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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語藝來看民主政府功能與政治智慧:媒體政治與媒體干預政治是台灣過度民主而無法治約制的普遍亂象,逢迎拍馬和製造社會動盪的禍首才是媒體、名嘴。 瀏覽261|回應0|推薦2
2008/03/22 13:36:51

  就民主政府的意義而言,乃基於國家典章制度、政府組織結構、及政策網絡運作,達成人民所期待政府的預期施政目標,其中政策管理則強調以民意為依歸的績效型政府執行力,績效則指效率及效能,效率為產出/投入,效能為實際值/預期值。失能的貪腐政府則可能導致政府失靈,為政策失靈及市場失靈的complex,係指受到直接民主(如多數暴力tyranny by the majority)、代議政府(如競租rent-seeking的pork-barrel or logrolling legislation)、政府機關供給財貨(如管制性分配政策)、分權政府(如權力制衡、資源分散、政策監測)等失控問題所引發的一連串環扣相爆的政策僵化perversity、停滯stasis、牴觸contradiction、兩難dilemma、困窘predicament等問題;先前所提述兩句我國古訓,就可點破這個為政者的迷思。

邱吉爾在一次晚宴準備發表政策性的演講之前,突然從侍者手中接到可能來自反對陣營之參議員的字條,只寫著「笨蛋」二字;邱吉爾站在講台上,很鎮定地且面帶微笑著大聲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剛收到一位署名為「笨蛋」的朋友,對我無話可說,已表示支持我今天所提出的政策,讓我們鼓掌感謝他的支持。

一般對於律師的政見辯論,多半採取法庭學途徑,源自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論辯學(oratory)與西塞諾Cicero的詭辯術(sophistry),歷經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始祖哈柏瑪斯Habermas的溝通理論之正(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亦符合毛澤東的辯證法(dialectics),孫子兵法上虛實篇的奇正戰術;然而,演進到當今公共政策科學所定義的論證(argument or argumentation),更被我國語言學家歸類為論辯或稱語藝(rhetoric)。從政策溝通(policy communication)到政策對話(policy dialogue),到政策論述(discourse; 或稱對談),透過政策辯論(policy debate),進而達成政策論證(policy argument),將政策資訊經由正反雙方的主張,用經過可信度檢證的證據,來向人民提出有力的說服力,最後讓支持度的論述成為政府的政策主張(claim),這是William Dunn的論證結構,係源自於Stephen Toulmin所承襲Aristotle的論辯。

另外,Chaim PerelmanGiandomenico MajoneFischer & Forester的論證觀點亦成為當今政策論證的主流。Majone強調將不起眼的資料串連成可用資訊,再利用有效的研究工具,運用研究途徑來進行不同情境的質量分析方法;其間,須透過適當的評判標準來檢證可能的謬誤,至於政策談判(policy negotiations)則是政府對政府之間的溝通。同樣地,我國古代辯士雲集,可稱道的有老子、墨子、鬼谷子、孟子等,論著很多,盼國會立委和未來新政府執政團隊能夠多加研讀與學習。

語法(syntax)實為文法結構分辨與錯別字用法的修正,一般程式設計師最重視的就是syntax,但常會被一些博士級學者誤用為語意,而又有部分民進黨人士經常在這樣的枝末細節上,擴大為法庭學途徑的爭吵,類似幼稚園生爭糖吃和交相告狀的醜態。譬如說:我沒犯罪,只是間接而已等類似不登大雅之堂的用語,但這樣的罵街吵架模式變成今日台灣政客的主流文化,讓政策對談的場域搞成市井之徒的賭場,或者是民主的墳場。

其實,語法是語意(linguistic)形成的主要元素,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語意乃辯論中主要的論述架構,也是構成語藝的重要子集,語藝才是正反論證中說服力的表現。從語藝上展現大格局,這是給人民希望的國家領導人所須發揮邏輯思維的詞彙領域,且莫誤入謝律師所侷限在語法上的陷阱,如:我沒偷東西,只是借用而已等低劣用語。然而,對付謝律師這類的人,在語意上是「以不變法則,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求新、求變、求可行,為民謀福,為國謀利」,這才是人民所盼的大格局。

有一天下午在學校操場教導小朋友足球的傳球技巧,有位瘦弱的小男生(甲生)向我哭訴,某位同學(乙生)打他;我就趨前質問乙生:為何要打他?這位高壯的乙生反問:我哪裡有打他?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打他?接著乙生馬上遞了個眼神給旁邊的同伙們,我為了避免再發生類似欺侮事件,以還給甲生一個公道,只好再問身旁的目擊學生,結果他們都在受到乙生眼神的恐懼之下,全稱乙生沒有打甲生,是甲生自己踫到乙生跌倒的。有位有正義感的同學突然冒出來跟我說:我親眼看到乙生真的有打甲生,我轉向乙生說:錯了可以改,向甲生道歉就好了,但若因為你說了謊而得了便宜,以後你的人生就會失去了價值,誠實為上策,謊言是萬惡的開端;我想這樣的訓誡會讓乙生認錯並向甲生道歉,結果乙生反駁說:我沒打他,只是踢他而已;雖然他被迫心不甘和情不願地向甲生道歉,甲生也回禮示意,但我的心很痛,怎麼我們的孩子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這不就是大人世界裡複雜情感的催化劑所造出來的產物,卻深深烙印在這個小小的心靈裡。這樣的場景,我們似曾相識,因為每天的新聞中都會出現政客講出這類的話語,這是我們台灣人民要的民主經驗和教育典範嗎?

社會福利經濟中的任何社會救助與救濟等措施,都會牽動著國家整體經濟建設的發展,以及社會資源分配公平性與效率原則的排擠效應和互補關係,這些所衍生出來的政策問題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難道都不需要專業考量嗎?豈能大開已令人厭惡極點的競選支票呢?爰此,政策規劃與評估(policy formulation & evaluation)的專業性至為重要,如何取得巴瑞圖標準(Pareto criterion)與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都應予慎重考量。譬如,謝長廷所提NGO和世界公民的概念,不就是早先曾致呈先生網路信件的建言嗎?先生說這麼多打不到謝長廷三兩句的重點,這已不是口才問題,而是組織思維的創意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舉一反三和觸類旁通的彈性思考能力需要再自我培養和補強訓練(種菜或種花、球類運動和樂曲演奏,都能培養出這樣的創造力)

任何方案要成為政策之前,必須進行求新求變及求可行的深廣度評估。請看看傳教士在佈道的時候,使用有力量的語氣和有意涵的手勢,發自內心誠意的吶喊和信望愛的力量,簡單明瞭地表達出一種強烈的自信(信仰、信心、信任皆由自然力量的宗教而來,所產生的篤誠和堅定意志,還有生命的活力,這是先生最缺乏的部分),憾動人心而產生共鳴,這更會令人誠服。

 

( 時事評論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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