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拿破崙以此為罪名，下令逮捕約100名前雅各賓及無褲黨好戰分子，並把他們放逐到圭亞那。1804年，他又命令把一名波旁家族的成員當甘公爵(Duke d'Enghien)從國外綁架回法國，經過軍法審訊，定為陰謀叛國，處以死刑。
　　一些好為清議的開明派，同樣感到拿破崙不能容忍異己的高壓手段。最有名望的開明人士之一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el)寧願流亡在外，也不接受這個政權要求她進行自我監察的做法。與此同時，那些僅有的獲准發行的報紙，也要受到嚴格的檢查。重新實施書報檢查制度，是與拿破崙對新聞和宣傳工作的精明決策相一致。

拿破崙時代的法國社會
　　(1)宗教政策。如果說執政府的箴言是「權威源於上方，信任來自下民」的話，那麼，拿破崙的宗教政策是有助於獲得那種信任的。1802年與教皇國磋商，達成宗教事務協約，重新把天主教會統合於法蘭西社會之中，從而結束了始於1792年的單純寬容和單純迫害天主教的循環狀態。執政府立即停止推行共和曆的運動，並於1806年悄悄地將其廢止，然後與那些頑固教士和解。國家對於非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自由，繼續給予保證，但宗教協約卻承認天主教為法蘭西的「首選宗教信仰」，實際上就是國教，不過在名字上尚未如此稱呼而已。
　　最保守的天主教徒對這次宗教協約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的心目中，協約提倡的是一種過分民族化或高盧主義的教會，而不是真正的天主教。他們猜疑拿破崙將利用天主教作為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工具，因為拿破崙本人就是一個宗教懷疑論者，所以他們的猜想是對的。果然，拿破崙宣布，教士將是他的「道德司鐸」，要宣傳法國傳統價值標準以及對權威的服從。
　　拿破崙政權把法蘭西境內約100萬名喀爾文宗教徒組織為各級「宗教會議」，接受國家監督。新教牧師由國家支付薪資，由領導地方宗教集會和宗教會議的長老指派。喀爾文宗本來較為民主的傾向由此削弱，以換取官方的承認。法國6萬猶太人，主要居住在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地區，也被組成類似的宗教會議。
　　(2)拿破崙貴族。拿破崙採取敘任和榮譽一套辦法，來籠絡這個國家的富有地主階層，使他們忠於政府。他這樣做，就促使一個來自中產階級和舊體制的貴族所形成的統治階級應運而生。拿破崙的社會政策之主要「加工品」，是他命令把每省600名納稅大戶依次列入名冊，其中多數人每年至少有3,000里佛爾的收入。凡列入大戶名單者，即已非正式地被視為名流。選舉團代表和省議會議員，就從此名冊中選拔。雖然這類榮譽職位既無多少權柄又無特殊待遇，但受命者卻因此而有效地歸化於他的統治。同時，拿破崙設置了榮譽勳章和勳位，賞給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拿破崙在1804年加冕稱帝之後，就感到需要一批宮廷貴族，為他的新形象增添光彩，提高威望。他也思考到，只有封贈一批以功勳為基礎的新貴族，才能取代並吸收舊貴族，這些舊貴族自1790年已失去其稱號，但並未打消其覬覦之心。到1808年，一項新的貴族等級稱號制訂出來。如果一個家庭能以大宗年收入來維持其封爵時，則此稱號可以世襲，例如，如果要取得帝國伯爵的世襲稱號，則年收入不得少於3萬里佛爾。皇帝為實施此制，曾把大量田產和年金賞給他的一些高官顯宦。換言之，拿破崙時代的貴族，乃是一個以功勳和財富為基礎的十足上層階級。顯然，新貴族中以將領居多，占59％，但也包括許多元老院議員、大主教、國務會議成員；同時，拿破崙時代貴族中，有23％是舊體制的原有貴族。這些社會革新措施在拿破崙倒台之後還一直沿用，波旁王朝復辟者曾採用名流選舉團制，保留榮譽勳位，甚至准許拿破崙時代封贈的貴族保持其稱號，與恢復稱號的舊體制貴族一視同仁。
