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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回歸到現在的變化說明了228就是叛變,目前所列舉的理由都不成立。
2015/04/19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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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叛變(上)
   1945年10月25日,中國從日本手裏收回了甲午戰爭時期割讓的台灣及澎湖列島。一個花甲之後,我見到當年台北受降儀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兒子葛天惠老 人。當年,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工程師,見證了台灣回歸後最初的歲月,尤其是對台灣、對全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二二八叛變”。一場大狂歡之後一場大劫難,60 年歲月過去,仍然讓人心靈顫栗


◆高伐林


  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終於取得慘勝,這也意味著洗刷了中日之間前一場大戰——甲午戰爭的恥辱。1945年10月25日,中國從日本手裏收回了被割讓出去的台灣及澎湖列島。
   整整一個花甲之後,筆者在美國新澤西見到了當年台北受降儀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兒子葛天惠,他也進入耄耋之年。當年,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工程師,也來到台灣工 作,見證了台灣回歸後最初的歲月,尤其是對台灣、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二二八叛變”。一場大狂歡之後一場大劫難,六十年歲月過去,仍然讓人心靈顫栗。

葛敬恩與蔣介石、陳儀交情深遠

  葛天惠是1991年從上海發電設備公司退休的,和夫人陳佳泉常來探望在美國工作定居的兒子葛弘一家。他雖然已經83歲(其時為2006年——高注),但腰板挺直,頭腦清晰。
  我們從他父親葛敬恩先生與蔣介石、陳儀的歷史淵源聊起。
   葛敬恩是浙江嘉興人,從小個性很強,16歲就虛報年齡去考取了日本人辦的浙江武備學校,成績很好,後來留校做了教官。“我爸爸很早就認識蔣介石,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在杭州見過面。那時上海陳英士、黃郛這幾個蔣的結拜兄弟,叫蔣介石帶著敢死隊到杭州與我父親取得聯繫。黃郛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浙江武備學校出來的,比我父親還晚兩三年,但他到日本去得較早,很早就投入了政治風雲,後來當過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也當過蔣的外交部長。蔣來到杭州,那一次軍隊打撫台衙門,他與我爸爸彼此都留下較深的印象。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蔣介石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因我爸爸是浙江人,又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他兩次叫人來請我爸爸去做黃埔軍校教育長,但我父親不喜歡打仗,就婉言謝絕。他喜歡園藝,在杭州郊區買了塊一百多畝的地,辦了個農場栽菜種瓜。”
  當時的葛敬恩並沒有打算與蔣介石深交。葛敬恩後來在《大革命時期的陳儀》文章中說:“一則我把他(蔣)看成是當時所謂嵊縣幫(“嵊縣壞分子所結合的一派”——原注)有關的人,二則因為他在民國初年生活腐化,覺得他不宜為友”。
   葛敬恩對蔣介石改變印象,已經是北伐時期了。1924年,陳儀是軍閥孫傳芳的第一師師長,這支軍隊是浙軍,他便拉日本陸軍大學的同窗葛敬恩來當參謀長, 因為葛敬恩與這一師的關係較熟。第一師兩年中屢立戰功,陳儀擢升為五省聯軍的徐州總司令,葛敬恩也水漲船高,仍然擔任他的參謀長。
  見北伐軍長 驅直入湘贛,聲勢浩大,身為北伐軍的對手的葛敬恩與陳儀商議,覺得這麽給孫傳芳賣命不是長久之計,應該早作安排。葛敬恩想到當年與蔣介石有過交往,便自告奮勇當使節,去與蔣聯絡。他輾轉跋涉,在犬牙交錯的陣地之間穿插尋找,終於見到了蔣介石,談了三天。後來他回憶說:“這番見面,頗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之感。”蔣介石希望葛敬恩留下來參加北伐,不要為孫傳芳效命,葛想到陳儀還在那邊等信兒呢,便未應允。蔣把委任陳儀為國民革命軍十九軍軍長的委任狀交葛帶回去,還寫了一封給陳儀的親筆信,“寫了十多張紙,每個字有核桃般大”。


