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
udn網路城邦
我的1949
2012/01/26 23:45
瀏覽1,248
迴響1
推薦7
引用0

每一個外省人家庭都有他自己的1949大遷徙故事,我們家也不例外。

我祖籍湖北武漢,照49年以前的地理區劃來說應該是漢陽縣。祖父當年在長江開輪船公司,還曾擔任過輪船公會的理事,終年在上海與重慶之間游走,很有點上海話說的白相人氣息。據祖父跟我父親說戰前他曾在南京登上寧海艦給海軍部長陳紹寬塞過紅包(雖然中研院的歷史學家對這點一直覺得不可思議)。我家輪船在戰爭中損失不少,我曾在上海圖書館尋找戰後的檔案發現我家申請政府賠償五艘船的紀錄,不過接著國共內戰,最後八成是沒了下文。解放之後搞公私合營,我叔叔成了公司經理,不久運動開始,整個家族被打成走資派加上台灣關係,許多人都因此失去了受教育與公平競爭的機會,生活非常的艱苦。 

其實我們家族與共產黨還真有不少關係,譬如中共元老陳昌浩(與張國燾同輩,比毛澤東還資深)的妹妹陳昌珍就是我的姑奶奶。我有一叔公與林彪黃埔四期同班同學非常要好,可惜英年早逝,後來林彪叛逃事件發生,中共還來武漢要調查他,家人怒斥說人都已經死了三、四十年,這個情報工作做的太不到位了。90年代大陸拍攝紅色電視影集「槍聲響起」中賀龍司令部的背景就是我家祖厝,連堂上我家祖奶奶的相片一起入鏡當道具,成了賀龍的媽了。所以後來流傳我們家與賀龍的關係是這麼來的。 

我父親雖是船公司「少東」,但因從小與後媽不合,很早就成了抗戰流亡學生,不太有家鄉的觀念, 1948年中央大學森林系一畢業就搭中興輪來台灣在台東林管處工作(想想看現在的台東都很偏僻了,何況當年)。我父親少小離家原來家族觀念就十分淡薄,但退休後卻好像完全變了個樣,特別關照在大陸的家族。可能因為他是長房長子,傳統上是要負全族責任的,但因他長年不在家,這些重擔全落在我的叔叔身上,所以他覺得虧欠,產生彌補的心理。而我是長房長孫,看到那麼一大家族想到要承擔的角色簡直頭皮發麻,所以開放廿年從來不敢回去,直到上個月才第一次返鄉。 

很特別的是,兩岸開始往來第一個返鄉的竟是我的太太。她是道地的台灣人,與武漢家族完全搭不上邊。她在88年首次到達武漢找到了姚氏家族,帶回許多中斷了四十年的資訊,之後雙方才聯絡上。我母親還很驚訝的發現,她的媽媽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當時還健在,所以從此以後好多年每當母親節,她都很高興地戴上紅色的康乃馨。 

我母親的家世不錯,家住漢口俄租界,我舅父是漢口市黨部主委,一解放就被槍斃了。我母親1949年高中畢業前夕共軍已經兵臨城下,只好從武漢逃難來台尋找我父親。他們是遠房親戚,其實當時只是離家前匆匆「訂婚」的關係。她搭漢口最後一班渡輪到武昌(之後船就爆破了),最後一班火車到衡陽(坐火車頭走了七天七夜)。由於我們家有一個親戚是海軍軍官,當時正在台灣空軍參謀學校(屏東東港)受訓,以此關係得到一個軍屬的身份可以搭乘空軍飛機來台,但要等空位後補。我母親在衡陽機場足足等了一個月才補上一個位子搭乘運輸機來到嘉義,這是她生平第一次離家,卻不確定我父親是否收到她要來台的信件,因為當時通訊已經斷絕。我母親其實並沒有要來台灣的強烈動機,當時只要意志一動搖,就沒有後來的我了。 