　　(3)民法法典。不過，《拿破崙民法法典》，對於後大革命時期法國社會的影響，要比他的社會改革措施深遠得多。這部大規模的法典編纂工作，大概是國務會議的最高功績了。法典加強了某些1789年建立的基本原則︰公民平等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廢除封建制，採用現代的財產契約形式；還有公民間諸種關係的非宗教化。法典的編纂，也使得這些原則精神能更容易地傳播於法國之外。但是，在家庭關係這一領域中，《拿破崙法典》甚少革命創新精神，而「走回頭路」的色彩更濃。法典重新強調家長制，加強夫權與父權，把大革命期間婦女所得重要成果，一掃而光。法典還限制平等繼承權，並取消了大革命期間極端自由離婚的立法。
　　拿破崙時期的政策常常反對大革命期間的自由個人主義。例如，拿破崙政權雖未徹底恢復各種公會、行會，卻將限制性的甚至專斷的國家法規強加於一些職業團體，如出版業、書商、巴黎建築業、法律代理人、律師、公證人、醫生等。拿破崙希望加強個人之間的聯繫，而這種聯繫便來自宗教、家庭和國家權威。拿破崙的內政革新措施包括︰地方首長負責制，使行政權威高度集中；大學成為一種集中的教育教學官僚體制，負責審查各類教師的資格；與梵諦岡訂立宗教協約，使大革命時期的非宗教化傾向不再發展；制訂民法，加強財產權和家長威權；還有建置榮譽勳位、勳章，以獎勵有功者。所有這些雖歷經政治大變動，卻一直沿襲至19世紀。敬佩拿破崙的史家認為，這些新建樹都是現代法蘭西社會藉以發展的「花崗岩」般基石。

拿破崙的征戰(1797～1807)
　　拿破崙之所以能統治法蘭西，從一開始就憑藉其軍事上的成功。1797年拿破崙占領義大利北部之後，第一次反法聯盟解體，於是這位將軍就打算進攻英國一法蘭西的百年宿敵，也是最後一個交戰對手。但是，當他認識到法國海軍力量還不能維持一次海上進攻的軍事行動時，他就揮師遠征埃及，以冀一舉切斷英國與印度帝國主要海上通道。法國遠征軍因病疫流行而無法前進以致形成對峙局面，它的統帥卻悄悄地避開英國海軍封鎖，溜回了法國。由於國內得不到埃及戰場上的確切消息，拿破崙被當作法國榮膺頭等軍功的英雄受到歡迎。
　　霧月政變時，共和國軍隊被第二次反法聯盟軍自義大利逐出，但阻擋了俄羅斯、奧地利及英國同時分兵對法發動幾條戰線的進攻。換言之，共和國不再處於迫在眉睫的軍事危險之中，但未來永無休止的戰爭已隱約浮現。霧月政變後，國家期待其新領袖能夠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從而獲得和平。拿破崙實現了這一許諾，再次率領大軍進入北義大利，並於1800年6月在馬倫戈戰役(Battle of Marengo)中打敗奧地利軍。隨後又在德意志境內數次擊敗奧軍，迫使奧地利於1801年2月簽訂《呂內維爾和約》。疲於戰爭的英國，亦因再次失去歐洲大陸的盟友，最後只得決定與法方談判。1802年3月，英法簽訂《亞眠條約》，歐洲在10年之間首次出現和平局面。
