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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美國崛起時代的治理哲學
2019/12/15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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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事先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的新聞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

【後註一】今天是2020年三月5日晚上,小孩氣衝衝地開車回家,我以爲他和女朋友吵架,結果吵架的對象其實是女朋友的媽,起因則是她又再對中國説長說短。兒子說下午我告訴他《Fox News》的記者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道歉之後,他原本就憤憤不平;又遇到那女人囉嗦“維族集中營”,他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我一向要求他不要公開反駁美國人的仇中宣傳,擧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巴黎國銀的交易廳看冬季奧運,原本被看好的關穎珊意外敗給同爲美籍的Lipinski的時候,所有交易員由首席帶頭爆出雷鳴般的歡呼;我也只能默默地觀察,一直到退休了才談起此事。

幾年前曾經有讀者說,羡慕我兒子有我來天天教誨,那時我就回答世事看得太清,對生計會有不利的影響。小孩子年輕氣盛,我幫他看清美國的諸般黑幕,他大概是無法誠心樂意地融入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了。我當然希望他有成功的事業,不過那不能以無視是非善惡為代價,畢竟堂堂正正地活著才是最優先的人生考慮。

【後註二】今天是2020年七月21日,收到讀者私下發來的問題。我想這個討論值得大家參考,轉列於下:

問:王博士,您好几个月前你在八方论节目谈到过波音的问题 。在节目的最后你谈到美国社会的问题(西方民主)我想问您问题 在我眼里没有哪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是真正的拥有民主的,尤其是自由 那么在您看来欧美国家今天的问题到底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一种“慢性病”而这种所谓的慢性病遇到某一个点时就会爆发。还是说这种所谓的政治模式和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团体绝大部分少数派政治家的它们的个人利益有一种间接性政治性收益有关,我说的是Political clown(政治小丑)说白了就是搞冷战的那一套和参议院拥有权利。当然了今天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包括今天的香港其实说白了就是搞建制派的那一套,我想问一下,今天西方的霸权,以及这一套体系是不是在未来成为一种政治消耗品 不提倡政治模式。包括中国,香港,台湾。谢谢王博士!

答: 歐洲大陸的20世紀歷史很特殊,因爲他們經過了兩次大戰,家園殘破、人口凋零、社會組織變革劇烈;我們看美國比較簡單。它在整個19世紀,就是放任權貴、逐步腐化的一個過程,類似拉丁美洲;這時他們靠的是可以不斷向西擴展,持續吸收底層勞動力並“創造”新財富。到了20世紀初,整個北美大陸被瓜分完了,老羅斯福和威爾遜兩個有理想的總統試圖扭轉内部腐敗的文化、建立為全國人民服務的公器,但是進展很有限,而且遇到西班牙流感,社會上出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所以一連選出三任共和黨總統,這是完全的反動和退步,結果是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其後的大蕭條。

這時是小羅斯福連續13年的執政,以及意見領袖如Walter Lippmann上下内外的合作,才把美國的舊有政治和文化糟粕清洗一空,從而有能力把二戰這個巨大的挑戰轉化為極佳的機遇。換句話說,美國在3、40年代,經過了一次徹底但和平的組織和文化革命,建立了全盛時期的國力根基。一直到越戰期間的人命資源被空耗以及官方撒謊被暴露,削弱了這個體系的公信力,富豪才有機會反撲,對學術、輿論、經濟、政治、社會一步步地加以腐化倒退。所以6、70年代被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揭露的諸般政府醜聞很反諷地埋下了後來右翼民粹的種子(其他的促進因素我也在其他地方分別討論過了,包括德日復蘇所造成的經濟成長率降低、Johnson總統的“大社會”法案、以及白左興起引發的文化反動)。

