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共同的祖先而形成的親屬關係的組織在擴大。在上述地區內，世系成為集體行動和地方統治的有力工具，他們用共同財產所得的收入興辦學校和慈善事業，並舉行祭祖典禮。在中國其他地區，有只擁有少量公共財產的另一類世系。其中似乎只包括同一血統內最傑出的家族。他們追求全國名望，而不是本地名望；注重姻親間的關係，而不是比自己貧窮的親屬間的關係。



　　清前期，親屬關係只有在日益增多的外地工作人員中才發揮有限的作用。為了滿足人口流動性增大的需要，另外一些組織開始出現。股份制合作關係使素不相識的人把他們的財產集中起來從事經營，投資各種企業，其中包括礦業、沿海運輸和遠洋運輸業、商業性農業、錢莊和戲院等。由徽州和山西商人所創造的商業帝國，說明了適應大規模經營的合作關係，是怎樣以親屬和同鄉關係為紐帶得到加強的。



　　在各商業中心興辦按鄉土原則建立的會館。位於省城和北京的有些會館主要是為官吏和應考舉子設立的，西南地區的另外一些會館則是為外地人設立的，但絕大多數會館由商賈創立，並供他們使用。會館提供食宿、儲存貨物、接受資助，並且是同鄉聚會的場所。18世紀期間，另一種包含同一行業中所有成員的公所(同業公會)在中國城市中出現。會館通常是公所的分支機構，兩者都非正式地加入城市管理。



　　新的社會組織同時也在中國邊疆出現，鄉土紐帶常常表現為信奉神靈，因此朝廟宇、祭土地成為集體活動的媒介。白蓮教吸引另一類中國人主要是婦女和窮人，他們信奉要度化塵世兒女返歸真空家鄉的無生老母，並從中尋求安慰。清政府禁止宗教，它只能在地下活動。雖然白蓮教在大運河的船夫中流行，並無激起暴動的企圖，但其「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八字真訣引發一系列大規模的叛亂，其中最著名的是18世紀末的白蓮教叛亂。



　　18世紀後期，一種以結盟兄弟為基礎的新社會組織在中國東南地區的男性外鄉人中間出現。三合會的兄弟關係以親屬、同鄉和包工頭-工人為紐帶，輔以特定的宗教儀式，在一位創立該教的僧侶門下結為兄弟。祕密的口頭傳說、入會儀式以及有關其起源的神話不斷演變。但這種兄弟聯繫逐漸分裂為高度分散的獨立組織。三合會最初在臺灣出現，隨海運工人擴大到華南，成為支配中國下層社會的強大組織。



　　(2)國家和社會。國家禁止文人利用學術和文學團體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北京和長江三角洲富庶城市的學者，從政治轉向務實的研究，詮釋古藉，辨別真偽，即考證學。由於受歐洲數學和天文學的影響，他們提出檢驗經典著作真實性的新標準，並透過揭示以前一些準則中的缺陷，對新儒學的正統性提出質疑。拋棄儒家所追求的聖賢之道，考證學派的學者在研究原作中日益世俗化和專業化。學社、詩社、學會是考證學派有組織的場所。興建大型圖書館、重印珍本書籍、大力彙編圖書，直到由政府發起編纂《四庫全書》(1772?1782)而達到頂點。這項宏偉的工程蒐集中國名著的善本加以重印，用考證學派的方法作為精選標準。



　　清朝社會經歷了民族城市文化向全國各地擴散的過程。旅居城市的人把各地的文化傳播到城市，城市文化又透過商業網流傳回遠離城市的鄉村。這種文化傳播有賴於人們文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以經商和好學的讀者為對象的印刷業的大規模發展。在商業城市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讀物︰應考用的八股文選、經商用的旅行指南、經書和宗教小冊子、小說、短篇故事選、笑話集和曆書等。農村和城市中的說書、木偶戲和地方戲成為傳播文化的另一種形式。城市裡的外地商人邀請他們本地的地方劇團來城市演出，這樣地方戲便流傳外地。戲劇是農民的「活課堂」，是連接口語和文字的橋梁，農民透過看戲了解歷史和文化名人。民族城市文化的傳播，有助於政府倡導的中國社會的統一和組織化。



　　清前期，中國的少數民族感到自己處在有進取性和擴張性的漢文化的包圍之中。清朝皇帝開始時打算保護少數民族不受漢文化的衝擊，但收效甚微。一些像雍正那樣的統治者，事實上努力加速同化原住民集團。清朝把少數民族成員畫分為兩類︰一類是仍然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生番」，另一類是已被同化的「熟番」。儘管進行了激烈的抵抗，清前期少數民族仍然逐漸被同化，或被驅趕到西南的邊遠地區。



　　(3)清前期的趨勢。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經濟得到了發展。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從清朝開國到19世紀中葉人口增加了兩倍，人口的快速增長常常被認為是19世紀中國衰落的主要原因。。無可否認，經過18世紀無數軍事遠征，當時顯得仍很充足的國庫到1800年由於鎮壓白蓮教叛亂而耗盡了。儘管18世紀的財政改革曾使國家富強，但在19世紀政府深受財力匱乏的困擾。號稱強大的清軍，1800年以後也日趨衰弱，部分原因是出現了新的作戰形式。不斷增強的商業化將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同市場的巨大波動連繫在一起。18世紀，同中國結合得日益密切的世界經濟對中國有利，在長時期內刺激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但是，1820年代和30年代因鴉片進口增加，貿易淨差額不利於中國，使有利的形勢發生逆轉，中國進入了經濟蕭條時期。



清朝後期
1839?1860年西方的挑戰
　　成為19世紀第一次中英戰爭直接原因的鴉片問題，肇始於18世紀末葉。當時英國人企圖用運進印度鴉片的辦法平衡對他們不利的對華貿易。東印度公司的管理機構於1779年壟斷鴉片貿易後，開始把鴉片拍賣給在印度的英國商人，然後海運到中國出售。所得銀兩在廣州換成在倫敦可以兌現的公司匯票，公司則再用這些銀兩購買年採購量很大的茶葉，到歐洲銷售。這種「三角貿易」使英國征服印度的潛在好處成為事實，它將該公司在印度的收益從鴉片轉換成中國的茶葉。1819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大規模經營鴉片。許多人吸煙成癮，許多小官史貪污腐敗，中國兩種貨幣中的白銀流失、銅價下跌，以上因素給中國造成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混亂。朝廷屢次禁止鴉片進口，但未獲成功，因為禁令本身也在有關官吏和士兵中助長了貪污和腐敗。鴉片問題已不可能當作一種內部問題加以解決。



　　進入19世紀後，鴉片走私主要是由東印度公司准許只在亞洲各國間經商的散商進行的。他們不受東印度公司的保護，擅自在中國開闢鴉片市場。他們無視中國的禁煙令，並逐漸發展到置中國的法律與秩序於不顧，為了賺錢，可以不顧一切。1834年英國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後，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被任命為中英貿易總監來到廣州。他試圖在平等的基礎上同廣州當局談判，但後者採取了同建立中外交往背道而馳的態度，致使談判失敗。



　　1836年在北京有過一項放寬鴉片禁令的建議，獲得廣泛的支持，但道光皇帝任用一位激進的愛國者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禁鴉片。事實上1838年後期到1939年初在制止中國境內的鴉片走私方面已取得相當的進展，可是國外的重要鴉片貿易區不在林則徐的管轄之內。1839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旋即查獲並焚毀鴉片2萬餘箱。9月以後中英之間發生小規模衝突。



