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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間諜在中國(八)宋慶齡的共產國際秘密黨員身份之謎

引言：民間關於前國母宋慶齡是蘇聯特務的傳言，已傳了很久。但，對於一部分國人來說，可能由於認知衝擊太大，總是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近日，人民網轉載了馬海德（著名的外籍中共黨員，醫生）之子週幼馬先生的文章，算是以官方形式正式確認了這一段歷史史實。對於心向紅朝的人來說，可能這件事不算什麼事，反正都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嘛。但，如果對一些懷有民國情結的中國人來說，可能無異于晴天霹靂。因為，雖然宋慶齡的“左傾”是眾所周知的，但，人們萬萬想不到一代國母親竟在從事特工工作。
有許多人可能讀過高爾基的《海燕》：“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捲集著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的飛翔。一會兒翅膀碰著波浪，一會兒箭一般地直沖向烏雲，它叫喊著，...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高爾基所謳歌的海燕，有另外的象徵意義——共產國際和前蘇聯的女性秘密黨員被稱作“燕子”（男子被稱作烏鴉）。經過特別訓練的女性工作人員，能夠比男性更加出色的完成工作。宋慶齡就是這樣的一隻燕子。
一、上個世紀20年代的共產國際秘密黨員
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就把宋慶齡發展成為國際黨員。此後的幾年裡，她不僅為共產國際服務，也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其中包括做情報工作。根據已解密的檔案推斷，宋慶齡加入共產黨的日期應該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
據廖承志在1981年回憶，1933年5月的一天，宋慶齡來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們二人在場時，宋慶齡明確告訴廖承志說：“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廖承志驚奇地望著她：“最高方面？”宋只說了兩個字：“國際。”隨後又補充道：“共產國際。”廖承志聽後十分吃驚。宋慶齡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廖承志回答說：“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宋說：“好，只有十分鐘。”她打開手裡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煙，自己點上了火，走出了房間。廖承志飛快地寫出了名單。十分鐘後，宋慶齡回來，她打開皮包，取出一根紙菸，把上半截菸絲挑了出來，將廖承志寫好的那張紙條捲成卷塞了進去，放回皮包，然後匆匆離開。廖承志回憶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個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不難看出，宋慶齡這時已經是能夠代表共產國際“最高方面”來接頭索取情報的人了。由此可以說，在1933年5月以前，宋慶齡已經成為為共產國際工作的共產黨員了。
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史實：1934年6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匯報備忘錄裡說：“關於孫慶齡（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世界反帝反資大會。而她一旦成為公開的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慶齡確實是加入了共產國際；加入的過程應該是共產國際派在中國的代表完成的；時間應該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失敗之前（8月22日宋慶齡離開中國赴蘇聯、德國避難）。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與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依據中共中央決定，領導北伐軍三萬餘人在江西南昌舉行起義，經過激烈的戰鬥，全殲守敵一萬餘人，起義軍勝利地佔領南昌，旋即成立革命委員會，宋慶齡和周恩來等二十五人被推選為委員。與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組成七人主席團。
8月1日這天，宋慶齡領銜22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明確號召國民黨同仁響應南昌起義：“同人等自今以後，惟有領導全國同志，誓遵總理遺志奮鬥到底”；號召一切革命者團結一致，喚起民眾，共同為繼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反對新軍閥、解決土地問題、實現新三民主義而奮鬥。
在南昌起義爆發的同時就能發表宣言，可見宋慶齡對南昌起義不但知情，而且肯定參與其中。如若不是共產國際組織中的一員，共產黨是不敢提前把起義信息洩露給外部人員的。
南昌起義並未如事前預料的產生國民黨分裂的連鎖反應，起義很快失敗。 8月22日宋慶齡不得不前往蘇聯避難，直至1931年母親病危時臨終請求蔣介石赦免宋、宋在得到安全保障後，7月從德國奔喪回國。
二、宋慶齡是怎樣加入共產黨的
1、共產主義理想更容易為青少年接受。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很多時間孫是在攜宋慶齡一起逃亡，生活都很困難。共產國際的出現，不僅資助解決了孫的生活問題，為孫中山所熱衷，宋慶齡更是搶先在思想上上了“組織的船”。
