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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7 11:00: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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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生命是這樣，歌就這樣寫 當Jim Croce的“Time in a Bottle”緩緩從胡德夫喉間迸出時，澎湃渾厚的歌聲，與那些他剛剛爬梳展開的年少記憶，剛好在聽者的耳中、心中相互唱和：“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如果能將時光儲存在瓶中，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存起每一天，直到永恆不再）。 採訪在胡德夫的家裡進行，板橋市文化路的住處，簡單樸素。他不經意說，3月底租約就要到期了，希望新地方「租金不要太貴」，一句話，透露出兩袖清風的人生軌跡。 只是當掀起電子琴蓋，胡德夫閉上雙眼、隨性地自彈自唱起來時，在場所有人都會同意：縱有更多華麗，也未必能創造出此刻的感動與滿足。 今天，人們稱他「原住民民謠之父」。1970年代，帥氣的卑南族青年胡德夫與李雙澤、楊弦等人共同掀起「唱自己的歌」風潮。當時他曾是台北價碼最高的鋼琴酒吧歌手，舉辦台灣第一場個人民歌演唱會。 但1984年發生海山煤礦災變，原住民礦工死傷慘重。自覺無法「優雅地轉身」只求自己安逸，胡德夫成立「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到處奔走。作為運動領袖，歌聲是他的利器；但停頓了「歌手」的工作，卻使他沉潛，也離有形的名利愈來愈遠。 直到2005年，55歲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隔年以「太平洋的風」奪下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與最佳作詞人獎。「人生呵╱就像一條路╱一會兒西一會兒東╱匆匆匆匆」，這首創作於33年前的專輯同名歌曲，傳奇般地始終流傳，如同胡德夫無怨無悔的青春，終要在台灣音樂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文／盧智芳 台大外文系是我的第一志願，也是唯一志願。我這輩子最喜歡的兩個東西，一是英文，一是音樂。我一直對語音很有興趣，對我來講，語音跟韻律、音樂，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為什麼要考台大？一方面考給自己看，一方面考給像我義父的淡江中學陳泗治校長看。因為我成績不大好，又打橄欖球，他曾經對我說：你可以保送體專，畢業了他會推薦我去台灣神學院讀神學系。不過，我的個性是：這樣反而偏要考給你看，最後我去辦了個人報考。 上台大後，我本來準備要去讀語音學，因為可以跟原住民語言的發音對照。但打球造成腦部受傷，帶來癲癇的後遺症，不得不在大三時休學。 台大沒有念完，我非常遺憾。一休學就接到當兵通知，當時我心想：好，既然休學了，就好好去當兵好啦！當兵前，村子裡殺雞殺鴨歡送，還給我貼一個精忠報國的紅條子，繞村一圈，坐上從軍的車，我就去了台南。 第一份工作：紡織廠做外貿 沒想到第二天開始操練，我癲癇發作了，倒在地上，結果就退訓了。 輔導長送我回到太麻里時，我說，面子問題，拜託不要送我回家。大家請我吃的鴨肉、雞肉還在肚子裡面，村莊裏還有人為了我酒醉還沒醒。我叫三姐來接我，晚上從窗戶偷偷潛回去，也不想讓媽媽知道，隔天直奔台北。 回到台北，認識了現在瓊安服飾的董事長郭光生，幾個人常常聚會玩音樂。他說我可以去他的公司「清泉紡織」工作，我就在那裏寫寫外貿書信，有時也幫忙驗貨。 郭先生說，既然我們志同道合，乾脆集點資來開店，就叫“Lost City”。台灣那時候還沒有鐵板燒，我們開了第一家。我白天在紡織廠看進貨，中午、晚上去看店，同時做2份工作。本來想回台大復學，但我父親在台東不舒服，檢查發現已經是滿嚴重的食道癌。我那時候就知道，我回不了台大了，我得找第3份工作。 當時我的薪水才6、7千塊。兩份工作加起來還不夠爸爸一週的醫藥費。我有個朋友告訴我，哥倫比亞（編按：當時哥倫比亞駐台機構內附屬的咖啡館）很想找一個歌者，在角落彈吉他唱歌，我就開始在那邊唱，每週二、四、六，從7點半唱到9點半。 我在哥倫比亞遇到李雙澤。一開始我們就很契合，因為他很愛淡水，而淡水是我的第二故鄉。還有許瑞仁，從他父親手上剛接了一個小小的印刷廠。我們3個常常聚在一起，有些學子拎了琴過來，放在旁邊聽我唱，我就邀他們一起唱。 「夢的共和國」年代 底下也很熱絡，有時候你看到席德進在素描、或張杰在指導學生畫荷花。當時去哥倫比亞的都是騷客、怪人，那是林懷民常常講的，台灣「夢的共和國」的時代。 我跟雙澤因為常常在一塊，談到除了唱英文歌以外，還能唱什麼？我們這些朋友就開始直接寫歌了。寫歌的同時，在我上台的時候發表。當時洪小喬也來聽我們唱歌，她邀我們上電視，於是很多人知道：原來有這樣一群人在作歌。 「美麗的稻穗」演唱會在1974年舉辦。以前李雙澤要我唱「美麗的稻穗」那首卑南族歌的時候，我很驚訝、也很震撼：為什麼一首殘破不全的歌在我腦海浮現時，大家會認為這是美的，是台灣的，是Kimbo（胡德夫為自己取的名字）你唱的才對。我以為唱英文歌是時尚的，代表一種水準，但是，真的，大家心裡面渴慕的不只這樣。 那場演唱會，讓我在心裡更確定。我們唱到原住民族群的歌時，台下幾乎快瘋掉了！像席德進、謝燿德那些朋友甚至忍不住站起來，在前面跳舞……。 我是鄉愁的孩子 你看我的歌，我就是鄉愁的孩子嘛！從11歲來台北，我能想什麼？我當然是想大武山有多美麗，想再回去。我寫「最最遙遠的路」，因為我們在外面工作、讀書，就是一個鄉下來的孩子，想找到自己的門。我們的生活、生命是這樣，歌就這樣寫。這樣的歌受誰影響？受李雙澤這樣的朋友，或更早，受Woody Guthrie（美國民謠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歌手，有「抗議之父」之稱）、Bob Dylan（音樂巨擘、著名民謠吟遊詩人）的影響，他們是怎麼從民歌裡找到力量，開始出發。 後來為什麼要去從事原住民運動？一方面是因為海山煤礦爆炸這件事。原住民像風中的殘燭一樣，更不要說語言、文化這些，根本沒有人在提了。我開始想：怎麼跟社會運動結合？要能踏出這一步，人家才會聽到。這是在我一個人的安逸中沒辦法做到的。 讀過台大，也算是知識份子，這東西壓得我透不過氣。我該怎麼做？要輕輕的、優雅的轉身過去，也可以，也不會變成現在的我，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一般歌手追求的「大紅大紫」這4個字，從沒有在我心裡浮現過。但我一直想要像Leonard Cohen（1934年生，加拿大詩人兼歌手）一樣，拿把琴就像傳道般唱起來，每一句、每一個詠嘆都有意義。只有這樣能讓我感受到：我沒有走錯什麼路啊，假如真的走錯，就和他一樣錯，哈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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