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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雄的奔流意識
2009/06/22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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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雄的奔流意識----- 

沒有皇民文學, 
所以並無王昶雄這個皇民作家 


前言 

王昶雄這一位對文學充滿熱情的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由1935年開始,21歲時在文學路上起步後,新詩、小說作品不但報紙登載而擁有讀者,甚受文壇注目之外,其創作的外在題材選擇與內涵藝術質感也獲得日本、台灣兩地的評論家讚譽。尤其以1943年刊載於《台灣文學》,被台灣評論家張恒豪喻為台灣文學史上具有永恆價值的經典之作<奔流>,發表翌年即受日本文壇知名評論家窪川鶴次郎激賞,亦被選入日本大木書房《台灣小說選(1)》。王昶雄難能可貴的在崎嶇坎坷的文學道路上平步青雲,他的文學創作在日後的發展與成就,理應於台灣文學史上有超越<奔流>這圈光環的文學桂冠來榮耀他。但是戰後國民黨政府禁止使用日語,大力灌輸反日思想,政治影響文學氛圍,光環反成了緊箍咒,箝制了王昶雄奔流不已的寫作筆墨,導致他封筆二十年後才再由慣用的日文寫作改由中文創作出發,但自此不再涉足小說,王昶雄沒有說明交代他停筆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外力壓制這位連結婚時期都停止不了筆尖的文學人,必須收起對文學創作的熱愛,沉寂不語的封筆,而且此後一直不肯談自己的文學,也從不協助戰後的文學研究者對他小說的研究工作。 

隨著評論家的分析和王昶雄文友們的推測猜想,越來越多資料顯示,真正讓王昶雄停筆的可能性是政治環境因素,戰後台灣政治的白色恐怖,造成楊逵入獄十二年、王白淵先後入獄四次、呂赫若失蹤、張文環停筆三十年等日據時期台籍作家非死即入獄的慘況1,實是有一隻政治的手掐緊文學的咽喉。另外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圈裡評論皇民化運動時期的作品時,批判此時期作品為「皇民文學」也與王昶雄的停筆有很大關係,對此現象,葉石濤認為是大中國沙文主義者對戰前台灣日語文學的偏見與傲慢,只因有某些評論家將<奔流>解讀為皇民文學,其他解讀者再順理成章的將王昶雄歸類為皇民作家,接下來就是政治的壓力與社會輿論、文壇評論的撻伐,讓王昶雄一輩子耿耿於懷。其中尤其以吳濁流先生,對皇民文學的批評最具重量與代表性,他說「皇民文學」就是「拍馬屁的文學」,是「漢奸文學」,是臺灣文學中最羞恥的一面。這一類義正言辭的批評影響許多文學作家與文學學生,視「皇民文學」的寫作者為皇民作家,按此類說法推論,皇民作家即等同漢奸,所以在這種意識型態的邏輯裡,王昶雄先生豈不是等同於被指涉為漢奸了?這麼嚴厲的指控,難怪他的文友鄭清文為他發出不平之鳴:為什麼時代造成的錯誤,要一個人去負擔呢?又說王昶雄誠實的心靈有重負2。曾為白色恐怖受刑人的葉石濤也說:區區一個台灣作家怎能改變台灣特殊的歷史性殖民統治的事實?又說在經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後,其實王昶雄的樂觀快樂只是裝出來的。由上述這些脈絡線索可略窺王昶雄的心境,在政治環境與輿論批判下會是何等煎熬?隨時戰戰兢兢的等著評論者檢驗日據時代的作品是不是皇民文學又是何等折磨?更遑論王昶雄的時代證言代表作<奔流>,備受評論家關愛,因為解讀詮釋的歧異,其主題思想,卻有相反的兩極看法:有的認為這是一篇阿附皇民文學的御用之作,有的則認為這是站在臺灣人立場對皇民運動的嘲諷與批判。許多年來爭論<奔流>與皇民文學關係的兩極化評論,最特別也最無奈的是並不能像一般作品的評論,視為評論文章的多面向解讀,在戰後肅殺的政治氣氛時,評論家對<奔流>的批評間接判決了作者的國家忠誠度與社會人格,影響的不只會是作者王昶雄的榮辱毀譽,稍一不慎甚至會牽動他生死交關的命運。 