　　但是，不到2年，雙方都因違約而戰端再起。英國海軍再次挫敗拿破崙試圖把戰火直接引燃於英國土地之上的計畫。在特拉法加戰役(Battle of Trafalgar,1805年10月21日)中，英國海軍消滅大部分法國和西班牙艦隊。拿破崙在對付英國新聯合的大陸盟軍方面頗為幸運，因為在他們有效地協同作戰之前，他採取了個個擊破的策略。拿破崙迅速移師歐洲大陸，在烏爾姆(Ulm)奇襲奧軍，並於1805年12月2日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一舉粉碎奧軍主力，這大概要算拿破崙最能表現其運籌決勝的軍事天才的一戰了。根據《普雷斯堡條約》，奧地利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割讓威尼斯和蒂羅爾(Tyrol)兩地區，並同意拿破崙廢除神聖羅馬帝國的稱號。普魯士由於得到一項不太明確的對漢諾威擁有主權的承諾，一度中立，最後也動員兵力對法作戰，其結果便是1806年10月耶拿(Jena)和奧爾施塔特(Auerstadt)兩戰役的慘敗。法軍占領柏林，對普魯士索取大量賠款，奪取若干地區，把德意志北部納入法國勢力範圍。然後法國對俄羅斯歐洲部隊發動進攻。1807年2月8日，埃勞血戰(Battle of Eylau)之後，兩軍對峙，使拿破崙處於危險境地，補給線極易遭受攻擊。但是，當同年春天戰爭再起之時，法軍在弗里德蘭戰役(Battle of Friedland)中獲勝(1807年6月14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求和。兩位皇帝在協議之後締結《季爾錫特條約》(Treaty of Tilsit)，把歐洲畫分為兩個勢力範圍，拿破崙保證幫助俄羅斯人反對他們的土耳其敵人，亞歷山大一世許諾與法國合作，共同反對英國。

大帝國
　　此時，拿破崙可以自由地重組歐洲並把許多親屬冊立為各衛星國之王。結果形成所謂「大帝國」。拿破崙把托斯卡尼(Tuscany)、皮埃蒙特、熱那亞和萊茵蘭等地區直接併入法國版圖，然後把荷蘭王國(1806年前稱巴達維亞聯邦)交給其弟路易，立為王；把西伐利亞王國交給其弟熱羅姆(Jerome)，立為王；把義大利王國交給其繼子歐仁(Eugene)，命為總督；把西班牙王國交給其兄約瑟夫；把華沙大公國(由普魯士所屬波蘭建成)在名義上交給其盟友薩克森國王統治。拿破崙為把南北德意志諸盟邦連接起來，建立了萊茵聯盟。

大陸體系
　　然而，英國卻獨立於法國軍事實力之外；只有間接的經濟戰策略尚可能有效。拿破崙在一連串軍事勝利之後，認為他可以實施大陸對英國船隻及商品封鎖的辦法，來扼殺英國的商業貿易。他相信，英國出售其製成品的機會一旦受到限制，英國的經濟就會因生產過剩和失業加劇而造成困難，同時支付英國出口物資的外匯黃金缺少了，也會使其國庫空虛。而當法國進入英國對外貿易的各個市場時，英國的經濟危機將會驅使其政府尋求和平。於是拿破崙就發起一次「大陸體系」的商戰。在1806年11月的《柏林詔令》(Berlin Decree)中，拿破崙宣布，禁止所有法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對英貿易，其中包括由中立國船隻運輸的英國產品。當英國要求全部中立國商船必須在英國港口停靠，以接受檢查並發給許可證時，拿破崙便威脅要扣留那些在英國港口停靠的船隻。這就出現了反對中立者的一場全面海戰。
　　經濟戰使各方都付出代價。法國在沒有英國競爭的條件下確實擠進了棉紡市場，但它本身以及它的盟國卻因英國海上封鎖而困難重重，特別是來自殖民地的原料奇缺。大陸體系也確實使英國經濟出現緊張狀態，1810年造成英國出口及黃金儲備同時下降，但封鎖是極不嚴密的。因為歐洲人都喜愛英國貨，走私商有利可圖，便在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避開封鎖限制，偷運英國商品。此外，1811年，那個不易駕馭的沙皇亞歷山大退出了大陸體系。因此，大陸體系最可悲的後果，便是它對拿破崙的刺激，使他發動新一輪的入侵葡萄牙、西班牙和俄羅斯的戰爭。
