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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故鄉
2012/09/22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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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延續了幾千年的鄉土生機在現代中國日趨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豬牛羊雞少了,新樹苗少了,學校里的歡笑聲少了。鄉村的倫理秩序也在發生異化,傳統的信任關係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儉持家的觀念被短視的消費文化所刺激,人與人的關係正在變得緊張而缺乏溫情。

2012年03月29日  中國新聞周刊   編輯:許輝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樹老牆頹。
  此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憂慮遠在農村的故鄉。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發佈 《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說,農村“空心化”非常嚴重。
  延續了幾千年的鄉土生機在現代中國日趨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豬牛羊雞少了,新樹苗少了,學校里的歡笑聲少了——很多鄉村,已經沒有多少新生的鮮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涼衰敗”來形容。
  與此同時,鄉村的倫理秩序也在發生異化。傳統的信任關係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儉持家的觀念被短視的消費文化所刺激,人與人的關係正在變得緊張而缺乏溫情。
  故鄉的淪陷,加劇了中國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也加劇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的秩序混亂。
  滾滾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繼續以犧牲鄉村的土地、德性、風俗、傳說等以及家族觀念為代價。
  此時,有一些中國人,開始用行動,重建故鄉的倫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說,各種新的“鄉村實驗”在不聲不響間進行。

  80多年前,詩人聞一多的一首詩,可謂這些“故鄉”重建者的心聲。
  故 鄉
  聞一多
  先生,先生,你到底要上哪裡去?
  你這樣的匆忙,你可有甚麼事?
  我要看還有沒有我的家鄉在;
  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望天湖邊去。
  我要訪問如今那裡還有沒有白波翻在湖中心,
  綠波翻在秧田裡,
  有沒有麻雀在水竹枝頭耍武藝?
  先生,先生,世界是這樣的新奇,
  你不在這裡遨遊,偏要哪裡去?
  我要探訪我的家鄉,我有我的心事;
  我要看孵卵的秧雞可在秧林里,
  泥上可還有鴿子的腳兒印“個”字,
  神山上的白雲一分鐘里變幾次,
  可還有燕兒飛到人家堂上來報喜。
  先生,先生,我勸你不要回家去;
  世間只有遠游的生活是自由的。
  遊子的心是風霜剝蝕的殘碑,
  碑上已經漶漫了家鄉的字跡,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趕緊回家去,
  我要聽門外的水車終日作鼉鳴,
  再將家鄉的音樂收入心房裡。
  先生,先生,你為甚麼要回家去?
  世上有的是榮華,有的是智慧。
  你不知道故鄉有一個可愛的湖,
  常年總有半邊青天浸在湖水里,
  湖岸上有兔兒在黃昏里覓糧食,
  還有見了兔兒不要追的狗子,
  我要看如今還有沒有這種事。
  先生、先生,我越加不能懂你了,
  你到底,到底為甚麼要回家去?