對於皇民化時期文學的評論,除了有幾近醜化抹黑的批判與鄉愿同情的辯護兩派外,尚有評論家於「皇民」一詞定義爭議不休,「皇民文學」的界義也因評論家的意識型態而呈現各自表述的論斷。站在愛護台灣文學立場的,即盡力掩飾這一段日治時代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的不幸歷史,但是持否定台灣文學立場的,無不找機會扒糞、揭瘡疤,將「皇民作家」標籤、曲解,冠上民族罪人的罪名。對於此台灣文學上的特殊現象,也有評論家試圖由「皇民文學」的界義來釐清問題,例如張良澤界義「皇民文學」為歷史演化與主題意識兩個層面,若大眾讀者與台灣文學界都能更理性客觀的如張良澤般先由「皇民文學」的定義剖析,得出何者才真的是「皇民文學」範疇3,再來判定王昶雄與其同時代的日據作家那一位是皇民作家,這樣才符合民主社會的公平正義。 

不同於社會輿論與文學評論家們對王昶雄的民族立場質疑,文學評論上則著眼在他是或不是皇民文學作家這樣的二元對立式論證,本篇的主題試圖跳出簡化的二元論框框,將由世界文學與日本文學、國家與國民、英國哲學家休姆的學說「沒有自我同一性」三個面向,探討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皇民化時期,並沒有皇民文學,哪來王昶雄這個皇民作家?以及皇民即是日本國民,皇民文學就是日本文學,除了王昶雄之外,日據時代其他提筆寫作的台灣日語作家難道不也是皇民文學作家?所有日治時期的台灣人都是日本國民,因此也都有國民黨政府口中「媚日漢奸」的嫌疑,只對留有文學作品的作家們窮追猛打、文字獄以待,反覆檢驗其日語作品的日本認同程度,不但有失公平,也讓人懷疑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如此作為是否另有目的?另外到底是戰前的日人統治者與戰後的某些評論家、讀者誤解了<奔流>作者有強烈的皇民意識?或是王昶雄戰前即具被殖民者慣有的「雙重意識」,直至戰後因國民黨政府來台更改為時段性的「雙重意識」而不自知?(前段時期是日本統治時期的日本意識,後段時期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意識台灣意識)這些問題將由前述所說的三個面向探討,並由此論及王昶雄應是日本文學及台灣文學中的戰前日語作家之一,卻無法屬於不存在的、劃起小圈圈的皇民文學中之皇民作家。 

【一】就世界文學與日本文學而言 

文學或文學史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關係密切,尤其殖民地文學會因被殖民地潛在的異質性問題,具有產生新種文學的創造力和潛力,也就是命運的問題和命名問題無法脫勾,但是文學與文學史的命名比想像中更為複雜,有時可以國家的誕生或殖民地被佔領開始算起,有時得回到實際文學活動場域去描述41916年王昶雄出生前的時代背景,即是台灣已依1895年清朝與日本媾和條約第二條規定,同年五月八日以後居住台灣島上的人,依日本國之規定,一概視為日本國臣民。意指六百萬台灣住民自當日起成為日本天皇的子民5,也就是皇國臣民,是與日本國全體國民一樣的日本天皇的「皇民」,日本將國民冠上天皇的「皇」字稱之為「皇民」是當時帝國文化稱謂習慣,例如日本軍隊慣稱為「皇軍」。在國際公法上台灣既然屬於清朝割予日本國之地,日帝治台開始即實施「同化政策」的皇民化,直到王昶雄發表<奔流>後仍是屬於日本帝國佔領台灣五十年間的「皇民化統治」時期。 

以世界文學慣以國家分類的方式而言,當時台灣島的日語文學應歸類為日本文學的一支,或台灣文學史中的日語文學時期。以世界宏觀的視野來看戰前的台灣作家日語文學作品<奔流>,就可跨出文學評論易陷於台灣與日本歷史糾葛的劃地自限,這種既是日語文學也是台灣文學的「殖民雙語」卻「官方語言書寫」情形,並不獨獨是我們台灣唯有,馮品佳《重劃疆界》一書提到台灣、南非、加勒比海的移民與殖民情形一樣,卻遠比想像中複雜,研究加勒比海文學的批評家經常指出殖民教育為殖民機器的強力工具,殖民教育的功能,在於造成被殖民者身心分裂,經由圖書館及學校教育等機制,殖民政府得以大量傳播歷史、旅遊文學、人類學、及文學等書寫文本6。殖民霸權先以官方政權推行一元化的語言(國語)與文化政策,直到官方國語成為書寫的第一語言,殖民地的母語被弱勢化退居成方言,淪為口語,殖民地作家須跨越自己本族的語文與文化,使用殖民教育的官方國語書寫創作,然後他們通常還得跨越國界,例如在澳洲、英國、日本或其他地方發表或出版詩文,甚至化身為「英美文學」。7所以同是殖民地文學的台灣日語文學作品<奔流>,亦是同等狀況下的「日本文學」,如同Cecil Rajendra的詩集《白鴿浴火》(Dove on Fire1987)便是在瑞士出版,而1856年出生於印度東部加爾各答的天才女詩人陀露哆,在她21歲過世前完成一部用法文寫的小說《達梵女士的日記》,印行後曾在法國的文壇上轟動一時8 