　　1810年，幾乎有30萬帝國軍隊被牽制於伊比利戰場上，與一支具有超常戰鬥力的西班牙抵抗軍及一支英國遠征軍進行較量。1812年拿破崙發動了他那次最不切實際的軍事行動——入侵俄羅斯，目的是在挫抑「代表北方野蠻的龐然大物」而把俄羅斯排除在任何歐洲勢力之外。帝國大軍共60萬人長驅直入俄羅斯，未經決戰即進抵莫斯科。由於莫斯科被夷為平地而無法過冬，拿破崙於10月19日下令法軍撤離莫斯科，但為時過晚，部隊因疾病、傷亡以及凍餓已損失2/3之多。在俄羅斯境內隆冬撤軍，純屬一種懲罰，其餘1/3的人馬，多數死於途中。然而，如此空前的災難，並未使這位皇帝受挫或氣餒。拿破崙相信，他有能力使其帝國團結一致保持完整，並能打敗另一次正在醞釀中的反法聯盟。他估計仍能倚靠自己那一套堅強幹練的行政官僚機制，來補充這損失殆盡的帝國大軍。

徵兵制
　　拿破崙政權以督政府1798年9月的徵兵法為基礎，經過很多的試驗及錯誤之後，曾建起一種機制，實施令人厭惡的義務兵役制，範圍包括法國全體公民及其占領地區的人民。軍政部(Ministry of War Administration)每年向各省下達徵兵名額。每個公社負責人，利用公社出生登記簿，編造一份適齡青年(19歲)應徵表，然後這些青年便在市鎮政府所在地，抽籤決定從軍。對於拿破崙時期的各省長官來說，年度徵兵為頭等大事，而逃避兵役便成為絕大多數省分的第一號問題。堅持推行此法，加強日常警察監督，再加上採取強制手段，逐漸使長期以來的抵制行動得到克服。
　　拿破崙開始每年徵集6萬名法國青年，到1810年前後，名額就上升到12萬，並且第一次下詔「徵集補充兵員」，以後又多次實行「補充徵集」之制。在俄羅斯遭到全軍覆沒之後，拿破崙於1813年1月，提前一年時間徵集1814年的新兵，同時一再補充徵集。因為他仍然能夠倚賴他的徵兵機器，拿破崙對於聯盟方面所提磋商和約的建議，一直拒絕考慮。只是在1813年10月萊比錫決戰失敗之後，法軍被逐過萊茵河，他這套徵兵機器才失去作用。1813年11月，拿破崙徵召30餘萬兵員，任務總的來說沒有完成。這位皇帝親自指揮的法蘭西戰役，靈活機動，但無法阻止聯軍。巴黎失陷之後，拿破崙於1814年4月6日遜位，前往厄爾巴這個海島王國。法國版圖縮小到1792年原有疆界以內，波旁王朝復辟。法國人共有250萬被拿破崙徵召入伍，至少100萬人死於戰爭。

拿破崙和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留給拿破崙的遺產，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廢除舊體制下那些最陳舊的東西——封建制、領主制、法定制權、地方自由。不管拿破崙本人作風變得多麼貴族氣，他討厭那些沒有效率的制度和機構以及舊體制的種種弊端。拿破崙在氣質上是「現代的」，同時他富有破壞性的侵略精神。但無論屬於哪一方面，他都是一名權威人物，不肯納諫。他得益於大革命的一系列整肅活動，因而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設國家和動員群眾。他的改革觀念過分誇大了大革命對於統一和集中的強調之處。拿破崙也接受了大革命提出的人人平等和機會均等諸原則，以及表彰功績，至於其他權利和自由，似乎並不重要。拿破崙與他那些前輩們的虎頭蛇尾的做法不同，他徹底結束了大革命，但其代價卻是完全取消了選舉程序和黨派政治。
　　拿破崙的這些含義不太明確的遺產，有助於解釋1815年足以震動法國的那些令人困惑的事件，當路易十六世之弟重返法國，成為復辟後的路易十八世之時，便以停止徵兵制及信守憲法來收買人心。憲法規定議會控制國家預算、財稅，也規定要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自由權利。但是波旁王朝統治者卻因命令許多軍官在服役期末滿之前即行退役而喪失人心；另一方面，對許多公民來說，波旁統治者也未說明究竟教會和那些原來逃亡國外者將會重新獲得多少原有財產和權力，這又使得大眾深懷戒懼之心。正當反拿破崙聯盟內部為戰爭的勝利果實而爭吵不休之際，拿破崙悄悄溜回了法蘭西，企圖孤注一擲，再振軍威。他相信不鳴一槍就能重返巴黎。果然沿途各地駐軍違抗王朝所派軍官的命令，重新集結於這位皇帝周圍，為他效命。路易逃出國門。1815年3～6月，拿破崙重新統治著法蘭西，史稱「百日政變」。但是，事與願違，聯盟各國此時摒除歧見，決心打垮這個「竊國者」。1815年6月18日，滑鐵盧一戰，英國和普魯士聯軍擊潰法軍，取得決定性勝利。數日後，拿破崙再次遜位，被流放到遠離歐洲的南大西洋聖赫勒拿(Saint Helena)島，死於1821年。