  我要看家鄉的菱角還長幾根刺,
  我要看那裡一根藕里還有幾根絲,
  我要看家鄉還認識不認識我,
  我要看墳山上添了幾塊新碑石,
  我家後園裡可還有開花的竹子。

  在未知的故鄉,耕讀傳家
  “甚麼是家鄉?它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你知道樓下的餐廳不會給你吃地溝油;它是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地方。”懷著對故鄉的一種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

  本刊記者/朱雨晨(發自安徽肥西)

  郭中一永遠是一頭亂發,向後飄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腦門。無論是甚麼話題,他都是微笑著,用濃重的台灣口音徐徐道來,個中卻不時夾雜著老頑童一樣的尖刻。
  我們從他的故鄉談起,談合肥市肥西縣南分路口鄉,現在叫銘傳鄉。身為台灣的大學教授,他卻放下一切回到大陸的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郭中一說,這種理念在哪裡都可以實現。所謂故鄉,只是一個載體。
  歸人
  郭中一:父親一生保留著肥西口音,發不出“xi”這個音。“水燒好了,你先洗還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還是我先死?”從小我填籍貫,都要寫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甚麼樣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鄉第一次呈現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時,合肥的市區還很小,城市化和工業開發區的腳步尚未邁開大步往前狂奔,讓人目眩神迷。彼時,郭中一還是台灣東海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美國畢業的物理學博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台灣合肥同鄉會新任會長。身為會長,卻從未見過故鄉,總是有些尷尬。於是郭中一趕緊找機會回來看看。
  故鄉和郭中一離去時沒有甚麼兩樣。農田嵌在荒山中。雜樹、野草、荊棘,不要說能行車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鄉的姑姑說,幼時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裡狂跳,只敢慢慢後退幾十米,然後發足狂奔。幾十年後,郭中一沿著同樣的小徑上山勘查,狼是沒有了,卻能看到野豬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這種章回小說里的詞竟會跳入郭中一的腦中。回到鄉政府時,已是一片漆黑,沒有一點燈光。郭中一說,那大概是他出生以來看到過的最黑的夜景。
  鄉長說,真是抱歉,這裡還是很落後。教授卻回答道,第一,這是我的家鄉,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第二,你覺得這是一種缺憾,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長處。台灣已經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麼規劃了。
  彼時,台灣已在流傳“螢火蟲媽媽”的故事。一個媽媽給孩子解釋成語“囊螢映雪”,孩子卻不知道甚麼是螢火蟲。媽媽突然想起,台灣似乎已經沒有螢火蟲了,便去問昆蟲學家,這是怎麼回事兒?學者說,你要有乾淨的草,要有乾淨的水,要有沒有光污染的天空。於是,這個社區的媽媽們聯合在一起,執行以下規定:本區不准再用除草劑;廢水不能亂排,基礎設施為此而改造;所有路燈全部改裝為暗色,緊貼地面不高過膝蓋;機動車進入小區必須關燈螢火蟲就真的到這個小區來了。原來,螢火蟲是個環境指標,台灣很多地方都開始做螢火蟲繁育。
  第一次回鄉之行,只是生態農莊的伏筆。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還在台灣,只是想不到,場景竟會日漸逼仄。這一年,民進黨競選時,竟號召“把外省人都趕到海裡去”。“去中國化”已成為台灣的高分貝話語,甚至連名片上的“合肥同鄉會會長”,也成了一個問題。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識分子們常感慨,幹嗎要受這種屈辱呢?
  同儕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將來。“中央大學”的李河清教授曾說:“很多老師都在做一個夢。因為對現有居住環境不滿,就想去山裡找一塊地,做自己的社區。我們能不能為自己設計一個無污染的社區?然後,在這個社區里創造一個好的文化氛圍?”這一倡議很快成為小圈子的共識。
  這群所謂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聯繫。於是,十幾位博士、教授合資,由郭中一夫婦牽頭,確定在肥西建設生態農莊,完成晚年的田園夢想。
  荒山
  莊蕙英: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生態農業是要扎根的,不會讓你一夜致富,要從基礎開始,慢慢來。但產生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有科學分析說,地球上多一座生態農莊,世界上也就多一個百歲老人。真正做下來,才知道難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莊蕙英是生態農莊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莊女士帶著兩個兒子在合肥開始建設。此時,郭中一正在台灣忙於組織“反軍購大聯盟”的社會運動,直到2009年,終於辭去教職扎根於合肥。
  郭氏夫婦在肥西看過很多地方,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放棄。莊園坐落的小團山,在那時只是一個廢棄的採石場,連地方官都不建議在此開建莊園。但是莊蕙英堅持租下,“地無不可用。人人以為是荒地,棄之不用,豈不可惜?”
