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法律倫理與理想的重建」  2006年11月 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再論檢察官人與制度的雙面期待        陳長文       

革命總在社會已改善，對許多人而言卻不夠快的時候發生。-美國知名作家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在前一章中，透過具體案例，指出了我個人及社會輿論對檢察官的觀感後，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對檢察系統的「人的期待」與「制度的期待」。  

首先，在人的期待方面。  

二○○六年一月間，我應檢察官協會之邀，以「假如我是檢察官」為題發表演講。在演講中，我以「檢察官的品第選擇」做為講述的中心理念，將檢察官區分為「下品」與「上品」兩個品第，來問問到場聽講的檢察官們，打算當個什麼樣的檢察官？  

下品檢察官有兩種 

所謂「下品」者，有兩種類型，其一乃指以案索賄、貪瀆不法的檢察官。這些人比諸市井間怙惡之徒猶甚可惡，因為他們掌握公權力，官兵兼強盜，對社會危禍甚鉅。可惜的是，檢察系統裡面，卻確然存在這種下品檢察官。 

對這些人，我沒有什麼好特別評論的，繩之以法、嚴為制裁，如是而已。但從這些人身上，可以延伸出來一個大哉問：其他沒有同流合汙的檢察官，是否有道德勇氣大義滅親、訴辦同僚？須知這個世界上，最不可以鄉愿的就是檢察官，訴追不法、伸張正義，是不能區分對象的。  

其二指的是受政治力左右、瀆怠執法的檢察官。這些人把「追訴不法」的天職，當作交換上級長官關愛眼神，以便平步青雲的籌碼。在政治力的影響下，將該起訴的案件擱置不訴，推拖消磨，尤有甚者，甚至輕率的以不起訴了結。  

在高捷、國安密帳、航發會案等諸多涉及政務官乃至於國家元首的不法案件上，檢察機關消極無力，跟著媒體辦案的蹣跚窘態畢露；其又或輕率的起訴。例如，在拉法葉案中，當國家元首作出「動搖國本也要徹查」的政治宣示，在證據不充分的狀態下，即羈押、起訴若干將領軍官，結果懸案數年，連一審判決都尚未作出，如果將來這些人被判無罪，將心比心，如何對他們被毀的聲譽交代呢？  

糾纏不清、毀人清譽的拉法葉案 

其中，我對拉法葉案的感觸尤深。 

二○○六年七月，筆者曾被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就郭姓退役軍官貪瀆案傳喚。檢察官問我協助軍方與法方簽訂合約過程中，是否聽聞過佣金、以及採購金額有無浮報等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反映一般人對律師角色的誤解。事實上，律師秉其法律知識，協助客戶擬訂合約、保障權益，這是律師的專業職責，但律師不是議價專家，更不是當事人（政府官員）。換言之，採購金額如何訂定、實際上有無佣金給付、買賣標的物是否妥適等問題，律師沒有那樣的專業、需要及正當性去過問。法律與採購是不同的專業，如果關於採購金額、採購決策的問題，我「答得出來」，就表示我是個未堅守專業本分的律師。  

其實，包括拉法葉等軍購案，在我協助軍方採購國防武器的合約中，我都堅定的將排佣條款明白訂入合約中，而國防部也明令禁止支付佣金。這部分連檢察官也肯定，幸好當初合約中訂有排佣條款，讓海軍現在可以據以在法國打仲裁官司，向法方索償。  

如果拉法葉案確有龐大佣金存在，我只能說對法國大企業喪失倫理道德並違約感到失望，以及為法國人感到可恥，因為法方毫無保留的同意排佣條款，居然還讓這種事情發生。法方更可恥的是，竟然還可以找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不交還佣金。  

台灣如真有人收取佣金，就該嚴懲，即使官員並無收受佣金，但如確有巨額佣金支付而顯示出法方浮報價格，則表示台灣在涉外採購專業人員的培養、價格評估與資訊掌握上，均有不足，才會讓法方不合理的索價。如果過去軍購案中，政府由於未能確切掌握價格而蒙損失，政府現在有沒有培訓出專門處理涉外業務的專業人才？是否擁有足夠資訊去分析、計算涉外採購案的合理金額？類似拉法葉艦採購案的情況，能否不再發生呢？　

每遇選舉，才從蛇簍探頭 

另一方面，拉法葉案時封凍時解凍，平常時可以一擱再擱、不聞不問，但臨到選舉，主政者「再度」宣示「徹查決心」，吹起舞蛇曲時，拉法葉案才會再度「暫時解凍」，從蛇簍裡探出頭來搖頭擺尾一番。  

若說中間檢察機關沒有「承命配合」，隨蛇曲而舞，那時機也太過巧合。而我被約談的時間背景，正值北高市長選舉期間。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外界不免有「why now」的問號，但我倒是覺得「why not」。該查的，就快點查吧！如果「這次」檢察官是玩真的，就請專心一意的查下去吧，一個被主政者再三宣示「不惜動搖國本也要查」的案子，都換了好幾個檢察官了，每個經辦的檢察官，案子沒查出來，倒是一個個升官去了。讓拉法葉案永遠原地踏步，只停留在宣示的層次，檢察機關難道不需為自己的「無能」，向被枉法羈押以及案件糾纏多年的將領們負責嗎？我特別為像雷學明等一生忠直的將軍抱屈，以我對這些將軍的認識，他們絕不可能在拉案中不法牟私。拉法葉案查得不清不楚的結果，讓他們蒙受了極大的羞辱。這名譽之侵，檢察官們賠得起嗎？  

讓我們回到檢察官的品第問題繼續討論，第二類型的檢察官（受政治力影響而濫權或瀆怠執法的檢察官），行為「表面」上似不若第一類型的檢察官（貪汙納賄）之惡婪，但究其對國家社會所造成的損害，實則未必亞於他們。第二類型的檢察官透過消極不作為，坐任高官毀法貪贓，對國家社會往往貽禍更鉅。此外，究其實，二者只不過所貪者不同，第一類檢察官貪的是「特定的」財物之賄，而第二類檢察官貪的是「不特定的」的官位之賄，亦即期待自己的「政治配合」表現能得青睞，而獲到拔擢。  

所謂上品檢察官 

至於所謂「上品」者，鐵面無私、以平常心執法的檢察官是也。這些人忠於正義，堅守法律，不受個人利益與政治力的影響左右，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受晉官的誘引，可謂當前社會最需要的檢察官。這樣的檢察官所在多有，只是在過去檢察體系，特別是升遷考評被政治黑手介入甚深的時代，「堅持正義」的同時，往往得有「仕途不順」的心理準備。  

在這兩個品第之間，檢察官該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呢？倘若在二十年前的威權政治時代，與威權對抗或有牢獄乃至於性命之憂，其有「政治抗拒的不可能」，也許因此檢察官「迫不得已」選擇為政治服務，這還能理解。然而現已是民主時代，檢察官在重重的制度保障之下，就算不配合主政者意志，無憂牢獄，也無慮性命，連工作也不至於不保，至多只是「不得升遷」，檢察官要「抗拒政治」是完全可能的，若仍淪為政治統治工具，那就不可原諒了！特別是，最近包括「檢察總長應經國會同意」的法制改造，使檢察官的獨立性大增，檢察官更應該勇敢的向政治壓力說不！  

甚至，在威權時代，檢察官承受極大政治壓力的時候，台灣還曾出過一位「奉命不上訴」的檢察官，留為美談（剛好與在拉法葉案中「奉命起訴」的檢察官們，形成強烈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