和小羅斯福所建立的全盛美國相比,中國早已具備中央統一的高效政治體制(雖然監察自清能力仍有待加强),現在仍有欠缺的是社會上理性思維的習慣和公益爲上的態度,這是我個人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幫助改進的方向,也是我文章寫作的重要主軸之一,其中《美國崛起時代的治理哲學》是最淺白直接的表述,你可以重讀並進一步探索文中所提的人物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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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42) :
42樓. AbzX5
2021/04/13 15:19
我的确是隐含假设了资源以省为单位的均匀化,会有助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我担心13亿人口过度集中于一省(或直辖市)那些中学教育资源优秀的地方,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工程建设的极限,导致边际成本上升,总体收益下降。如果能论证这种集中是可承受的,那么确实不需要按省分配。不过你说的对,既然这种方式会产生弊端,那么教育还是用最简单的办法统一,而人口过分聚集的弊端只能想其他办法来缓解。
41樓. 乌鹊南飞
2021/04/13 14:40
回王先生,反作弊其实不是问题,绝大部分省份还是使用全国卷的(但是也有各省选用全国一卷全国二卷的区别),少数省份是作教育部的试点省份,使用自己的试卷,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这五个,改成全国统考很容易。这五个省份的难度也有区别,北京上海是更简单,江苏是更困难(很不幸我就是江苏考生)前几年还发生过拿江苏和湖北的高考名额支援西部省份的事情,两个省的家长全涌到省教育厅去请愿。(事情的结果也能反映两地的民性不同,湖北人闹的凶,调出名额就减了一半,江苏人软绵绵的,就维持原样)
回abzx5,北漂多恐怕没几个是为了教育资源的,北京户口多难拿啊,若真能在北京扎根,他本身资源也不小了。真正教育移民要么是出国弄个华侨身份拿优惠,要么是考前几年弄个西部省份户口在那里上学高考以获得分数线与排名优势。从这里就能看出按省分配名额的弊端了,落后省份即使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显然也会容易考,就会有“高考移民”来钻空子。我非常赞同王先生的想法,全国统考,全国统一排名,每个学校按照自身实力选择排名段的学生录取,别一个省一个分数线,一个省一个录取比例,先天给人钻空子的机会。还有,你对当前教育竞争激烈的描述很对,但是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对这没有用,该竞争的还是会竞争。
40樓. 乌鹊南飞
2021/04/13 11:35
王先生讲全国一盘棋,意思应该是一个学校录取学生应该是把所有地方的放在一个表里排名,而不是给各省先分配名额,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但是王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各省高考用的试卷不同,连分制也不同,(据说这是照顾各地发展水平不同)全国一盘棋短期还很难做到。至于高考为什么被搞成各省割据,是不是真的为了照顾落后省份,我就不知道了。
大陸的高考學制我的確不熟,不過上個月有人談過北京本地學生上北大、清華特別優惠的事,當時我已經想過,體制留下人爲扭曲的空間,隨時間向上層階級逐步傾斜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如果全國統考,防止作弊的難度要升級,可能必須改采兩級考試制度;不過這和内建偏頗相比,只是小小的代價。 王孟源2021/04/13 13:10回覆
39樓. AbzX5
2021/04/13 09:43

回复 37 楼:

我倒不是要偏袒贫困学生, 我其实也不喜欢 Quota, 尤其是涉及种族, 性别, 贫富的 Quota, 但是目前地理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 原因在于 Capacity和Involution. (1)如果有十个人, 前面 9 个人是女性, 和最后一个人的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 不存在因果联系. 前面 9 人是女性不妨碍第十个人的性别也是女, 一般概率上是独立随机的, 不会有相互作用排斥彼此性别的作用. 但是地理因素却是个例外, 例如这栋住宅如果只有 9 个房间, 第十个人就不能住在这里, 如果他非要住在这里, 那就要发生涨价. 北京这样的地方有 2500 万人, 环境压力极大, 房价飞涨, 但是许多人贪图教育资源的特权, 还是疯狂聚集在这里. 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较少的土地, 恐怕不能支持台湾那样 1/3~1/4 人聚集在首都圈 (2)更糟糕的是产生了Involution, 为了上好大学, 要上好高中, 为了上好高中, 要上好初中小学, 为了上好初中小学, 要买昂贵的学区房, 教育变成了无止境的军备竞赛, 许多资源被浪费在无意义的细节竞赛上, 而不能拓展其它用处, 边际效益递减, 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怕是要下降.