　　(1)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其後果。1840年2月英國政府決定出兵，任命海軍少將懿律(George Elliot)為領事和全權大使前往中國。6月，16艘英艦駛抵香港，北上到北江口，逼迫中國接受其要求，但未達成任何協議。1841年5月，英軍進攻廣州城，並勒索600萬元贖金，從而激起廣州人民的反抗。英國人同廣州人民曠日持久的戰鬥從此開始。



　　清政府面對強大的英國海軍，沒有退敵的良策，只有在敵艦中間焚燒木排，實行報復，他們還懸賞鼓勵人民殺死敵軍。清朝旗兵雖然有時能勇猛戰鬥，但裝備落後，缺乏訓練，難以同現代化英軍作戰。綠營兵同樣也士氣不高、指揮不力。為了克服上述缺點，政府便緊急徵集地方民兵，但他們也無能為力。英國人宣稱他們只同欺壓人民的政府官兵作戰，不以中國人民為敵，實際上在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很容易被英國人利用。滿清社會中的這個弱點已在戰爭中暴露無遺。



　　懿律的後繼人樸鼎查(Henry Pottinger)於8月抵達澳門，揮師北上，占領廈門、定海和寧波。增援部隊從印度到達後，再次發起進攻，陷吳淞、上海和鎮江。南京於8月投降，《南京條約》簽訂後戰爭停止。該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廢除行商制度、正式承認平等，以及賠款2,100萬元。這就是第一次中英戰爭的結果。中國曾把外貿看作是天朝對野蠻窮人的恩賜，但對英國人來說，貿易和商業則是「真正的文明使者」。



　　《南京條約》之後，中國又於1843年同英國簽訂兩項附約。1844年7月，中國同美國簽訂《望廈條約》，10月，同法國簽訂《黃埔條約》。外國憑藉條約中賦予每個簽約國以最惠國待遇的條款(保證平等貿易)，因而享有名目繁多的特權。總之，不平等條約為以後的災難種下了禍因，如喪失關稅自主權、治外法權(不受地方法律或法庭的裁決)和自由傳教等。



　　隨著條約的簽訂——開所謂通商口岸的先例——新調廣州的欽差大臣耆英負責處理外交事件，他採取綏靖政策，對外國人的態度比較圓滑。但大出英國人所料，1846年以後貿易額反而下降，而且更使他們不滿的是戰後鴉片問題仍未得到解決。然而，中國同西方關係緊張的核心問題在於廣東的排外運動。



　　(2)排外運動和「亞羅號」輪船事件，或第二次鴉片戰爭。在簽訂《南京條約》時中英還存在一個分歧，即是否允許外國人進入廣州城。雖然1843年7月已宣布開放廣州，但英國人仍面臨廣州人民的反抗。1847年後，紛爭迅速增加，由於佛山附近發生意外事件，英國人被允許於1849年進入廣州城。然而騷亂繼續出現，耆英因無力控制局勢而於1848年被召回，由積怨較少的徐廣縉接替。在約定的日期臨近時，廣州人民舉行示威，反對英國人進城。英國人被迫讓步，排外運動取得勝利，雖然北京朝廷已同意英國人「暫時進入」該城。



　　繼廣州人民於1841年抗擊英軍之後，廣東士紳開始發動有組織的排外運動，鼓吹農村軍事化。因為廣州城的高等學府宣揚孔子學說中排斥未開化的野蠻人的觀點，該市成為散布仇外思想的中心。激發起來的排外情緒中包含有強烈的反政府情緒和地方主義傾向。廣州人民不要政府援助，群起反抗野蠻人，保衛自己家鄉。



　　在具有仇外思想的總督葉名琛煽動廣州人民消滅英國人的緊張氣氛中，1856年10月發生了「亞羅號」輪船事件。廣州軍警扣押了一艘在英國登記、懸掛美國國旗的中國輪船，並指控船上的中國水手有走私和海盜行為。英國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派遣艦隊進攻廣州。法軍藉口一名傳教士在廣西被政府處死，也參加了這次冒險行動。英國政府任命額爾金(Lord Elgin)為全權代表率兵出征。俄、美避免捲入，只派出代表進行外交活動。1857年歲末英法聯軍占領廣州，1858年3月占領大沽，朝天津進軍。



　　滿清代表別無選擇，只能遵從英法的要求。美、俄也得到了英、美靠武力獲得的相同特權。6月簽訂四項《天津條約》，其中包括在北京設立外交使館、基督教傳教士得自由傳教及其他條款。



　　1859年當前往北京簽署條約的外國代表乘船駛近大沽要塞時，遭到守軍的抗拒，船隻被要塞炮火擊中，損失慘重。1860年聯軍入侵北京，文宗(1850?1861年在位)倉皇逃往承德避暑山莊，並任命其弟恭親王為欽差大臣，主持和議，但著名的圓明園於10月被英軍焚毀。根據俄國代表的建議，恭親王同英法交換1858年條約的批准書並簽訂新約。美、俄代表已於1859年同清政府互換批准書，不過俄國在1860年的外交活動引人注目。



　　英國打開中國大門的活動，引起俄國對東方的野心。藉口中俄於1851年在伊犁簽訂的開放伊犁和塔城同俄國通商的條約，派兵沿額爾齊斯河直趨伊犁。另一次是1847年任東西伯利亞總督的穆拉維約夫(Nikolay Muravyov)帶兵闖入黑龍江流域，到1857年他又四次入侵，在1856年第三次入侵時俄國實際上占領了黑龍江左岸及其下游地區。1858年5月穆拉維約夫迫使清朝將軍奕山簽訂《璦琿條約》，割讓黑龍江北岸的領土，烏蘇里江與沿海之間的土地則由中俄共管，以待進一步決定，但北京拒絕批准該項條約。當英法聯軍於1860年進攻華北時，俄國代表伊格那替葉福(Nikolay Ignatyev)充當中國的友人和調解人，勸說入侵軍隊撤出北京。聯軍撤離不久，為報答伊格那替葉福的解調工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該條約確認《璦琿條約》，並將烏蘇里江與沿海之間的領土割讓給俄國。



　　1858?1860年的各項條約擴大了鴉片戰爭後給予外國人的特權，並使通商口岸網得到認可或合法化。對滿清當局來說，最大的惡果不在於喪失了貿易、商業和關稅等有實際利益的權利，而是那些影響中國道德和文化價值的特權。基督教的傳播，對中國制度的支柱、儒家價值觀構成威脅。外國代表常駐北京，表明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歷史悠久的藩屬關係的終結。藩屬制度的部分崩潰，意味著皇帝尊嚴的喪失，以及對中國王朝統治的嚴重打擊。



　　在1858?1860年的動亂時期，朝臣分裂為主戰及主和兩派，外交談判由主和派領袖恭親王、桂良和文祥主持。迫在眉睫的危機使朝臣發生分裂，其實在他們之間並不存在原則性分歧。



　　1861年為了適應外國派代表常駐京師的需要，新設總理衙門辦理外交事務，其中大部分官吏由主和派領袖委派。而清朝官員們覺得這樣一種機構給人以藩屬制度仍繼續保持的感覺。



　　滿清在調整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問題上表現得遲遲不決和困難重重，也許有其內、外原因。中國人肯定曾經把販賣毒品的西方人看成是不折不扣的野蠻人，不足為訓。但中國人堅持其傳統觀念也有思想和歷史上的原因︰在思想方面的核心是嚴格區分華夷的儒家學說；至於歷史上的原因近年來進行了大量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也有領事裁判權、為外國移民開闢通商口岸以及聘請西方人為客卿的先例，因此中國人把西方影響看作是原有傳統的延伸，而不認為是一種要求重新進行調整的全新形勢。至少直到1860年中國統治者依然龜縮在傳統的保護層內，不去打碎過去的枷鎖，以適應新的形勢。



