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景嶺上月彎彎

        我整個青少年的成長期（ formative years ）可以說是在調景嶺度過的。那時只知道生活艱難，物質條件極度匱乏。但身處山明水秀的環境中，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偶爾回到市區空無一人的家中，心中便會想趕忙往調景嶺跑。那種矛盾的心情，就像電影《現代啟示錄》的美國特種兵──威勤在影片開首自言自語那樣：「當我在外邊執勤，我希望能回到西貢；當我在西貢，我便想回到外邊，執行我的任務。」初中一至三年級的階段，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上課不專心，只知找機會捉弄老師，摹仿他們的鄉音，弄點笑料，以博同學一笑，滿足自己的虛榮感。我們的老師，雖說是落難香江，仍多能保持斯文爾雅，其中更不乏臥虎藏龍之士。他們有些言行稍微怪異，但均能保持中國人的不亢不卑的氣節，這點可從他們日常與洋教士的交往上看出來。其中亦有些特別例子，教國文的胡夫子，終日長袍加身，對著挪威籍的校監，頭永遠抬得高高，眼直視而不見，一派不在乎的模樣，恰好是另一極端反應的典型。自庚子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洋人的反應，不外乎兩種：自大與自卑。這種微妙的華洋轇轕，亦在我成長認知過程中留下一定的烙印。

摘自 「調景嶺上月彎彎」 陸潤棠 文 聯合報 2009/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