，鄭明萱譯，貓頭鷹出版社，2007)，小說中的主角漁業專家JONES博士與葉門親王(大公)展現出希望就是相信，大公幾番考驗與交談互動之後而對JONES充滿的授權與信任，表現堅定的信仰就是信心的源頭，只有堅持與專心投入，相信專業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才會帶來無盡的喜樂與應得的報償，也一定會成功，這本書說明了人定勝天的道理，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曲直轉折，不為旁務流言所阻或所惑。然而，政府各部門與人民都應全力支持，在行政與民調上的阻力完全克服，而實際參與的專家們更應該要設想週到地勇往直前，放手一搏，不可閉門造車，才會有扭轉劣勢和開創新局的契機。

註：

在政策規劃中，經濟學家會以財貨供需理論來解釋或預判經濟趨勢的發展，而社會學家則常以福利政策為例來探討政策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如筆者所知的「Rawls標準」可將社會所得用於「使過得較差的人過得較好」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狀態；還有「Kaldor-Hicks標準」亦為一種衡量公平性的標準，若某個社會可以獲致淨效率利益(總利益減去總成本)，這些所得可用以補償社會競爭中的輸家，則該社會狀態將是較佳的。此外，常被公共政策科學領域所引用的「巴瑞圖標準」(Pareto Criterion) 則強調「主要少數，輕微多數」(vital few, trivial many)的見解，對此提出「弱勢族群利益最大化原則」，藉以縮短社會上貧富差距的現象，臻逹巴瑞圖最適化。基此，政策規劃應具備內溢性價值的特質，須考量以目標本身而非手段或方法來為評估標的，對事件、情況或過程的價值進行評估。如生命價值經常被視為一種內溢性價值，亦即某人的內溢性價值，亦可能會成為別人的外溢價值。

經濟活動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人際間（或是經濟體之間）的合作行為對文化的演進是很重要的一個促成因素。經濟活動中的合作關係一般可分為生產合作和交易合作等兩種形態，生產合作指的是多人協同以成就個人所無法獨力完成的工作或生產活動，交易合作指的則是透過交易關係而達到互通有無的現象。專業化（specialization）與分工（division􀀂of􀀂labor）的好處都可以透過這兩種方式而發揮出來，比較利益（comparative􀀂advantage）是用來反映個別經濟體於合作關係中所處的最適位置之所在的一個概念，不論是合作下的生產或是個別經濟體自己的生產，其經濟規模（economy􀀂of􀀂scale）的好處也可以透過這些合作關係而發揮出來，亦即這兩種合作關係都可以協助提升效率。在一般社會中這兩種合作行為通常都是並行不悖或甚至是很難予以區分的，這即便是在一些原始社會中也莫不如此。人際間的互動不免要有利益相衝突的問題發生，為了社會生活運行平順，有必要發展出一種解決、或甚至是防範人際間之衝突的機制出來，這就是規範社會成員行為之社會規範（social􀀂norm）以及協助執行此一規範的風俗習慣、法律與政府的出現，風俗習慣通常是任何由人所組成的社會都會發展出來的，嚴密的法律制度與政府組織則常只有在相當複雜與成熟的社會中才會出現。探討個別家計單位或消費者之經濟行為的理論叫做消費理論（consumption􀀂theory）或需求理論（demand􀀂theory），探討個別廠商或生產者之經濟行為的理論叫做生產理論（production􀀂theory）或供給理論（supply􀀂theory），這兩個理論讓我們對消費者與廠商的供需行為有所了解，這些供需行為在市場上的互動情形就是均衡理論（equilibrium theory）所關心的，把經濟體系中所有市場的供需互動與不同市場彼此之間的互動同時納入討論的理論則稱為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研究市場中個別產業（industry）內的產業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問題以及廠商彼此間競爭態勢與策略的是產業經濟學（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範疇。福利經濟學（welfare􀀂economics）所要探討的是不同的經濟環境中關於人（以所得分配或效用損益來衡量）的福利狀況，研究政府部門之經濟行為的則是財政學（public􀀂finance），基本上福利經濟學會構成財政學的基礎，因為它提示了政府在人的經濟活動中也有其可以且應該扮演的角色。廠商與政府基本上就是由人所組成的組織，研究組織內部如何作決策的理論叫社會選擇（social􀀂choice）或公共選擇(public􀀂choice)，通常公共選擇的名詞用來專指對（民主制度下之）政府的研究，財政學與公共選擇就構成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的主要內容。對生產要素的研究有資本理論（capital􀀂theory）、勞動經濟學（labor􀀂economics）、土地經濟學（land􀀂economics）等，對交易媒介（medium􀀂of􀀂exchange）的研究有貨幣與金融（money􀀂and􀀂banking）理論，對大自然與人的經濟世界間的關係之研究有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及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economics），對資􀧮之有無與是否對稱地被掌握之現象和資源分配之關係、以及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經濟意涵之研究有資􀧯與不確定性經濟學（economics􀀂of􀀂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對人口的成長、繁殖、年齡結構及遷徙之研究有人口經濟學（population􀀂economics），對人際間與組織間策略互動關係的研究有賽局理論（game􀀂theory）。經濟活動必然牽涉到許多的環境因素，簡單的說有時間、空間與經濟主權（指行政管轄、制度限制等）三項。財務經濟學（financial􀀂economics）與資本理論討論的是跨時間的經濟問題，保險學（insurance）是風險與不確定性問題和跨時交易問題的產物，討論與空間相關或是跨空間的經濟問題的是區域經濟學（regional􀀂economics）和都市經濟學（urban􀀂economics）的範疇，國際貿易
（international􀀂trade）則是研究跨經濟主權與跨地交易問題的學問，跨經濟主
權與跨地的貨幣與金融問題屬國際金融（international􀀂finance），國際經濟學
（international􀀂economics）就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合稱了。在個體層次
上討論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及不同文化之不同經濟體系的比較研究是經濟人類
學（anthropological􀀂economics）的內容，這方面在總體層次的討論則是發展
理論（developmental􀀂 economics）與比較經濟制度（comparative􀀂economic􀀂
system）的範疇。
　　對於人與其所屬之組織間之關係的研究是屬於組織理論的領域，這部份
和對廠商內部、政府組織甚至是制度的研究都有相通的地方，可以總稱為制
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economics），對於這個部份的研究是和政治學
（political􀀂science）與管理科學（management􀀂science）上的組織學
（organization􀀂theory）密切相關的。法律經濟學(economic􀀂analysis􀀂of􀀂law）則是利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執法的成本效益、法律規範之效果、以及在訴訟時不同判決（亦即不同的權責劃分方式對當事人之行為）所可能有的不同效果之相關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