1815年以來的法蘭西
王政復辟與君主立憲
憲政之維護與反憲法措施(1815～1830)
　　(1)路易十八世(1815～1824)。路易十八世再次返法為王，遠非光榮事件。不論是戰勝的各國，還是法國臣民，都對路易此次復辟行動，表示冷漠，只是由於找不到現成的其他人選，才勉強接受了這個波旁統治者。聯盟各國草擬一份條件更加苛刻的新《巴黎條約》，以報復百日政變給他們造成的損失。法國失去幾處邊陲地區，大都是1789～1792年間併入法國的，其中主要是薩爾河流域和薩伏依地區。法國賠款7億法郎，在全部償清之前，法國東部由聯軍占領，占領軍費用由法國負擔。
　　在法國內部，由於拿破崙的瘋狂冒險行動以及第一次波旁王朝復辟期間所造成的種種錯誤，政局益加緊張。即使沒有這種緊張局面，波旁王朝面臨的問題也夠棘手的，即如何使那些認為大革命是必然之趨勢的法國人同那些決心恢復舊體制的人們之間達成穩定的諒解。那些被稱為極端保皇派(或簡稱「極端派」)的復古分子，此時更是毫不妥協，企圖整肅那些曾經背叛王朝的人，這個短暫的「白色恐怖」在南方大約造成300名受害者。不過國王並沒有因受極端派的壓力而廢除1814年的憲章。1815年8月，依法選舉產生一個新的眾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極端派獲得壓倒勝利；本來怕出現一次反君主制浪潮的國王，對此感到意外，他歡呼這個議會是「無與倫比的」。但是好景不長。路易也十分機警，察覺到極端派的政策將使國家分裂，也許最終葬送這個王朝。所以，他遴選一些溫和派的保皇黨人士擔任大臣，如黎塞留公爵(Duke de Richelieu Armand-Emmanuel du Plessis)和德卡茲公爵(Elie Decazes)，因為這些人懂得，這個國家不能容忍試圖重蹈18世紀的舊轍。
　　溫和派大臣與極端派占支配地位的眾議院之間，經過一年之久的劇烈摩擦，最終於1816年9月大臣勸諫國王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溫和派的保皇黨人士獲得多數席位。黎塞留和德卡茲得到眾議院的堅決支持，才能進而試行其溫和路線。到1818年，他們藉助於英國及荷蘭銀行業者貸款，便償清了戰爭賠款，從而結束了聯軍的占領；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會議(Congress of Aix-la-Chapelle)上，法國重返歐洲的舞台。在國內政策方面，有跡象表明，儘管法國憲章曾謹慎地避免使大臣們對眾議院負責，但它的發展趨向是英國式的議會君主制。在眾議院，一些預示黨派體制的跡象也開始出現︰極端派為右派，獨立派(或開明派)屬左派，憲政派(或溫和派)則為中間路線人士。
　　溫和派執政時期(1816～1820)，顯示出一種朝向開明左派緩慢但持續的發展趨勢。每年有1/5的眾議員面臨改選，雖然選舉權有嚴格限制而每年左派都贏得席位。極端派或因恐慌，或出於假想，都預言政權和國家要大難臨頭；但國王卻堅決信賴他的寵臣德卡茲，而當時雖名非首相而實握重權的德卡茲則堅守他的中間路線。
