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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家與郁家：兩岸孤雛

從上海到台灣，郁家與陸家的家事是時代浪潮中一個微小的泡沫。但這些在歷史塵埃中泛起的小泡沫，卻應和著偶然、宿命、歡喜與時代的悲傷。

文/金雯

　　清末民初時，陸家的曾祖陸升階從陸家嘴搬到了浦東的新場鎮，娶了同升木材行康家的女兒。那時候浦東都是棉花地，除了棉農，還有各式家庭土布作坊。陸升階在新場鎮開了一家布行，做土布的收購、整染、加工生意。棉布染色之後要在磨布板上打磨整平，棺材蓋板一般大小的石頭磨布板，陸升階能輕鬆搬來搬去。他像所有脫胎于小農經濟中的作坊主一樣，也信奉吃苦耐勞才可發家致富。只是時運不濟，正處於中國小農經濟崩壞的關口，陸家的布行生意越來越差。

　　作為通商口岸，鴉片戰爭後，大量洋紗洋布涌入上海，土布價高，逐漸被擠出市場。比如，土織的“松江鬥紋”以及“羅布巾”就逐漸被日本鐵錨牌毛巾取代。1848年至1912年民國元年期間，上海已經有了美商鴻源紗廠、德商瑞記紗廠、英商的老公茂與怡和紗廠、日商的上海紡織、內外棉、日信等。

　　與陸升階不同，郁家的鬱懷智因為機緣巧合而跟上了歷史發展，他早年在馮桂芬的上海廣方言館讀書，所謂的廣方言館實際是外語學校，第一批留美學童容閎等人都是在此畢業後才去的美國。鬱懷智因為粗通英語得以進入英商義記洋行，專門從事洋布的買賣。

　　這兩個後來結為兒女親家的家庭，在關鍵的歷史轉捩點上擁有了交集，卻有了不同的家運。鬱懷智後來在南京路開了屏記棉布號，主要經營洋布的批發業務，經營過國藥號鬱良心堂。辛亥革命中，鬱懷智擔任上海總督府財政部副部長，負責籌募軍餉。他的兒子鬱葆青在1932年捐地自木桿橋向南填河修築石片路，取名“敦惠路”用於紀念父親，直到五十年代，敦惠路才改名為現在的幸福路。

　　1956年公私合營後，郁家經營的鬱良心堂被併入童涵春。在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留在上海的郁家百多人無一橫死。郁家外孫女陸蓉之説，大概也是郁家幾代積善行德之功。

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規定：公務員得改穿中山裝上班。但是，本省的公務員卻習慣穿西服，於是辦公室中會挂一套中山裝以備晉見替換，這是當時辦公室的奇景。

　　布行生意失敗的陸升階後來轉行開了米店。這位作坊老闆還頗為新潮地試圖參與到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開辦過“永明電燈廠”，後來自然是不了了之。不過，陸家的孫子就此取名“永明”，並且真的一輩子就跟電力打起了交道，1945年，作為國民政府的公教人員，陸永明赴臺接收台灣電力有限公司。

　　陸永明後來在回憶早年經歷的文章中寫道：父親（陸景青）在上海工作，家母教我識方塊字、念《三字經》，入小學、聘塾師念“四書”，學詩作對，“養成了我十八世紀的冬烘頭腦”。陸永明在1939年去日本留學，入讀明治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雖然日軍在中國攻城略地，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在日本留學時，陸永明對這個國家的印象極佳，“日本國內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亦結織了不少品行、學問上乘的日本人。”

　　1945年，陸永明到台北的台灣電力監理委員會報到，參加台灣電力公司的接收工作。至1947年初，到台灣參加接收與重建的大陸軍公教人員近2萬人。陸永明回憶剛剛抵臺的情形：美機轟炸後的台灣幾乎是一片廢墟，台灣電力公司經過三四年的修復，才恢復全島電力供應。大量參加日本軍隊的台灣人、在淪陷區跟隨日人為虎作倀的不良份子以及從商、從政的人員，一到台灣即告失業，本省人在戰爭長期壓榨下無以為生。歡欣鼓舞，稍瞬即逝。

　　一直接受日式教育的本省人從文化、心理上也一時難以適應外省統治者。被媒體戲稱為“上至旅館，下至糞便”都要管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規定：公務員得改穿中山裝上班，但是，本省的公務員卻習慣穿西服，於是辦公室中會挂一套中山裝以備晉見替換，這是當時辦公室的奇景。陸永明也看到不少不肖外省官員貪贓枉法，紅包鼓鼓地裝滿四個袋，所以，“中山袋”即成了貪官的代名詞。