人民叛亂
　　1851?1875年，再次因社會不滿爆發一連串叛亂。



　　(1)太平天國之亂。19世紀前半葉，太平軍的故鄉廣東省受到日益加劇的社會動亂的困擾。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政府的威信下降，官吏已無力調解人民之間的長期不和，其中最嚴重的是本地居民同主要從廣東東部移居到廣西和廣東西部的客家人之間矛盾。自稱上帝之子的洪秀全同其信徒、卓越的組織者馮雲山創立「拜上帝會」。其追隨者是來自廣西中部的礦工、燒炭工人和貧農，其中大部分是客家人。1851年1月，一個稱為太平天國的新國家在廣西桂平地區宣告成立，立洪秀全為天王。9月太平軍把根據地遷往永安，被清兵包圍。1852年4月突圍，奔襲湖南，收編某些祕密社會的成員和亡命之徒後，猛撲湖北省會武昌。後沿長江順流而下，1853年3月攻克南京，並在南京定都。



　　太平教是一種帶有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神教，並具有仇滿和蔑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傾向。在叛亂初期，這種政治和宗教的信仰激發太平軍的鬥志。在太平教的理想中，人民所擁有的一切都屬於「共同財產」，一視同仁地分配給每一個人。這種絕對平均主義對貧苦無告的人有時富有吸引力，但在原有的廣西客家人以外很少能行得通。太平教的許多宗教思想、道德和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儒家傳統，而太平教由患難與共的思想和強烈的宗教信仰所激起的徹底反政府的抗爭，也可從早期宗教叛亂中找到先例。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委派鄉官，計畫按原始共產主義思想重新分配耕地。但事實上土地改革未能有效地實施，因為鄉官主要由地主和地方政府職員充任，沒有用被壓迫人民占壓倒優勢的新秩序去代替農村的舊秩序。



　　1853年5月太平軍揮師北上，直抵天津附近，但最終在1855年春被擊潰，此後長江流域各省便成為主要戰場。清兵經過幾年的戰鬥，綠營兵紀律渙散，旗兵更是不堪一擊，清朝政府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地方武力，例如1852年由曾國藩組建的「湘勇」(後改稱湘軍)和1862年由李鴻章組建的「淮勇」(後改稱淮軍)。這些軍隊由農民組成，並用保衛儒家正統觀念的強烈責任感激勵他們。這種軍隊不僅用來保衛家鄉，而且在更大的範圍內作戰。維持這支軍隊所必需的經費，開始時也是由地方士紳籌集的。



　　太平軍節節敗退，隨著安徽省會安慶於1861年10月被淮軍攻破，革命事業失敗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由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 Ward)、英國人戈登(Charles G. Gordon)及其他人指揮的，用西方武器武裝的中國傭兵同清兵聯合作戰，加速了收復南京。1864年7月收復南京象徵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內戰結束。太平天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南京最高領導層內部發生內鬨，他們不僅本身奢侈浮華，而且發生在1856年的自相殘殺，更使自己大傷元氣，並使領導層遭受重大損失。此外，用以激勵戰士的宗教狂熱，成為妨礙用合理而靈活的態度去處理棘手的軍事和行政事務的障礙。蔑視傳統文化，脫離了紳士階層，也脫離了人民，也許土地分配政策的失敗，同樣也失去了貧民對太平天國事業的支持。



　　(2)捻亂。19世紀前半葉，皖北、魯南和豫南常常有稱為捻子的劫匪出沒，19世紀中葉他們的活動突然加劇。一部分原因是50年代初黃河屢次氾濫成災，無數失去生計的飢民加入捻軍隊伍；另一部分原因是太平軍向長江以北挺進，使他們受到鼓舞。1856?1859年捻軍領袖透過爭取各村社的首領，鞏固了淮河以北的根據地。這些村社都有土圍子環繞，以便對太平軍築壘自衛。捻軍的戰略是使用強大的騎兵對偏遠地區進行搶劫，然後把戰利品運回根據地。



　　許多有影響的氏族全族加入捻軍，在捻軍的領袖中族長起著重要作用，較低階層的士紳也加入捻軍。雖然政府軍隊中的逃兵和販賣私鹽的商人因為有軍事經驗受到重視，但捻軍大部分由貧苦農民組成。他們強大的真正原因據信是人民的支持和對領袖的同情，但在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心時遇到了困難，因為捻軍的社會單位是土圍子裡面的村社，它們由強有力的首領獨立自主地進行統治。1856年共推張洛行為捻軍盟主，但他的力量過於薄弱，不能形成權力中心。1862年清朝將領僧格林沁指揮強大的騎兵進剿捻區，但他的追擊收效甚微，僧格林沁本人於1865年5月在山東被殺身亡，清王朝最後的精銳部隊便被徹底消滅。曾國藩繼僧格林沁主持軍務，他對土圍子的首領及其士兵執行一項分化瓦解的政策，並把士兵收編為自己的軍隊。最後李鴻章於1866年接替曾國藩，他沿黃河和大運河築成一道包圍圈，透過這種方法於1868年徹底消滅了捻軍。



　　(3)回亂。雲南、陝西和甘肅的回族叛亂，起因於上述各省內漢人同回民之間的衝突。究其原因，宗教信仰不同固然不容忽視，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和政治的因素。因最近朝政紊亂，邊遠省分和其他省分同樣深有感受，這種情況使漢族和回族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821年以來，雲南是經常發生回漢對抗的地區，但早在乾隆時期陝西只發生過少量民族糾紛。政府官吏袒護漢人，回民被迫起而同漢人和政府抗爭。



　　漢人和回族礦工之間的爭端，於1855年在雲南中部引發為嚴重的衝突，並於翌年4月發展到在省會昆明及其附近屠殺大批回民，釀成持續到1873年的雲南回民大暴動。由於缺乏統一的政策，回民運動受到削弱，部分由於平叛軍在回民領袖中挑撥離間，叛亂終於被平息。



　　1862年陝西另一次回民叛亂迅速蔓延到甘肅和土耳其東部，長達15年之久。其起因與雲南叛亂相同，只不過太平軍進軍陝西，加速了回民叛亂的爆發。第一階段叛亂在陝西渭河流域開始，第二階段叛軍被清兵擊敗，逃往甘肅主戰場。1866年年底捻軍進犯陝西，回族軍隊主力也回師陝西，零星戰鬥繼續在兩省進行。在最後階段曾國藩的弟子左宗棠率部分淮軍入陝，於1873年平息當地的叛亂。



　　在陝、甘兩省有眾多互不隸屬的回族領袖，他們既無共同的作戰指揮部，也無統一的政策，因此也就沒有徹底的革命者。只是因為清軍忙於同太平軍和捻軍作戰，無力向邊遠省分派出足夠的兵力，平叛才遲遲未能完成。



　　(4)叛亂的影響。面對大規模的人民叛亂，清朝不得不依賴由各省和鄉紳籌款組建的地方軍隊。為了滿足財政上的需要，1853年開始徵收特殊的貨物通行稅，稱為釐金，這種稅大都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各省總督和巡撫紛紛擴大其軍事和財政自主權，形成割據的局面，並使權力從滿族人手中向在平叛中起主要作用的漢人轉移。攻克南京後湘軍逐步被解散，但淮軍在戰勝回民後，成為其領導人李鴻章進行政治活動的強有力的基礎，直到1894?1895年中日戰爭中被擊敗後瓦解。