　　1820年2月，國王之姪貝里公爵(Charles-Ferdinand,Duke de Berry)遭到暗殺，好不容易才取得的平衡局面由此打破。凶手是一個狂熱的拿破崙分子，揚言他的目的就是要滅絕王室家系，所以才斬草除根，要殺掉這個家族最後一名尚能生出男性嗣君的波旁人。他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因為貝里公爵夫人卡羅琳7個月後就生下一個男孩，保皇黨歡呼為「天賜之子」。不過，這個凶手確是結束了溫和派統治之世而使極端派東山再起。在暗殺事件所引起的群情激奮之時，國王免去德卡茲的職務，操縱選舉使之有利於極端派，極端派重新控制了眾議院，在新內閣中奪得支配地位，由其黨魁之一維萊爾伯爵(Joseph,Count de Villele)出任首相。
　　極端派在通過一項比較堅持法國利益的外交政策時，贏得公眾支持。西班牙自1820年起已進入內戰狀態，當時軍中一個所謂自由派系發起叛亂，迫使國王費迪南德七世頒布一部憲法並授權選舉議會。歐洲各國為西班牙境內出現的半無政府狀態感到不安，便接受了法國建議，採用武力干涉使費迪南德重新掌握。1823年法軍越過庇里牛斯山，不顧開明左派人士對此舉可能產生的災難後果的警告，就輕取馬德里，重建不受議會限制的王權。此次冒險成功，加強了極端派的地位，降低了反對者的信譽。1824年選舉中極端派對議會增強控制，同年9月贏得又一次勝利，此時年邁的路易十八世去世，把王位留給了一個新國王，新王正體現了極端派的精神。
　　(2)查理十世(1824～1830)。查理十世是路易十八世的幼弟，大革命期間流亡域外，飽嘗辛酸，痛楚之情多於進取之志。他認為法國所需要的是重溫君權神授的「聖潔」原則，而以恢復後的國教權威為其支撐和後盾。這位新國王和他的內閣(仍以維萊爾為首相)很快就透過眾議院推行一系列具有鮮明黨派觀念色彩的法律，其中導致激烈爭論的，是有關償還法國逃亡者在大革命期間財產損失的條文。
　　與這些倒退現象同時出現的，是一場強有力的要求恢復天主教權威的運動，此種權威早被啟蒙運動中的懷疑論和大革命的天翻地覆變動給徹底打倒了。但查理十世本人卻非常熱心地投入了天主教復興運動。這一行動不但激怒了開明左派中的反教權人士，也使許多同情高盧主義的溫和派感到不滿。
　　隨著時日的推移，維萊爾的領導地位越來越受到非議，甚至他的極端派多數亦指責他。維萊爾與夏多布里昂子爵(Francois-Auguste-Rene,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之間的個人仇隙，斷送了這個內閣和王朝，後者是極端派政客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內訌使維萊爾倒台；1827年選舉中，開明派和溫和派勢力明顯上升。國王拼湊了一個信仰不同的內閣，由溫和派和極端派共同組成，而以一名聲望不高的官員馬蒂尼亞克子爵(Jean-Baptiste,Viscount de Martignac)總理其事。但馬蒂尼亞克得不到查理的信任，也未能贏得議會中溫和左派的支持，1829年國王粗率地將他解職，重新啟用極端派。
　　這一行動的後果，姍姍來遲，但對這個王朝來說，卻是致命的。國王不把權力賦予有才幹的極端派人士如維萊爾之流，或眾望所歸的夏多布里昂之輩，而是授權於一名親信波利尼亞克親王(Jules-Auguste-Armand-Marie,Prince de Polignac)，此人是一個狂熱的反動分子。內閣的組成包括了幾名最頑固的「死硬極端分子」似乎表明國王決心使政治走向極右。不管怎麼說，這也確實是其直接後果。左派方面，態度變得敵對而強硬，具有挑釁性；巴黎的共和派開始組織起來；一個奧爾良派的集團出現了，要求奉行立憲君主制，由國王的族弟奧爾良公爵路易-腓力繼位，治理國家。