  1946年12月,當選為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一行,前往南京開會後,與蔣介石、葛敬恩等攝於蔣介石官邸。正中與手持禮帽的蔣介石並肩而站的穿軍服者,即為時任台灣行政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兩個月後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圖中不少人被殺害。(葛天惠提供)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那段歲月是如何“城頭變幻大王旗”,如何瞬間就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在葛敬恩冒著危險、惴惴不安返回去將信和委任狀交給陳儀之時,這邊的局面已經翻了好幾番個兒:陳儀被任命為浙江省長隨後又放棄,第一師回到杭州又隨即被打散。黃郛再三力勸葛敬恩就此投奔革命,蔣介石也不斷來電催 促,於是葛敬恩便改換門庭,當上了北伐軍總部參謀處長。後來,陳儀也投到了蔣的陣營中。
  蔣介石定都南京後,葛敬恩當了一段參謀本部的次長,1930年被委任為青島特別市市長,帶著全家去了青島。葛天惠當時八九歲,雖然不是很懂事,但回憶起來,還是記得當時印象最深的事:日本阪垣征四郎要來佔青島,幾十艘日本軍艦開進膠州灣,探照燈到處掃射。我爸爸請日本軍事長官吃飯,他們看到我們這邊戒備森嚴,國際上列強也都反對他們染指青島,最後就撤 退了。
  葛敬恩主掌青島的時間不長,蔣介石為了籠絡東北易幟立了大功的張學良,將青島的人事權交給張,葛敬恩就交出市長大印,還是回到參謀本部。
   “九一八”事變,日本突然出兵占了東三省,緊接著又在上海動手,還出動轟炸機,炸了杭州筧橋機場的二十幾架飛機。葛天惠對筆者說:我爸爸氣壞了,也痛心極了。蔣介石就說,那你來搞航空吧!要他做軍政部下面航空署的署長兼航空學校校長——航空學校就在杭州筧橋,蔣是掛名校長,我爸爸管事。他開始也不肯,覺得自己連飛機都不會開,無以服眾,後來才去。那時他的老搭檔陳儀,是軍政部下面的兵工署長。
  葛敬恩出掌航空署時對蔣介石要求說,空軍只能用於抗日,不能用於內戰。可是後來蔣對江西蘇區搞圍剿,用了空軍去打紅軍。“我爸爸很生氣,批評蔣介石,蔣也生了氣,說‘你居然幫共匪講話,還批評我的連襟宋子文’!就將他扣在江西半年。我母親為了營救我爸爸,從杭州跑南昌跑了很多次……”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到西南。葛敬恩當時只擔任浙江省政府的空銜委員,妻子身體又不太好,就沒跟著去重慶,但他也決不願在日本人治下當官,抗戰大半時間就隱居上海。“他在租界裏租了一塊地種水果,我們這些子女也幫著他種。”
  筆者問:“汪精衛、周佛海沒來找你爸爸?”
  葛天惠說:“找啊,怎麽不找?抗戰後期,周佛海就來找過我爸爸好幾次,希望我爸爸向重慶方面說情——他要找退路麽。我爸爸沒理他。”

