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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讀者
2016/08/07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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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跟張愛玲都喜歡對史前人類做出一些想像。看得出來,兩人在吸收相關知識時都頗能自得其樂,甚至陶醉,不過前者是一種「教主式的閱讀」(說難聽一點是神棍式的閱讀),後者則有一顆知識分析的腦袋;前者不管讀甚麼都已經是老師的姿態了,而後者不管讀甚麼都表現像個刁鑽的資優生;前者不論讀甚麼都只是用來補充他已經掌握的真理,而後者在把事情搞懂的過程中展出比誰都還聰明的身段。比較一下胡的《山河歲月》和張的〈談看書〉,兩者高下立判,不,應該要說,他們根本是兩種讀者。

 

舉例來說,依胡蘭成所言,四大文明古國系出同源,都是來自於土耳其斯坦的阿瑙和伊朗高原的蘇撤。這個阿瑙蘇撒文明歷經了大洪水而劫後餘生,了悟了宇宙那介於有與無之間的法則,在人類史上首度發明了輪、槓桿、天文、數學和音樂,展現了人的新氣象,後來兵分四路,一隊往西南到了尼羅河流域,一隊往西至兩河流域,一隊往南至恆河流域,又一隊往東到了黃河流域。往東的那支一直走到了泰山腳下,就很歡喜地郊天封禪,他們成了中國人的祖先……。這就是我說的神棍式的閱讀不過讀了一些零星的考古學報導就大加穿鑿附會、異想天開,彷彿不知世間有人類學、語言學及遺傳學這類的學科存在(他想必聽過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考古的洋人安特生跟德日進,卻裝作沒看見);可是他卻給了我們一個簡單、鮮明、美麗的形象跟故事,他說是就是,那是信仰的語言。有人敢說,自然就有人敢信,教主式閱讀的奧秘就在於它製造力量。

 

我之前把胡蘭成比做Harold Bloom所言的強力的誤讀者,在此我換另外一個講法:胡蘭成是個神話式的讀者,他把一切素材都讀成自己的個人神話,那是一種英雄式的妖言。為什麼說是神話呢?因為神話的特色在於它的言說是集體的回音,說話的「我」同時也是「我們」、「中國人」……我們聽著聽著都覺得自己是從中亞走出來的成員,還保有當時飛揚的意氣。這正是典型的胡式腔調。為什麼說是英雄式妖言呢?因為它隱含了一種決斷,還有使命。人類整體彷彿才剛擺脫舊石器時代的巫靨,手上還拿著第一只發明出來的輪,歌頌著文明。我們既不能退回到巫靨,也不能走進理論的學問化,而是要不斷返回到那個把抽象道理維繫在感性當中的原初之處(das Ursprüngliche),生生不息,其命維新,一脈相承。我們必須做出決斷,以世界史的正統框正產國主義的誤向(不管是美國式的還是蘇維埃式的),這就是中國人尚未完成的世界革命。

 

當然,我相信胡蘭成在讀這種考古的或是史前史的材料時是津津有味的,但他太快地就把它們想成他要看到的樣子,或者說,這正是他的興趣跟動機。同樣地,我們從〈談看書〉一文可以看出張愛玲亦是個民族誌津津有味的讀者(張口中的「人種學」或「社會人種學」,應該是她從英國學術圈那裡的social ethnology翻過來的,英國學界對該詞的用法跟法國學界的ethnologie sociale一致,美國人則習慣稱之為cultural anthropology),但相較之下,她的閱讀屬於「正常」軌道:做功課跟分析。該文有一大半是在談神秘的夏威夷侏儒民族棉內胡尼(Menehuni)跟矮黑人的紀聞,很清楚可以看出張愛玲是個相當優秀的知識吸收者,她很有條理地彙整了幾家學者的研究,平衡呈現出不同的假設,雖然抱有期待但並不一相情願(比方說關於夏威夷原住民是來自於中國大陸)。此外,她不時插入自己的評論,甚至能提出一些歷史語言學的推敲(例如,大溪地的移民失落了原本在夏威夷Menehuni所指稱的一半含意),這充分顯示她是個善思的讀者。