歷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多與台灣一樣為「雙語社會」,具有強勢官方書寫語言/弱勢母語口語化的特性,例如大英帝國霸權的諸多殖民地,尤其以印度的殖民地文學英語書寫和台灣的日語書寫最為類似,即使是印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泰戈爾,也以英文出版詩集,二十世紀的英國統治期間,印度人習慣以英文寫作,以博得更多的國際讀者,既是英語文學,也是印度文學,後殖民性的早期模子(聯邦文學、中央英語的新文學),不過持續了重新命名但本質上不變的中心的支配(帕坦卡19849,這一類的堅稱有著某些可信性,但它亦引發出其自身的問題。如同日治時期台灣日語作家遇到的問題,有關印度地方英語寫作的地位、相對的價值及可能的承傳,於印度亦出現了各種的爭論,對於大部份的印度評論家來說,以地方英語寫作,代表了當代印度寫作卑微而邊緣的一面,伴隨而來的,是對於以地方英語寫作的小說家們的題材的攻擊,特別是更為近期的,過於城市化,或過於關注印度精英份子的經驗,遠離鄉土的印度「精粹」10。儘管如此卻沒有評論家在印度文學史中區分出「英皇文學」,「皇家文學」這種別有用意的文類範疇。雖然印度的評論學到目前為止,躍出該棄用的階段而進入挪用的更大可能性(一種該另類的單一文化模子的可能性及局限,皆可被質詢的挪用)11,但印度評論家們並不逃避這些課題,企圖指出印度作家們地方英語的選擇,儘管不能避免地影響著作品的風格與形式,卻不絲毫阻礙該作品在關注上作為深刻地印度式的,並不需要把地方英語寫作的的印度作品的偉大貢獻強加貶值,單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的大量英語作品,經典人物泰戈爾及斯里奧羅賓度的文學,已足以確立自身,贏得批評學上的關注12。印英文學亦可在其自身的印度情境下,作為獨立的整體,印度評論家卻不曾對這段時期的城市化英語作品加以民族意識形態的牢籠。對比日據時期台灣的殖民地文學,是日語文學,也是台灣文學,應該沒有同一段殖民地時期又另立名目的「皇民文學」存在,也不會在世界文學史上出現「皇民文學」這種連定義都混淆不清的文類劃分。 

至於極具重要性與參考價值的日本文學界對台灣戰前日語作品的認定上,在現代日本學者的研究中,曾經留學台灣,回日後為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師的垂水千惠,發表於1992年的《越境的世界文學》裡<戰前日語作家>一文中指出,當年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留下了為數可觀的日語小說,足以突破狹義的「日本文學」概念,表示台灣的日語作家作品是包含在廣義的日本文學中。後來垂水千惠於《台灣的日本語文學》一書中<第五章多文化主義的萌芽>直接闡述台灣的日本語文學是日本近代文學,而現今台灣的日語文學也是日本文學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奔流>被收錄於<<朝日新聞>>書評委員的黑川創式編成的三本《「外地」的日本文學》選集中,經由日本學者相繼認定後,台灣的日語文學屬日本文學已誠然無誤。日據時代台灣的日語文學既屬日本文學的一支,就須以日本文學史的命名為準,台灣「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文學不能稱「皇民文學」是因日本文學史已命名為「戰爭文學」,其形成的文學環境不是單獨存在於台灣,同時期的日本文壇也是相同狀況,可由日本文學史的近代文學將「昭和十年代的文學」與「戰時的文學」分類為「戰爭文學」印證。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開打後,日本文壇彌漫軍國主義色彩,對台灣的作家施加壓力,要求以文章表達對天皇的忠誠,不但對出版品嚴格控管,許多人也以戰地記者的身分被派遣報導工廠或前線。1942年張文環在「大東亞文學者會議」(於東京帝國劇場)發言道:「我從軍作家們於大東亞戰爭勃發的同時挺身於南方,率先進軍東亞共榮圈」,王昶雄也曾受命前往「蘇澳軍需水泥廠」,日據末期的台灣作家很難置身於戰爭之外。 