重新出山,參與接收台灣

  蔣介石卻沒忘了葛敬恩。抗戰期間,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蔣百里(錢學森的岳父)死了,誰來接任?蔣介石說,叫葛敬恩出來當校長!別人告訴他,葛敬恩不在這裏,還在上海呢。蔣介石就任命了陳儀當陸軍大學校長。
  葛天惠告訴筆者:這個消息輾轉傳到上海時,已經是至少半年以後了。我們想,父親本來一直是大聲疾呼抗戰的,現在抗戰打了好幾年了,你還住在上海不去為國效命,講不過去嘛!就勸我爸爸去重慶。
   當時二十來歲、讀大學三年級的葛天惠,目標較小,就由他先去給父親探路。他繞了個大圈,先到了河南商丘,再到洛陽,從西安、寶雞……最後到了重慶。“我去看陳儀,告訴他我爸爸要來了。又過了一年還是幾個月?記不太清了,大概是1944年冬天,我爸爸也過來了。”蔣介石要給葛敬恩安排軍事方面的職務,但他還是不願;想做農林部長,蔣又不給他,便去各地考察了一段。
  這個時候,日本敗象畢露。美、英、蘇、中領導人在開羅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反復討論如何安排世界戰後的格局,商定把在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歸還中國。接收台灣問題提上了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蔣介石指定由陳儀來負責,緊鑼密鼓地組成人事班底,策劃接管事宜。
  日本在統治台灣時期,設總督一人,總務長官一人,下面有各管理機構。國民政府當時的計劃是,將台灣作為一個特別省,不設省政府,不任命省主席,而是設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由陳儀當首任行政長官。
  筆者問:為什麽選定陳儀來執掌台灣?
  葛天惠說:“陳儀是浙江人,蔣介石信任他;他本人廉潔,不愛錢。而且,關鍵是蔣認為他熟悉台灣事務。”陳儀擔任過福建省主席,並曾經渡海到日本占領下的台灣訪問過,在當時有“台灣通”的稱譽。
  如果當時不是選定陳儀,是否會釀成後來的“二二八叛變”?可惜,歷史並不承認“如果”。
   葛天惠介紹:台灣長官公署設秘書長一人,由我爸爸擔任;再下設有工礦處、交通處、財政處、公安處等等,各處處長也都初定了一個名單。其中嚴家淦能力強, 由交通處轉財政處兼任台灣銀行總裁。(葛天惠說了幾遍“嚴家淦能力很強”,後來老蔣小蔣都很器重他,不是偶然的,他在政壇攀升,一直當到總統。)
  還成立警備司令部,司令由陳儀兼任;此外還成立了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等重要機構。
   陳儀接受了接收台灣的使命後,立即布置收集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教、衛生等各業現狀資料,同時開辦各類訓練班,如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警察幹部訓 練班、銀行幹部訓練班等,學員都從在職公務員和大、中學生中挑選,台灣人佔了相當比例,先後培訓了千余人,他們成了日後接收台灣的骨幹。陳儀又草擬了《台灣接收計劃綱要草案》送呈蔣介石過目,得到蔣的首肯。據葛敬恩後來在文章中說,“他顯得很有信心”。“在赴台之前,他向蔣介石提出了幾條建議:1,為了保證台灣不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暫不插足台灣,仍運用原來的台灣銀行管理金融;2,接收事務,概歸長官公署統一辦理;3,無須在台駐紮重兵。這些建議都得到蔣的核許,尤其是對中央銀行的擋駕,特由蔣面囑宋子文,才勉強辦到。”
  後來的事實證明,陳儀和當時中央、地方官員對接收台灣這麽一項大事,還是想得簡單了。葛天惠說:“對比一下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中央政府做了十多年的準備,而台灣1945年回歸的接收事務,只籌備了年把——還是倉促上陣啊。”
  當然,接收香港,是在和平環境中,接收日期也早已知曉;而接收台灣,卻事出倉促。許多事情想得不周全,也難以避免,不可苛求前人的。
  筆者查到,1945年8月,有重慶台籍人士撰文:“國人往往忽略台灣人民的特性和心理”,“要台灣實行地方自治,要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台灣人民”(此說謬論,沒有按照敵佔區民眾進行政治處理才是大錯。)……確係有感而發,卻不是陳儀等人能體會的。


中國收回台灣後擔任台灣行政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葛天惠提供)