　　這幾次叛亂給中國帶來無法估量的破壞和損失，無論是太平軍或平叛軍隊都犯有燒殺虜掠的罪行，當時估計受害者達2,000萬到3,000萬人，可以肯定實際上遠不止此數。在太平軍叛亂的過程中，人口稠密的長江下游各省人口銳減，後來用從遭受破壞較小的地區移民來補充。工農業受到的破壞甚至到20世紀初還沒有完全恢復。回亂的地區也受到嚴重的破壞，人口減少。



　　19世紀前半葉，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造成大批的飢民，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參加太平軍或其他叛亂集團。然而最大的災難是1877?1878年襲擊山西、陝西和河南的旱災，使900萬到1,300萬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災難對剛開始實行工業化以迎接西方挑戰的中國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挫折。



自強運動
　　當文宗於1861年在承德壽終正寢時，排外的顧命大臣們到北京掌握了政權，但剛登基的年幼新皇帝載淳(年號同治，1861?1875年在位)的母親慈禧和恭親王在10月的一次政變中成功地擊敗了對手。此後在北京由慈禧和慈安皇后共同聽政，並由恭親王和文祥透過總理衙門管理朝政的政體。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如恭親王所說，「公開同西方國家媾和，爭取時間，以恢復衰敗不振的國力。」



　　(1)1860年代的對外關係。總理衙門下設兩個機構︰海關總稅務司署和同文館。前者是辦理海關事務的中心，由清朝委派西方人負責管理；後者教授旗人兒童西方語文，後來又增設某些西方科學，但考生的水準不高。上海和廣州也開辦了同樣的學校。



　　1861年在天津設北方三通商大臣(後稱北洋大臣)，並在上海設類似的官員(後稱南洋大臣)，目的也許是把涉外事務集中由天津的官吏處理，以削弱外國駐京代表職權。



　　1865?1866年英國強烈要求清朝當局進行改革，並實行西化。恭親王向各省高級官員徵詢對於擬議中改革的意見，他們一致主張開發礦業，並向國外派遣外交使團，但堅決反對開辦電報和修築鐵路。在這種背景下，於1868年派遣一個巡迴外交使團去美國，然後前往倫敦和柏林。此舉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外交勝利，但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有負面影響，即加強了那些認為西方人容易應付的保守派人士的地位。



　　1868年修訂《中英天津條約》，這是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第一次在和平氣氛中進行的有準備的談判，結果草擬了1869年《阿爾科克公約》(Alcock Convention)。公約對單方面的最惠國條款作了某些限制，這是逐步改善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跡象。但在英商的壓力下，倫敦政府未予批准。拒絕簽約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恨，加上1870年在天津發生反教民的騷亂，使1860年代出現的中外合作的趨勢終告結束。



　　鴉片戰爭後的協議強迫中國解除對基督教的禁令。但北京朝廷隱瞞事實真相，指示各省官吏查禁宗教活動。太平天國借基督教之名叛亂，使保皇派更加緊進行反基督教活動。在這種形勢下，反基督教騷亂遍布全國，及至1870年天津發生大屠殺而達到頂點。在屠殺中1位法國領事、2位官員、10名修女和2名傳教士被殺害，另外還有3名俄國商人遭誤殺。在談判桌上，法國嚴厲要求處死3名對事件負有責任的中國官員，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但滿清的談判代表曾國藩和李鴻章至少在拒絕處死中國官員的要求上獲得成功。然而，事件發生後曾國藩因立場不堅定受到痛斥，在日益高漲的排外形勢下，恭親王的政治影響也開始消逝。



　　人們對反基督教運動有不同的解釋︰有人強調儒家有排外的傳統；有人側重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者對傳教士西化中國的企圖作出的反應；還有人認為在反抗官吏和紳士階層的鬥爭中，基督教徒支持了被壓迫的人民。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也就是基督教在已經分崩離析的晚清社會中，播下了紛爭與不和的種子，並削弱了儒家正統思想和清王朝威望。



　　(2)實現工業化以求身強。在洋人的協助下同太平軍作戰中，由於受到西方軍事訓練和技術的啟發，並得到北京恭親王的支持，反太平軍將領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謀求引進西方技術，以鞏固滿清王朝，他們發起了自強運動。這次運動思想上的倡導者是馮桂芬，他主張用洋人的先進技術制服洋人，並建議在地方行政上給予士紳以更多的領導權。



　　在現代工業發展的第一階段(1862?1872)，主要集中在製造槍炮和機器上，最重要的工廠有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天津機器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另有其他許多小廠。但生產是令人失望的，例如福州船政局計畫在1869年後5年內建造15艘艦船，但後來生產不振，並於1884年毀於中法戰爭。其實，武器工業直接在軍事上的意義，並不像透過附屬的培訓設施引進西方知識和技術那麼重要。



　　在第二階段(1872?1894)，重點從軍事工業轉向更廣泛的生產領域，經營方式也從官辦轉為官督商辦。在第二階段企業中的佼佼者有輪船招商公局、開平礦務總局等。這些企業由各省高級官員創辦(中心人物為李鴻章)，經營上則由股東代表同創辦人指派的下級官吏共同管理。



　　然而，企業管理受到官僚惡習的困擾。決策人的地位和責任範圍不明確，企業因裙帶關係和腐敗而一蹶不振，創辦人想利用企業作為其地方政權的基礎。中央政府不僅沒有能力為企業增加資本，反而伺機剝削企業，就像它曾經剝削食鹽專賣業那樣，並要求企業以此為榜樣。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在最初幾年取得明顯成功後，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之中。



　　買辦(受雇於外國公司的中國代理人)的出現，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他們在開放口岸充作中國商業同外國公司的中間人，從新建企業攫取了大量財富。雖然他們也積極地投資，並為企業補充管理人才，但他們本身缺乏技術訓練和知識，常常醉心於投機和貪污。每一個買辦從屬於一個由堅固的家庭或地區紐帶聯繫在一起的排他性集團，他們只關心集團的利益，而不關心國家的利益。



　　這些弊端深深植根於晚清的社會中，大大抵消了建設和維護新企業的努力。因此，在1911年以前中國社會就整體而言，沒有發生結構性變化。



邊遠地區的變化
　　19世紀初，隨著滿清的權力和威望開始衰落，中國邊疆地區也開始從滿清的影響下解脫出來。



　　(1)東土耳其。1760年後，在位於東土耳其的喀什噶爾以西，在費爾干納地區出現了一個浩罕汗國，這裡是一個重要的商旅隊貿易中心。當回民叛亂從陝西、甘肅迅速蔓延到東土耳其時，浩罕的軍事頭目阿古柏(Yakub Beg)乘機入侵喀什噶爾，並於1865年建立政權；不久他表示要進軍伊犁地區，以支持印度的英國人。叛亂的回民於1864年在伊犁建立獨立的政權，無視1851年的中俄條約，在俄國邊境實行恐怖統治。因此，俄國人於1871年占領伊犁，長達10年之久。



　　1873年平息甘肅回民叛亂後，左宗棠於1876年8月攻克烏魯木齊，恢復天山北路除伊犁地區以外的全部領土；經過苦戰，並於1877年收復喀什噶爾。



　　李鴻章希望透過談判收復伊犁。1879年10月在里瓦機亞(Livadia)簽署歸還伊犁的條約，是一項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條約。聞此，國內輿論嘩然，紛紛指責中國談判代表崇厚誤國，在各方面的影響下，崇厚被拿辦，並被判處死刑。俄國人藉口死刑不人道，態度十分強硬。曾國藩之子，駐英、法公使曾紀澤於1881年2月赴聖彼得堡簽訂《伊犁條約》，此條約比前一個有利，但仍然將東土耳其的許多權利讓與了俄國。



