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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食貨志來解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現象(上)
2022/01/11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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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貨志是中國紀傳體史書上對於經濟史的稱呼,典出尚書洪範篇.司馬遷所著述的史記平準書,開歷代食貨志的先河,到了班固所著的漢書,食貨志才正式成為紀傳體史書中經濟史的代稱,對於食貨志的正確解讀,有助於正確了解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現象.依馬克思理論來說:政治屬於上層建築,民生經濟屬於下層建築,下層建築基礎不牢靠?上層建築必定出問題(蘇聯後期領導人就是不聽馬老爺子的話,所以出了問題.馬克思大談階級鬥爭不假,可沒主張將經濟搞差,讓群眾混不下去);若依中國傳統的思維來看,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代表國防,而祀可以解讀為治理哲學(思想體系)+民生經濟,畢竟民生不好+群眾沒有中心思想,只不過是群有組織無紀律的遊魂,祀是祀不起來的,至於拜神還是拜鬼?那就天知道了!

  優秀的中國政治家對於祀與戎的分寸把握基本上都有很高的水平,以中國的第一個真正的盛世,漢武帝執政時期來講,承接漢代數位帝王數十年的經濟積累,漢武帝在執政初期的民生經濟是沒問題的,後又與董仲舒等儒教學者合夥(董仲舒的儒學夾雜了非常多的陰陽災異思維,與真正的孔孟之道差異甚大-實將一家之言異化為沒有披著宗教外衣的宗教,是謂儒教),解決了漢家皇室的合法性問題(劉氏的天子地位是合法的-合乎儒教學者編織出來的天人合一觀),也統一了民眾的思想,同時控制了一般民眾改變社會地位的主要管道(讀書做官,而且只准讀儒家的書;另一條路是當兵靠在戰場上拼命而搏出身,當然風險大很多).有了民生經濟與哲學洗腦的基礎,才是漢武帝發動對匈奴戰爭的底氣,由於經濟底子遠強於匈奴,在漢匈戰爭中,匈奴越打越弱,漢朝卻仍勉強撐得起,到了民生經濟開始出問題,且不能靠行政手段來籌錢時,漢武帝不失時機的拋出了罷輪台詔,實行戰略收縮,顯示漢武大帝的頭腦相當清楚(再無限制地打下去,國家會垮),實屬一代明君!

  有漢一代形塑了中國傳統中文武合一教育與奔放大器的精神,在宋代之前都一直持續下去,但是漢代的人不是沒有弱點,對於歷史的推進也曾產生明顯的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迷信,漢代非常流行纖緯,上至政治野心家(王莽),下至書讀不通的糊塗蛋,都試圖利用纖緯來影響實際政治,最終反而鬧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出來.另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漢代史書上對於文景之治的正確描述實在是寫得太好了,導致後代許多史德與史識不足的人,直接拿這一套來造假,將許多實際上不懂經濟的人騙得團團轉!這幫人只懂抄書,卻不懂經濟運行背後的原理.但只要懂得經濟運行的規律,至少是農業經濟運行的規律,就可以判別出史書的論據有假,以個人所知,中國中世紀史中的對於隋史與唐朝貞觀年間的經濟運行的紀載明顯就有問題,至於唐高宗的永徽之治與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則要踏實的多,可信度較高.

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經驗(典型的農業社會經濟體系),一個在動亂中誕生的王朝,從開創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其中民間經濟恢復最快的漢朝,自高祖白登之圍發現打不過匈奴後,就開始與民生息,繼高祖之後實際主政的呂后,除了在上層建築中持續追殺政敵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扶助耕者有其田的小農經濟體系,以恢復民間的生產,到了漢文帝政治穩定,社會經濟終於達致全面性的恢復,到漢文帝執政的後期,才進入經濟繁榮.從高祖建國到文帝後期,約略經過四十年的時間.

  至於宋朝從建國(西元960年)到仁宗登基(西元1022年)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從建國(西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西元1425年),也花了五十多年;清代從入主中原(西元1644年)到康熙後期社會繁榮,用了近六十年,其盛世持續到乾隆年間,則達百年以上,是中國封建時期的巔峰.