葛敬恩主持日軍受降典禮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葛敬恩主持,陳儀宣讀了受降書。從這一天起,台灣正式回到祖國的懷抱。
  回歸之後的台灣,社會矛盾極為複雜。南京與台北,專制統治與民主思潮,大陸來台人員與台灣本地人士,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中國與美國,乃至省籍、階層、地域……都營壘重重又犬牙交錯。
   葛天惠介紹說:日本在台灣經營半個世紀,建立了較多工礦企業。中國抗戰年代成立了資源委員會,通管全國的工礦企事業,對台灣的工礦業十分眼紅。資源委員會的頭頭錢昌照(他是黃郛的連襟,是葛天惠的二表姐夫)等人於1946年到台灣考察,打算將台灣經營管理的工礦業都收到資源委員會去管,台灣當然不肯。後來經國民政府行政院與台灣特別省行政長官公署協商調停,組織了台灣電力公司、台灣糖業公司、台灣化肥公司、台灣機械造船公司、台灣造紙公司、台灣交通運輸公司等十大聯合公司,管理台灣的工礦業。
  二戰期間約30萬台胞被日本征兵赴大陸、東南亞參戰,到1946年底,這批具有作戰經驗的台灣復員軍人返回台灣,找不著就業機會。日據下成長起來的台籍精英以為光復了可以出頭了,(沒當戰俘處置已經是恩同再造了,還妄想什麼就業,根本就應該集中起來勞動改造個三十年,等政治認識清楚了再放回社會當良民。)但行政長官公署是集權體制,大陸來的空降官員佔據各衙門,使得他們參政無門,參加公務員考試又不通國語。(佔領軍處理敵佔地區的人事安排本該如此)許多台籍精英轉而參選各級民意代表……(蔣介石在台灣地區進行地方自治是一大錯誤,哪有政治性向還沒有確立之前就允許他們有公民權的?)
  在眾多複雜而尖銳的矛盾中,權力者沒有“走鋼絲”的高超技巧是不行的, 而當時陳儀等人恰恰陷入左支右絀。例如,陳儀遣返20萬日本軍人及30多萬日本移民,但他留用了八千日籍技術人員,這本是為了使台灣的行政、經濟部門得以維持運轉的必要之舉,但是一般老百姓對此很不諒解:政府接管後仍“用日警日官治台,實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與日人沖突從此日甚,社會秩序亦漸混亂”。(當時敵佔區的民眾只會講倭語,你不留用一些倭人來管理你還能怎麼辦?用中國人來管根本言語不通。)
  (寫於2006年。未完待續)


附:中國發電及機械動力工業的有功之臣


  葛天惠老人娓娓講述了父親葛敬恩當年主持日本交還台灣給中國儀式的情況和他親歷的台灣“二二八叛變”。


   1944年,葛天惠畢業於重慶交通大學機械系,到抗戰年代中國內地最主要的機械制造廠昆明中央機器廠工作。抗戰勝利後去台灣機械造船公司的基隆造船廠工 作,邊學習造船輪機。1947年二二八叛變後到溫哥華造船廠工作一年。1948年,他去英國利物浦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師從汽輪機世界級的著名專家及汽輪機 創始人之一W. J. Kearton,論文在英國機械工程學會上宣讀討論並刊於會刊。
   1951年他與另外兩位在英汽輪機專家響應召喚回國服務,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與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親自安排他們設計制造發電廠汽輪機。中國從來沒有造 過汽輪機,50年代列強“遏制共產主義”,禁止向中國進口發電設備。時已調任機械工業部任副部長(黃敬為部長)的汪道涵,在北京中山公園約葛天惠等人茶敘 兩天,決定派人去捷克購買6000千瓦汽輪機圖紙及關鍵零部件,並將上海通用機器廠改為上海汽輪機廠,葛天惠為該廠設計科長。花了四年半,第一台6000 千瓦汽輪機終於在淮南發電廠發電。
  隨後他們立即投入自行設計12000千瓦汽輪機,這是中國機械動力工業的創舉,兩年半後在南昌電廠發電。隨後25000千瓦,50000千瓦,125000千瓦……等機組及其他各類汽輪機等,總共設計制造二三十種。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其專機的JT3D型航空溫扇噴氣發動機是當時世界上性能最先進、使用最廣泛的航空發動機,美國已造一萬多台,中國沒有。上海 承擔測繪制造項目,葛天惠主動參加並主持。經六七年努力,研制數十種新材料、高溫材料,造出12台,各種試車並裝上飛機試飛均得到滿意結果。葛天惠立了 功,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還被選為人民代表。後來美國買去一台,進行分解測量裝配試車,對材料、加工質量性能都很稱道。
  1991年葛天惠在回國工作滿四十年後退休,又被返聘八年,近80歲才離開工作崗位。


  相關文章 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叛變”(下)

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叛變”(下)2011-02-28 18:19:13
   兩萬國軍在基隆、高雄登陸後,省、縣、市參議員、士紳、企業家、律師、教師、記者等各地台籍精英大批被捕殺,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叛變”的台 灣民眾,整個島上從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風。回歸祖國僅五百天,台灣原敵佔區民眾中的野心份子與日倭餘孽演變成大規模的叛變,隨後必然遭到軍事鎮壓,真是一場遺禍深遠咎由自取的大悲劇!