　　雖然用兵和賠款共耗費近5,800萬兩，西北地區終於回歸中國，並於1884年置新疆省。這個地區以前從未併入中國版圖。



　　(2)西藏和尼泊爾。滿清對西藏的控制在1792年達到高峰，此後中國已無力保護西藏免受外來侵略。當外國軍隊於1841年從印度北部入侵西藏西部時，中國無力派兵支援，由西藏人將敵人驅逐出境。1844年拉薩發生政變，中國只能袖手旁觀；1855年廓爾喀人入侵西藏時，中國未能提供保護。如此，西藏漸漸擺脫滿清的控制。



　　1801年後，尼泊爾同英屬印度之間邊界爭端的尖銳化引起1814?1816年的英尼戰爭，並把廓爾喀人置於英國影響之下。戰爭期間廓爾喀人派遣幾個使團向中國求援，均無功而返。1832年後尼泊爾處於政治動亂之中，一個反英集團奪取了政權，向中國乞援，希望同滿清建立反英共同陣線，然後參加鴉片戰爭，但同樣遭到拒絕。1846年巴哈杜爾(Jang Bahadur)任尼泊爾首相，決定採取親英政策，1855年他利用太平天國之亂的機會入侵西藏，攫取許多特權。雖然直到1906年為止尼泊爾每5年都派遣使團到中國，但廓爾喀人從未承認中國的宗主權。



　　(3)緬甸。1867年英國獲得在緬甸八莫設立代理商的權利，從八莫他們可以沿伊洛瓦底江直達雲南邊界。一名英國譯員陪同考察團到雲南，1875年2月被當地的部落居民殺死在滇緬邊境上。英國駐華使節威妥瑪(Thomas Wade)乘機強迫中國同意簽訂《煙台條約》(1876)，該條約要求中國對外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並同意畫定滇緬邊界，進一步擴大英國的權益。雖然倫敦政府在1885年以前未予批准，滿清政府還是派遣以郭嵩燾為團長的使團去英國賠禮道歉，於1877年抵達倫敦。郭是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兩年內中國在5個外國首都開設了使館。



　　當緬甸的末代國王錫袍(Thibaw)準備聯合法國和義大利，以減輕英國的壓力時，英國於1885年10月遞交一份最後通牒，攻占首都曼德勒(Mandalay)，並於1886年1月兼併緬甸。國王在最後同英國達成協議時並未考慮緬甸對中國的藩屬關係，而中國還是建議緬甸王室甚至只在名義上保留原來的關係，以便每十年能派遣使臣前往中國，但遭到英國拒絕，不過在1886年7月簽訂的協議中同意緬甸政府每十年派遣使臣到中國。然而到1900年這種過時的慣例已不復存在。



　　(4)越南。1802年順化的阮福映推翻了西山統治集團，統一全國，在越南建立新王朝。清仁宗以既成事實承認了這個新王朝，但因國家名稱引起爭論。阮福映主張國號為南越，清朝建議為越南，改變兩個字的順序，最後達成一致，阮福映成為越南國王。



　　在越南第二代和第三代國王期間(1820?1841)，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日趨嚴重。1843年後法國訴諸武力，並根據1862年在西貢簽訂的條約占領交趾支那的東部三省，同時獲得有關貿易和宗教等其他特權。法國並適時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河流經的東京灣三角洲，從這裡容易進入雲南。但這一地區受到逃離中國的許多不法幫匪的騷擾，其中包括由太平軍的友軍劉永福指揮的黑旗軍。1873年法國一支小部隊占領東京灣某些據點後，1874年3月在西貢簽訂了一項條約，保證越南的主權和獨立。雖然條約暗示中國不能干涉越南事務，但總理衙門也沒有提出強烈抗議。然而，1880年清朝聲明越南是受中國保護的屬國。針對法國於1882?1883年占領東京灣，以及在1883年8月的《順化條約》中規定越南(改稱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清朝在東京灣的北部邊界上部署軍隊。和平解決的努力終告失敗，兩國準備開戰。



　　1884年8月法國軍艦進攻福州，擊毀中國艦隊和造船廠。此後中、法的陸、海軍處於相持狀態，1885年春雙方休戰。根據最後簽訂的條約，承認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結束歷史上越南對中國的藩屬關係。



　　在這次危機中，清朝統帥部的態度是在主張戰爭和主張綏靖的兩派之間舉棋不定。當時，李鴻章和曾國荃不願按照北京的命令，派北洋海軍和南洋海軍參加作戰。



　　(5)日本和琉球。開創日本現代化和政治變革的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三年，中日簽訂了一項商務條約，並於1873年批准。不難理解，這是一項互惠條約，因為簽約雙方對西方國家同樣處於不平等地位。建立中日新關係得到李鴻章和曾國藩的支持，他們主張對日開展積極外交。



　　1872年明治政府援予琉球末代國王以屬國國王的稱號，翌年接管該島的外交事務。1871年臺灣原住民劫殺在琉球遇險的日本船員，東京政府出兵討伐臺灣。同時日本派員到北京交涉，清朝同意賠償日本損失。可是，1877年琉球國王要求清朝干預，恢復過去對中國的藩屬關係；中日就琉球地位問題在天津開始談判，1882年達成一項協定，但清朝拒絕批准，問題懸而未決。



　　(6)朝鮮和中日戰爭。1864年朝鮮年幼國王高宗即位，由其父激進的排外主義者大院君攝政。1866年他開始在全國迫害基督教徒，驅逐法國人和美國人。清朝雖感到不安，但未加干涉。



　　明治維新後，日本全力謀求同朝鮮建立新而直接的交往，但未獲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在寫給朝鮮的信中使用某些失禮的字眼，或日本使節前往朝鮮時身著朝鮮人無法接受的西服之類微不足道的瑣事。隨著朝鮮對外國人的態度略有改善，日本使節便於1875年在釜山開始同朝鮮人談判，但會談被拖延。日本急不可待派遣軍艦去朝鮮，向北駛向江華灣，同島上的朝鮮要塞交火。1876年簽訂《江華條約》，條約中認為朝鮮對日本是在平等基礎上的獨立國。日本派遣使者森有禮向中國通報朝鮮最近的事態，中國堅持朝鮮雖然獨立，但中國能在危急時刻前往支援其屬國。日本使者認為這個解釋和國際法中獨立的意義相左。



　　此後，清朝努力加強其對朝鮮的影響，協助朝鮮向美國開放，並支持親華朝鮮人努力實行現代化。但強烈的仇外情緒和保守主義為大院君復辟奠定了基礎。1882年7月他驅逐閔妃及其黨羽，並焚燒日本公使館。清朝出兵朝鮮，拘捕大院君，並慫恿國王同日本簽訂條約。這樣，就使清朝所要求的宗主國地位具體化。



　　1884年12月親日改良派策畫了另一次政變，但因為在朝鮮有清軍駐防，未能成功。這兩次事件大大加強了清朝的政治影響和商業特權，雖然在1880年代後期日本在朝鮮的貿易額遠超過中國。



　　1860年一名朝鮮學者崔濟愚創立稱為「東學黨」的大眾宗教，到1893年演變為政治運動，在排外和反腐敗的旗幟下，吸引了大批貧民。他們於1894年5月下旬占領西南城市全州。中日雙方都出兵朝鮮，當兩支軍隊到達時，全州的叛亂已經平息。為了證明出兵朝鮮是正確的，日本建議中國採取共同支持朝鮮改革的政策。當中國以不符合朝鮮的獨立為理由加以拒絕時，一場衝突看來已不可避免。7月25日日本海軍在江華灣擊敗中國艦隊，8月1日兩國宣戰，日本在海上和陸上都大獲全勝。



