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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2013/05/31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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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王明珂,眷村子弟,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

父親二十歲從軍四十歲退伍,但在我感覺中他一直是個軍人。生在那時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為軍人;戰爭歲月中的經歷,又使他成為一輩子的軍人,即使在退伍之後。

我的童年,可以說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約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父母親又在客廳中爭吵。我躲在房間裡,翻弄著抽屜裡的雜物,試圖脫離那戰場。在一個舊信封中,我翻出一張灰黃的照片:一張長靠椅上坐著一位美麗端莊的女軍官,四五個年輕男軍官或坐或站或臥地圍著她,前面幾個人腰間還佩著短槍,表情或神采飛揚,或頑皮輕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跡將泯的小字:“媽,看你的兒女們,重慶。”望著照片中年輕俊逸的父親,我臆想,若那戰爭延續下去,若父親不來台灣,若父親沒有和母親結婚,他就不會每日過著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或者,戰爭過後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將,過著他逍遙的公子哥生活。

據父親說,我們家在武昌是個經商世家。我們家族的字輩排行,“駿業宏開正大光明”,也說明這是個經商家庭。祖父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家鄉經營造紙業。父親為“ 光”字輩,名光輝。大學時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據父親說,那時他成天跳舞、打麻將。讀到大二,當時是1937年,許多同鄉朋友都從軍打日本人去了,並從戰場前線寫信回來,所以他們麻將也打不下去了。父親向祖父要求休學從軍,但祖父堅決不許。後來在祖父以“至少要當個軍官”為條件的讓步下,父親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為第十五期黃埔軍人。

從父親口中,以及我對他的記憶中,當年他所參與的那些戰爭只是些片斷景象:帶車隊走滇緬公路,由於任務艱辛,來回一趟便晉升一級;回到重慶,卻聽得人們傳言滇緬遠征軍運補車隊替宋美齡帶進口絲襪;從重慶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屍體,每一具都帶著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顯示他們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遠征軍駐印度時,夜晚有印度人摸進軍營,從懷中掏出一包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母親手指上那個大藍寶石戒便是如此來的);偽裝成警察、衛生部隊支持東北的四平戰場,受共軍連續一周的猛烈攻擊。然後便是,逃難時到處尋找親人的記憶。

來到台灣後,父親便一直住在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的黃埔新村。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歲之前成長於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與青少年生命與“黃埔”無法分割—翻牆進入黃埔軍校偷芒果與衛兵捉迷藏,觀看軍校學生在黃埔大道上踢正步對他們扮鬼臉,甚至青少年時眷村朋友們共組的幫派也叫“黃埔”。據父親說,剛到台灣時,一切都明白了:許多很親近的朋友、同僚、長官,原來都是共產黨潛伏在各部隊裡的人。難怪後期與共軍作戰時,共軍經常比國軍先知道國軍部隊調度。

便是如此,從小我在眷村的抗戰、剿匪記憶中長大。夏天南台灣溽熱的夜晚,鄰居們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裡,搖著扇子,大談抗戰、剿匪的事。或講到傷心處引起一陣靜默,或幾個人扯下褲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彈痕,引起旁邊媽媽們的竊笑。小時候,聽來聽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戰的故事—他們如何穿過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襲日軍,如何受螞蝗、毒蛇、瘧疾糾纏,等等。但小孩們更感興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雞,恨不得拔槍打它們”,“比水桶還粗大的蟒蛇,讓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或是“沒頭的軍人鬼魂晚上在曠野裡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時,我才知道我們整個眷村,黃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師及新一軍的軍眷,孫立人將軍的手下。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初來台灣時,孫將軍說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為此摩拳擦掌,因為新一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打不過共軍。他們說,丟了大陸有很多原因,但新一軍可沒打過敗仗。我在這眷村中的成長經歷,便是從童年幻想著雞那樣大的蚊子、讓吉普車彈跳起來的大蟒蛇,到逐漸了解為何村中都是些在軍中“沒搞頭”的叔叔伯伯們。

