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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就是“認錯”——完成“糾錯”過程有5條經驗可鑒借鑒
2020/10/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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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王忠新·2020-10-10·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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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的會議,糾正了“左傾”教條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共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就是“認錯”

  完成“認錯”過程有5條經驗可鑒借鑒

  凡是認識到的問題,往往等於問題解決了一半;只有“認錯”,才能“糾錯”,才能實現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無疑是“認錯”。

  一、“認錯”需要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得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至“遵義會議”時,“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已造成三大堪稱滅頂之災!

  其一、白區黨組織喪失百分之百。僅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陜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領袖陳獨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蔣家天下陳家黨》)”。一年里,全國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達95%。使得“破獲一處,得到一批供詞;再破獲一處,再得到一批供詞,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白區黨組織幾乎百分百地喪失。

  其二、中央蘇區及大部蘇區喪失。被“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黨中央在白區混不下去,只能於1933年1月從上海遷入瑞金。博古等“左”傾教條的代表人物,好了瘡疤忘了痛,亡命到中央蘇區就瞎指揮,極力排擠毛澤東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特別是軍事上瞎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放棄橫跨三省有97個縣的全國最大根據地,從1934年10月,開始了“搬家式”長征。隨後,湘贛蘇區、 湘鄂贛蘇區、 閩浙贛(贛東北)蘇區、鄂豫皖蘇區、 川陜蘇、 湘鄂西蘇區、湘鄂川黔蘇區、瓊崖蘇區、左右江蘇區、閩東蘇區、西北蘇區、鄂豫陜蘇區等12塊蘇區,也絕大部分喪失。

  其三、5萬紅軍喋血湘江。紅軍長征歷經規模較大的600余次戰役戰鬥,“湘江之戰”歷時最長、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損失最慘重一戰。經新圩阻擊戰、腳山鋪阻擊戰、光華鋪阻擊戰、“絕命後衛師”斷後(師長陳樹湘重傷昏迷被俘,在敵擔架上掏出腸子咬斷自殺。全師僅剩100團團長韓偉、3營政委胡文軒和通信員李金閃跳崖被救),這四場慘烈的阻擊戰,方掩護中央紅軍縱隊突破湘江。8.6萬紅軍銳減至3萬余人,那犧牲的5萬多紅軍,將湘江的水都染紅了。當地百姓有個說法: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左傾”教條給中國革命帶來的災難,可謂罪孽深重!

  二、“認錯”需要一個過程和藝術

  盡管付出驚天慘烈代價,可“左”傾教條就是死不認錯,仍頑固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西征”,這無疑是主動鉆入蔣介石近20萬主力,構築四道嚴密碉堡防線的大口袋,被“請君入甕”地全殲。而能否讓“左傾”教條“認錯”,就成了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

  1.通道轉兵是“認錯”的開始。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也稱“臨時性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博古、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和軍事顧問李德出席。毛澤東極力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會議雖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計劃,未能改變戰略轉移大方向,只改變了戰術性行軍路線,史稱“通道轉兵”。

  通道會議除“轉兵”外,還有重大歷史意義:一是挑戰權威爭取了大多數,參會人員5:2支持毛澤東,李德的權威首次在中共高層會議被挑戰;二是長期被排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會,所提主張非同尋常的被采納,“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三是有通道轉兵,才有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的重大改變;四是增大了周恩來“三人團”中話語權,湘江戰役後,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來負責召集通道會議,這使周恩來在“認錯”上发揮更大作用。

  2.“黎平轉向”有了正式“認錯”。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會議就紅軍的進軍路線展開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及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錯誤軍事路線戰略方向,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

  通道會議除“轉向”之外,重大歷史意義還有“三個第一次”: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錯誤戰略方針,並以中央政治局名義,以決定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第一次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讚同、支持、擁護他正確主張的局面,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堅實基礎;三是第一次為召開“遵義會議”做了決議性的準備,會議決定在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3.猴場轉戰堅持“認錯”。1934年12 月下旬,紅軍進抵烏江南岸。蔣介石急調中央軍、湘軍、川軍、黔軍共2個縱隊,1個軍、10個師旅又6個團,扼險固守烏江天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掌握紅軍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死不認錯”地頑固堅持沿烏江右岸邊打遊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一路上爭吵不休,並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

  是按李德、博古的“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去湘西,還是按毛澤東提出的繼續北上實施突破烏江戰役?31 日下午至次日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擴大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會議通過激烈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做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

