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蘭欽」事件發生時，我剛從英國回來沒多久，當時各報論戰多集中於「公務員是否有發表言論的自由」，我卻覺得此事的本質不在「言論自由」，也不在「公務員的自由或工作倫理」，而在「言論自由本身的限制」，只是郭本人因公務員的身份受到更多矚目、也因此有些誤導了應該討論的面向。

本文刊於2009年3月24日的蘋果日報，限於論壇字數，該文沒有對歐洲各國的反歧視法多加著墨，有興趣者可參照廖元豪教授的大作「管制族群言論 / 歧視言論的國際比較」，另有關歐洲對丹麥日蘭德郵報事件的反應、以及歐洲國家在反歧視與族群平等的努力經驗，台灣新智庫也有專題討論，可參考該網站的「郭冠英與族群平等法專題」。

這篇文章刊出後不久，馬總統打破沉默對此事件發言，表示譴責各種歧視言論，行政院也提出「族群平等法」的構想，希望能杜絕一切族群歧視的言論。我覺得執政者算是有心的，只不過手法或許可再斟酌，有興趣的人可再參考筆者電影「為愛朗讀」的罪與罰一文：

公務員的基本權利，受到比一般人更大的限制，並沒有太大爭議。但假若今日發表涉及種族歧視言論的「范蘭欽們」，不具公務員身分，是否就能理直氣壯地躲在言論自由的大傘之下？

言論自由的保障固然屬於人民基本權利，但關於其保障之目的與標準，有工具說與目的說之分。工具說認為保障言論自由，乃為健全民主程序或追求言論真理之工具，是以各種言論之價值，須以是否促進民主、真理等目的為標準，言論尺度若違反此標準，則成為有害之工具，不需保障。目的說則認為言論自由保障乃在表達個人之自我，屬人性尊嚴之展現，因此，即使言論無法促進特定價值，只要其對他人權利沒有產生明顯且重大之危險，即應予最大程度的包容。

從工具說到目的說，反映言論自由保障從寬到嚴的標準。而目前理論既未有共識，實務也在寬嚴間游移不定，可以確定的是，言論自由有其限度，並不是所有言論，都受絕對的保障。關於挑動種族及仇恨的言論，是否應在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向來是爭議的核心，各國從來就沒有統一標準。

3年多前，丹麥《日蘭德郵報》刊登了12張漫畫，將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畫成綁頭巾的炸彈客，雖然這在德國、法國或英國，可能觸犯種族仇恨言論的規範而遭懲罰，但依丹麥《反仇恨言論法》，除非言論的惡意明確且惡行嚴重，否則仍為言論自由的範疇。於是，該嘲諷漫畫引起穆斯林團體抗議、同時引起歐洲各國有關言論自由與種族、文明衝突激烈討論。可見，種族仇恨言論與言論自由的界限，向來是見仁見智，而就算是言論自由尺度最寬容的國家，也要為其包容種族仇恨式言論，付出相當的社會代價。

避免社會被撕裂
因此，回到文章首段提出的問題：不只是公務員基於法令與身分，不得主張絕對的言論自由而任意發表煽動性的歧視仇恨言論，即便是一般人，若其言論主張乃意在破壞社會和諧、挑動歧視與仇恨，是否值得保障，並非毫無疑問。而就算再退一步，承認言論自由之價值高於一切，從丹麥郵報的例子，亦足以解釋，「法律不罰之言論」不等於「無害之言論」，社會仍可以加以道德譴責。

今日郭冠英先生因為公務員的身分，受到高度關注與停職懲罰，但對台灣而言，更可怕的是有許多散布媒體、政治界的「范蘭欽們」，以言論自由為名，行挑動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之實。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之外，避免社會一再被撕裂，將是今後比重懲公務人員更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