　　有些波利尼亞克內閣的大臣鼓動立即發動一次宮廷政變，以便在對立派羽毛未豐之際先發制人。相反，國王卻拖延數月，未曾提出明確的領導或堅定的政策。到眾議院最後於1830年3月開會時，多數議員迅速投票表決，要求國王罷免政府。國王反而解散議會，命令在7月舉行新的選舉。在7月選舉中，反對派贏得274席，政府成員占143席，查理的選擇至此已很明顯︰是用一名溫和派大臣代替波利尼亞克並從而接受立憲君主這個角色，還是要冒一次宮廷政變之險，並從而把1814年憲章全部毀掉。他毫不猶疑地選擇了第二條路。於是國王和大臣準備了一套詔令，宣布解散新選出的眾議院，進一步限制那本已十分嚴格的選舉權利，並把所餘無幾的新聞自由完全予以剝奪。這些《七月法令》(July Ordinances)於26日公布，完成了政治極化過程，並確定了未來的對抗將是異常激烈。

1830年的革命
　　七月革命是對查理十世及其臣僚愚蠢無能的一種反抗象徵。起先，沒有一個國王的批評者會料想得到七月事件竟能傾覆這個政權；他們只希望解除波利尼亞克的職務。至於國王本人，也幼稚地忽視了出現嚴重騷亂的可能性。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加強巴黎的防務；也沒有作出任何應急計畫。相反地，查理卻去鄉間圍獵，使首都防守鬆懈。在法蘭西人所熟知的那「光榮三日」(Les Trois Glorieuses)即7月27至29日，抗議行動迅速轉為暴亂。7月29日，有一些軍隊開始與暴亂者友善交往。國王於30日最後同意解除波利尼亞克的職務並宣布取消《七月詔令》；不過，這種姿態為時已晚。巴黎已落入叛亂分子手中，而且建立一個新政權的計畫很快就臻於成熟。
　　在暴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敵對的兩派。共和派主要由工人和學生組成，控制了各條街道，占領了市政廳，並於29日在那裡設立了一個市政委員會。他們期待德高望重的拉法耶特侯爵成為他們的象徵性領袖。立憲君主派在新反對派的《國民日報》(Le National)社設立指揮部，推舉奧爾良公爵路易-腓力接替王位。7月31日，路易-腓力穿過多數懷有敵意的人群，走向市政廳，勇敢地面對共和派。他的事業卻由拉法耶特給促成了。拉法耶特感到君主立憲總比雅各賓派的統治對國家要更為安全，便與路易-腓力一起走上陽台與群眾見面。拉法耶特身披三色旗，擁抱路易-腓力，群眾為之歡呼。兩天後，查理十世遜位，但提出條件，要把王位傳與其孫，即那個「天賜之子」。議會於8月7日開會，宣布王國空位，8月9日便宣布路易-腓力秉上帝恩寵，順全民意願，為法蘭西人之王。

七月王朝
　　新建政權(常稱為七月王朝或中產者王朝)，奠基於一種修改過的政治理論和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之上。君權神授讓位於群眾擁戴；社會重心由地主貴族轉向富有中產者。1814年憲章被保持下來，但不再視為王朝對國民的恩賜之物。書報檢查制被取消；三色旗重新用作國旗，國民自衛軍再度組建。天主教被宣布為僅僅是「絕大多數法蘭西人」的宗教信仰，選舉年齡降低為25歲，而財產條件也縮減到只要能支付200法郎的程度(原為300法郎)。這就使普選權成倍增加，由大約9萬增至20萬人。
　　新國王似乎頗受愛戴地適合於新的憲政體制。這位「平民國王」一度獲有開明的令譽，其嗜好與同情心理與上層有產者是一致的。法國大革命年代，他曾流亡國外，但與那些毫不妥協的逃亡分子並無思想上相通之處；自他重返巴黎之後，他的宅邸便成為反對派集會的地方。但是，不管他的表態如何，路易-腓力並不想接受一個完全象徵性的角色。他相信他的權威在於家系而不僅僅在於議會的意願。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傾向於遴選那些對王權有一致看法的人擔任大臣。因之，奧爾良派的體制就是建立在一種對於權威之真正所在不夠明確的基礎之上的。