 

〈談看書〉一文流露了一種自得其樂跟欲罷不能的推理,這點或許會讓很多「純文學」的讀者感到困惑或煩悶。其實,我覺得張愛玲很像那個注《山海經》跟《爾雅》的郭璞,他們同樣一方面對邊界、域外、奇異的事物充滿好奇,另一方面對於詞義的衍生與轉化以及詞與物的關連非常敏銳。外在於正統內典的東西,不外是史前跟邊民的事跡,這兩者的吸引力是相似的。張愛玲說小時候跟老師圈讀《綱鑑易知錄》,只見從周朝寫起便心生不滿。也難怪她在〈天才夢〉提到自己八歲時曾嘗試寫一篇關於「快樂村」的烏托邦小說,故事背景就是克服苗人有功的一群高原民族。依中國史書,平定三苗就在顓頊、堯舜兩個時代,都在夏王朝之前。看來對史前時代進行腦補是張愛玲自小以來興趣之一。她又說,到了學生時代在港大始知有專門研究史前的考古學,爾後到了國外更知有人種學,這兩種知識應該多少填補了張愛玲的渴望。

 

如果知識是食物,想像力是胃口,那麼想像力這個胃口只有越養越大而已。胡蘭成的胃口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擴大了,因為他一路循著教主式的閱讀,一旦自認為找到終極真理,他就比知識還高了。相反,知識對張愛玲而言亦師亦友,是她發思古之幽情的導師與良伴。或許,兩種閱讀都是生命之必要,只不過神話式閱讀不足為外人道,給自己交代就好,而理性的閱讀則是為了交流。唯有天縱之才能夠把這兩種閱讀融為一體,就我看來,二十世紀恐唯有史賓格勒一人而已。

 

 

附錄

 

【正典的強力誤讀家胡蘭成】2014/9/17

 

從根本處看,胡蘭成遠比哲學教授們要有趣多了。比起一大堆在概念細節上吃力的比較和會通,他的夷夏之辨丟出了更棘手的挑戰。我想,作為思想上的對手,胡蘭成才是有意思的一號人物。在我看來,他是屬於Harold Bloom所說的強力誤讀家,而且不僅是作為中國「漢文章」的誤讀者,他還是世界文明的誤讀者、考古學與人類史的誤讀者、數學物理學的誤讀者。他的誤讀之所以是強勢的,不僅是出於他天馬行空的詩意想像力和編造神話的說故事能力,更是出於他的情操與宇宙理論的混圓一體,而這就是他堅守的某種中國本位的立場。各種知識與學問可以彼此攻錯,但攸關生命情操以及宇宙至理的正見卻不容糊里糊塗地和其他邪見混居雜處。

 

因此,在胡蘭成那裡,知識學問不存在著規約性和建構性的分判,也不存在著現象和本體的區別,因為宇宙生命本身就不容分割,如同道不能為天下裂。職是之故,胡蘭成不理會知識層面各有各的施用範圍,也不理會哲學人常說的「範疇謬誤」,他才會異想天開地想用《易》去指導數學,用「空」和生命的善意志去指導物理科學。就這個立場而言,中國也沒必要去追著西方投入甚麼科學探索,因為不管後者在儀器和實驗上再怎麼日新月異,中國人都已經好整以暇站在理論基礎的究竟盡頭招手了。無論是素粒子或是夸克還是有甚麼更新的東西等著被發現,西洋人都注定只能精進其過程而無法抵達終點。無疑地,這種像《棋靈王》的佐為從不可測的高度下指導棋的高姿態,實際上是無法替數理給出甚麼具體教益的,它打從一開始就死路一條,所以這個路線的後繼者並不多見(我之前有提過的馬叔禮便是)。所謂的死路一條並不是說能夠證明他錯,而是相反,他的對或錯都無法證明。因此,物理學繼續有它的場論、弦論,胡蘭成則繼續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則;前者繼續證實了希格子的存在,而後者還是五大基本法則。也就是說,胡蘭成的自然法則不能、也不必再增添任何東西了,也無所謂的演進了。