　　在危急時刻清朝權力中心再次發生分裂。北洋海軍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強大，紀律鬆弛，缺乏統一號令和現代海軍所必需的裝備。1895年2月李鴻章出使日本，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其要旨為承認朝鮮獨立，賠款2萬萬兩，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6天後，俄、德、法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5月5日日本正式放棄遼東半島，為此，中國同意另外賠償贖款3,000萬兩。三大國的干預使中國感激不盡，他們便開始向中國提出各種要求，於是出現了爭奪租借地的混亂局面。



維新和動盪
　　緊隨三國干預之後，俄國於1896年同中國祕密簽訂針對日本的聯盟條約，俄國獲得修築橫跨北滿的中東鐵路的權利。1897年11月德國攫取山東膠州灣，並強迫中國讓步，同意他們享有在山東修築兩條鐵路的權利。1898年3月俄國占領遼東半島上的旅順、大連，獲得租借這兩個港口，並在中東鐵路和旅大之間修築一條鐵路的權利。英國也不甘落後，租借山東威海衛和香港對面的新界，強迫中國承認長江流域屬英國的勢力範圍。日本也援例把勢力範圍擴大到福建省。法國租借香港西南的廣州灣，並畫定西南三省為其勢力範圍。這樣，1898年中國便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在人民中引起強烈的危機感，於是有百日維新之舉。



　　(1)1898年的百日維新。自強運動的倡導者認為任何變法和思想變革都是不必要的。但1885年後，一部分基層官員和買辦知識分子開始主張變法、召開議會，並強調為了自強，經濟比軍事更加重要。對北京朝廷和一般大臣來說，維新必須在漢學經典的基礎上進行，有些學者準備按照他們提出標準去作。最負盛名的維新派領袖和思想家康有為，用他所認為的儒家和佛教的真諦來證明在歷史上變革不可避免，因此維新是必要的。另一位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比康有為更信仰佛教，並強調民權和獨立。梁啟超是康有為的信徒，但後來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轉向民權和民族主義。



　　1895年4月日本的勝利看來已成定局，康有為提出變法的主張，8月，康、梁和其他維新派人士成立稱為強學會的政治集團。雖然強學會不久被解散，但在湘、粵、閩、川和其他各省紛紛成立強學分會。1898年4月，在保國、保民、保護聖教的口號下，在北京成立保國會。在這種背景下，光緒皇帝(1875?1908年在位)本人越來越受到廣為流傳的維新思想的影響，也許還直接受到康有為建議的影響，從1898年6月11日到9月20日共約100天，皇帝頒發一系列激進的，也許是倉促準備的變法詔書，但維新運動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果。最後，當保守派獲悉維新派策畫削弱慈禧太后的權力時，他們作出激烈的反應。9月21日光緒被拘禁，由慈禧執政，維新運動宣告結束。



　　失敗的直接原因是光緒和慈禧之間權力之爭，但由於大多數大臣不關心或反對維新，運動從一開始前景就不樂觀。此外，維新派同保守派的對抗又與滿漢之爭交織在一起，滿族認為漢人發起的維新對他們不利。至於維新派本身，他們的領袖太少，缺乏政治經驗，計畫也過於激進。



　　在地方的維新運動中，以湖南最為活躍，1896年後報刊、學校開始向群眾作啟蒙工作；但康有為激進的維新主義遭到強烈的反對，1898年5月底湖南的運動也歸於失敗。



　　維新運動雖告失敗，但有一些重要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言論、結社自由，促進西方思想的傳播，刺激私人企業的發展，它還為義和團事件之後滿清朝廷所推行的保皇派改革運動打下了基礎。



　　(2)拳亂。1896?1898年的危機，在山東激起了來勢凶猛的排外運動，起因是德國人的貪得無饜和山東巡撫的暗中支持。參加者是稱為義和拳的一幫人，他們相信神奇的拳術能使自己刀槍不入。據信其起源可追溯到太平天國時的自衛組織白蓮教。開始時義和團的怨氣是指向基督教徒，辱罵他們拋棄中國傳統、信仰異教。義和團成股地在鄉村到處亂竄，殺死教民和傳教士，從這種反基督教歇斯底里發展到幼稚而瘋狂地搗毀一切外國事物——包括教堂、鐵路和礦山——詛咒這些外國事物給人們帶來悲慘的命運，並破壞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生活方式。



　　義和團的成員有些是被遣散的清兵和地方民兵，有些是因外國人修築鐵路而失去生計的大運河船夫，但大多數是近年來遭受可怕天災的華北農民。1895年後黃河幾乎年年氾濫成災，1899?1900年北方又遭到嚴重的旱災，大批飢民淪為乞丐或盜匪，很容易同義和團相結合。



　　許多地方政府不願制止這種暴力行為，有些則支持義和團，把他們收編為地方民兵。當時滿清朝廷一方面對失去控制的群眾起事心存戒懼，同時又因看到使它蒙受恥辱的列強現在遭到報復而暗自慶幸，因此開始時它採取中立的政策。1899年秋，義和團在「扶清滅洋」的口號下出現了靠攏朝廷的傾向。到1900年5月滿清政策改變政策，祕密支持義和團。慈禧在深信義和團的法術可靠後，贊成向外國開戰；最後她被謊稱列強要求她還政給皇帝的錯誤報告所激怒，於是號召全體中國人向外國人進攻。幾天後，義和團圍困北京外國使館長達八週的行動於6月20日開始，翌日，慈禧通過命令各省巡撫參加敵對行動，向各國宣戰。



　　在使館被包圍前，一支約2,000人的國際增援部隊從天津開赴北京，但中途受到義和團的抵抗，被迫退回天津。於是列強派出一支約19,000人的軍隊，向北京推進，於8月14日包圍北京城。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安。



　　東南各省的兩名總督劉坤一和張之洞同廣州的李鴻章一道，早已不服從北京的排外命令。他們於6月26日在上海和外國領事簽訂一項非正式和約，大意是總督將保證其管轄區內外國人的安全。開始時和約只包括長江流域5省，後來又擴大到沿海3個省。因此外國的軍事行動僅限於直隸省及北方沿海一帶。



　　1899年曾宣布在商業上採取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於1900年7月重申上述政策——這次是堅持維護中國領土和政權的統一。美國因新近在西太平洋擴大了領土，所以決定透過保護中國領土完整不受其他大國的侵犯，以維護其在華的商業利益。此舉為防止進一步分割中國領土的英德協定(1900年10月)打下了基礎，日俄表示同意上述協定。這樣，列強相互制約，中國才倖免於被瓜分的命運。



　　這場騷亂的最後解決辦法於1901年9月簽署，滿清政府賠款4億5千萬兩，在39年內付清。而且要求從北京到沿海駐紮永久性外國護衛隊，撤除沿途中國堡壘，這是使獨立的中國名存實亡的奇恥大辱。此外，南方各省在危機期間事實上已經獨立。上述事實說明滿清政府已威信掃地。



　　義和團事件後，慈禧不得不詭稱她被保守派引入歧途，輕開戰端；朝廷提倡改革，既不排外，也不反對維新運動。鑒於朝廷曾在1898年鎮壓維新運動，這似乎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聲明。清朝保守、排外的民族主義及1901年以後進行的改革運動，事實上是對20世紀初存在中國的危機感的不同反應。



