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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16 11:10: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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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勢者與無權者彼此之間的虛偽被扭曲成為一場光怪陸離的鬧劇，統治者在臺上興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裝瘋賣傻地表演，人民大眾則在臺下假裝成虔誠的信徒註目觀看，故作姿態地叫好、鼓掌。 誠如哈維爾所言：“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趙剛 德國，柏林。1930年1月14日。 一聲淒厲的槍聲，從弗裏德裏希海恩區的一幢破舊的公寓中傳出，在寂靜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在混亂的上世紀30年代，整個柏林幾乎成了血腥的戰場。為了能使“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獲取國會中的多數席位，戈培爾為希特勒出謀劃策，“誰能征服街道，誰就能征服群眾，誰能征服群眾，誰就能征服國家”。於是，由失業者、退伍軍人、城市流浪漢，甚至是一些無賴、流氓組成的納粹沖鋒隊，便在街道上尋釁滋事，打砸、毀壞猶太人的商店、咖啡廳、百貨商場，與街區中的共產主義組織——“紅色陣線”辯論、吵罵、打架，甚至相互進行謀殺。一位美國記者曾經這樣描述：柏林，“整個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癥。”“僅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就有99人被殺，1125人在街道爭鬥中受傷。”(羅伯特·埃德溫·赫澤斯坦著《納粹德國的興亡》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46頁) 這次遭受槍擊的傷者，是一個年僅23歲的納粹沖鋒隊隊員，名叫赫斯特·威塞爾。他臉上中了致命的一槍，殷紅的鮮血，順著年輕、略顯稚氣的臉頰，汩汩地流淌在骯臟的地板上。 到底為什麼赫斯特中了這一槍，各種傳聞，撲朔迷離。 有人說，赫斯特欠下了女房東的房租，賴賬不還。這天晚上，恰巧被這位房東寡婦堵在家中。赫斯特惱羞成怒，不僅不還債，而且依仗自己是沖鋒隊隊員，還聲色俱厲地威脅房東。結果，叫這位寡婦一槍擊中了面部。 另有人說，是共產黨策劃了這起槍擊案。因為赫斯特是弗裏德裏希海恩區納粹沖鋒隊第五突擊隊的頭目，而這個區是共產黨“紅色陣線”的地盤。赫到此後，憑借狂熱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組織沖鋒隊頻頻對該地區的共產黨支部進行偷襲，使這個地區的共產黨勢力元氣大傷。對此，“紅色陣線”對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國共產黨報紙《共產主義紅旗》發表文章，宣稱要“打擊一切法西斯主義者”。 其實，真實情況，既不是寡婦開槍，也不是共產黨行刺，而是嫖客動手。原來，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對這位風塵女子，他確實動了真感情，表示要“愛你一萬年”。不料，這位煙花女子水性楊花，另有所愛。結果，赫斯特在與其他嫖客的爭鬥中，中彈受傷。(Ｊ·Ｍ·裏奇著《納粹德國文學史》，文匯出版社，第94頁)赫斯特被擡到醫院，在病床上掙紮了一個多月，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像赫斯特這樣的沖鋒隊員死於政治鬥爭者何止成百上千，但這個年輕人卻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默默無聞，與其說是命運之神，倒不如說是戈培爾的欺騙宣傳，讓他的名字永遠地留在了德國歷史上。 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選中獲得更多的選票，特別是能夠爭取到德國中下層人民的支持，納粹黨急需塑造一個英雄，一方面鼓舞沖鋒隊的士氣，繼續打擊民主進步勢力；一方面可以造成聲勢，擴大納粹影響，進而借機壯大沖鋒隊的力量。恰逢其時，出現了赫斯特·威塞爾的槍殺事件。戈培爾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赫斯特的利用價值不僅在於他的出身(中產階級，背景良好)、年齡(23歲，對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獲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在於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狂熱，特別是他的詩歌影響。 赫斯特死前曾寫過一首《旗幟高揚》的短詩，幾個月前寄給戈培爾。戈培爾開始並未在意，此刻，他卻靈感大發，急中生智，忙命人將赫斯特的短詩改編成了一首歌曲。