我出生在嘉義,周圍有不少外省鄰居擔任公職的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抓去槍斃,不過這些都是成長之後才聽家人說的。後來隨著父親的工作幾經搬遷(幾乎是每年一遷),包括台中與台北,直到1958年搬到宜蘭才算安定下來,所以我小學一年級竟分別在三個地方就讀。當時宜蘭許多二戰被炸毀的建築遺跡都還存在,實在很難以想像。在宜蘭住家的巷口有一個診所的老醫生,很有點日本歐幾桑味道,每次看到我就叨唸著「外省人吃台灣米…」什麼的,不過只有我感冒被帶去打針時他才有機會講。 

我小學讀的是全台灣唯一全男生的中山國小,每天與同學講台語玩耍也不覺得隔閡,當時不知道宜蘭的台語腔與其他地方不同,還成為特色。我的初中導師叫林忠勝,教歷史的,很有點特別思想,對我很關照,我早年受他影響不小。後來他跑去中研院做口述歷史,齊邦媛書中提到幫她父親齊世英做口述歷史訪問的中研院學者就是他。林忠勝離開中研院就去開補習班,賺了大錢成為黨外(不止民進黨)的大金主,後來在宜蘭開辦慧燈中學,非常有理想性,但完全是台獨的理念。 

宜蘭是個很特別的地方,什麼怪人都出,包括後來游泳到大陸的現任世銀副行長林毅夫,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學,本名林正義,外號「大頭」,當時彼此還蠻熟悉的。他因打教官被留校查看(在那種戒嚴時代可真有種),卻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大,1971年同上成功嶺寒訓,一天早晨聽到營區大喇叭廣播,他老兄決定改讀陸軍官校啦!後來他叛逃我第一時間就知道,當時並不覺得驚訝,因為直覺上就是像他這種奇人才有可能去做這種事。我知道許多政客不管藍綠到北京都會去拜訪他,希望能與中共高層沾點邊,回台卻高唱台灣主體意識,這種事我幹不來,所以雖然當年很熟至今也不曾去找過他。 

我還和號稱台灣史懷哲名眼科醫師陳五福的長子自初中到高中同班同學,兩人非常要好,經常到他羅東的家中去玩,所以也體會到另一種台灣早年菁英士紳的思想與家庭生活。陳五福與李登輝年齡背景類似,後來李邀請陳五福從政,陳堅拒,他的女兒還曾勇闖總統府求情放過她老爸。 

說到李登輝,我父親可是很熟,無論在農復會或是省政府時代都曾經共事過。他對李的評價不佳,或許跟後來的政治立場有點關係,但亦屬實際觀察的第一手印象。我父親在宜蘭工作的機構是直屬蔣經國退輔會系統的事業單位,他算是蔣經國麾下的技術官僚之一,李國鼎與王作榮都是他的學長或同學,在那種特殊時空背景下很能夠為國家貢獻心力,做出一番事業,這種氣氛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當時家父的單位在宜蘭是很有錢也很洋派的,5060年代每年聖誕節公家就會佈置聖誕樹,請樂隊來開舞會,我推測當時可能受到宋美齡的影響,政府對於西方文明與基督教有一定的寬容度。到了60年代末期蔣經國一上台,全部都禁止,政工系統氣燄高漲,基督教也受到壓制,氣氛整個改變。當時單位裡還發生了「中正大學事件」,好幾個已經做到組長高位的人只因為早年在大陸求學時參加過讀書會莫名其妙被關了十幾年。所以老蔣與小蔣那個比較民主,恐怕與一般人的印象是有出入的。 

家父來台曾在農校擔任教職一段時間,50年代中期在美國受訓回台後長期在政府農林單位工作,台灣許多企業家早年發跡都與林產事業有關譬如孫海與王永慶,所以他有很好的商場關係,但不曾想下海經商,這並非他所長。60年代年曾有機會到印尼擔任海外林業開發公司的總經理,但因不放心家庭而作罷,否則今天我就變成新加坡人了。他還曾兼任台林旅行社董事長管轄阿里山風景區與小火車,以及台大森林研究所博士班指導,幾任林務局長都是他的學生。家父在台灣的林業界頗有地位,目前台灣通史中的林業史部份就是他寫的,所以他對台灣的瞭解可能比一般台灣人還多。 