◆高伐林


(續前)台灣老百姓“五天五地”釀叛變

   葛天惠比父親葛敬恩晚了一個半月,大概是在1945年11月中旬,也去了台灣。他先是受國家資源委員會的要求,調查台灣工礦事業的規模數量,1946年 上半年,因他對造船發生興趣,設法調到了基隆造船廠學習技術。他對基隆造船廠記憶猶新:日本對東南亞早有野心,台灣在其藍圖中是一個巨大的軍事基地,所以 才在基隆及高雄兩大港口建有如此巨大的造船廠。基隆造船廠兩大船塢各長二百余米,寬四五十米,深十余米,可修理大型兵艦、商船。
  台灣當時只有 “台北輪”及“台南輪”兩艘萬噸貨輪,並且都有毛病。葛天惠與廠內工人及少數尚未遣返的日本技術人員,想方設法將這兩艘萬噸貨輪修好,後來均作為客貨輪使 用,其中“台北輪”毛病較重,是戰爭後期日本的劣質產品,尤其是減速齒輪,葛天惠為它帶著人到上海重做一套,達不到需要的精度,使用了幾個航次就再度損 壞。他帶去的台灣工人是第一次去上海,覺得很新鮮,葛天惠還領著他們去自己家作客,這樣,他與台灣工人的關系較為融洽。但是有的從大陸去的同事對台灣工人抱有歧視態度,甚至打罵工人。在待遇上也有不合理、不平等之處:幹同樣的活,大陸去的人的月薪就比台灣本地職工高一百多元,這樣自然使台灣籍職工心中忿忿不平。(說白了那時的台灣敵佔區的民眾實質上就是日本亡國奴,現實上、心理上都是這種狀態,你不先用高壓手段整治,就會出現如現今香港一樣必然的叛變。)
  葛天惠平時上班,周末有時前往台北看望父親和姐姐。“我爸爸不要我去幫他,只要我在基隆造船廠做好我的本職工作。他深知政治危險,所以要我們這些子女都遠離政治:我姐姐學歷史,我學機械,妹妹學化學,弟弟學管理……”他告訴筆者,父親在台灣許多政治決策中作用有限,因為當時葛敬恩脫離軍界政界多年,地位猶在,卻並無實權,而當時的台灣已經每況愈下,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台灣行政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與夫人。


  最關鍵的因素是經濟。
   葛天惠回憶說:台灣接收初期半年多,經濟比較穩定。陳儀去台以前就擬定了接收台灣後發行新台幣的步驟及準備工作,新台幣與美金有固定匯率,台灣的經濟靠新台幣來維持,但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發行貨幣,都得靠當地的生產活動來保證,而台灣的工礦業、農業深深依賴日本人的技術、原料和管理,日本戰敗,嚴重拖累台灣淪入困境。從中國大陸陸續前去接管工礦、農業的人,又多是外行,拿不出使經濟除弊起衰的錦囊妙計。(笑話,一個被日本侵略軍韖躪了十幾年的國家,縱使戰勝了,又怎麼會有足夠的人才應付治國方方面面的需要?何況又有共匪作亂佔據了中國大陸,最看不起這種不罵日本不罵中共只批評國民政府的小人!)
  據一般說法,陳儀律己尚可,馭下無方, 手下人貪汙腐化,民間怨聲載道。葛天惠說:陳儀起初遴選帶到台灣去的官員,為台灣老百姓辦好事,得到中外人士的好評。但國民黨政權總體來說陷入腐敗,1946年下半年起孔祥熙、宋子文等派了不少人到台灣作官商,非法經營,搶做生意,使當地台灣老百姓常常吃虧。當時流行“五天五地”的說法:盟軍轟炸 “驚天動地”、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汙官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喚地”。
  我問葛天惠老人:有些報導上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灣省紙業印刷公司總經理時,把幾部大機器(當時值千萬元台幣)廉價標賣,暗中自己以40萬元台幣買下來”,是否有這樣的事?
  葛天惠斷然否認。他說,我爸爸根本沒有這樣的“女婿”。“我父親有兩個女兒,也就是我的姐姐允怡和妹妹允三,都是1949年前後在上海結婚的,夫婿都不姓李”;“我姐姐結婚結得很晚,姐夫從事無線電專業,本來在桂林,到美國留學,後來回國”。
  政治腐敗,貪汙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台灣竟發生米荒。上海《觀察周刊》警告:“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1947年2月27日,事件終於爆發。