  所以根據中國農業經濟時期的發展規律,隋代立國凡38年(煬帝且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未如漢初一樣全面休養生息),無論如何也難進入所謂的盛世.而從唐高祖到唐太宗,做為父親的高祖執政九年,做為兒子的太宗執政二十三年,合計32年,期間固然唐太宗知人善任且願納諫,又是出色的軍事天才,手下將領的素質也高,故能利用東突厥遇災時期一舉擊潰東突厥,贏得天可汗的美名.但無論如何,在經濟發展上,貞觀時期的民生經濟狀況絕無可能如同開元年間的史官吳競的著作-貞觀政要中的描述一樣荒謬:

  貞觀一年,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為災,米穀踴貴(通貨膨脹嚴重)......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飢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到了貞觀三年,紀載就變成-商旅野次(商旅遍布各地),無復盜賊(天下無賊),監獄常空(是否受太宗縱囚感化未知?),馬牛布野,外戶不閉.....斗米三四錢.

  依照吳兢的著述,唐太宗真乃神人!三年之內實現天下大治!實際上光看這些論述,就知道絕無可能,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在於供需,絕無三年前斗米以一匹絹(高級絲織品-至少值數百錢)作價,三年後的市價就降到三四錢的道理,除非斗米(糧食)的供應量可以在這三年內陡增百倍以上(把現在的化肥+整套最先進的農機運到唐朝去全面推行也做不到),或是產生極為嚴重的通貨緊縮(這和商旅野次的論述就明顯矛盾),才有可能出現.嚴格講:吳兢所描述的民生經濟烏托邦,別說是唐太宗,估計這活讓上帝+佛祖去聯手去幹?也是做不來的.

個人估計,吳競關於貞觀三年民生狀態的描述,極可能是抄襲漢書中對於文景之治的描述而來,兩者的語意非常類似.從史書中的其他旁證,也可看出許多矛盾之處:

(一)從太宗一直到武則天時代,官員的俸祿全部為糧食
  這側面證明-當時的商品經濟並不發達,而不管在任何時代,商品流通(以錢為媒介)都是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達的重要標誌,理應最有錢的封建官僚手中的錢居然都不多(不能用來大規模購物),可見商品流通之凋敝.
(二)物價記錄不可盡信
  依照舊唐書的紀載,貞觀年間的一斗米價格平均在五錢左右,考量到農業經濟恢復期的問題,農產量既不能暴增以壓低價格,以及唐太宗有公然竄改歷史的前科(李世民是第一個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這個價格恐有被竄改的疑慮.
(三)唐代戶數統計遠低過隋代
  唐代在戶口統計的效率上低於隋代,史載隋代巔峰時期的戶數為八百萬,到永徽初年(李治登基),唐代民戶數量僅為三百八十萬,即使加上隱匿的戶口,在貞觀年間唐朝的總戶口數應低於隋代.而戶口數的多寡直接關係到農業經濟時期的國力,在稅率相當的情況下,唐初的國力應只及隋朝巔峰時期的一半.
(四)按照貞觀年間的大臣奏本,大唐帝國天災不斷
  唐太宗即位後,黃河曾年續三年發生水災,高昌王鞠文泰於貞觀四年朝見時對沿路景象的描述,也證明沿途受災的狀況.

  因此,所謂的貞觀之治,較為成功之處實際上是武力解決東突厥帶給唐朝的國防威脅,以及唐太宗的虛言納諫和積極做出政治上的改革,替後續的盛唐打下良好的基礎上,在民生經濟方面的建樹,實際上不多.

  接下來要談的則是隋朝的經濟問題,這個部分的論點主要引述自郭建龍先生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書(台灣版名為:龍椅背後的財政秘辛),據郭建龍先生的分析,隋朝的經濟史可以簡述為一場古代版的大躍進運動,足以發人深省:

  做為一位英明的帝王,隋朝的奠基者隋文帝楊堅除了怕老婆之外,對於整個政治工作的掌握,尤其是財政的掌握,是極為縝密的.在農業經濟時期,要掌握財政有兩個前提,第一是查清戶口(這關係到丁稅-也就是人頭稅),第二則是要查清土地(這關係到土地稅).楊堅特別注重財政問題的主因,除了生性節儉之外,應與其在篡位之前,花了大把銀子與龐大的兵力才弭平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個軍閥的聯手叛亂有關.動亂雖然快速在韋孝寬等名將的手下被平定,但府庫中燒錢的速度,頗令剛上台的楊堅頭疼.