父親在1949 年大撤退時,托同僚將我奶奶自武昌接來台灣,因此小時候我們家是村中極少數有長輩在的家庭。小時候,只覺得家中有個奶奶嘮叨我們,其他也不覺得如何。後來才逐漸知道,什麼是抗戰、剿匪戰爭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小時候過年時,總有三四個軍人叔叔伯伯在我們家吃年夜飯,然後大人們打麻將。有一位叔叔經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裡吐,邊吐邊哭,對來勸的人說,就讓他一年哭一回罷。有個孫少將,每次來到村上,便讓我們一群孩子擠在他插著將官旗的吉普車上,呼嘯著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帶我們在軍區內採芒果、游泳。聽說,孫少將的小孩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所以他特別疼孩子。

父親對奶奶極孝順。據父親說,在武昌,他家裡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陸會被清算鬥爭,但來台灣後,對於一直有傭人伺候的奶奶來說,也是苦。所以父親盡力奉養奶奶,不讓她受苦、生氣。在我記憶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的是我不聽奶奶的話,還對她生氣跺腳。在奶奶過世許多年後,母親才對我們說,奶奶來台灣時帶了些金條及火狐襖之類的貴重物品,後來都瞞著父親賣了補貼家用。那時,的確,一個軍人的薪水不足以養生送死。我小學一年級時,奶奶過世。父親只有從軍中退伍,拿著退伍金辦奶奶的喪事。

葬了奶奶後,不久家中經濟便陷入絕境。幾乎天天飯桌上只有醬菜,後來連醬菜都買不起。賣醬菜的祝伯伯與我們住在同一巷內,他的兒子阿鳳與我同年,我們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當父親自己去買醬菜而不是要我去時,我心裡總覺得很羞辱,因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兒賒些醬菜回來。

我小學三年級時,家境有了點轉圜。母親娘家在火車站前經營早點冰品店,這時因外祖父母身體不好,要將店裡的生意交給下一代。母親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聽說是,抽籤時他們做了手腳,故意讓母親中了簽。我母親與母系親友們,幾乎都是台灣的閩南人,他們是我生命、身體的另一半。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時被喊“雜種”,在台灣閩南人眼中又是“ 外省人”。小時候,每當父母在激烈爭吵時,我都會憎恨他們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當火車入站,數百個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槍開始掃射。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所以,當父親追求母親時,常帶著相當於一個排的軍中弟兄去邀母親出來看場電影。直到父親去世後,母親才說出那些往事:父母帶外祖母看一場內容為男女殉情的電影,並表示不能結婚便要死在一起,母親娘家才答應這場婚事。不久,母親的雙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給一位客家人,在母親家中掀起更大的風暴,所以父母親的婚姻就被母親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約一年的時間,平日媽媽每天回眷村的家里為我們做飯,然後再返回店裡。暑假,我與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車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著玩,在店裡偷冰棍吃。那段時日,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害怕衣櫃上那隻總是瞪著我的老貓。此時我抵抗那貓及所有鬼魅的辦法是,讓自己專心聽著廚房傳來的規律、堅定的磨黃豆的石磨聲,以及從門縫中凝望昏黃燈光下正在推磨的父親泛著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們家的早點冰果店關門了。一兩年後父親才對我們說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點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門進了房,見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親的老部屬。即使在父親對我說明此事時,我仍不明白為何我們要關掉早餐店,我也無法體會當時他受到的打擊。我所想的只是,我們何時才能脫離窮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為了缺錢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點錢買糖。

在我極有限的小學回憶中,一幕殘酷的記憶經常纏著我。因要不到錢買糖還挨了罵,我哭著上學,走著走著,我發現父親跟在後頭。我賭氣仍往前走,但不時回頭瞄瞄父親,看他要做什麼。父親走入一家他經常賒欠的小雜貨店,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後快步追上來。在離我十餘步時,他喊著“小明,給你”,說著將一個五角銅幣擲給我。後來回憶這一幕—逼著落魄的父親向雜貨店賒五角錢,經常讓我羞愧痛哭。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當時太不懂事,看見有些同學中午帶便當在學校吃,我也吵著要帶便當。吵鬧了幾次後,有一天父親終於同意替我送便當到學校。那天中午,父親送便當來,並在我打開便當時,對我及周圍我的同學說:“今天起來晚了,菜場買不到肉,所以只給你帶個荷包蛋。”當時我為父親的謊言感動得幾乎掉淚,因為一年來,我們家沒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別提吃肉了。

