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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亦僧亦俗的獨行者
2018/08/15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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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亦僧亦俗的獨行者

原創 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8-08-14 18:17:00

蘇曼殊(1884—1918),廣東中山人,其一生短暫,但其特立獨行,行止狂怪,既是「行雲流水一孤僧」的佛門中人,又是「故國傷心只淚流」的革命鬥士,亦是一個「總是有情拋不了」的苦情凡人。這位「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革命和尚」,同時還是一個「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藝術天才,在晚清民國文學史、繪畫史、佛教史上均佔有不可輕忽的一席之地。

清末民初,國勢陵夷,列強環伺,傳統遭遇質疑,西學不斷湧入,在學術思想混沌淆亂、碰撞交鋒之中,知識分子階層需要重新審視「我」與家、「我」與國甚至「我」與自我的關係,重新建構自我的人格理想、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以期在嶄新的社會歷史情境坐標中找到自我的恰切位置。黃軼在《蘇曼殊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研究》中說:「清末民初價值真空,人事無常,修短殊列尚且不可逆料,何況朝代遞變、家國興廢、社會失序,啟蒙與革命均重視文學的工具理性,而缺失了世俗層面的終極關懷,精神上的漂泊無依使世紀初的知識分子普遍渴求皈依,佛學普世關懷進入真空負壓。」當藝術中的重要一翼即文學被貫以工具理性的功能,文人迫切需要在精神關懷層面尋求補充給養。在此契機之下,佛學勃興,隱然成為「思想界一伏流」。而蘇曼殊的個體人生又是苦情而悲劇的,他是中日混血兒、私生子,如飄蓬般被棄擲的體驗深深地烙印在其心底,個體與家國命運的困局與變局高度契合,使得他與佛禪有一種天然的親近與暗合。在他無所歸依之時,「逃禪」不失為一種生存的策略、一種精神的安頓。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1895年甲午戰敗後,譚嗣同、夏曾佑與梁啟超等人,已儼然把佛教視為「新學」的一個部分而「熱烈討論」。在此內憂外患的「近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佛學與政治的關係空前親密起來,不僅具有了世俗的終極關懷,客觀上也具有了工具理性的意義。

蘇曼殊思想激進,傾向革命,曾一度與早期新文化派,包括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有著密切的交遊往來。人脈的關聯與思想的互動使得蘇曼殊尤其受到亦師亦友的章太炎的影響,後者作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思想家和宣傳家,主張以佛學為救國的武器:「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之道德」,認為為救贖國民精神,唯有「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詐偽心」,並認為「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之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眾生皆佛,則不能去屈退心;非舉三輪清淨,則不能去德色心」。其實質是提倡去除物慾聲色,追求民主平等。

1907—1908 年間,蘇曼殊與章太炎同住東京《民報》社,其間著成《梵文典》八卷。二人常常交流切磋佛禪義理,隨著蘇曼殊佛學日益精進,章太炎還稱其為「師」,「蓋以欲學梵文,有以就教曼殊」。這期間,二人合作寫了《儆告十方佛弟子啟》《告宰官白衣啟》,聯署為「廣州比丘曼殊」「杭州鄔波索迦末底」,針對「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中國後第一墮壞之時」的「法門敗壞」之現狀,「恐智日永沉,佛光乍滅」,發革除積弊、拯救佛學的宏願,希望「佛日再暉」,呼籲僧徒清淨自持、純潔信仰。同年,蘇曼殊翻譯《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並在《民報》刊布《婆邏海濱遁跡記》,積極進行佛學的傳佈。

1908年9月,蘇曼殊應楊文會之邀到南京祗垣精舍講授梵文,得以探討佛學精義。次年,蘇曼殊任東京梵學會婆羅門僧譯師。此時期蘇曼殊對佛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對佛理教義有了更深的理解。但對蘇曼殊而言,對佛理的理解和踐行卻是相悖的。楊聯芬在《逃禪與脫俗:也談蘇曼殊的「宗教信仰」》中指出,「佛教要求六根清淨,祛除慾念,而蘇曼殊身上,卻充滿了對生命之『欲』的熱烈甚至放縱的追求。以人欲中的『食』和『色』為例,它們是慾望中最形而下者,又是人生最基本與最大的慾望。因而在佛教的禮儀戒規中,這二者均受到最嚴厲的限制。但是,蘇曼殊恰好在這兩方面表現出特別的放任」。這與蘇曼殊受西方的哲學文藝思潮中非理性主義影響不無關係,敖光旭在《蘇曼殊與早期新文化派》中說,「與近代中國變革由器物、制度轉向文化層面同時,非理性主義思潮蔚然而興。其既有西方浪漫主義之形質,亦具國粹主義之內核。部分知識精英之研究旨趣,轉向『人心之靈』即精神領域,由科學、進化之學轉向藝術和宗教,注重文藝美術之情感與審美。蘇曼殊與早期新文化派即此類之前驅」。

蘇曼殊在日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精通英、日、法、梵多種文字,對中西文化都能深得其中三昧。他最崇拜英國詩人拜倫,曾宣稱「丹頓、拜倫是我師」。1914年,蘇曼殊編譯了中英詩歌合集《漢英三昧集》,西方的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思想和無政府主義,對蘇曼殊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西方文化與佛禪思想、傳統倫理道德規範相遇夾擊,造成了其內心的搖擺和游移。所以,他身著袈裟芒鞋,卻又屢屢破戒,柳亞子《燕子龕遺詩序》說其為詩「多綺語」,如「偷嘗仙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這是他「喝花酒」、留戀風月場所,和歌伎往來留情的寫實。蘇曼殊還犯過偷盜戒,如偷了已故師兄的度牒和錢。他的履歷行狀、精神氣質證明,他是一個逃於禪的浪漫主義者,而不能稱之為宗教信徒。

然而,佛禪思想在蘇曼殊駁雜的思想體系中無疑是主要的一翼,而且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同文藝的融糅,如他給自己起了諸多蘊含佛禪意味的別名、別號,如印禪、燕子山僧、糖僧、阿難,等等。其繪畫主題多為山中古剎、荒野危崖,空靈而又富有禪意。其詩歌富含禪理,如「禪心一任蛾眉妒,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曾遣素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等句,都構成了他藝術作品特殊的佛禪審美樣態。其小說中的人物、情節都具有佛禪色彩。其翻譯、編選的集子中佛學名詞亦絡繹出現。

綜觀蘇曼殊短暫而又奇詭的一生,其思想充滿了矛盾與悖論。危困的歷史境遇,「其哀在心」的身世遭遇,使他渴望在佛禪中安頓身心,但受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佛禪戒律又拘勒不了他狂放不羈的靈魂。他在俗世中是個「異類」,在佛門中同樣是個「怪胎」,人生哲學的搖擺困惑使得其思想、身份都極為尷尬。正如裴效維所云,他「自始至終都不是個名副其實的和尚」,他試圖「以情證道」,窺破色相,悟入真如,但這不過是其識田中的理想境界,雖然不斷有所接近,但終其一生,都還在未完成的修行之路上。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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