  為了解決問題,從營造新都(大興城)開始,楊堅從山東地區(古代的崤山以東的河南和山西地區)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方原屬北齊的地盤,戶籍制度混亂,隱匿的戶口與土地問題嚴重,該地居民逃稅是家常便飯(北齊政治腐敗,政府施政無效率,經濟雖較發達,政府的組織動員力卻遠不如經過歷經均田制+府兵制改革的北周-隋朝的政治制度則直接繼承自北周),在徵調這批民工的同時,楊堅下令嚴格清理山東地區居民的戶籍以及土地,為徹底摸清山東地區的經濟潛力做了大規模的工作.當然這麼做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動員民間的資源,以對抗北方的大敵突厥人.經過這次嚴格的清查,政府從民間獲得了四十四萬三千戶,總計一百六十四萬人的新勞力,大大增加了隋朝政府的稅基.

  由於對山東地區的戶籍調查極為成功,楊堅對此感到非常滿意,一些做官做得非常精明的高官,就專準皇帝的心思(以名臣高颎為代表),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並要求將這些成果改為制度.聽到這個令自己龍心大悅的建議,高颎自然是升官發財不在話下,楊堅交付有司後鼓搗出來的是一套更為嚴苛的戶籍制度,於是所有想逃稅的刁民,自此開始都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楊堅治下的官僚體系提出的方案是:政府先將統一制定的稅收戶籍策發給各州縣,交由各州縣逐一清理,並強制規定: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嚴格的人口普查.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如同遠洋漁船的流刺網一般的嚴密,人民如同被流刺網網眼卡住的魷魚一樣,根本無法逃脫政府派給他們的稅收與勞役!

  如果這一套控制得當,政府沒有過度加派稅收與勞役,人民基本上還是過得去.但在官場潛規則的運作之下,這一套施政模式終究滑向失敗的深淵.沒實際在官場上混過的書生可能不知道:為著升官?就要引起上頭領導對你的重視,換言之,就必須要浮誇上報自己的政績,膽子越大?浮誇的越嚴重?這種官員升官的速度才越快(只要不穿幫就成),苦幹實幹的老實公務人員反而吃虧,因為他們不懂自我推銷.

  當每個官員都認清升官的終南捷徑時,隋代的官員們提報給上頭的,自然都是誇飾後的資料,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以隋文帝開皇九年的統計資料來看,當時的土地合計達到十九億四千萬畝(隋代的畝約比現代的畝大10%),換算成現代的面積相當於21億3千萬畝,比2013年人民中國的耕地數量還高,由於隋代實際控制的領土遠小於現代的人民中國,官員們捏造出來的耕地數字卻比現代還高,由此可見隋朝官場的浮誇風嚴重到什麼地步?如果照這一套去收稅,就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以及民間更大的負擔!

  這套嚴格的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人為製造出的泡沫,變成官府富而民間粗可維持(因為王朝統一會形成國內的大型共同市場,緩解部分的民間經濟壓力),當這套泡沫式的經濟幻覺嚴重影響到政府的後續施政時,情況更會一發不可收拾.這就是隋煬帝執政後的情況.由於隋代的稅收制度高效率的運轉,府庫累積了大量的經費,隋煬帝開始大搞工程建設,不是蓋大運河,就是四處修建離宮,到了他開始三征高麗時,民間終於忍無可忍的爆發起義,原因無他-政府高效率的徵稅機器已從民間抽取了過多的資源,再不造反?會讓民間變得無法生存,可憐的是:隋煬帝雖然文武雙全,政治鬥爭的手段也高,卻不知道自己一開始就被自己的老子給坑了,徒留一代暴君的惡名.足見搞政治做領導者,多少要懂一點經濟問題,不然會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當國家的徵稅機器變得很有效率時,如果政府控制不當,國家恐有亡國之虞,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推動一條鞭法的張居正.做為最頂級的理財專家,張居正的十年執政救了當時明朝亂七八糟的財政,也是他的壞學生萬曆皇帝發動萬曆三大征的底氣.但後續執政的明朝官員,肆無忌憚地用這套良法(對國家收稅有利-因為一條鞭法摸清了當時所有土地的歸屬權)來刮地皮,一開始是對付關外的女真人,後頭因刮太兇了,刮出一大票的流寇,於是明朝就在不斷的加稅聲中滅亡,這恐怕也是張居正最先沒有想到的.

註:下兩篇將用民國時期到人民中國時期的一些經濟現象,來解釋其背後運作的經濟原理,這僅是個人的一家之言,不同意者,只要不是人身攻擊,個人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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