  但原始條件的惡劣,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去彌平。因為是荒山,表面的土層非常之薄。莊蕙英記得,最厚的地方僅25公分,不過兩本辭典那麼厚,幾乎不可能種樹。於是,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腳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車來來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個農業的基礎來。
  荒山裡,常會挖到無主的孤墳。莊蕙英說,前後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當地人的習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統一的地方。在水、電未通的時候,郭夫人經常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荒山裡,伴著孤墳過夜。
  一開始,郭氏夫婦的設想是養一大群雞,在山上養肥再拿到城市去賣。要養雞,就要蓋房子。於是有了第一棟建築,就是現在農莊的活動中心。因為是生態農莊,殺蟲劑和農藥是違反原則的。結果到了夏天,窗口撲滿了嗷嗷待哺狀的蚊蟲,讓人發愁。怎麼辦?有人提議種薄荷試試。果然,在房子周圍種上各種香草之後,清香瀰漫,蚊蟲大減。郭氏夫婦再試著把香草種到蔬菜和果樹邊上,也防止了蟲害。本來只是防蟲用的香草,也到了收獲季節,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種。不過,飲用的消耗量遠沒有這麼大,郭氏夫婦又琢磨著做香包,提煉精油。不過幾年,迷迭香、羅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態農莊的經濟支柱。小團山正式定名為“香草農莊”。
  “產業鏈根本不是一開始規劃的那樣,其實有點歪打正著。我們只是一個在有機農業的想法下,慢慢推進到現在。” 莊蕙英說,“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生態農莊的將來,會是甚麼樣,順其自然吧。”
  小團山的土質為氧化鐵,呈褐紅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貧瘠。但郭教授夫婦堅持“生態”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殺蟲劑,哪怕一年沒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過物種的栽種,和天然肥料慢慢推進——就像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後天調養就格外重要。四年後,這一工作只是初見成效。
  郭中一說,生態農莊的特點,就是早期投入大,收獲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態系統。他不喜歡“有機農產品”的標籤。因為當下的有機食品生產,在他看來,大都是以工業化的方式,進行大面積、機械化、流水線作業,收獲的是單一農產品。這種方式,對日漸凋零的農村,幾無裨益,連就業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謂“生態系統”,是在農莊里建立豐富的物種群。所以,產出和播種輪換出現,農莊幾乎沒有“農忙”和“農閒”之分。
  時至今日,生態系統已初見成效。原來只有荊棘的小團山上,光是鳥就有25種,種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種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積累雨水成塘,沒有人管過它們,卻不知怎麼就有了魚蝦螃蟹來安家。
  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重構的不僅僅是生物的多樣性,也包括人和自然的關係。
  山莊里曾養過一隻兔子,每天到山裡面瞎玩,晚上才回來吃東西,睡覺。有一次,所有人都在電腦前忙,兔子卻來蹭蹭這個人的腿,磨磨那個人的鞋子,希望有人關心它,陪它玩。但沒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斷了辦公室的電線,然後就像做了錯事的小孩一樣,縮在角落里一動不動,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見了。大家都懷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這樣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當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過了兩周,它回來了,很快又走,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準備。果然,它再也沒回山莊。
  又過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極在桑葚樹下散步,突然聽到很遠的地方,有唰唰的聲音,疾速貼著地面傳來。不是人的腳步聲,也不是風聲。是那只兔子,從林子里跑出來,到了離人大約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卻拒絕,退到相同距離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著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這樣,若即若離地走了一個多小時,它才再次消失。
  耕讀
  歐陽洋:在山上,覺得自己的聽力特別敏銳,聽到的聲音特別豐富,而且甚麼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你問我在山上悶不悶,怎麼會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標是種一畝向日葵。六月的時候你再來,就能看到了。