抵臺之初，雖然島內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但是，一直漂泊在外求學、謀生的陸永明卻找到了某種歸屬感。

　　台灣光復後，一共遣返了20萬日本陸海空軍及30多萬日本移民，陳儀設法留用了8000名日籍技術人員，以保證台灣行政、經濟部門最低限度的運轉。台灣電力公司當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臺籍員工，而且主要是基層的工人，極少有技術、管理人員。陸永明到台灣後，最初與他接觸的是日方的代表，比如可代表社長髮言的日人人事課長武田正雄，他與陸永明同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當時臺電本省人中職位最高的營業課長朱江淮，則是京都帝大畢業的。陸永明留學日本的經歷為他最初在台灣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在之後的“二二八”事件中，日語甚至成為陸天明和外省同事的保命傘。

　　1947年2月28日，陸永明照常去台灣電力公司上班。收音機裏已經在播放本省人打外省人的新聞了。“阿三來了，阿三來了。”就有外省人圍過去追打，阿三是本省人給外省人取的綽號。後來，陸永明穿著一套借來的日本軍服上衣上街，因為曾留學日本，他也慣用日語，可冒充日本人，“以防被毆”。1947年3月2日，由各地遣返的原服役日軍的臺籍士兵連同學生、民眾開始聚眾鬧事，不斷有外省人被毆殺的消息傳出。

　　混亂的局勢一直到3月9日結束，陸天明回家時，就聽到電臺在放已經很久未播的京劇，並播報全體人員照常上班的新聞。陸家當時收容了幾位無家可歸的外省同事，“大家擁抱起來欣喜若狂”。那一天，國民黨21軍到達台灣，陳儀宣佈全臺戒嚴。

　　3月20日，陳儀發佈《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逮捕毆打、搶奪外省人財物的暴亂分子，獎勵保護外省人的人士。在清鄉過程中，有未經審判以軍法槍決的寃死者，亦有為求自保而陷害他人者，很多死難者都是當時的社會菁英。“二二八”事件造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難以彌合的傷痛。至今，關於死傷人數依然存在爭議，部分台灣高中歷史課本估算“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台灣民眾逾萬人；而官方從寬認定並給予補償的則是一千人左右。

　　1950年，陳儀因為通共、試圖策反湯恩伯，在台北的馬場町被槍決。他在台灣島內的評價多為負面。陸永明與他無直接接觸，但是對他印象卻頗為正面。當年陳的官邸是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牯嶺街的日式建築，安藤返日後被槍決，此宅被認為不吉，於是，陳氏官邸搬遷至台灣電力有限公司在延平南路的西式洋樓。故而陸永明有機會見到陳儀的日籍妻子古月好子，兩人用日語交談，對方知道他是東京帝大出身，備加親切。他曾望見客廳中靜坐著的陳長官，“雙眼望著天花板，若有所思而默不一語，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孤獨的人。”晚年回憶起來，印象依然十分深刻。

　　抵臺之初，雖然島內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但是，一直漂泊在外求學、謀生的陸永明卻找到了某種歸屬感。1946年，台灣電力公司給陸永明在錦町分配了一所宿舍，“我以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有了一個自己的家，特別感到喜悅與珍愛，稱它為‘錦廬’。”他雇用了臺籍女傭阿玉，她善於做家務，能煮一手好菜。1950年，陸永明與鬱慕南結婚後，這位阿玉依然留在陸家，幫扶照應陸家五個兒女長大。陸永明的女兒陸蓉之回憶，小時候臺語説得很好，就是因為自小跟著這位阿玉長大。1988年，陸永明夫婦移居美國後，阿玉才辭工回家與孫媳同住，當時她已年逾七十。晚年陸永明依然感慨，只要有情有義，外省人與本省人實無族群之問題。

郁家父子滯留台灣無關政治的選擇，只是純粹的巧合。而台北和平東路陸府的崑曲雅集，則是“一群外省人的鄉愁嘔唱”。

　　郁家的離散故事像1949年的許多故事一樣，充滿了偶然性。1948年，父親鬱元英要帶二兒子鬱慕渠參加台灣的國貨博覽會。因為頭一天慕渠的書包沒收拾好，父親一怒之下，就帶了小兒子鬱慕明過去。結果，到了台灣，父親發現這個小兒子壓根連書包都沒有帶。緊接著，國共內戰吃緊，蔣介石敗走台灣，兩岸徹底隔絕，父親與小兒子從此滯留台灣。後來這個排行第十七的小兒子從了政，成了台灣新黨的主席。但是最初他們留在台灣無關政治的選擇，而純粹是歷史之巧合。