一旦放棄絕對簡單的公平一致性,主動追求微調,就是先天扭曲競賽規則,贈予利益集團鉆漏洞的空隙。以你的建議爲例,看似有自然的平衡,其實一樣隱藏著很大的人爲操弄自由度:你想想,同樣的得分分佈,如果以省爲單位,錄取結果和以市爲單位就不會一樣,爲什麽不進一步以縣為單位呢(我的方案相當於以全國為一個單位,所以你的偏好在於細分)?推到極限,以村為單位,合理嗎?
而且你隱性地假設了全國各地發展程度和教育投資完全均等是值得消耗大量政治資源的終極理想,我看不出這個結論要如何以邏輯推導出來。 王孟源2021/04/13 13:36回覆
38樓. AbzX5
2021/04/13 09:04

回复 36 楼: 

你可能对罗翔有点误解, 根据我的理解, 罗翔本人是"平衡派", 意思是说, 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 是最低要求, "法无禁止即为行"这句话仅仅指的是在法律上你不会受到制裁, 但不代表其他道德规则没有权力约束你. 美国虽然法律允许你言论自由, 可是社区, 公司的纪律规则严格, 例如雇员如果在媒体上说了公司不爱听的话, 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直接开除. 媒体可能故意在歪曲引用为土豪开脱.

其次, 从"二元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我所观察到的西方人的法学观念(没办法, 西方社会"二元论"无处不在), 英美的中下层民众普遍相信"恶法亦法", 因为如果谁都凭借着内心的道德来否定法律的正义性, 那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法律, 法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所以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有绝对的权威, 你只能事后去投诉或者起诉, 当面不能反抗. 而上层统治精英, 则普遍相信"恶法非法", 因为法律就是他们主持制定的, 他们当然可以凭借内心主观的良知道德来制定法律.

这套"二元"法学观念, 理想状况下是有利于基层执法, 对于中下层公务员照章办事是有约束力的, 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尊重法制, 实现赏罚分明, 同时法律规则也会随着社会公益的发展, 在精英们的主持下, 补充特例, 优化调整, 与时俱进, 精英可以改变规则, 但是起码不能干涉个案. 说白了这又是西方在法律制度上的"上儒下法/上德下法"的特点.

然而很可惜, 这套法制观念一旦精英阶层腐化堕落, 就会出大问题. 精英利用媒体鼓吹有利于他们产业利益的规则, 同时寻找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漏洞, 有很多隐蔽的特权, 媒体也不报道. 这样一来, 问题又又又要绕回到选贤任能的问题上来了, 怎样才能避免精英的腐华堕落, 把法学变成了自己的特权工具?

如果像西方精英那样认为法律, 政治的底层是宗教, 而宗教非常主观, 非常容易被权力所腐蚀, 精英就很容易堕落腐化. 反过来, 中国古代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是要敬畏天道的, 儒生可以用这种规范来约束皇帝. 如果这个天道能在现代化的今天, 能是社会科学, 是现实, 而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 那么就起码不像宗教那样容易被扭曲. 如果社会的精英能够讲科学, 个人西方这种"二元平衡" 的法学观念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他有赏罚分明的特征, 但是如果我们不加分析, 在科学精神没有牢固建立的情况下盲目采用, 就极有可能变成土豪隐蔽的特权工具.