幹柴裏落進了一粒火星

   “二二八叛亂”表面上導火線是台北專賣局官員打傷了一名私賣煙草的婦女(這讓今天的我們聯想:突尼斯那位26歲的研究生,因無證照銷售水果蔬菜而被警察打耳光 並沒收後自焚——高注)。(其實就是野心份子覺得有機可趁,想一舉造反翻天!)日本統治時期,對樟腦、煙草兩大特產實行政府專賣制度,台灣回歸後仍為政府專賣,但控制不嚴,不法官員非法得利,台灣民間從事樟腦煙草買賣者吃虧的事屢屢發生,對大陸去的官員積累的怒氣日益升溫。最後,這一粒火星造成了大爆炸。(佔領軍對敵佔地區進行嚴管,本來就輪不到敵佔地區的亡國奴說三道四,只能夾著尾巴當順民)
  這一天,台北專賣局獲報走私消息,派傅學 通等查緝員去查緝,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老婦林江邁的私煙,專賣局查緝員的態度粗暴,打傷了老婦,導致圍觀群眾憤慨,高呼“阿山(對大陸人帶貶義的稱呼) 不講理”、“豬仔太可惡”,查緝員見勢不妙,趕快撤離,群眾緊追不舍,傅學通慌亂中開槍示警,卻誤中了看熱鬧的陳文溪。這下群眾怒火爆發,不可遏止,砸爛 了查緝卡車,叫囂槍決傅學通等人,遭到台北市憲兵隊的拒絕,民眾就包圍了憲兵隊。



  “二二八”叛變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舉足輕重,創傷迄今猶存。圖為1947年2月28日民眾聚集於台北專賣局前。(台北“二二八”叛變圖片)

  1947年2月28日早晨,民眾沿街打鑼鼓動罷市,沖入專賣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職員,毆傷多人。下午1時,群眾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進行要挾,陳儀正要對群眾講話,忽然有人拔槍向陳射擊,警衛聞聲立即開槍還擊,當場打死3人,傷3人。頓時,情形更加失控。
  下午2時,叛黨聚會並侵佔台灣廣播電台,用閩南語及日語號召:“大家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汙吏,爭取生存。”台灣民間收音機達幾萬台,各地聞訊而起,風潮蔓延全島。台日倭退伍軍人成為搶奪武器、攻占軍事要地的主力。
  當時國軍在台灣僅五千官兵,分散在各地。而日軍遺留下的武器足可裝備20個師,還有大量槍械散落民間。在失控的台灣叛黨,近兩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都面臨生命危險。短短幾天,大陸軍公教人員死約200人,傷約800人。
  對於部分台灣人見大陸人就打就殺,一些明辨是非的台灣人是反對的。不少台灣人看到大陸人被窮追猛打、孤立無助,施以援手。
   面臨力量對比懸殊的局面,陳儀只得忍氣吞聲,息事寧人。3月1日,台北和各縣市成立“二二八叛變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陳儀承諾:“凡是 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沖動,缺乏理智,准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此次傷亡的人,不論公教人員與人民,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傷者給以治療,死者優予 撫恤。”(大錯,姑息養奸)
  台灣籍的精英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變,開始毫無思想準備,隨後借機轉向政治改革,尋求參政之路。陳儀不得已,只好一一答應:“省級行政 機關,我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改組時,省政府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要盡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開始舉行普遍直接的選舉,選出各縣市長。”
  台籍精英沒有想到這麽輕而易舉就掌控各級政府的權力,胃口越發被刺激起來。3月7日,處委會提出《處理大綱四十二條》,主要內容是:“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縣市長於本年6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等等要求。