  歐陽洋是郭中一的學生,小團山中英書院目前唯一的記名弟子。事實上,山莊近30名員工,都是書院的學生,也是老師,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莊踐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齡教學”。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山莊中實行的也是相教互學。如志願者李卓妮,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音樂系,專業花腔女高音,每天都會帶著山莊的員工和附近的孩子們一起練和聲。她計劃五月要在山莊舉行一場音樂會。
  郭教授也能講音樂課,很多內容卻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聞所未聞。他從畢德哥拉斯的“萬物皆數”開始,穿插到《刺客列傳》里,高漸離送荊軻時唱出“變徵之聲”,第一次出現七聲音節,再講到建築聲學,為甚麼音樂廳里不能用地毯?因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學貫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設生態農莊所需的農業知識,基本都源於自學。教育的目的本來就應該是學會學習,熱愛學習。但應試教育卻背道而馳,為郭深惡痛絕。目睹兩個兒子在學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決心讓他們離開體系,在山莊自學。老大延鐸高中畢業之後開始自學,老二延極則連初一都沒有上完就回家。
  離開學校的兩年里,延極已經讀完了先秦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學完了微積分和高等數學。他的生物學水平在山莊已無人能及,大約已達到大學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細胞分裂時,蛋白質的若干細節。
  事實上,逃離學校的短暫幸福感消失後,延極也曾為這個決定而惶恐。但隨著自學內容的深入,他開始越來越覺得留在學校里的同學幼稚,因而更堅定了留在山莊的決心。
  無論是誰,都會跟記者聊起:“在這裡有很多東西可學。”譬如山莊工程和物流的負責人曹工,是個17歲就離家的農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莊的建築設計圖時幾乎完全看不懂,“因為和我們的習慣太不一樣了,同一個平面居然有好幾條水平線。”於是,延極教他怎麼用電腦上網,收發郵件,用skype和台灣的設計師語音聊天。為了理解複雜的圖樣,他開始自學CAD軟件。現在,40出頭的曹工已擁有自己的博客,並且是山莊網站的維護人員。
  至此,生態農莊最初的設想,“無害的社區”和“好的文化氛圍”兩大目標基本實現。再造生態系統的努力,也在向周邊擴散。
  2007年,生態農莊的基礎建設尚在進行之中,莊蕙英已開始為周邊的孩子免費輔導英文。她發現,教育機會的不公,對農村孩子而言,集中體現在英語上。莊本人是美國畢業的教育學碩士,對此自然不在話下。5年來,她輔導了不下百名農村學生,有的孩子英語成績從個位數提高到接近滿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績都在往上走。莊蕙英對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說,英語是最難的,我都能攻克,還有甚麼學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婦被評為“安徽省十大經濟人物”。評奬晚會上有個節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來自郭夫人所在的農村,另一半來自合肥市區。農村這邊,郭夫人很快和孩子們一起,一字一句排練純熟,市區那邊卻傳來消息,說孩子們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傳來說,還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終於到了台上,農村孩子和城裡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圓、毫無退縮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邊,潸然淚下。
  鄉關
  史立勇:我家是在縣城附近的農村裡,後來到山西上大學,卻對那裡沒有甚麼感覺。在外面時間越長,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時候特別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會有很多束縛。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來。有時候想,真要是沒有太大追求,一輩子在一個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個“沒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則不會在大學畢業之後,輾轉到安徽的小團山農莊工作。
  面對同樣的問題,延極的哥哥延鐸沈默許久,才說:“你問我是合肥人,是台灣人,還是哪裡人?我回答不出來。小時候,祖籍是甚麼,我是知道的。那年來的時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個民風淳樸的地方,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國,兩歲到台灣,15歲再來合肥。卻似乎沒有一個地方,能讓我有立勇那種感覺。”
  邊上的李卓妮幫延鐸解圍說:“我應該算是湖北潛江人,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在外面,在武漢,在上海。第二故鄉給我的快樂還多一些。故鄉這種情懷和概念,大概我們現在還不會有。”
  說這些話時,他們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車上,面前桌上是延鐸正在自學的《文心雕龍》。每週六凌晨3點,立勇和延鐸都要趕上這班車,用最經濟的辦法參加上午9點開始的市集,賣出農莊的產品。除了車廂里瀰漫的煙味和泡面味,延鐸對這種跑單幫生活甘之如飴。此時,郭教授也帶著延極坐在另一班火車上,趕往北京的類似市集。
  延鐸和延極都還沒想要離開山莊,“因為還有很多東西可學”。延極曾經問父親,自己會不會一輩子待在大陸?