回過頭來說說宜蘭。宜蘭還真是個很特別的地方,你很少看過有人到外地求學或工作會特別強調自己是從那兒來的,只有宜蘭人會,而且還不一定是在宜蘭出生或住過很長時間的人。像我們家搬來台北至今也卅多年了,還超過住在宜蘭的時間,但我的幾個妹妹至今都還會說「我們回宜蘭吧」,這時我母親就會白她們一眼說「回什麼宜蘭,妳的家在台北!」 

60年代初期,我們發現宜蘭市的街上出現了一間有尊巨大佛像的寺院,當時不知是何方高僧所建,一般人只以「大佛寺」稱之。接著該寺成立了慈愛幼稚園,我的大妹成了該園的第一批學生。後來才知那是星雲法師創設的第一間道場「雷音寺」,當時就已顯示他的格局絕不小氣,而我的大妹也成了他辦教育的第一代試驗品。前幾天有緣與星雲大師見面,談到宜蘭倍覺親切,印象中他也不時流露出那種「我們回宜蘭」的感覺。 

宜蘭的確有許多與其他地方很不一樣的特點。宜蘭離台北雖然很近,但交通的不便卻使得心理距離非常遙遠,這造成了宜蘭人既前進又封閉的矛盾個性,這可能是讓宜蘭成為反對黨大本營的原因。有一次我與宜蘭前輩,台灣廣告公司的胡董事長談到如何慶祝開蘭一百年的構想時,他居然說打算在三貂嶺設一海關,所有來宜蘭的人都要拿護照蓋章才得進入,這其實反映了一定的宜蘭人心態。 

宜蘭號稱是永遠的反對黨,連民進黨裡面的人自己都這麼說。我很多中學同學都是綠營中的檯面人物,有趣的是當兵時在憲兵學校那年適逢選舉,長官以為我外省人一定是「忠貞黨員」,居然特別指派我去郭雨新的場子當「抓耙仔」,監聽有無「不法言論」。幸好70年代黨外還沒像後來那麼兇,否則被發現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我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鐵桿藍營的人,事實上我曾幫助民進黨打過好幾場選戰,擔任宣傳策劃的工作。包括當年沈富雄第一次在大安區競選立法委員即以第一高票當選,以及後來彭明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李登輝競選總統那次。最後累積全民對國民黨黑金政權極度痛恨的能量,把陳水扁送進了凱達格蘭大道頭的介壽館。 

正當我們為政黨輪替將為台灣帶來全新氣象而歡欣鼓舞的同時,我發現自己的事業卻面臨被新的政商關係強取豪奪而逼迫到絕境。這些吃相難看的人許多正是本來應該被掃進歷史灰燼的「李記」國民黨餘孽,現在卻搖身一變成為綠朝新貴,而且比以前國民黨時代更加無所顧忌。我這才發覺自己真的太天真了,其實政治中那有什麼革命派、反動派﹖只有永遠的「收割派」。 

這是另一個故事,以後有機會再說,忍不住還是要再說說宜蘭。當年我住宜蘭的時候,不要說雪隧北宜高,連濱海公路都沒有,只有一條九拐十八彎的北宜公路與丟丟峒仔的蘇澳線火車,一颱風就坍方封路全縣與外界隔絕,我1971年考大學那年就正好發生這種事,當時宜蘭還沒有設考場,所有考生都要到台北來考,交通全部中斷考生的焦急與狼狽可想而知,有些人就真的沒辦法趕上,當年好像也沒有什麼國賠的。 