  總而言之,對於重大的路線錯誤和发生了顛覆性錯誤,要真正能做到“認錯”,必須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還要有個艱難的“認錯”過程。

  三、“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就是全面“認錯”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議先由博古做報告,對第5次反圍剿的失敗做總結。就報告中“博古同志認為自己沒有錯”,毛澤東作了長篇发言:

  他談的第一個問題:“到底錯沒錯”?批駁了博古將失敗原因歸於國民黨反動派力量太過於強大,批駁了博古將失敗原因歸於各根據地互相配合不默契,後勤補給工作沒有做好。並強調指出:“以上種種,都說明他沒錯是站不穩的。博古同志:犯錯並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的面對,勇敢的改正。最怕的是什麽?就是死不認錯。”

  他談的第二個問題:“到底是錯在哪里”?總結博古同志的錯誤歸納起來有“三個主義”:第一,進攻時的冒險主義,“中央下達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們的紅軍就不會一下損失了3000多人。”第二、防守時的保守主義,“硬逼著我們與10倍於己,裝備精良的國民黨打堡壘戰、陣地戰、持久戰,結果抵不住敵人的飛機大炮,又失敗了。這就好比“叫花子跟龍王比寶”,怎麽能不輸呢?”

  他談的第三個問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打了敗仗,就驚慌失措,倉促出逃,什麽沒用的東西都帶上,連蘇區結婚證證根都帶著,甚至好多戰士都開玩笑調侃說:就差馬桶沒帶上。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當時,我站在湘江邊上的時候,看著數萬紅軍戰士,為了運這些廢物倒在江水中時,我的心也在滴血,就為運台油印機呀?小戰士扛著硬撐著過江,累的直吐鮮血呀!”

  與會人員壓倒性支持毛澤東的发言,紛紛批判"左"傾軍事指揮錯誤。“遵義會議”做出四項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同志為最高軍事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最後下決心的拍板人;政治局常委應該再進行適當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之後,再发到各支部討論。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的會議,糾正了“左傾”教條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共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

  四、完成“認錯”過程有5條經驗可鑒

  其一、“左傾”教條死不認錯。自被“左”傾教條統治的黨中央,已給中國革命造成近乎滅頂之災,可“左傾”教條死不認錯,甚至“遵義會議”後,還多次企圖為其錯誤“正名”。說明:讓“左傾”教條主動覺悟,絕無可能,期待“左傾”教條主動認錯,更絕無可能。

  其二、反思“左傾”教條需時機。過早指出“左傾”教條的錯誤,會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些錯誤其實過去早就发現過,哪個敢說,說了就是機會主義甚至是反革命,這頂帽子嚇死人哪。”所以,反思糾正必須在“兩個不能”出現時,既,上層感到不能在舊軌道運行下去,下層不甘在舊軌道運行中無謂犧牲,反思與改變的時機就到了。經湘江之戰造成的慘痛犧牲,深刻教育了全黨、全軍,上層與下層不可遏制地展開了,對“左”傾教條錯誤的反思。

  其三、“認錯”需要一個過程和藝術。從“通道轉兵”到“遵義會議”,“認錯”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進行“認錯”的過程需要藝術。“通道轉兵”只改變戰術性行軍路線;“黎平轉向”只確定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戰略方針;“猴場轉戰”只決定发起突破烏江戰役;“遵義會議”只解決急需解決的軍事路線問題,並未涉及對“左傾”教條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錯誤進行全面批判。

  其四、“認錯”必須在組織框架內進行。盡管“左傾”教條罪孽深重,朱德、彭德懷都明確表示:“如果繼續這麽領導下去,我朱德還有全體的戰士們,不會跟著你們走的”。但解決“左傾”的“認錯”和“糾錯”,都在組織框架內進行,這不僅保證了“認錯”和“糾錯”的正確性,更保證了“合法性”,也才保證了“遵義會議”光照千秋!

  其五、必須有偉大英雄領頭扭轉乾坤“糾錯”。讓“左傾”教條“認錯”,並能“糾錯”,簡直難如登天。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也選擇了歷史。毛澤東這樣偉大的英雄,不僅順應歷史潮流,順應紅軍將士的願望,還有只手回天的能力,才完成對“左傾”教條的“認錯”與“糾錯”,毛澤東站到了中國革命歷史舞台的中心,中共才真正有了自己傑出的領袖!

  (配圖之一選自網絡,余為忠新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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