　　鬱慕明依稀記得老家上海“鬱良心堂”藥店是三開間門面的二層樓市，後進作為住宅，邊門通馬街。那時豫園附近治安不太好，父親鬱元英出門有兩個白俄保鏢，“他不常坐包車，偶爾愛坐電車，白俄也跟著。”2003年，鬱慕明回上海購置房産，從他上海的新居能看到對岸鬱良心堂的舊址，當然，房子早就沒有了，但位置還一直記得。即便鬱慕明離開上海時不過8歲。

　　同去台灣的還有陸蓉之的媽媽鬱慕南。當年，鬱元英娶了蘇州嚴家的小姐嚴鈺琴，連生八女，這位嚴小姐實在受不了“無後”的壓力，提出給丈夫納妾生子，被鬱元英斷然拒絕：“會生女的，就會生男的。”陸蓉之的媽媽出生時，取名“慕南”，與“慕男”同音，希望能帶來一個弟弟。後來，陸家得償所願，接下來生的果然是一個男孩，取名“慕熹”。郁家人奔相走告，光是四鄰、親友的紅蛋就發了一萬多個。家人怕慕熹夭折，都用蒸餾水給他洗澡。也就是這個精貴的郁家長孫，後來在50年代，偷跑去了香港，並千方百計將母親也接了出去，促成了部分家族成員在60年代的團聚。

　　郁家的慕南小姐頗有幾分男兒氣概，在上海時，十三四歲就跟隨父親處理祖父一手創建的敦惠義務學校的雜務，到台灣參加國貨博覽會，父親帶著這個女兒作為幫手，另可照顧父親和幼弟的生活。

　　鬱慕南二十歲時嫁給年長自己十歲的陸永明。陸永明把人家的女兒娶走了，岳父家就剩下一老一小——日益年邁的父親以及不足十歲的小弟。他便將岳父一家也接到家中居住。有了這層淵源，當陸永明夫婦在去年決定從美國回台灣養老時，鬱慕明騰出自家居所，由他來照顧年邁的姐姐、姐夫。

　　五六十年代，台北和平東路電力公司後面巷子的陸家兩週一次曲會十分著名，座上賓包括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首任院長蔣復璁、著名報人成舍我、崑曲票友焦承允等，當時隨夫入臺的張元和也是常客。其中尚屬小字輩的台灣散文家張曉風後來撰文回憶陸府的崑曲會，説那是“一群外省人的鄉愁嘔唱”。她還依稀記得日式老屋的長廊上挂滿了小姑娘的畫。那個小姑娘就是陸蓉之，後來藝術界著名的策展人。她從小便在外公的書房裏念“四書五經”、學畫。她説：“外公有點偏心，喜歡會畫畫的孩子，他的五個女兒是張大千的學生，但這五個女兒都在上海，他就在我身上尋找某種寄託。”陸蓉之後來也給張大千磕過拜師頭，張大千認為有違輩分，所以交由張大千在臺的學生匡時來教導。後來，陸蓉之又師從海上畫壇翹楚“三吳一馮”中的吳子深，他亦是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創辦人。

　　陸蓉之的五個阿姨在上海拜張大千為師是通過李秋君張羅的。張大千與李秋君同歲，兩人相遇時，因為張大千已有一妻一妾，他覺得再納李為妾，委屈了這位寧波名門小姐。後來兩人以兄妹相稱，而女方終生未嫁。但是陸蓉之從長輩處聽來的八卦是：張大千是覺得李秋君不夠漂亮才未娶她。張大千為人風流，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中有一章節寫張大千，其中張自述：你是知道吾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安持人物瑣憶》中也詳細地描寫了當年上海李秋君家中拜師的過程：“及拜師時，秋君先告以儀禮，蠟燭要點的，絕對禁止點香，因張氏天主教徒雲，墻上高懸善孖遺像，請善孖夫人參加，學生例需先向遺像及二師母各叩頭八個，然後大千方居中坐了，受學叩頭亦八個（師母殆不止一個，所以從不參加），可謂繁矣。”善孖是張大千的二哥，張大千待之若父。

他們是兩岸的孤雛。台灣的殯儀館裏，告別儀式冷冷清清只有幾個人的，一定是外省人。

　　作為父親身邊唯一的小兒子，鬱慕明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58年，他聽從父親的意願，為繼承祖業，入讀國防醫學院的藥學系。其實他的興趣是法商科，“但是那年代是聽父親的決定，而且我相信學問是互通的。”