後來父親為了養家,曾在高雄港當碼頭工人,又在左營的海軍廢彈處理場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辭職。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呵斥。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父親終於做了一個決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軍中老長官。事實上,多年來許多鄰居叔叔伯伯都勸他說,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長官、同事,去走一趟罷。我還記得父親出發的那一天,他穿上借來的白襯衫和一雙皮鞋。幾天后我放學回家,進了門,便看見剛回來的父親。他穿著新買的襯衫,眉飛色舞地對母親說:“火車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邊一個大廣告牌,上面寫著'馬到成功'……”他說,省政府過去的軍中長官們很照顧,他們要父親自己選,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營機構安個職位。父親打趣著說,他看見老長官們都穿西裝結領帶上班,“穿了一輩子軍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個西洋繩呢!”媽媽、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覺,我們家從來沒有那麼溫馨過。

不久,父親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經營的肥料廠當了個專員。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突然改善。當時台灣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軍中退下來的將校官轉任。父親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員朋友替他安插的閑職。然而不久,父親在這公司裡的地位重要起來,他也不由得經常要穿西裝、結領帶。這是由於肥料廠多年來一直有排放毒煙損及附近農作物的問題,農民委託議員向省府要求巨額賠償。肥料廠知道父親是省府安插的人,與省府關係必然很好,於是將父親晉升為公共關係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處理煙害賠償問題。以後幾年,父親便經常到台中出差,與一些議員、省府官員周旋應酬。他衣櫥裡的西裝領帶愈來愈多,抽屜裡的名片也愈來愈多,而他的身軀也愈來愈像個商人。這是他最得意的幾年,不但利用關係替母親在銀行找到個職位,也經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業區安插工作。

在我中學二年級那一年暑假,父親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這時我們才見識到他在外面多麼有辦法,他也有意對我們炫耀這一點。我覺得,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後,父親一直努力地在我們面前樹立他很有辦法的形象。那幾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車帶著我們到處玩,晚上帶我們到各個夜總會看節目、吃牛排。而且經常是,進去一家夜總會沒多久他便藉口菜不好或節目不好,再帶我們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們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當父親正在問我們想去哪一家餐廳夜總會時,接到了一通電話。放下電話,他對我們說,今天我們去“藍天”。進了那夜總會,一位經理迎面而來,與父親說了一陣悄悄話,我依稀聽到“你的老長官……”,然後將我們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張桌子邊。那晚,父親很少跟我們說話,一直注意著舞台前的一張空桌。節目進行了約半小時,四五個人擁著一位老者進入餐廳,在舞台前那張桌子邊入座。由於氣氛特別,我一直關注著父親:他神色凝重,一直望著那老人,不時有些激動哽咽的表情。節目還未完,那群人就擁著那老人離場。當他們走過我們這一桌時,父親突然離座,擋在老人身前。他努力挺直身子,緊並雙腿,但他應酬過度的肚子卻因此更突出;他高舉手臂,以手掌置於額前行軍禮,但他的西裝卻因此拉扯變形。他便以這樣滑稽的姿勢,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團某營營長王光輝報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說:“好!好!”他向前,當他的手正伸向父親的臂膀時,一個壯漢側身擋在父親與老人之間,其他人則推擁著老人離去。父親保持著行軍禮的姿勢,不顧這一幕已引起鄰近幾桌人的竊竊私語,直到那一群人完全離去。不久,我們也離開了那夜總會。離去時,我只覺得父親的舉動真讓我們丟臉。那晚回到飯店,父親以從未有的嚴肅口吻對我們說,那老人是孫立人將軍。