1922年8月孫中山到上海後，與李大釗商談“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並與列寧所派的特使越飛會晤，宋慶齡均在座，參與其事，作了大量工作。孫旋即著手改組國民黨。越飛自8月12日起，四次致書孫中山，孫中山由宋慶齡協助三次致書蘇聯的全權代表越飛。孫中山指定廖仲愷到日本去與越飛會談。 1923年1月28日，越飛以治療足疾為名離開中國往赴日本熱海；廖仲愷則藉口攜帶女兒廖夢醒養病亦到達日本熱海，共同研究中蘇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的初步意見，為後來發表《孫中山與越飛聯合宣言》先行研究了細節”。宋慶齡隨孫中山於1923年2月21日由上海重返廣州。孫中山決定不復任大總統職，而任大元帥職，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3月1日，孫中山宣布就職陸海軍大元帥職，設大元帥府，誓師北伐。10月列寧的特別代表鮑羅廷抵達廣州與孫中山會見。孫中山即聘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隨後，鮑羅廷與共產黨人瞿秋白以及國民黨人士研究改組國民黨的計劃，同時參與起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建立黃埔軍事學校的建議。1924年6月16日，在黃埔島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和宋慶齡出席開學典禮。1924年10月，革命委員會成立，會長孫中山，顧問鮑羅廷，孫中山宣布鮑羅廷“遇本會長缺席時得有表決權”
2、1926年元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後至1927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前是宋慶齡加入共產國際的時間點。這個時間段國共兩黨對宋慶齡的工作閱歷和表述存在差別。
國民黨檔案（維基百科）：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故至1926年元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國共兩黨對宋慶齡都沒有足夠的重視。 1926年元旦，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據60%的名額。在這次會上，何香凝當選為婦女工作部部長、鄧穎超當選為秘書，宋未獲得任何職務。 （共產黨的記述說，後來何香凝委託宋任代部長獲得國民黨中央認可。）
1926年3月19日發生中山艦事件，國共關係陷入危機。陳獨秀、鮑羅廷不得不對國民黨右派妥協。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以上職務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
會後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為了繼續佔據國民黨的重要部門，把發展秘密黨員作為一項緊急而重要的事項。此時共產國際派出了重量級的黨員周恩來。 （對於周恩來策反宋慶齡的工作，身為國民黨婦女工作部秘書的鄧穎超始終不能理解和原諒，周恩來與宋慶齡友誼很深，但鄧穎超在以後的任何場合都沒有與宋慶齡有過來往）。其實動員宋難度並不大，從行為心理學分析：宋​​年紀輕輕衝破很大阻力私奔嫁給父輩年紀的孫中山，已經表明宋是一個表現欲極強的可造之才。
192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是由共產國際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秘密入黨後的宋慶齡開始被共產黨以“孫中山思想繼承人”的身份閃亮推出。
1926年底已經到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便於12月13日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國民政府人員未全部遷到武漢之前，由宋慶齡等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權力機關，執行最高職權。這個黨政聯席會議由宋慶齡、徐謙、孫科、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董必武、陳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鄧演達、詹大悲、宋子文、於樹德等10餘人組成，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鮑羅廷為總顧問，宣布自1927年1月1日起正式辦公。並決定3月在武漢舉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 17日結束。會議通過了20多項重要決議和對全體黨員訓令、對全國民眾宣言，旨在恢復和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會議免去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職務，仍由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毛澤東、宋慶齡等共同努力下，會議通過了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運動的決議。宋慶齡在武漢中央黨政聯席會議上被推定為婦女黨務訓練班主任後，
1927年2月共產國際在布魯塞爾成立世界反帝大同盟，已經加入共產國際的宋慶齡成為執委。為了擴大宋慶齡的影響，共產國際派出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宋慶齡進行全方位的採訪報導宣傳。
1927年8月南昌起義失敗，作為起義中產生的主席團成員之一，宋慶齡決定遠赴國外。 “經過周密的計劃”，與美國女新聞記者、《人民論壇》主編普洛美離開寓所赴蘇聯。這一天，“孫夫人同普洛美一起，於清晨3時秘密離開莫利愛路，乘搭舢舨，渡過險急的黃浦江，登上蘇聯輪船”，開往海參崴。
12月，宋慶齡離開莫斯科，前往位於斯海爾德河支流桑納河（Sonne）畔的布魯塞爾（Biuxelles，BiuSsel），這裡是宋慶齡與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發起組織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總部所在地。宋慶齡於1927年12月出席國際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並所作報告，會上當選為大會名譽主席。
二、宋慶齡發電報事件
1929年中山陵落成，4月底宋慶齡由德國啟程經蘇聯歸國參加孫中山國葬儀式，然後回到上海租界居住。 1929年8月，宋在上海發電報被國民政府監聽到，她在莫利愛路的寓所受到嚴密的監視。她的英文打字機發出的“的的”聲被說成是向莫斯科秘密拍電報。 1929年9月，宋慶齡被迫第二次由上海出國。