  教授回答說:“將來,你可能會去火星工作,在那裡定居。” ★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塊石頭”
  中國新聞週刊:回到從未見過的故鄉定居,是不是有隱隱中的召喚?
  郭中一:似乎是有的。我是回到了合肥,通過當地親戚的講述,才知道很多我家的故事。我們首先選中的地點,不是小團山,而是二潛山和小潛山之間的馬鞍口。選中的第二天,我們去姑姑家吃飯,說起這個地方,姑姑大吃一驚,連聲說好。原來那是我曾祖父的故居,我的父親就出生在那裡。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放棄了馬鞍口,選中小團山。那個荒山,一開始很多人來看了就笑,說你們笨蛋被拐來了。過了兩三年我們做得像樣了,有人就問,你們會風水吧?這麼好的地點給你們看到了。這個山面對正南,兩邊隆起,中間凹下去,像把太師椅。山前面還有個水塘,風水上就是個財庫。我聽了大笑,說水塘邊有個房子,住過人的樣子。如果這裡風水好,那麼在這裡住過的人早就該發了。後來姑姑告訴我,那房子里住過的人,又是我的曾祖父。好像他老人家算好了一樣,到處堵我。
  我父親20歲離家,平時對家鄉的事情講得也不多。有一次,我問他祖母叫甚麼名字?他不知道,因為祖母的閨名從來沒人叫過。我又問,祖父叫甚麼名字?他還是回答不上來。這就很奇怪了。父親說,祖父平時很威嚴,自己從小很怕他,見面就一直低著頭,吃飯也不敢發聲,哪裡敢提名字。後來我和弟弟反復拷問,父親才想起來。這件事讓我很感慨。老人要是走了,很多東西就沒人能講了。所以我開始留心長輩的嘮叨。外祖父過世之前,經常會說起,他們李家當年在廣東梅縣如何有錢,後來怎麼家道中落,他又怎麼一個人白手起家……這時阿姨和舅舅就會在旁邊說,你又羅嗦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一次,我突然跳起來,說,你們能記住多少細節?你們有哪一次專心聽過?未來,我們能記住多少?
  中國新聞週刊:你本人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和故鄉有直接聯繫的?想象中的肥西,和真實看到的有很大落差吧?
  郭中一:大概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通過各種渠道往家鄉寄錢。一開始不能直接從台灣匯款,就通過我父親在國外的學生轉。後來我在美國讀書時,也肩負這一任務。30年前,3000美金的一筆匯款,能讓一個人變成肥西首富。但一直到現在,農村還是很窮。錢到哪裡去了?沒有計劃亂花掉了。最近我的一個親戚還跟我抱怨,錢不夠用,因為過年的時候爆竹就買了5000多塊。我問他為甚麼買這麼多呢?回答說不買的話面子上過不去,這年不能過的。你看,基本的農村文化就是這樣的,不是把錢用在生產和積累上,而是在攀比、浪費、甚至是賭博上。我就開始懷疑,農村的問題不僅僅是科技和政策上的障礙,還包括文化上的重建。
  中國新聞週刊:這是你重回故鄉的最終目的?