這就是後來風靡整個納粹德國的“赫斯特·威塞爾之歌”，也叫《旗幟高揚》。這首歌在1931年被列為納粹黨的黨歌，是納粹德國重大場合必唱的歌曲，堪與德國國歌《德意誌高於一切》並列。 雖說這首在文學意義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納粹至高無上的黨歌，可當時就有不少人發出質疑和嘲諷。不過，這一切在戈培爾眼中，統統是扯淡！戈培爾打心眼兒裏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不屑一顧。他認為宣傳的惟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因此，“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復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能在工人隊伍內部引起反響，戈培爾認為最好能把“學生赫斯特”說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爾手下的嘍羅犯難了，總不能瞪著眼瞎說吧。再說了，即使是瞎編，也總得叫人相信。於是，這個燙手的山芋，又轉回到戈培爾手中。 戈培爾不愧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話說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憑空造假，這樣幹，容易露出破綻，造假也要有點技術含量，必須是假中有真，真裏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著虛實。於是，他大筆一揮，在赫斯特的悼詞中妙筆生花，將赫斯特說成“是有著知識分子頭腦的工人”。這樣一來，誰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認他是知識分子，又點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虛實難辨，戈培爾果然是謊言大師，騙中高手。 接著，戈培爾又將赫斯特捧為“有著民族主義信仰的社會主義者”，如此一來，赫斯特就有了工人運動英雄的名號。由於赫斯特·威塞爾是在工人居住區被殺，戈培爾便以此大做文章，將赫斯特說成是在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遭受暗殺，以身殉職。 從造假開始，到說謊結束，環環相扣，指鹿為馬，以假亂真。戈培爾將一個嫖客改頭換面，包裝成一個納粹黨的烈士，把一場爭風吃醋的流氓鬥毆，演變成一場嚴肅的政治謀殺，把汙水一股腦兒潑向了德國共產黨，謊言編排得滴水不漏。 對此，布萊希特不無諷刺地說：“把一個鴇兒當作納粹英雄正合適。”“赫斯特·威塞爾是戈培爾精心制造的一個納粹神話。” 盡管赫斯特是一個虛假的神話，但在戈培爾的導演下，卻產生了極大的殺傷力。就在赫斯特葬禮過後的5個月，1930年9月14日，納粹黨在國會中的席位由12個一躍增至107個。在第二天出版的《種族觀察家》報，記者用《旗幟高揚》中的“為褐衫軍團讓出街道”這句歌詞，作為希特勒大選獲勝的通欄標題。 戈培爾私下曾說，他看中赫斯特，其實就是想利用他詩中“希特勒的旗幟將在所有街道飄揚”這句話來做文章，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爾嫖妓身亡，沒有白死。他成為了黨的烈士，納粹的英雄，沖鋒隊的楷模。 在納粹的極權專制統治下，不僅輿論宣傳是虛偽的，甚至連虛偽本身也都是虛偽的。這是因為，宣傳者本身都明白這種輿論不過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口是心非的蠱惑。盡管如此，宣傳者仍要在人民面前強裝成氣壯如牛，真理在手的樣子，並且指望別人能夠信以為真。如若明明知道自己的假面具已經被戳穿，還在那裏一本正經地作假，虛偽也就失去了虛偽的意義。好比流氓在淑女面前為了博得好感，就要裝扮成正人君子，變成偽君子。這時候，虛偽才有意義。如果明明知道對方已經識破了自己的流氓嘴臉，還要裝成君子，不是成了嘩眾取寵的小醜？因此，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下，一方面統治者並不刻意掩飾自己為非作歹，踐踏民主，剝奪自由，用人民的福祉去祭祀法西斯主義的惡行，對於民眾的不滿和怨憤也心知肚明，故意裝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清楚統治者的口是心非，明白在崇高的字眼兒下面，這夥流氓正在剝奪自己的自由與民主的權利，侵害自己的利益，但出於對當權者的恐懼，故意裝聾作啞，假裝順從與擁護。權勢者與無權者彼此之間的虛偽被扭曲成為一場光怪陸離的鬧劇，統治者在臺上興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裝瘋賣傻地表演，人民大眾則在臺下假裝成虔誠的信徒註目觀看，故作姿態地叫好、鼓掌。 誠如哈維爾所言：“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文章原載於中國經濟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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