交通是宜蘭人心中永遠的痛。有一陣子台鐵誤點十分嚴重,我曾經12點在宜蘭車站坐上本來應該是10點鐘發的車,到了台北已經晚上8點而它本來應該是中午到的。想想現在90分鐘可以到上海,當年好像是生活在十九世紀。所以多數宜蘭人還是歡迎北宜高的,像黃春明那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不過我一向喜歡走北宜公路,九拐十八彎早已被修的很安全,而沿途那種靈秀的感覺與到金面山突然全面展開見到太平洋的氣勢,在台灣其他地方還真的沒見過。 

宜蘭地型很特殊,由於背面高山拔地而起,所以是個只能看日出而見不到夕陽的地方,下午四點多太陽就要落山了。「蘭雨」現在聽起來很美,當年可真是從九月開學下雨到次年端午幾乎一天都不停,久居成習慣初來台北求學還覺得台北市太乾燥呢。而且宜蘭每年九月開學必放水災假,不過在冬山河整治完成與全球氣候改變後這種狀況已經不復以往。但多雨也帶給宜蘭全台灣最好的水質,許多礦泉水都是在宜蘭境內取水裝瓶的。  

早年宜蘭近郊有一機場,在圓山鄉間的田野中滑行道與機堡密佈,跑道朝向海邊直對沖繩方向,當年是專為日軍神風特攻隊攻擊琉球的美軍艦隊而設,終戰時機場上還有一百多架飛機,國府對此情報不靈,最後竟是一名來自廈門的警察誤打誤撞接收了整個機場與飛機,當時的日軍少將指揮官還為他一個人在機場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閱兵典禮做為交接。然而由於沒有能力管理,很快的那一百多架飛機陸續被當廢料變賣。早年宜蘭有一家很有名的家庭五金工廠生產的鍋子、水壺與便當盒叫做「飛機牌」,我們都買過,鋁料還真的很厚實,顧名思義就知道原料是從那兒來的。所以,台灣人看輕國府官員也是其來有自的。 

1949年後國府空軍遷台,一個中隊的螺旋槳戰鬥機進駐宜蘭機場,還帶來全講四川話的空軍子弟小學,眷村就利用宜蘭市中心原來招待神風特攻隊員最後一晚享樂的「喜樂亭」,一個諾大的日式庭園建築群來分隔居住。當時我家就正好在眷村對面,每天早上看到藍色的GMC卡車來載運學生去上學,我特別注意其中一個纖細的女孩是中隊長的女兒,後來成為我的初戀情人。60年代在空軍逐漸換裝噴射機後,宜蘭機場已經無法適用,軍方也不想花錢擴建,機隊陸續離開除役,只保留氣象單位,後來部隊整個撤離,滑行道成了鄉間公路,跑道成了今天的運動公園,機堡前一陣子還搞裝置藝術節呢! 

很多人以為我是眷村背景,其實完全不是,我的家族中也很少軍人,唯一的例外是那位幫我母親弄到機位來台的那位海軍軍官。他是我母親的親戚,算起輩份還比我父母長一輩,由於我們在台灣沒有其他親人,所以也把他們當成長輩,逢年過節總是要去圓山兒童樂園旁的濤圓眷村(現已成為綠地)拜訪,因此可以延伸我的話題。 

我那位長輩是電雷學校三期(比照海官28年班)畢業,是黎玉璽的學弟,資格很老但從未上過船,缺少海勤資歷這就註定沒有高升的機會,不過他也胸無大志,最後以上校退役,也不想去跑商船賺美金。現在九十幾歲了還聲如洪鐘,每天吃喝玩樂好不快活。 

以我父親的標準這絕對不是個成功的典範,但我猜想他可能是看多了他同學的遭遇也就不不求,隨遇而安了。他同班同學焦德孝1948年擔任伏波艦的輪機官時在台灣海峽被招商局輪船撞沉,全船一百卅多人只他一人獲救,還活到八十多歲。另一同學毛卻非1949年擔任美頌艦長在澳門意圖率艦投共,被其他人制服送回台灣左營槍決。還有一個他們班上混的最好的巡二艦隊少將司令胡嘉恆,八六海戰因劍門艦被擊沉而陣亡,還帶上他的小舅子章江艦長李準一起,成為中華民國史上陣亡軍階最高的海軍軍官。 