但日本政府在中日全面進入戰爭後,同樣對日本文壇加強管制,其時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非常時期戰時體制,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開始對文化的統治。台灣則先在同年實施「皇民化運動」,再於四年後1941年成立「皇民奉公會」,台灣文學正式參與「聖戰」。在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國內更加嚴厲管制文學,主導戰爭文學、國策文學,同時徵召日本作家從軍,組成「筆桿部隊」,派赴中國大陸前線戰地,督促寫作戰地報導文學,將文學和文藝利用於鼓舞戰爭的手段,以日軍英勇作戰為題材,創作戰爭小說,鼓舞後方士氣,或在日軍佔領區從事文宣工作,日本國內則有相關單位策劃操縱提倡國策文學,即所謂大陸文學、開拓文學、生產文學之類的作品,以配合日本對外擴大的軍事行動13。這一時期,日本文壇筆禍事件不斷,凡屬反戰或左傾作品,不但被查禁,作者也會被扣上紊亂社會安寧秩序之罪處罰,戰爭期間不配合國策文學,被迫暫時停筆的已成名大老作家,例如永井荷風、正宗白鳥、志賀直哉、谷崎潤一郎等大老作家在戰後才紛紛提筆寫作14。由此看來,日本文壇在戰爭時期受到政治的管制監視與台灣當時一般嚴密,或說台灣文壇戰時的環境與氣氛一直和日本文壇在同一個權力機制(日本政府)底下被操弄,在同一個時期受日本政府以同一種戰時體制模式宰制控管的文學,既使用相同語言又都屬世界地理上的日本國領土發表出版,何須由台灣文壇另外命名為「皇民文學」產生界定上的疑義?戰爭時期日本台灣兩地的文學作品是帝國主義以霸權運作同一模式型態下的產物,在日據時期台灣小說能連載出版,必先經情報局保安課審查,作品遭刪改才得以發行的甚多,可想而知進入戰爭爆發後的「皇民化運動」時期,若無配合戰時政策的台灣作家文學作品,幾乎是不可能在當時出版面世,台灣文壇與不配合國策文學就失去發表空間的日本文壇,是一座工廠的兩條生產線,創造出同一批號的帝國政府規格化量產化條碼化的日本文學,所以兩者歸屬日本近代文學中的戰爭文學,台灣「皇民化運動」時期就是日本文學中的戰爭文學迨無疑義,在日本文學史中並沒有「皇民文學」的類別,從事日本文學研究的學者也就沒有「皇民作家」可以區分。這就是<奔流>無法是或不是「皇民文學」的原因(因為沒有皇民文學的文類),王昶雄也無法是或不是「皇民作家」的證明(因為沒有皇民文學)。 