孫立人將軍,對從小生長在黃埔新村的我來說,這名字是多麼的熟悉、親切,但又似乎是許多不幸的根源。特別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孫菊人老師。孫老師是孫立人的妹妹,夫妻倆從不與鄰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門,據說是怕被跟踪調查。再過去,便是阿鳳家。阿鳳的父親,祝伯伯,那個全村唯一能寫祭文、作對聯的賣醬菜老頭,原來是孫立人的文職幕僚。受孫立人將軍謀叛之累,坐了幾年牢後,連謀個小學老師之職都不可得。黃埔新村,村中父老大多是黃埔嫡系軍官,卻沒出幾個將官,也因為他們都是“叛將”部屬。然而在一個村中朋友家裡,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雜誌,整本都在介紹孫立人將軍所率新一軍的對日戰績。據朋友的父親說,這是抗戰時所編,對外國宣揚中國戰績的宣傳品。村子邊的黃埔軍校,閱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竊竊地說,這是大家懷念孫立人將軍,才偷偷把它蓋成這樣子的。我在二十歲前唯一到台北的經歷,我自己毫無記憶。聽媽媽說,那是一次國慶閱兵,孫立人將軍是總指揮官,父親是擔任閱兵司儀的軍官之一;眷屬們乘坐一列專屬火車車廂到台北看閱兵,一歲的我在母親懷裡睡著,尿濕了媽媽的紅旗袍,也染紅了我的小屁股。

孫立人將軍的叛亂事件,根據我自小聽到的村里父老的說法,是孫將軍主張要盡台灣所有軍力一舉攻占東南四省,然後再打下長江以南,隔江與共軍對峙。反對此議的是蔣介石的親信,力主建設台灣為反共基地的陳誠。孫將軍等人準備藉著閱兵來一次“清君側”行動,逼蔣介石同意反攻大陸。不幸的是,孫將軍身邊有潛伏的共諜,將消息傳到大陸,於是共軍在沿海調動空降師,準備趁機進攻台灣。而所有這些消息都傳到了蔣介石那兒,因此,蔣認為這是孫立人與大陸方面勾結的一次叛亂。然而因為孫立人將軍甚得美國、英國軍政高層的賞識,所以蔣只得將他軟禁在台中,不敢進一步處置他。

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後,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後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藉機勒索。然而父親的才幹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係,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關說,並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後,將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台中出差,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著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工程關說的事。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佣金,還負了不少的債。

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係替我再找學校;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

並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

我剛入伍服兵役,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派到金門前線,無法回台灣看他。父親給我的信中寫道:“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我流著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到他的痛苦。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中朋友瞧得起他,他掙扎於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

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看我,說是來看“小老鄉”。後來由於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閱人事資料時竟然發現本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與他們相熟後我才了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 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畫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就這樣,他們便糊里糊塗地成了軍人。後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裡也多有這樣的情形——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後,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 “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人事官突然發狂叫罵,“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裡?”接著,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老子十四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絕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不會了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隊回到台灣後,駐地在新竹楊梅,離台北不算太遠。我每個週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著他。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袍就地掩埋的共軍枯骨,曾陪著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

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大捷、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麼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在我退伍前半年,

父親終於去了。那晚台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裡,營長要他的司機立刻送我到火車站。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並未感覺特別悲傷;只是覺得,兒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著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往後的六個月,每天我至少花上十五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他以我為榮。

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臺北上大學。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學。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為的是,海誠奉他父親之命,到山裏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後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自己養的雞,溪裏的蝦子與到處可採得的一種紅色野菜。那時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晚上,飯後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

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絕佳採訪物件。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們便是如此,將炮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裏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丟掉大陸後,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寧可過著清苦自食的日子。

    我研究所畢業後,臺灣進入一段所謂“後殖民時期”。二戰前在臺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臺灣的先鋒,臺灣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陸來台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臺灣人民的劊子手,或被罵為吃臺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在政界與知識界,轉型正義被喊得滿天價響;其意是臺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這又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

    後來在我30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腳下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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