每次我到濤園他們家都看到幾桌麻將,所有人的腦力與精力都花在那些牌上,顧不得其他。這讓我很覺無聊,認為是浪費時間,影響至今我既不會打麻將,也不喜歡有麻將牌的場合。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海軍的傳統,上至總司令下到士官長人人樂此不疲。當時濤園還住了幾個他電雷的同班同學,有一家叫趙錦龍的少將,幾個兒子都很會唸書讀到洋博士的,就是趙寧、趙怡兄弟。 

當年外省人由於在台家無恆產,所以特別重視子女教育學歷,尤其是公教人員家庭,我的父親也不例外,每當同事之間比較兒女學業成就時就是我最難過的時候,因為每一家似乎都成績輝煌,家父心裡不是滋味回來免不了對我一頓打罵。我從小就愛胡思亂想,既使現在都不一定符合正規教育體制下好學生的標準,何況當年只要與標準答案不符,對的也算錯的威權年代,所以我小時候的日子是很難過的。 

當時一等人才幾乎都去唸醫學院,我父親對醫生有偏見,他希望我學理工當工程師,最好是頭戴鋁殼安全帽、身穿白襯衫,耳朵上夾一根鉛筆那種美式工程師的形象。對於他的期待我偏不從,當年還沒有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但我心中想像的就是從事那樣的領域,這在當時可算是驚世駭俗的想法,免不了引起家庭革命。 

我父親對於我沒能讀理工這件事顯然是一直引以為憾的,直到80年代我小妹進了台大復健系他才說:「我們家終於有一個人讀理工了!」其實台大復建還是屬於醫學院。他講這話時我都已經卅歲創業開公司了,我二妹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但這對他都不如家裡有人學理工來得重要,可見其意志之堅,對我沒能走上理工之路的遺憾之深。 

外省軍公教人員家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家家有子洛杉磯,家家有女舊金山」。我們家沒人在加州,卻有兩個妹妹在美國東岸定居,小妹當年也在美國求學多年,後來才返台在台大任教,所以我父母曾經有段時間是在台灣、美國兩地居住。這多少反應外省人離開大陸家鄉就沒有根的觀念,我們必須承認有些人的批評是有一定根據的。 

對此我有一種看法不知正不正確。人們會認定成長過程那段歲月所停駐的地方為「原鄉」,這個地方不一定是出生地,也不一定是居住最久的地方。像我父母那一代外省人在家鄉其實停留的時間很短,不到在台灣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但仍認定大陸是他們的原鄉。我雖然不是在宜蘭出生,但從小學一直到高中畢業都在宜蘭生活,卻也把宜蘭當成原鄉。但是像我妹妹的小孩出生成長都在美國,毫無疑問的認定美國就是她的原鄉,而絕不會是台灣或是大陸。這是環境現實,與政治立場無關,本省家庭移民美國的也所在多有,他們的下一代會把台灣當原鄉嗎﹖ 

有人叫我們是「外省第二代」,這一點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會再有「外省第三代」了,因為我們同時也是姚氏家族的「台灣第一代」,就像當年許多閩南家族自福建遷徙來台一樣。而我的下一代當然稱做「台灣第二代」,她們身上不僅有所謂的外省人,更有閩南人與客家人,甚至可能還有平埔族的血統,如果這還不叫台灣人,那麼誰才算是台灣人﹖

 

有誰推薦more
全站分類:心情隨筆 雜記
自訂分類:我的系列
上一則: 我的當兵奇遇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迴響(1) :
1樓. pearlz (民進黨抹黑霸凌WHO )
2012/02/06 12:48
很詳細的

另一種 1949 分享,讓我第一次認識宜蘭我所不知的真相。

想想我們移民國外的人,在澳洲二十多年,自覺是如假包換的澳洲人了。雖然我是台灣人,但又如何?我的女兒不會臺語,大概永遠也不會了? 我想。


發表迴響

會員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