宋慶齡一生都有保密的習慣，比如從不寫日記，不留文字檔案。在給別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對方燒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裡，除了放有口紅、香煙盒外，還經常放有一支裝滿子彈的美製手槍。
三、營救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牛蘭夫婦
1931年8月13日宋慶齡從莫斯科輾轉輪船抵達上海碼頭，因為在上海有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秘密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是指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組織，紅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也是共產國際派去的。
顧順章叛變後，供出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波蘭籍的牛蘭夫婦。隨後，牛蘭夫婦在上海租界被捕。牛蘭是蘇聯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宮”的指揮員，是1930年後共產國際在上海管理遠東幾國情報、秘密電台、經費的領導人。他的被捕震動了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最高層。牛蘭手中掌握著各國共產黨的機密情報，更要命的是，牛蘭還有大量的絕密文件，不知存放何處。如果他叛變，那麼共產國際在各國的地下黨也將有“滅頂之災”。所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最高領導指示“不計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並派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的特工、號稱“紅色諜王”的德國人佐爾格親自參與營救行動。
佐爾格用3萬美元的重金收買國民黨官員後，僅從牛蘭那裡拿到了一張用俄文寫的報平安的字條。在30年代初期，3萬美元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看來諜王佐爾格只有這麼大的本事了。共產國際的最高層又想到用扣押在蘇聯的蔣介石愛子蔣經國交換牛蘭。
1931年12月，宋慶齡按共產國際“用蔣經國交換牛蘭”的指示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裡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餘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餘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蔣介石的日記更像第二天要見報、吹噓自己大義滅親的聲明。
宋慶齡在上海組織成立了“營救牛蘭”的委員會，並設法安排獄中的牛蘭到南京鼓樓醫院就醫，還將他們的兒子接到自己家中。巧妙的保全了蔣介石大義滅親的面子，使牛蘭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 1937年12月，日軍攻打南京之時，牛蘭夫婦“趁亂”由中共解救逃跑。其間，國民黨再沒有對牛欄追審，牛蘭也就始終沒有暴露過共產國際的秘密，共產黨員宋慶齡功不可沒。
四、共產國際的檯面人物
宋慶齡入黨後，共產國際為宋慶齡提供充足的經費，還派了美國籍史沫特萊做她的英文秘書，後來又派奧地利人魏璐詩女士來協助工作。史沫特萊和魏璐詩都是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宋慶齡靠她倆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魏璐詩和宋慶齡保持了終生的友誼。
1932年底極端反共的希特勒組建納粹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並在歐洲建立“反共軸心聯盟”。昔日共產主義傳播地立刻由共產黨人的天堂淪為地獄。位於德國的共產國際執行局移師中國上海。宋慶齡成為共產國際的檯面人物。宋慶齡與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員一樣，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去戰鬥的先進分子。由於共產國際和宋慶齡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慶齡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
宋慶齡的工作班底以左聯作家為主，表面上是魯迅，幕後就是左聯的書記潘漢年。在魯迅家中，是潘漢年和宋慶齡直接接頭商談工作的地點。
1933初共產國際決定在中國召開一次新形勢下的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會議。對外稱“國際反帝非戰委員會遠東會議”，宋慶齡任籌備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6月18日發出《關於歡迎國際反帝非戰大同盟代表團來華及反帝大會的籌備通知》，由中共江蘇省委積極支持配合宋慶齡的工作。 8月上旬，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英國人馬萊·哈密爾敦，法國人伐揚·古久里，比利時人馬爾度，遠涉重洋，抵達上海碼頭。但是國民黨採取恐嚇、誹謗和迫害等各種手段，下達禁令，阻撓外國代表登陸。宋慶齡“違抗禁令”，在令人窒息的船艙裡會見來自歐洲的反帝戰士，與他們交談召開這次反戰大會的意見；迎接並安排國際代表住進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宋慶齡安排國際代表住下來之後，迅即著手落實開會地點。她向華界、英租界、法租界以及各國駐滬領事館多次交涉，“均被拒絕”。 9月29日，住在飯店的國際代表突然“失踪”，正當特務四處查尋的時候，遠東反戰大會由宋慶齡和中共江蘇省委的巧妙安排，在上海“秘密舉行”，開會地點選在霍山路的一幢樓房的二樓，屋內牆上掛著字畫。晚上，在窗台上點著一支蠟燭，這是信號。萬一發生情況，蠟燭一滅，外面就知道出了問題。樓房的前門後門，晝夜有人暗中看守，聽準暗號才開門。代表們大都是午夜進入會場的。會議由宋慶齡、馬萊、古​​久里主持。大會推宋慶齡、馬萊、古​​久里、哈密爾敦等組成九人主席團，宋慶齡為大會執行主席。大會在早飯後正式開始，首由宋慶齡致開幕詞，隨由馬萊作報告，他介紹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情況時，憤怒譴責法西斯主義者屠殺革命人民的反動行徑。