【二】就國家與國民而言 

文學的傳統分類在國家與民族的定義因時而異後,加上論述的科學或邏輯典範轉移,「國家文學」的「國家」已無法簡單的指國別了15,晚近學界論述國家文學莫不從新界定國家、邦國、民族、種族、人種/族群、民族主義等課題出發,指出國家文學或國家文化,實為國家機器執行官方文化政策、打造意識型態的工具,主導因素乃國家文化政策或文化計劃,依據巴色的說法,國家文學的界定標準有二16:(一)語言,尤指國語:(二)國家認同意識。建構國家文學系統,多半以族群、地理、國家或語言因素為依據,由於國語的優勢地位,即使作家以其他境內通行語言(其他族群語言、母語、方言、次要語言等)書寫,這些語言既不是國語,以之為創作媒介語言的作品也就無法成為國家文學,反之,如果是國語書寫就是國家文學,日據時期台灣的作家以國語(日文)書寫發表,即是殖民地文學被強制同化納入日本國的一種國家文學。日本帝國殖民台灣時期,殖民地裡的文學建制,是由帝國階級直接控制的,獨攬作品出版與傳銷的可接受形式的生殺大權,《逆寫帝國》的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指出該類文本僅能於惠寵體系的話語及建制實踐的歸限下出現,既限制、亦減弱他們對於不同觀點的堅持。日本在台灣實行日語教育,查禁漢文書房的講授,強制日本語的普及17,台灣皇民化時期的文學在國家文學界定的「國語」中屬於日本國的文學,確實因日本推行日語的「國語家庭」而顯形式化得證:要台灣家庭說日本話、穿和服、吃日本食物,在日本殖民教育體制下,被殖民者台灣因而面臨兩難的狀況:一方面教育是被殖民者唯一脫離文盲階層,在社會向上爬昇的機會,另一方面殖民課程的設計及教育的目標,使得知識份子陷入「文化猶疑」的窘境18。孟密在其研究殖民主義關係與運作之作《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中指出:「殖民雙語」社會同時擁有雙語並不僅是有兩種語言工具,而是同時參予兩種心理與文化領域。這是兩種衝突的語言,結果往往是被殖民者的母語被貶,而母語中所蘊含的情感及夢想也遭棄如敝屣。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日語文學也是如此,只要是當時發表的文學作品,在國家文學的界定標準下都是日本文學,也都是皇民文學,沒有像某些評論家論斷的:統治前期不是皇民文學,後期才是皇民文學的道理。評論家也不應該武斷的論斷:在同一時期使用同一種國語語言(日語)的台灣作家們,某些不是皇民文學作家,某些人就是皇民文學作家的「月牙式」斷言---不見全貌的評論。 

論及國家文學的第二點「國家認同意識」,台灣島的住民在被清朝割讓後都成為日本國民,台灣人經過日本帝國的強壓、懷柔、誘導、教育種種殖民手段後,在國際條約、國家、國土、歷史上,六百萬台灣人都已是日本國民,也就是皇民。《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也曾寫過日治時代台灣人是日本人,坦然接受這個事實,並無礙於志節等語來敬悼王昶雄。但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動輒用中國沙文主義排日意識框架在台灣人身上,如果依國民黨政府認定的中國人只能有中國意識,沒有中國意識的台灣人,或有著認同日本意識(皇民意識)的台灣人,就是「漢奸」、「皇民」、「媚日者」的標準,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包括台灣的日語作家)都會是「漢奸」、「皇民」、「媚日者」,也就是國民黨政府口中的「民族罪人」「賣國賊」了。因為既然日帝治台五十年的台灣人普遍受日本殖民教育教化,就不可能所有台灣島上的住民都毫無認同日本的意識,法農曾指出,殖民政治文化經常以白/黑,善/惡,美/醜,文明/野蠻等摩尼教式二元對立論呈現,而這種基本對立形式是殖民者進行操控的意識形態機器19,所以殖民地台灣人的心靈和人格會受到帝國/殖民主義嚴重扭傷,覺得自己的民族相當落後,有些人甚且全盤內化殖民者的價值觀。 

尤其是台灣被殖民者的第二代,如日本統治中後期出生的王昶雄這一輩的台灣人,他們的父母若已認同自己是日本國民,或是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排斥度不高,像是受日本教育、會說日語,即已同時具有「原生意識」清國人與「被殖民意識」日本皇民的「雙重意識」現象。台灣第一代被殖民者他們的第二代子女更有可能深度皇民化,自認為自己是日本國的日本國民。試想帶有皇民意識的父母,當他們的子女出生在與清朝無關已二三十年的台灣,從小認識的權力統治者、成長土地的最高階級擁有者、政府最高領導人就是日本天皇,被殖民者的第二、三代子孫從小開始,怎能不自我認同為日本國的一員?被殖民者的第二代又成長於日本國的學校教育、生活文化中,被殖民者往往必須面對自己的歷史被塗滅被扭曲的窘境,帝國由歷史進行文化與思想監控,就如孟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書論及「分派給他的記憶當然不是他自己民族的記憶,分派給他的歷史當然不是他自己民族的歷史」20。所以台灣殖民地到了王昶雄這一代,因受日本的教育教化而對日本產生認同是很符合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現象,即使不覺得自己是那一國國民,或在成人後受有中國意識的人影響才轉變,但都可能曾有一段時期,在日本嚴密監控氛圍下,或多或少有過對日本的認同,在日本帝國的強勢殖民政策教育下,若所有台灣人自身或父祖輩家人被殖民五十年,卻沒有一人認為自己是日本國民,也完全沒有台灣人有日本意識(如生活中不說日語),不覺得自己是日本國民、皇民,反而會是世界殖民地史上不曾出現的奇怪現象。這可由至今許多日據時代台灣人(例如前總統李登輝)仍對日本文化傾慕並和日人友好得以證明。 