　　1971年，鬱慕明赴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解剖學系進修，同年10月25日，台灣從聯合國出局。作為公費派出的台灣留學生，鬱慕明説當時對未來産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感。“兩岸對立衝突，大陸在文革，國際形勢的變化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將會如何？還回得去台灣嗎？”鬱慕明也坦言，他們那一代比現在年輕人更關心國事，“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從小被教養三綱五常、四維八德，認為自己對傳承中華文化負有責任。現在島內的年輕人因為學校教育的緣故，他們會説自己是台灣人。”

　　1981年，鬱慕明已經在國防醫學院當了18年老師。他説自己競選台北市議員是某種偶然，“以前都是有家族關係才在政界活動，那一年是台灣政壇的一個轉變，家裏都沒人從政也能進入政界。”與他同期的“政壇新人”還包括趙少康、陳水扁、謝長廷等人。

　　鬱慕明做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人稱“小諸葛”。作為台灣政壇幾十年風雨的見證者，在他眼中，台灣社會的民主化並不是蔣經國一聲令下便完成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前後歷經10多年。“黨外一直在抗爭，也有新生代進入政壇，經國先生後期因為社會的變動，開始逐步開放民權，先解除戒嚴令，然後是《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廢除，開放赴大陸探親。雖然有人上街頭遊行，有衝突和動亂，但是沒有暴動，一般台灣民眾還是追求安定的。”

　　因為與國民黨“主流派”的矛盾，1993年8月，鬱慕明決意另組新政黨，“新黨”成立扮演了台灣政壇關鍵少數的角色，其中又經歷諸多波折，作為新黨主席的鬱慕明，以更開闊的胸襟來理解人生和政壇的沉浮。“辛亥革命結束後，曾祖父（鬱懷智）擔任上海總督府財政部副部長，負責籌募軍餉，三個月後軍餉籌募完成即請辭，恢復做生意，老一輩的人對名利看得很淡薄，該做的事盡了責任，只要建立起精神層面最妥適且正確的觀念，成敗結果不必計較。”

　　陸蓉之是與舅舅同一年出國念的書。從蘇黎世轉機到比利時，她就對自己説，從此這個世界要一個人去走了。那一年，她20歲。

　　陸蓉之説，父親是守本分的公務員，收入有限。母親得讓五個子女受最好的教育，上私立學校，還要將他們送出國讀書。所以，只得自己想辦法。後來就開時裝店做衣服，萬達時裝是台灣較早的高級定制的服裝店。陸蓉之依稀還記得，一條裙子就是公務員一個月的薪水。

　　不安全感、逃難的集體記憶讓外省下一代迫切尋求一個有保障的永久居住地，所以，留在海外的台灣人以外省人居多。“我出國的時候，媽媽就給了我一個任務：所有的資源都放你身上，一定要在國外立足。後來我給所有弟妹都移民，沒有請律師，我自己一個人辦的。”他們那一代的留學生基本都打過工，陸蓉之也當過管家、貿易公司的小妹，還做過房地産生意，賣過車床、傳真機、手機。“我做生意就是為了把媽媽的移民夢想完成。”

13歲便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開個人畫展的天才兒童，也需要面對人生歷練。“21歲開始養活自己，第一任丈夫曾經破産，第二任丈夫有暴力傾向，我的人生就是起伏很大，所有的風浪看來都是讓我‘沒有再怕了’。”所以，她敢登報去追第三任丈夫傅申，那年她48歲。在此之前，她在美國一邊讀書一邊嫁人、工作，然後再讀書。生完孩子還在讀書。前後讀了14年書，拿到加州州立大學的學士、碩士學位。1978年底，陸蓉之在南加州創辦觀念藝術為主的替代空間，是中國當代藝術圈內最早的女性藝評家及策展人。“我為自己打理、加分的事情已經做到頂了。我十五歲就仰慕傅申。我們兩個人的結合不是相加而是相乘。”兩人最終在交往三年後結婚。從1990年開始，陸蓉之在兩岸來回跑，擔綱過上海當代藝術館創意總監、上海“外灘18號”創意中心藝術總監。“任何條件來看，我都是中庸之才，但是我將自己活得淋漓盡致。”

　　外省第二代的父輩都有逃難、離亂的記憶，到台灣後，沒有土地，沒有親人。他們的兒女唯有依靠讀書，掌握一技之長才可在社會生存。不安全感造就了一代的知識精英。但是，在內心，他們也有複雜的況味，陸蓉之説：“我們是兩岸的孤雛。台灣只有我的父母、舅舅、舅媽和丈夫幾個老人，我們家五個孩子，有四個在美國。我的下一代也都在美國。外省人像我這種情況非常多。在台灣的殯儀館裏，告別儀式冷冷清清只有幾個人的，一定是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