十天內大翻個兒

  葛天惠告訴筆者:“‘二二八’叛變爆發時,我姐姐看到形勢緊張,教書教不下去,就回上海了。我母親正從上海來台北看我父親,住了一個星期也匆匆離開。我從基隆開了車到台北接了我母親再開回基隆上‘民眾輪’,一路上很少車輛行人,總算沒出事。”
   基隆造船廠中那些大陸來的對台灣人態度不好的同事,在動亂中就倒黴了,有的人挨了打,有個人品最不好的,差點被工人推到十幾米深的船塢裏去,險乎丟了命。葛天惠因為與工人一直相處不錯,工人非但不打擊他,還時時保護他。他也運用自己父親的關系照顧他們。有一次廠內槍聲驟起,警衛與武裝工人爆發沖突,數人受傷。軍警抓了一些人送到台北警備司令部。這些人的家屬就紛紛前來向葛天惠求救。他就去找父親的同事、台北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等說情,不久他們就把基隆造 船廠扣留的一些工人放了。
  2月28日當天,陳儀致電蔣介石:“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但他認為事 情不大,僅要求將21師部分兵力調返台灣即可。然而中統局台北站則密電南京:“今日之問題,已非陳儀能否統治台灣,而為祖國能否保有台灣”,建議“中央宜 速增兵。一個整編師可用運送海軍士兵前往台澎訓練名義,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蓮四港口登陸”。
  蔣介石決定派兵鎮壓。3月5日晨,駐防昆山的21師師長劉雨卿獲令,“限8日前開赴台灣平亂。旨在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民心”。
  葛天惠記得,三月上旬的一天,大批國軍到基隆登陸了。“就是從我們廠門口防波堤上開進來,我們看得很清楚,登陸時在碼頭上就用機關槍掃射,主要是怕有人阻擋登陸,當場打死一些台灣大學生。”
   兩萬國軍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台籍退伍軍人組織松散,良莠不齊,除少數人退往中央山脈打遊擊外,絕大多數人都在大兵壓境時逃避,很快被各個擊破,一哄而散。各地“二二八叛變處理委員會”之類的組織領導人物相繼被捕殺,其中有數百台籍精英:省參議員、縣市參議員、士紳、企業家、律師、教師、記者等;被逮 捕或被通緝的也有數百人,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民眾。
  全台灣從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風。
  回歸祖國僅五百天,廣大台灣民眾的群起抗爭,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族群沖突,又遭到軍事鎮壓,這真是一場咎由自取的大悲劇!
   談起“二二八叛變”,許多人對陳儀很不諒解。但據著名文化人李敖在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中披露:台北陷入無政府狀態,這個時候,“由南京飛來一個軍機,這個事我們都不知道的,秘密的,攜來蔣介石手諭,指示處理原則,幹什麽呢?政治上盡量容忍商談,軍事上決不容暴民侵犯,並批準必要的時候呢,實施局部戒嚴。”李敖認為,這樣陳儀就沒有選擇余地了。
  筆者問葛天惠:當時有共產黨的活動嗎?
  葛天惠搖頭:當時我沒聽說共產黨,他們在台灣力量並不強大,像謝雪紅,都是後來我在大陸聽說的。
  我又問:當時民眾和精英們中,是否有“台獨”的訴求?
  葛天惠也搖頭:我們當時沒聽有人提“台人治台”之類口號,聽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國抗戰勝利、收回台灣後任命的首任行政長官陳儀。(資料照片)

蔣介石殺陳儀為收攬民心?