大約從90年代開始,英美精英“不能干涉個案”的矜持就逐步被打破了;這其實是右翼民粹對Clinton家族極度仇恨的源頭之一。
不論是否要搞“外儒内法”,以科學理性精神為文化核心、事實與邏輯作爲評價是非的唯一標杆,都是保障國運長久興隆的不二法門。而建立這樣的健康文化,絕對必須從基礎教育著手。所以改革課綱是決定民族未來的最基本事項,在台灣如此、在香港如此、在大陸也是如此。 王孟源2021/04/13 13:23回覆
37樓. AbzX5
2021/04/13 07:09

回复 30 楼: 恍然大悟, 原来在台湾文科会被进一步细分为社科和文艺, 怪不得啊. 那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实际上就很清楚了(1)课程改革: 在全社会先培养科学的基本素养 (2)招录改革:公平分配高等教育资源

(1) 将语文的教育拆分为"文史"和"文学"两种不同功能, 前者和古文结合, 引导学生初步阅读简单史料的能力, 让他们明白社科首先是一门科学, 要培养阅读原始文献考据的初步能力, 作文应当以应用文议论文为主, 现代文部分, 要多多引进西方左派的文章加入课本, 例如 Lippmann, Piketty, 千万不要引入为淡水经济学鼓吹的鸡汤文章. 而另一方面"文学"则与艺术, 体育一样成为选修课, 这是因为体育竞技, 文艺创作实际上是依赖个人天赋甚至家境决定的, 完全是个人生涯的选择, 不应当作为公共教育的核心目标. 

(2)将双一流大学录取名额, 按照各省的常住人口比例分配(标准分权重),  80%采用此办法, 20%仍旧用旧办法, 然后每年提高2%至 96%. 这样做的好处是, (a)无论你住在中国的哪个省份, 只要你在当地考生的排名中名列前茅,  就能有公平上好大学的机会, (b) 住在北上广城市由于竞争激烈, 反而可能不容易冒尖, 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 大家也不用拼命挤一线城市, 疯狂购买一线城市的"学区房"了, 有助于社会公平协调发展 (c) 由于权重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考生安排, 这有利于老龄化高的地区吸收年轻人(d)由于北上广大城市生育率低, 常住人口多, 考生少, 这也稍稍补偿了大城市在改革中的损失.

只要改革方向抓住这两个重点, 我相信大方向应该不错, 应该能部分扭转教育的腐化堕落, 其余技术细节这里就不讨论了.

第一條寫得很好,正是我想要鼓勵的方向。如果你有機會出任教育部長,我會很高興。
第二條就矯枉過正了。我個人很不喜歡Quota,因爲它已經偏離Meritocracy選賢與能的原則,不論原意如何正當,必然會有偏差,而且偏差必然隨時間越來越嚴重。高考應該是全國一盤棋,統一標準,只要確定這些標準不明顯偏袒上層和上中產階級,專注在適合量化、無須課外輔導的真正重點知識和能力上,我覺得就達到公平和擇優的最佳平衡。孔子說“有教無類”,並沒有偏愛貧苦學生。 王孟源2021/04/13 08:59回覆
36樓. GUI-龟
2021/04/13 01:18
关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再讨论
首先我同意王博士在之前讨论中的回复,“法无禁止即可为”实际上会让政府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行为时自缚手脚。“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完整表述是“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法无授权即禁止”,它的核心含义是要限制公权,保障私权。这几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材料,发现“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观点在中国能流行有现实基础,想彻底反驳并不容易。


1.任何人都可能会被警察刁难。美国警察的自由执法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这在美国也许不是问题,但中国经过公知几十年“反体制,反威权是天然正义”的洗脑教育,一般民众听到放大公权力就会自发联想到自己可能会被警察找麻烦,公知也会极力渲染基层一刀切执法的恐怖(哪个国家基层没有问题?想找几个案例太容易了)。

2.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给“违法有理”赋予了正当性。改革开放前大陆有个投机倒把罪(做小生意是违法犯罪),有些后来成功的老板是靠当年偷偷摸摸做生意崛起的。这段历史给大陆人一种潜意识:做生意方面不要说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有禁止都是可以试一试的。马云的支付宝和滴滴打车之类的公司后来也是在法律边缘反复试探做起来的,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