 

不過,胡蘭成對科學提出來的意見固然不堪一擊,但我們要注意到他的觀念是出於對藝術的敏銳直觀與洞察力,這才是可以成為知識討論、甚至被我們吸收的地方。他對藝術的表現與造型有著獨特的分辨能力,雖然有些對立可能是理念先行而強說的,但大方向總有他的洞見。就這方面,他和海德格還有藝術史家Wilhelm Worringer有幾分神似。也就是說,他可以從作品形體(舉凡考古挖掘、服飾、飲食、制度、文藝、生活都屬之)辨析出不同的精神來。李維史陀所說的具體可感的邏輯,胡蘭成是能夠無礙地出入其間,雖然他無法像人類學家一樣更後退而取得一個更後設的理論。

 

這就牽涉到中國本位這個問題。從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胡蘭成的本位立場是很有趣的啟發,他往往表現出一個在地者或主位(emic)而非客位(etic)去詮釋外來的東西,其詮釋出來的意義轉換遠比學者們的研究有趣得多,而且出人意表之餘還引人深思。舉例來說,耶穌基督對胡蘭成而言會是個怎樣的人物?胡蘭成說自己的立場是「漢文章」的立場,這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所謂的漢文章不僅是指四部著述,而更擴大到整個文物風土典章制度,大概就是回到《論語˙泰伯》的「煥乎,其有文章」的用法。簡單說,那就是整個民族根本的文明精神。就漢文章(也就是中國人)的立場,耶穌沒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只需要門徒。但就中國的聖人與師道而言,亦師亦友才是最尊貴的。另外,耶穌要救贖世人的罪,這件事胡蘭成怎麼看?

 

「基督是西洋人的無明贖罪,因為西洋人自他們祖先以來背負著舊石器人的無明,歷史上這筆帳總得算一算,他們釘死耶穌,像負債人的把一個親生的兒女帶去抵債。耶穌贖的罪,不惟是時人的罪,而是他們代代積下來的原罪。這一點中國人就很難瞭解,因為漢民族沒有原罪。保羅的確是聖人,他說罪是律。律是無明,連物理的律亦是無明,但是新石器時代我們漢民族的祖先悟得了一個『無』字,已經解脫了律了。……中國人不是要被救的,中國人的是民間起兵,擁基督為真命天子開創天下。如我讀《聖經》裡基督被釘十字架,即刻感動興起,即刻主客易了位,主位不放在基督如何為我們世人,而是放在我們世人要如何為基督,大家都心疼基督,大家要如何把這無明世界來翻了,開出智慧的清明世界。這就是基督倒成了客位,主位是我們」。(《中國的禮樂風景》,頁44

 

這可是天下奇文!民初諸子大有對「唯一人受死洗淨了眾人的罪」的教義不以為然者,但恐怕只有胡蘭成一人能以待客之道去易轉這個教義。其中的「化」,我認為足以是個很精彩的哲學問題,至少是個有趣的詮釋學問題。

 

中國本位立場形成了胡蘭成獨特的判教,雖然我印象中他本人並不用這個字眼。胡的判教有兩種表述方式:就文明型態而言,世界史的正統在中國,依次是日本、印度,然後他對古代希臘和近代西方稍有分別,最末流者是當代的產國主義。就理論格局而言,學問的上中下乘分別是華學、佛學、科學。可以看出,學問是作為一個整體,有其一貫的性格與操守。我感興趣的是,學問跟人變得分不開地完整而純粹,這種生命的轉化是不存在於近代西方所建制的分門別類的學科中的。如今,多少人還會思考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很羨慕王德威、陳芳明和黃錦樹可以在學院書寫體制內談胡蘭成的。畢竟,不管是從文學史,還是從文學思想史來看,要談他都非常合情合理,避而不談反而要給出一個理由。但從思想史和哲學來討論他的好像還很少,不論是學院內外,未免可惜了。本文只是評論隨筆,稱不上研究,不過希望有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對胡蘭成作更正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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