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馬英九要求國民黨中央將所謂的「清廉問政公約」具體化、條文化，擴大為「行為規範」，如有越軌、違反規範的行為出現將不予提名，以便約束立委言行、維繫立院黨團的運作。

此舉讓筆者想起這幾年來，記者、意見領袖報導與批判藍綠立委言行舉止的論述，其觀點似乎圍繞著這個現象：台灣的立委不分黨派，都很囂張。而筆者也發現，除了這兩種對輿論走向具有影響力，惟喜於濫用缺乏統計智慧的「社會觀感」來批判國、民兩黨之立委的媒體人外，好像部落客批判立委的論述也是不絕於耳，換言之，不只作為第四權的媒體會批判立委，作為第五權的部落客也會抨擊立委。

不過在筆者的印象中，對於立委的批判聲浪好像也不是從陳水扁時代才開始的，似乎自從「立法委員」這個民代職位設置以後，負面的論述就前仆後繼的發表出來，除了記者、意見領袖、部落客之外，知識份子或其他各個行業的成員，也多少都會透過傳統的報紙投書，或者最近較常有的電視節目電話叩應，來表達對立委的質疑和不滿，且內容也離不開言行的囂張、自利自肥的提案。

其實，這樣的社會普遍意識，恰好跟立委的社會學意義不謀而合：就社會地位、財富及權力指標分數加總，立委的職業聲望分數是偏低的。其中，筆者不太確定立委的財富和權力如何，從媒體的報導看來，特別是多數黨的立委，權力好像很大的樣子，至於財富，媒體好像也傾向這點：立委經常以累積自身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為主要考量。因此，筆者認為立委的職業聲望偏低，恐怕仍是社會地位偏低所致。

相較於大學教授、醫生、神職人員、企業家來講，吾人提及立委的時候，幾乎都不太會有什麼崇拜的神情或言語，反而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鄙視、不齒的態度與認知，筆者以為，這大概跟立委的性質有關，就台灣社會的情況來看，要選立委多半都要具有一些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也就是錢脈、人脈，要累積這兩樣東西，就難以避免跟一些「不正派的人士」建立以利益交換為主的社會關係。

所以筆者認為，台灣社會的集體良知之所以對立委常有批評，從社會學看，就是因為立委可能跟「不正派的人士」建立媒體常說的「前金後謝」的交換關係，地方派系的老大、村里長、鄉鎮長甚至黑道要員，都可能會以輔選、助選、動員、人力資助、財力資助來跟立委交換當選之後的有利提案，就此，部分立委便可能會因為害怕這些人實踐交換論的攻擊命題，故而於當選之後提出有利於這些人的法案。

筆者以為，最近三個國民黨立委被輿論罵到臭頭的村里長酬賞相關法案，大概就是基於上述社會關係的背景而提出，事實上，這種行為在社會學理論上並非毫無道理，惟台灣社會集體良知的執行者，也就是媒體(雖然筆者不以為然，但媒體常以此自居)，在不經過統計學式思考的情況下，便認定這種行為的社會觀感不好。

其實，嚴謹點應該這樣說：立委與樁腳建立的社會交換關係，其性質違反立委這個位置、角色的規範總和。另外，立委經常被媒體呈現、描述的面貌，例如羞辱官員、打架、吵架等，主要也都是違反同樣的角色規範，綜合而言，社會規範對立委的要求如下：應以對人民有利而非樁腳或自身的法案為優先、應謹慎而不濫用言論免責權。

就此，馬英九延請國民黨中央具體化的「清廉問政公約」應該也是這兩種規範要求為基礎，但考量現在立委多半僅以不構成犯罪為行為標準，往往跟樁腳建立極其密切的交換關係，且不少具有法律背景的實際情況，此系列的行為規範能否徹底落實，甚而提高立委的職業聲望，依然是有待觀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