清末的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
　　孫中山是一位沒有受到儒家正統觀念影響的平民，在夏威夷和香港受西方教育。1894年前往天津，要求向李鴻章面交改革方案，李鴻章拒絕會見，這件事也許是他採取反清態度的原因。不久去夏威夷，創立反滿興中會。返香港後，與友人建立類似團體，由其合作者楊衢雲領導。1895年攻占廣州的計畫夭折後，他遠航英國。然後於1897年去日本，得到許多人的擁護，東京遂成為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基地。



　　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逃到日本。到1900年，使革命派同改革派重新和好的努力已經失敗，孫中山被誣衊為祕密社會的亡命之徒，而改革派在旅日華人和日本人中具有較大的影響。



　　這兩個陣營競相在海外華人中籌募資金並在大陸著名的祕密會社中吸收會員。改革派在長江流域竭力團結強大的祕密組織哥老會，1899年康有為的追隨者為了策畫暴動在漢口組織自立軍，以失敗告終。1900年初興中會的革命派也聯合哥老會，成立一個稱為興漢會的組織，提名孫中山為領袖，同時還決議首次確立他在興中會的領導地位。1900年10月興漢會在廣東惠州起義，同清兵激戰兩週，終告失敗。



　　在義和團兵燹之餘，慈禧勉強作出了一系列改革決定，其中包括廢科舉、興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但這些措施不僅無助於挽回清朝的威信，反而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滿情緒和革命浪潮。然而推動革命事業前進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中日戰爭後嚴復將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引入中國，以反對改革派按漢學經典進行改革的理論；在東京、上海和香港出版越來越多的報刊和宣傳品，有利於廣泛傳播西方和革命的思想等。



　　民族主義者和革命家在日本留學生中擁有廣大的熱情支持者，而且數量在1900?1906年期間急劇增加。總理衙門於1896年第一次派出13名學生到日本，在10年中學生數目增加到約8,000名。許多學生開始組織起來進行宣傳，或直接參加革命行動。1902?1904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等革命和民族主義的組織。反滿小冊子《革命軍》於1903年出版，發行量高達100萬冊以上。



　　與青年知識分子合作對孫中山來說是新的挑戰，因為迄今為止他的精力集中在動員沒有文化的祕密會社成員上。他還必須制定一些理論綱領，雖然他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哲學家。他在這方面取得的第一個成果是《三民主義》︰民族、民權和民主，到1903年時已定形。1903?1905年他在歐美活動，1905年夏返回日本，他都在解釋自己的哲學。他聯合在東京的積極分子建立了同盟會這個新組織，在他的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日益顯得重要。



　　(1)孫中山和同盟會。孫中山在同盟會內的領導地位並非是毫無爭議的。他深知列強的支持對中國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同年輕知識分子的反帝潮流相牴觸。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只是勉強為人們所接受。儘管對他的社會主義有各種評價，但它沒有反映平民的希望和需要，似乎是確定無疑的。



　　不久，同盟會在思想上陷入混亂之中，經學大師章炳麟摒棄了三民主義，其他人轉向無政府主義，只剩下反滿是同盟會中唯一的共同點。在組織上同盟會也開始分裂，類似同盟會的共進會於1907年在東京成立，不久在武漢成立分會，並提出「平均人權」之類含混不清的口號。翌年，章炳麟試圖重建光復會。



　　(2)1905年後的立憲運動。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的勝利，在中國引起一陣有關憲政的叫嚷。不可抗拒的強烈要求，迫使清朝於1906年9月決定制訂一部憲法。為了使中央政府現代化，於11月廢6部，改設11部；1907年10月同意開設省諮議局，1908年8月公布《欽定憲法大綱》，以及其在實施前9年的預備期。



　　三個月後，慈禧和光緒辭世，時間上的巧合令人奇怪，接著年幼的宣統皇帝(1908?1911或1912)嗣立，由其父醇親王攝政。因為他們的故世，以及接著張之洞於1909年去世，朝廷內有權威的人所剩無幾。1910年，10月各省諮議局開會，強烈要求立即召開朝廷反對的國會。



　　紳士和富商力主實行憲政，他們力求得到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的權利。首先從湖南開始的稱之為收回路權的運動，在地方宦吏、日本歸國學生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向各地蔓延，並取得令人矚目的勝利。但收回路權運動最後以朝廷同各省利益發生衝突告終。



　　1905年從美國合興公司贖回粵漢鐵路，在全國引起了收回和自辦鐵路的熱潮。但中國人因籌集資金困難，鐵路建設年復一年地拖延下去。因此北京朝廷為了利用外國貸款加速鐵路建設，決定對某些重要鐵路實行國有化，希望預期中的鐵路利潤將或多或少緩和長期形成的財政困境。1911年5月，朝廷對粵漢和川漢線實行國有化，並同四國銀行國際財團簽署借款合同。此舉激怒了向川漢線投資的四川士紳、商人和地主，他們反北京的抗議發展成全省的暴動。朝廷從湖北調遣軍隊進入四川，而湖北的其餘軍隊舉行兵變，於10月10日突然占領省會武昌。



　　19世紀普通百姓的生活水準不僅沒有提高，而且可能已開始下降，更由於中葉的內戰和外國商業及軍事入侵而進一步惡化。戰爭費用和巨額賠款肯定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但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至今仍是個爭議性的問題。滿清的改革運動和立憲準備進一步在財政上增加對人民的勒索，農民很少從這些適應城市需要的發展中受益。上述因素和天災所造成的農村貧困，是1910、1911年在長江流域發生地區性農民暴動及1910年在湖南省會長沙發生糧食大暴動的原因之一。但人民的不滿是有限的，因此不是引發革命、結束滿清統治、開創中國共和時代的主要因素。



　　(3)中國革命(1911?1912)。中國的革命之火不是由同盟會、而是由湖北軍隊點燃的，他們受到不屬於同盟會的地方革命組織的推動。兵變計畫意外暴露，迫使一批下級軍官在被捕和革命之間作出選擇。革命取得最初的勝利，是因為下級軍官和革命軍隊的果斷，以及滿、漢地方官吏的膽小怕死。在一天內起義軍隊包圍了軍火庫和總督衙門，並占領了省會武昌。起義軍中沒有全國聞名的革命領袖，於是脅迫一名協統黎元洪擔任軍事指揮，雖然他只不過是掛名的指揮官。他們說服湖北省諮議局宣布成立中華民國，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當選為軍政府民政長。



　　在革命取得初步勝利之後，歷史趨勢朝著加速清朝覆滅的方向發展。數十個革命組織和宣傳運動起而響應，相繼在華中和華南各重要城市舉行起義，使革命達到高潮。這些起義由新近成立的武備學堂和新軍發動，它們的學員和下級軍官都同情革命。祕密會社的基層組織也迅速動員起來，舉行地方性起義。反對革命的立憲運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領導人因朝廷不願加速建立立憲政府而幻想破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領導各自的省議會宣布本省獨立，不受北京的管轄，或公然加入新建立的共和國。湯化龍就是他們的帶頭人。革命運動是新出現的民族主義的產物，在中國人中廣泛存在著敵視異族統治的情緒。許多人接受了革命宣傳，譴責孱弱顢頇的滿清朝廷使中國自1895年以來受到列強的凌辱，因此共同的呼聲是結束滿清的統治。同時，報刊經過二十年對「民權」的討論，結果使城市知識界廣泛支持共和政府。也許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態發展是重新起用精銳的北洋軍締造者袁世凱，在形勢十分嚴峻時委任他鎮壓革命。