3.过去发生过公权力搞垮正经民营企业的事。太子奶事件(https://www.sohu.com/a/362919835_120494164)简单说就是一个正经经营的民营奶品公司被一些中基层政府官员动用公权力强行抢走的故事(老板粗放的经营方式也有责任,但并不是企业被官员抢走的直接原因)。类似的事当年在全国一定不少,只不过太子奶曾经火遍全国,有媒体将相关事件报道出来罢了。政府拥有灵活的权力是打击财阀的前提之一,但对于中小企业、个体户来说,他们更担心太子奶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总之,想要打破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心态,除了要消除历史的影响,还得提出一套机制,在保证政府能够打击财阀能力的同时,保证个人和中小企业老板不被部分自私邪恶的中基层官员折腾。
你説的對,這正是我討論E-Government的動力。我一再强調E-Government的重點在於對第一綫官僚的監管,正因爲紀律是嚴格執行公權力的必要前提。
不過“法無禁止即可”的離譜,遠遠超出這一點。自由市場下,不可能事事都有規範,而損人利己的花樣卻有無限多。美國試圖調解這個無解的矛盾,幾十年下來的結果是法條細如牛芒、自相矛盾、動輒其咎;換句話說,法律必然向所有行爲都成爲非法而演變。那麽實際上只有無權無勢的倒霉鬼才會被抓,真正佔全民便宜的,反而有足夠的資源來脫罪,這也是我寫《美國式的恐龍法官》的用意之一。我預期很多讀者看不出那系列文章的重要性;其實博文版面有限,我不可能把所有深刻的含義一次説完,爲了兼顧學習過程的可讀性,必須處處適可而止,先羅列基本案例事實,等待日後對照之用。所以即使自覺已經把博客内容爛熟于胸的讀者,再回頭去復習,也不見得不會有新的收穫。 王孟源2021/04/13 04:30回覆
35樓. 乌鹊南飞
2021/04/11 23:14
四十年来党组织基层的涣散导致了基督教的大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没有党组织,自然有其他组织力强的东西来占领生态位,跟这些农村基督徒讲这些根本没用,他们信这个基督教就跟信法轮功差不多,所以搞出幺蛾子的往往也是这些农村基督教,及其变种的邪教。除非能把基督教打成法轮功,否则农村是中期都难根除了。您说的以教育来预防针对普遍接受义务教育的下一代还是不错的。我刚进大学就有人敲宿舍门传教(就我看到的网络信息来看,似乎每个大学都有这种狂热分子每个新生季挨个敲门传教),我出于好奇还跟他去过几次,还参加了大会,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大家庭的团结力,对于实际上已经分子化的现代中国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有的宗教,吸收新信徒主要都是靠互助共濟,從張角到白蓮教,都是一樣的。吸收之後,如果還有教主,就特別容易露出醜陋的一面,從美國的Scientology到中國的法輪功再到韓國的新天地,都是邪教的例子。但我認爲即使沒有教主可以被絕對權力腐化,宗教仍然是嚴重的隱疾,只不過從急性病變成慢性病;這是因爲理性和科學是健全文化的根基,而宗教先天就是非理性和反科學的。
當年法輪功鬧大了,其實長期來看是件好事,否則那兩代的領導階層很可能還會姑息養奸,放任各種邪教無序發展。現在中國的局勢還算可控,如果哪一天習近平注意到這件事,很簡單就能撥亂反正。 王孟源2021/04/12 12:37回覆
34樓. MAXWELL
2021/04/09 23:26

大陆过去几十年受逆向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就是政论片《河殇》)的流毒很严重,像33楼提到的“奇葩”课纲只是流毒的一部分。法治的背后是人治,但是就像老生常谈的那样,大陆人才匮乏的确是个老大难问题,就算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人里也不可避免的充斥对国家民族的敌视,我观察过大陆生长于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诸如媒体界的王志安,高晓松;演员赵立新,姚晨;学者吴国盛,孙云晓这类人)总是对国人怀有一种强烈的鄙夷。在这样自虐的环境下,一个以无神论唯物主义立国的国家在改开后几十年里对于宗教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畏首畏尾,除了对伊斯兰教的纵容之外(比如被用了十多年的疆独教材),基层被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侵蚀也很严重,基督教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因为基督教不想伊斯兰教那样集中在特定几个少数民族也不像伊斯兰教那样搞恐怖袭击,而且戴上了发达国家的光环,容易忽悠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既然最高层要搞乡村振兴,这类牛鬼蛇神肯定要扫除,但是如果整治基督教的话肯定会引发欧美的强烈谴责,这次在新疆话题上中方的强硬回击也算是了解对方手里有多少牌。