  郭中一:當年,我們這批知識分子的想法是,第一,退休以後要找個適合的環境居住;第二,實現一點人生價值,多少可以做點事,教教附近的孩子,傳播環保理念;第三,更深的一層,我們覺得大陸少一個精神的核心。台灣的原住民,有他們的聖山大武山。平時不進去,在塵世日久,就要回去洗滌一下心靈。但漢族沒有,漢族人的精神是非常空虛的。應該有人來做這個事,知識分子可以把這作為一種抱負。
  中國新聞週刊:能做到嗎?這似乎非常遙遠。
  郭中一:你知道石頭湯的故事嗎?是說一個士兵戰後身無分文走進一個村莊,說我有一塊石頭,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湯來。喊了很多遍沒有人理他。有人說我們試試看吧,於是拿來鍋子和水。煮了一會兒,士兵嘗了嘗說,已經很好喝,但有點兒油和鹽就會更好。於是又有人拿來了油和鹽。士兵又嘗了一嘗,說有青菜就會更好,再有點兒肉的話……每個人都拿出來一點,最後當然就是天下最好喝的湯。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塊石頭,創造一個平台。
  中國新聞週刊:這裡人把你當作合肥人,還是台灣人看?
  郭中一:曾經有過一些遭遇,甚至是衝突,連當地的親戚都沒有幫我們的意思,居然說“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其實這些都在我預料之中。回到最初的目標,我就不是回鄉,而是再造鄉土。
  現代人都有鄉愁。問題不在於這裡是不是我的老家,我是不是非回這裡不可。在哪裡都不是你的故鄉。都市人是被拔離土地的,就算是成長於都市,都市也不是你家鄉。
  甚麼是家鄉?它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你知道樓下的餐廳不會給你吃地溝油。套用孔子的話,是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地方。就是說,在這裡老人能夠安居,朋友之間能夠信賴。這些,不僅僅是大陸沒有,台灣的問題也很大,比如學閥學霸太多了,對年輕人只有壓榨、掠奪。這就不是一個家的樣子。
  當代知識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麼依附於政府,要麼依附於學校,總之是某一個機構。所以知識分子和鄉土隔離最徹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不是這樣。我耕讀,考取功名,做官,勸諫,罷官之後回家繼續耕讀。在朝為官的時候,我的兒子其實也是在耕讀。
  中國新聞週刊:你的踐行,也包括對子女的教育。孩子脫離學校,沒有文憑,就算你很堅定,難道家人都支持嗎?
  郭中一:他們天天都在學習,而且他們已經有了學習的能力。就算我不在了,他們也會學習下去。沒有學歷,對他們來說,永遠是背水一戰。我最怕的是他們變成那種“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狀態。現在資訊那麼發達,在網上他們就可以看到我的美國導師開的普通物理課,水平超過台灣所有大學物理系。人永遠要學習,我也在不停地學習。一個學位又能代表甚麼?
  我心裡有這樣的準備,有一天兒子告訴我,他覺得學夠了,想要離開山莊。這沒問題,也許有朝一日他們又會回來,再學上一段時間。對於書院裡的學生,我也是一樣的期待。
  現在的缺憾,是書院裡學生的年齡差異不夠大,否則就能讓大的教小的。只有把小的教會了,大的才算是學會,而不是靠考試來證明你學會了。中國的教育是成材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孔子說“君子不器”,但現在的成材教育恰恰是“器之”,基本就是把人教育成小人。
  中國新聞週刊:既然是再造鄉土,而不是再造故鄉,那麼合肥還有特殊意義嗎?
  郭中一:我把合肥定為我的根源,當然很特殊。但故鄉,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地方。台北是一個故鄉,那裡我住過好幾個地方;我的大學是在台南,那裡也很有意義;金門當兵,對我有不可磨滅的回憶;我又在波士頓住過八年……這些都是我的故鄉。人的經歷,有很多來源,像沖積平原一樣,一層一層堆積起來。所以不能忘本,每一個本都不能忘,也忘不了。
  從這裡你會想到更多,就是“推己及人”,處處都可以是故鄉。科學社會學里有個“六度分離法”,不超過七次,你可以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關聯。那麼,傷害了任何一個人,都會對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多6個)有傷害。一個很遠的人,和你的關係可能非常密切,和你是甚麼樣的關係你甚至都不知道。但就算從純粹的,自私的利益維護來說,你都應該去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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