五、華北地下黨與陝北中共中央的橋樑
中國地下黨組織由於電台被破獲，無法和陝北的毛澤東及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宋慶齡幫助找來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地下黨派號稱“紅​​色牧師”的董健吾前往陝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黨和陝北紅軍的聯繫。
六、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促進中國政府全面對日宣戰
1934年蔣介石瘋狂地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盛忠亮按蘇區中央指示，會見孫夫人，要求“在非共區內發起運動，以減輕被圍攻的蘇區的壓力”。宋慶齡詳細聽取了江西情況的匯報，表示要全力支持。共產國際也及時向宋慶齡做出了工作指示。 1934年4月20日，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由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即《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呼籲中華民族武裝自己，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 5月，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在上海成立，宋慶齡擔任會長。 1935年11月中旬，救國會舉行了紀念孫中山誕辰七十週年的活動。宋慶齡在她的紀念詞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她說：“在目前一個階段中，我們應該認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我們要聯合國內各黨各派及社會各階層人士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希特勒在國際上組建“反共軸心聯盟”，由於日本共產黨把推翻日本天皇統治，日本政府也把矛頭對準了蘇聯。蘇聯爲避免東西兩線作戰，共產國際對中國支部和日本支部發出迫使中國政府與日本全面開戰的指示。共產國際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上也從“反對”走向“聯合”。把“逼蔣抗日”作為重要戰略來執行。 1935年12月21日，上海婦女抗日救國會首先宣告成立。接著，各界救國會陸續成立。 1936年3月，應毛澤東的請求，宋慶齡派去了美國醫生馬海德；6月又派去美國記者斯諾。 1936年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宋慶齡等40餘人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11月，毛澤東又向宋慶齡借了5萬美元。為了這5萬美元，宋慶齡的身份差點暴露。在宋慶齡1937年1月給中共駐共產國際最高領導王明的信中寫道：“親愛的同志：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慶齡共產國際秘密身份的人之一。
七、主動與中國共產黨聯繫，加強與中共的溝通
1935年冬,原本負責中共中央“特科”的邱吉夫(化名小張)被特務綁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領導,也失去與中央的聯繫。 1936年4月,黨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恢復同堅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聯繫。他一到上海,就來找左聯的魯迅。魯迅知道他來上海是為了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所以當時就打電話告訴宋慶齡說:有人來了,要見你。宋慶齡請馮雪峰和潘漢年派一位中共黨員在自己身邊做秘書，負責她和中共地下黨之間的聯繫，傳遞她為中共提供的南京國民黨高層的情報。中共派來了李云同志。當時的李芸,剛剛21歲,對外的身份是宋慶齡的秘書,為了執行這個特殊的任務,馮雪峰特意多次叮囑她,不僅不要用原名,要把自己改姓錢,而且一定要先把自己“包裝”起來。宋慶齡給李雲的要求是一周來宋慶齡府上三次。
八、在香港，李云成了宋慶齡私人生活的絆腳石
因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一帶佔領了很多地方,上海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中共中央考慮她的安全,打電報到上海,要宋慶齡轉移到香港。潘漢年也提前轉移到香港與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香港日子裡,李芸和宋慶齡朝夕相處,搞得宋沒有一點私人空間。在香港隨同宋慶齡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1938年的4月,李芸突然得到中央命令,調她回上海參加工作。李雲離開了香港輾轉到了延安。
不明就裡的康生要審查李芸，懷疑李雲沒有照顧好宋慶齡，把李芸隔離起來審查。操盤手周恩來巧妙的借宋慶齡的名義送了禮物給李芸：有毛巾、雪花膏、手套。周恩來同志把東西都交給李克農，說:這些都是孫夫人送給李芸的。沒有三天，康生就對李芸解除隔離。
九、痴迷後的反思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 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0年11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
她的這些陳詞。她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又是克格勃或格伯烏的特工，怎麼會一點黨性都沒有？

評：我們在中國歷史面前到底還有多少無知和愚蠢?
文中把宋先生說得太謙虛了，宋先生是共產國際的頂級通信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