因為戰時中國被日本劫奪式侵略,沒有被系統化的大規模殖民,台灣卻被日本完整性規劃的殖民,加以與日本戰爭多年的國民黨政府極端痛恨侵略者日本,同時不滿也不能接受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存在或曾有日本意識,不但以大中國意識判定戰後的台灣人是漢奸不是漢奸,是皇民不是皇民,有罪無罪,並移植套用在戰前日語文學上,如周金波被判為漢奸、不折不扣的皇民作家。借此鞏固既得利益,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給反國民黨政府的異議份子、日治時期作家們(例如白色恐怖坐牢的龍英琮、葉石濤),甘為國民黨政府刀筆吏的台灣文評家或由中國來台的外省作家或受國民黨政府教育的戰後新生代文評家(追隨中國作家意識長大的新一代本土作家),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捕捉文化漢奸」行動中,都可任意以筆尖圈起「皇民文學」的罪名去找出他們想像的或想要的「皇民作家」、「民族罪人」,藉以獲得政治目的、私人利益或保護既得利益。如果這些台灣的評論家檢視自己父祖輩一代,在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中怎會無一人曾是日本國民,無一人曾有、帶有對日本的認同(皇民意識)?但是卻不見這些評論家對自己父祖輩提出批判,就是他們做出有特殊目的性評論最顯著的證明。 

只是以國民黨政府與某些評論家設定的「具有日本意識的台灣人作家」就該受譴責抨擊的標準來批判王昶雄是失之公平客觀的,從台灣各個社會階層觀察,普遍分布著類似前總統李登輝這一代深具日本意識的崇日情結者,但只因他們大部份並沒有從事文學創作,沒有如同王昶雄他們留下作品,讓戰後的執政者與評論家得以拿政治的放大鏡找證據,卻不可否認的他們在殖民地時期是具有日本意識的台灣人,這些人是戰前台灣六百萬的大部分住民,當然也包括台籍的評論家的父祖輩,他們或許沒有文學創作,卻可能曾為日本公職或日本會社工廠員工,或是留日學生、地方買辦、保正,這些評論者又如何證明自己的父祖輩與當時的台灣眾多為日本當局辦事的台灣人沒有認同過日本?因此不須批評論罪於自家人。所以如果只因王昶雄留下皇民時期作品,就可以檢視他的心靈、人格,並臆測他是不是民族罪人,殖民地時期的全體台灣人也該受此檢驗批判,否則就是國民黨政府與某些評論家對日治時期留下珍貴文學資產歷史記錄的作家們,帶有政治意涵的、有特殊目的性的構人於罪。如若不然,即可說明當時台灣的日語文學都只是有過認同具備日本國民身份的台灣人的日語書寫而已。 

【三】就英國哲學家休姆的「沒有自我同一性」而言 

由於光復後政權的轉移,日治時期被認為作品在表層結構而言幾乎與「皇民化」政策所宣揚的「指導性」相輔相成,被歸類為有皇民意識的作家們,輕而易舉的由「日本主義者」轉為「中華主義者」或「台灣主義者」,有些作家被嚴苛的批評為阿諛為政者(戰前是日本政府,戰後是國民黨政府),藉以得到作家的名聲和工作上的升遷,是趨炎附勢的投機者,如執筆寫<道>的陳火泉81,有些則在戰前即被日人認定為皇民化政策的作品得以發表,戰後卻說當時的寫作手法是為了規避日本法西斯式文藝政策的戕害,如王昶雄創作的<奔流>,不但有戰前與戰後的兩種解讀,呈現了作者兩種自我意識,王昶雄本人也曾著文說明他是在嚴峻的形勢底下,行文不得不採取「正話反說」的策略,評論家張恆豪更幾度撰文推崇<奔流>之反殖民、反對皇民化的迫害,被王昶雄引為知己82。但仍有評論家認為這些是辯護之詞,與其寫作動機並不相符,是政權轉移後,皇民作家見風轉舵的脫罪之詞,如果依這些評論家對<奔流>的「皇民意識」認定看來,王昶雄的說法是戰前東說一套,戰後西說一套的歪理,如中國學者包恆新在《台灣現代文學簡述》判定<奔流>是對皇民化妥協的媚日之作。若在張恆豪這派學者的論點,王昶雄是一位「誠實的人格者」,若在包恆新這派學者的論點,王昶雄是一位「說謊的媚日者」,兩派學者只給王昶雄二元對立的極端評論,但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文學研究上,是有許多灰色地帶的空間留給殖民地作家透一口氣的,在英國哲學家休姆的理論中,甚至王昶雄和日治時期的台灣人都可以有兩種意識隨時轉換的,而戰前有日本意識(皇民意識),戰後也可以輕易轉為有台灣意識的人,所以他們在戰前和戰後的說法都是無礙於真相的。 