宗教這種東西,越禁它反而越狂熱。正確的處置是打預防針,也就是拿我最近在留言欄討論過的舊約和新約故事背後的歷史真相來教育年輕學子,讓他們事先就明白這些神話是如何、爲何被編造演化出來的。這些宗教故事其實都很淺薄幼稚,放到真實的深刻歷史背景中,它們的虛僞立刻就被凸顯出來。迷信先天就很蠢,雖然信了之後很難跳脫,但如果在迷上之前解釋清楚,大部分人會覺得很可笑。宗教的一大特點在於虔誠執著,要破解這個吸引力則在於讓他們看來荒謬滑稽。
例如基督教的“歷史”上有所謂的“Theban Legion",說在羅馬帝國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前,一整個6000人的軍團在公元286年改信基督教,拒絕叛教而被全部殺戮,成爲Martyr。這故事的細節錯誤百出(例如真實的羅馬軍團到三世紀已經大幅縮水,沒有超過5000人的)不説,它來自一篇號稱由Eucherius of Lyon在五世紀中葉所寫的文章,卻又很神奇地順便提到一個六世紀的蠻族國王。那麽簡單邏輯就可以歸納出,要嘛Eucherius有預知未來的超能力,要嘛這是後人僞作的。
我説過了,聖經裏面幾千個故事,很可能沒有一個是完全真實的;這其中已經被史學家確實證僞的,汗牛充棟,要編寫教科書,材料多得很,只在於願不願意找罷了。 王孟源2021/04/10 21:06回覆
33樓. GUI-龟
2021/04/09 19:19
大陆语文课本也存在问题
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乌塔》,大意是一个德国14岁小女孩独自打工挣钱周游欧洲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这小女孩真厉害,回家就向家长说起这件事,当时被家长教训“脑袋有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教育领域都是西方崇拜者的重灾区(现在依旧是这样),反映到课本(现在改没改不清楚)里就是小学课本到处都能看到《乌塔》这类奇文,中学课本则是删除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和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这类揭露美国“民主”和“法制”虚伪性的文章,以及鲁迅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友邦惊诧论》等文章(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31658-1.shtml)。语文课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国内公知的政治课。

从网上可以查到,当年语文课编委里有个叫温三立的法西斯主义者,《乌塔》类奇文进课本少不了他的功劳。当年还有个做过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以及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是个伊斯兰教徒,主张把周杰伦的《蜗牛》歌词放到课本里。

因小见大,国内教育领域的主要问题是过去几十年里大批公知爬到了高位,掌握了权力。想把这些公知踢出队伍,光识别出来他们是不够的,还得有靠谱的人补上位置才行。我对后者比较担忧,官僚体系里靠谱的人有限,行政者不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是不太可能往这个领域投入资源的。


PS:《乌塔》全文在此(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C%E5%A1%94/12733251?fr=aladdin),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篇奇文。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让自己孩子读这篇文章,更不要说放到小学课本里了。
幾年前我曾經强調,台灣落入萬劫不復的轉折點,就在於馬英九上臺之後沒有改回課綱。教育是百年之計,是決定人民素質的最重要因素,馬英九的執政長達八年,但課綱卻是他所有的政策決定中遠遠最嚴重的一條,沒有之一。
我到最近才明白,中共在過去20年,基礎教育也如同台灣一樣成爲重災區,新疆維族的課本居然被放任鼓吹疆獨達16年之久,那麽沒有被直接管轄的台灣課綱不受國臺辦重視,也就理所當然。習近平是有魄力做改革的,但還是必須有人提醒問題所在;教育的事,我對細節全無掌握,只能靠大陸良心學者來發聲了。兹事體大,希望早日有人挺身而出。 王孟源2021/04/09 22:09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