　　當淮軍在中日戰爭中被擊潰後，滿清政府曾力求建立一支西式的新型軍隊，其中由前直隸總督袁世凱訓練的一支精銳部隊在義和團之亂中保存下來，成為中國一支最強的軍隊。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袁世凱的私人軍隊，朝廷難以調遣。袁世凱因與攝政醇親王不和，曾被撤職。迨1911年革命爆發，朝廷別無選擇，只有重新起用他指揮新軍。但他並不去用兵作戰，而是玩弄騎牆派手法——一方面逐步剝奪苦苦掙扎的朝廷的一切權力，另一方面又開始和革命黨人談判。在年底召開的和平談判會上，袁的密使和革命派達成協議︰清帝遜位，待國民議會正式通過後，由袁擔任新共和國的總統。但遭到袁的拒絕，也許因為他希望由退位的滿清王朝委任他組織新政府，而不是由國民議會提名他為國家元首(這是中國改朝換代的一種模式，稱為禪讓，意謂沒落的王朝向新興的王朝和平轉讓統治權)。但形勢變得對他不利，總統職位授予了孫中山，他被國民議會選舉為共和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清朝宣布遜位詔書，其中還聲稱由袁世凱組織共和政府，並就南北統一問題和各革命派別磋商。這一部分內容是由袁世凱編造，塞進最後一道皇室詔書的。從此清朝結束了268年的統治。



共和時期
民國的發展(1912?1920)
　　20世紀前半期是中國舊制度逐漸瓦解的時期，也是新社會建立前的動盪時期。外國政治哲學損害了傳統的政治制度，民族主義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內戰和日本入侵使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四分五裂，推遲了它的現代化。革命雖然開創了一個共和國，但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實行民主的準備。三種解決方式結束了革命︰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被看作是恢復團結必不可少的人物；袁允諾建立共和政權。這一安排使一個在氣質上和所受教育上都是專橫的人成了國家的首腦，而革命黨人在新的國民政府中處於少數地位。



初期的權力鬥爭
　　民國初年，袁世凱和先前的革命黨人為權力的最終歸屬繼續鬥爭。鬥爭始於1913年2月的國會選舉。大部分由前革命黨人組成的國民黨贏得了多數席位，國會開始著手制定永久憲法。宋教仁是國民黨選舉獲勝的主要組織者，他主張內閣應向國會負責，而不是向總統負責。1913年3月20日，宋遇刺身亡；刺客的供詞及詳盡的證據表明，總理，可能還有袁本人，與此案有牽連。



　　國會試圖阻止袁世凱從外國銀行借得面值125,000,000美元的「善後借款」，但袁於4月簽訂了協議，並得到了這筆借款，隨後他罷免了3位國民黨都督。這年夏天，革命黨的領袖們起兵討袁，這就是後來稱作二次革命的一場戰爭，但很快被袁的北洋軍所鎮壓。主要革命黨人之一的孫中山逃亡日本。此後，袁強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並於10月10日舉行了就職典禮，這一天正是辛亥革命的二周年紀念日。這時，他的政府已為大多數外國列強所承認。當議會頒布了憲法，認定內閣行政當局應向立法機關負責後，袁世凱指控國民黨參與了不久前的叛亂，下令解散它。他於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國會，另行召集會議，按照自己的特別指令起草另一部憲法。總統制變成了獨裁統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
　　(1)日本人的收穫。隨著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加入協約國，奪取了膠州灣一帶的德國租界及山東德國人經營的鐵路，中國不得干預。後來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祕密提出了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袁巧妙地引導談判，中國方面試圖透過交涉減少該要求中有關在中國港口和鐵路，甚至在中國政治和警察事務方面享有的各種特權。與此同時，袁世凱還尋求外國的支持。歐洲列強因忙於戰爭，無暇東顧，美國也不願介入，可是中國的民眾卻被激怒。袁的絕大多數政治對手支持他抵制日本的要求。然而，日本於5月7日向袁提出最後通牒，限令48小時內答覆，強迫他接受他們在談判中堅持的各點。



　　日本在東北地區得到範圍廣泛的特權，在山東從德國手中獲得的權益得到了認可。長江中游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成為中日合辦企業。中國答應不將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轉讓與其他列強，也不許他國在臨近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福建省沿海建築碼頭、煤站或海軍基地。



　　(2)袁世凱當皇帝的企圖。在蒙受被迫讓與日本特權的屈辱後，袁開展了一場恢復帝制的活動，他給這些活動加上一點現代色彩，以使自己順利登基。日本政府10月開始「勸告」他不要走這一步，並說服其他協約國一同反對袁的計畫。國民黨和其他進步黨派的領袖也反對他。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積極策畫反袁運動，12月，他的兩位追隨者陳其美、胡漢民開始了討袁運動。最著名的為梁啟超的追隨者蔡鍔和雲南都督唐繼堯在雲南發動的討袁起義。由於李烈鈞和其他革命將領的加入，他們建立了護國軍，要求袁世凱取消帝制。當遭到袁的拒絕後，滇軍於1916年1月初進入四川，後來又進入湖南和廣東，希望此舉能帶動西南和南方各省參加起義，並促使長江下游各省也加入護國軍。日本政府還暗地裡提供孫中山和雲南領袖資金和軍火。貴州、廣西和廣東部分地區的軍事領袖一個個宣布自己所在省和地區獨立。到了3月，起義達到高潮，公眾輿論也強烈反對袁世凱。



　　第三種反袁勢力為袁世凱的部下，他們是段祺瑞和馮國璋，袁曾打算削減他們的兵權。袁世凱要求他們給予支援時，他們拒絕了。3月22日，隨著戰鬥浪潮在西南的擴大，日本的敵視態度公開化了，公眾的反對呼聲也越來越大，他的最親密部下呼籲和平，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可是，他的反對者還要求他辭去總統職務。起義的規模越來越大，更多的軍事領袖宣布他們所在的省獨立。問題的焦點是袁下台後由誰來接替他，袁因此憂憤成疾，於6月6日去世，時年56歲。



　　袁世凱統治的4年給中國帶來嚴重後果。國家外債激增，開創了為政治目的舉債的先例。他蔑視憲法程序及解散國會的舉動也為後來多次出現此類情況開了先例。人們對建立共和的試驗感到很失望，中國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建立在軍權基礎上的專橫統治卻是政治事實。國家因各地軍事都督爭權而陷於四分五裂的境地——軍閥混戰時期開始了。



　　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繼續擔任4月起任職的國務總理。段是一個野心勃勃、頗有能力的人，他得到前北洋軍許多將領的支持。北洋軍是中國北方一支強大力量，起初是由袁世凱領導發展起來的。段祺瑞迅速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黎元洪支持恢復國會並主張恢復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8月1日召開國會，確認段為國務總理，但選舉北洋軍另一派系首領馮國璋為副總統。總統的改變和國會的復會並未解決執政權力何在這個根本問題。



　　(3)參戰問題上的衝突。1917年2月，美國政府和德國斷交，並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中立國家也採取同樣行動。這件事在中國政府內部引起了危機。黎元洪反對走這一步，但段祺瑞贊成參戰。國會內各派和公眾輿論也嚴重分裂。這時在上海的孫中山認為，參戰對中國沒有好處，還將從日本方面招來危險。國會在強大壓力下投票贊成和德國斷交，黎元洪被迫予以默認。當美國4月參戰後，段祺瑞希望中國也採取同樣步驟，但再次遭到總統的反對。



　　段祺瑞及其支持者要求中國參戰，黎元洪則以解散國會要挾。5月23日，黎免去段的總理職務；此後又電召北洋系統另一實力人物張勳(也是帝制派)進行調解。張要求黎解散國會為調解的代價，黎於6月13日勉強將國會解散。第二天，張勳率軍進入北京，並安排清帝復辟。消息傳出後，各地軍事都督和將領紛紛通電聲討張勳及其復辟行動；黎元洪拒絕簽署復辟命令，並電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