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先生」，不僅是個作家，也是一個大家熟知的書中人物，所以本標題將柏楊先生加上了引號。

我在高中時期偶然讀了柏楊的「雜文集」，立刻被其中幽默的文筆所吸引；這些雜文集是柏楊在自立晚報所寫的專欄文章，文中，以第三人稱自稱的主角「柏楊先生」，述說了種種社會問題與現象，並以幽默的口氣加以諷評，廣受讀者歡迎。

例如，將警察稱為「三作牌」，就是柏楊「發明」的。當時，警政主管要求警察同仁對民眾「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我在警察分局裡面還親眼看到牆上掛著斗大的標語。柏楊因此以「三作牌」來諷刺當時警察與警政的種種不合理現象，相當傳神幽默、令人會心而笑。

「柏楊先生」代表一個年代的景觀，就如同「三作牌」代表一個年代的警察；如今的景觀已經全盤皆非，而如今的警察也當然不是當年的「三作牌」。今天，柏楊以89高齡去世，「柏楊先生」令人相當懷念；因為，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是，他筆下所展現的時代，確實令人無限追索、無限欷噓--那個時代，確實不好；然而，這個時代卻更加糟糕。

有關柏楊的行宜與其他大部著作，廣為社會所知，我不多加敘述。必須一提者，大家也都知道，柏楊是一個「外省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因為引用國外一幅「孤島的國王」漫畫，被當局認為「大不敬、有問題」，因此被羅織入獄。當時，從大陸來的人士，要被羅織是相當簡單的--只要你在大陸上過學校，那麼，「紅色」的陰影必然有可能罩到你的頭上。

陳水扁上台，就拿柏楊當作「政治受難者」的樣版，要拿柏楊這個「外省人」來反「外來政權」。不過，柏楊極為謹慎，儘量不被利用。

「柏楊先生」走了，謹以這篇短文聊表追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