  “二二八叛變”前後到底有多少死難者?從數百到兩萬,眾說不一。盡管後來台灣當局和獨立機構進行過幾次正式調查,公布過幾次數字,但質疑之聲未曾斷絕,不是被批評“縮小”,就是被批評“誇大”。
  台灣鬧出了這麽大的亂子,陳儀作為最高長官,責任無可推卸,朝野催他辭職謝罪,甚至有要求將之撤職查辦的呼聲。葛天惠說,“二二八”之後幾天,蔣介石要我爸爸到南京去匯報情況,要他接管陳儀的職務,我爸爸沒有接受。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蔣介石急電催我到南京,我直飛南京向蔣詳細報告事件經過。蔣問我:‘你可否代替公洽(陳儀的字)繼續做下去?’我說:‘我做不好,還是讓公洽做下去,將來會有好成績的。’蔣默然不置可否。看得出,此時他已決定把陳儀調開。”
   葛敬恩回到台北,陳儀也來找他商量要他接手。葛敬恩還是沒有同意,推薦了嚴家淦,陳儀也點頭了,便向南京發出了推薦電報。但過了很久,南京宣布派當過中國駐美大使的魏道明來當台灣省主席——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例會,撤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制。台日倭丘念台為民政廳 長,林獻堂、杜聰明、劉兼善、南志信、遊彌堅、陳啟清為省府委員。台日倭在省政府權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屬各機關亦盡量起用台日倭。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建立。
  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葛敬恩與葛天惠父子相繼離開台灣回上海。
  蔣介石倒並沒有太為難陳儀,不久又委派他接替沈鴻烈當浙江省主席。
  但是又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突然對陳儀翻臉了。葛天惠對筆者說:“當時報紙上透露了一點消息,我爸爸很奇怪,陳儀的家在上海虹口,我們家住在徐家匯,他就想去虹口探望一下。沒想到去的那一天,正看到軍統特務在抓陳儀!我爸爸遠遠地看,不敢靠近。”
  坊間的說法是,是湯恩伯恩將仇報。陳儀對湯恩伯有知遇之恩——湯恩伯早年讀書時,多次受過陳儀幫助,連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也是陳儀掏的錢。湯恩伯回國後不斷受到陳儀保薦,節節提升。誰知他竟會告陳儀的密?
   告陳儀什麽呢?葛天惠說,陳儀當時思想上開始左傾,同情共產黨,他手下有些是共產黨的人,鼓動他“和平起義”。他覺得自己跟了蔣這麽多年,現在看還是共 產黨的主張更對人民有好處。他覺得自己家鄉浙江、上海、江蘇這一帶,是中國的魚米之鄉,不能再受戰火荼毒,要能“和平解放”就最理想了。陳儀這時並沒有掌 軍,就想說動鎮守上海、主持江防的湯恩伯。湯一邊虛與委蛇,一邊就秘密報告了蔣介石。
  葛天惠還提供了另一種說法:“陳儀某日上廁所時,一時大意,將犯禁的文件放在桌上,被人看見,報了上去,蔣介石下令軍統將他抓走了。”也可能兩種情況都有,“我說不清楚到底哪個是主要的?”
   陳儀被免職後軟禁於衢州,後被秘密押到台灣,囚禁於基隆。陳儀之死的情形令人難忘:1950年6月18日晨,曾與陳儀在福建共同推行過“新生活運動”的 老相識蔣鼎文出現在陳儀面前。陳儀從容不迫,對鏡整容,打好領帶。蔣鼎文命行刑軍士送來一盤食物,一瓶美酒。陳儀拂袖而起:“用不著,走吧!”抵達刑場 後,陳儀穩步下車,對行刑的人說:“向我的頭部開槍!”大步向前,口中連說:“人死,精神不死!”  
  蔣介石殺陳儀,是否考慮到國民政府敗退台灣,要讓陳儀當替罪羊,來收攬台灣的民心?陳儀治軍,帶出了很多有名的將領,像陳誠、林蔚、徐培根、湯恩伯……都官拜上將;後來當過台灣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當到總統的嚴家淦,也是由陳儀提拔。然而,“通共”的罪名實在太大,使他們無法為這個具有倔強個性的老長官說項、緩頰。
  葛敬恩後來倒是與權力旋渦越來越遠,從台灣回到大陸後,掛了個國民參政員的虛銜,相當於議員。中共進城後,見他無錢也無權,就基本上沒有為難他,安排他當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葛天惠說,我爸爸與我們住在一起,“文革”中在劫難逃,被抄家四次——抄家的部分原因是他當過“反動軍官”。但他活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看到中國歷史性地轉變航向,到91歲去世。
  (寫於2006年)


  曾主持日本交還台灣給中國儀式的葛敬恩先生與夫人陶氏生有五個孩子,如今均健在。這是葛敬恩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擔任青島特別市市長時,與夫人和四個子女的全家福。當時最小的孩子還沒有出生。圖中左側站立的男孩,即為現旅居美國新澤西的八旬老人葛天惠。(葛天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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