殖民地的人民因為殖民文化產生的「雙重意識」,已是二次大戰後「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重要論述,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台灣人若無此「雙重意識」反成為殖民歷史絕無僅有的現象,台灣作家若有「殖民雙語」情結,「自我」中既有「台灣意識」,也有「日本意識」是理所當然,作家因為「雙重意識」而對自我認同產生疑惑掙扎或是兩個意識在人格中轉換,造成人格與作品兩者沒有一致性,與人格與作品前後期自我意識並不統一,以致被外界質疑民族立場,以及是否是隨政局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的情況,除了以殖民地時代背景解釋外,也可由哲學這一個面向來看,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大衛休姆《人性論》一書中論述人格的同一性時,指出沒有自我同一性83,他認為人類心靈中的一切知覺可以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類,「印象和觀念」,它們刺激心靈,從而進入我們的思想與意識中時,它們所帶來的強烈程度和生動程度各不相同。以最強烈的方式進入心靈的知覺,我們可以稱之為印象,也就是對於外界最直接的感受,至於觀念是用來指對印象的回憶,兩者的不同在於印象比事後回憶強烈,印象是原創的,觀念是對印象的模仿,休姆認為所有的觀念皆來自經驗。就如日治時期王昶雄等作家生活、成長在日本統治下,周遭的環境與政權作用力的包圍都讓他們的感官有一個相似印象,並且在簡單印象後產生相印的觀念,那就是日本帝國要台灣人產生的日本意識。 

在休姆「沒有自我同一性」論說中,他認為我們心中有的只是來來去去的感覺。因此日本殖民主義讓王昶雄與當時的台灣人心中可能有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日本意識來來去去的流動,透過不同的感官認知,心靈如同劇場,在這個自我意識的劇場裡,不同的知覺在各種位置和情況下輪流出現、再現、消退與融合,所以王昶雄等作家的各種知覺(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日本意識)在這裡接連不斷登台與出場,他們心中只有來來去去的感覺,沒有一定的自我同一性,王昶雄如果會在日治時期有台灣意識與日本意識的雙重意識也誠屬自然,因為既然沒有一定的自我同一性,人的自我並非不變,我們也無法確定人具有永恆不變的人格與靈魂。而且「自我」在休姆看來只不過是一束知覺或知覺集合體,這些知覺以不可想像的速度互相接續著,並處於不斷的流動與運動之中,因此日治時期的王昶雄等作家們,進入國民黨政府時代時,轉而被中國意識包圍,周遭都是改朝換代後的產物,而就像休姆說的「我們的眼睛在眼窩裡一轉動,就改變了我們的知覺,我們的思想甚至比視覺更加變化無常」一樣,因此他們也就再改變自我意識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又因為休姆認為「記憶是人格同一性的來源,但靈魂中沒有任何一種能力保持著同一不變,那怕只是一瞬間。」84所以隨著記憶的改變、淡化、增刪、模糊、修補,王昶雄等作家們確實可能在戰前具有日本意識,戰後不自知的轉變為台灣意識,而他們卻在幾十年後的現在,自認為自始至終一直具有台灣意識沒有變過,這也是在休姆「沒有人格同一性」中,就他們個人而言是成立的。如同休姆對「自我」的看法:「我們心中只是來回穿梭的知覺,而那個知覺構成的心靈,沒有其他東西,空無一物,我們一點概念也沒有。」,所以當事者若不說出「自我意識」或是說不清楚亦或是語帶保留,我們這些觀眾、好事者如果要採自由心證或評論者心證,以此去批判王昶雄的「自我」心靈住著日本意識或台灣意識,並無法公正客觀的辦到,因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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