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看德國和法國的例子，德法自一八七○年代發生普法戰爭後，一直是歐洲爆發大規模戰爭的火藥桶。兩國持續百年的敵意，給了彼此升高軍備的理由，然後，在恐懼對方不斷增加的武力陰影下，終有一方忍不住先動手，而爆發了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戰爭。直到雙方有朝覺悟，結成了歐洲媒鋼組織（歐盟的前身），把經濟綁在一起，讓彼此的利益融合無分的時候，戰爭才真正的遠離了德法。歷史告訴我們，和平無法從軍備競賽中獲得，要和平，促進善意交流是唯一路徑。 

　　如果用「投資學式」觀點解釋，三十年前，「備戰」與「和平」二個選項間。我們沒有把握，投資和平會比投資備戰正確，因為當時的大陸是軍事獨裁政權，投資「兩岸和平」，並無期待可能性。然而，今日投資和平則比投資戰備會更務實划算，朝向市場經濟發展的中國大陸，已走向不可逆的政治變遷過程，經濟利益對其決策的影響與重要性愈來愈高，一旦對台灣動武，將嚴重衝突其經濟利益，這將不利於其政權維繫。 

　　前政府巨額軍購的邏輯錯在，預期「必戰」，於是得出「必備戰」的結論。這是一種斷頭斷尾的井蛙邏輯。在尾巴部分，不管即使「必備戰」也不會贏。在開頭的部分，更不願去精算，與其「備必敗之戰」，何不把相對的資源力氣，對內，全力支援內政提升綜合國力，對外用來構建善意、交融、化異求同的兩岸關係。這是前政府的邏輯，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馬政府既然洞悉了兩岸利益互依的必要性，為何在國防預算的配置上完全看不出調整的勇氣。 

　　即使以上的說理分析，仍挽不回政府執意繼續的軍購思惟，但至少，以阿帕契直昇機七五○億的軍購為例，馬總統請詳細闡述其國防理念，而國防部則有責任回答，在有限資源分配下，政府堅持採購該武器的戰略思惟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