　　議會中出現了兩大派，粗略可分為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兩派。中間偏右一派由歷史家基佐(Francois Guizot)領導，所持政見與國王相同；此派認為，修改後的1814年憲章為合宜的治國之策，無需再作改動。中間偏左一派的代言人中以梯也爾(Adolphe Thiers)最有才幹，他認為1830年是變革過程的開端而不是頂點。中左派贊成限制王權，擴大選舉範圍，把中產者的中間階層也包括進去。這些政見上的不同，加上國王勾心鬥角的癖性，就使得1830年代的政局長期陷於不穩定狀態。
　　這10年之間，也標誌著左右兩派政敵對現政權一次接一次地挑戰。1832年，那個「天賜之子」的母親貝里公爵夫人，在法國南部祕密登陸，企圖發起一次全面叛亂；但計畫失敗，大多數極端派(當時已改稱正統派)退為反對派，消聲匿跡。較為嚴重的是因勞工不滿加劇而引起的共和派煽動鬧事。1831年里昂事件最為嚴重，有1.5萬名勞工與國民自衛軍在街道上發生對抗行動，造成大約600人傷亡，後來才平息下來。1836年又輪到拿破崙後裔中的王位覬覦者向這個政權提出挑戰了。皇帝拿破崙之姪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自稱為真正的繼位人；1836年他越過邊界進入法國境內，號召駐紮在斯特拉斯堡的法軍加入他的行動。這次冒險失敗了，1840年他在英吉利海峽沿岸作了第二次嘗試，又遭失敗。路易-拿破崙被俘並被判終身監禁，但他於1846年又設法逃往英格蘭。
　　不過，到1840年前後，這個政權的敵人明顯地受挫，此後出現一段十分顯著的穩定時期。基佐成為內閣中主要人物，1840～1848年，歷任要職。基佐相信，富有的統治階級是天然的理想的賢能隊伍，任何法蘭西人都能憑藉個人的才華和努力加入這一行列。他的政府就以各種鼓勵辦法來促成這類個人的成長，如將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給予支持政府的中產者以及為他們提供部分開發資金。實行高額關稅保護政策，繼續使法國企業主在對外貿易中加強其競爭能力。這些措施，在1840年代中，使法國經濟達到適度的繁榮程度，開始了法蘭西國家由一個大體上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
　　基佐同路易-腓力都強烈地贊成採取一項安全而穩妥的對外政策。國王自踐位之時起，就一直審慎地避免冒險和對抗。潛在的比利時及中東地區的糾紛已然消除，國王就專門尋求對英國的友好關係。基佐在1840年代繼續奉行這一審慎路線，只有在西班牙出現的一次短短插曲是個例外。一項涉及西班牙女王的求婚者間的長期之爭，最終誘使基佐於1846年盡力想取得一次廉價的外交勝利；這就激怒了英國人，並造成英法友好關係的中斷。自1830年以來，法國一直在阿爾及利亞保持著一種似乎進退維谷的姿態，搖擺於完全撤退和推進其征服兩者之間。1830年代中期，法國決定繼續占領那裡；基佐當政期間，法國軍隊將阿爾及利亞抵抗力量的中堅擊潰，把當地人民驅往山區，開始了在這塊肥沃的沿海平原上的殖民過程。

第二共和與第二帝國
1848年革命
　　1848年2月法蘭西立憲君主國被推翻這個過程，回顧起來，似乎仍是一個謎。當時的革命，一直被稱作有果無因之舉；更正確地說，它可被稱為一件因果不相稱的事件。自1840年以後，這個政權已陷入一種僵死的穩定狀態；不過這種穩定曾給國家對外帶來和平，對內帶來相對的繁榮。路易-腓力及其大臣曾以溫和之治而自詡，以尊重審慎的均衡這一理想而自豪。法蘭西似乎最終達到一種能產生實效的和解狀態，把傳統方式同大革命年代的各項改革糅合在一起。
　　然而，人民不滿的跡象，依然持續存在。共和派決不會寬恕路易-腓力「沒收」他們1830年的革命果實。城市工人深感自己處境的悲慘，深受大革命所產生的社會神話之威力的煽動，始終毫不妥協。十幾年間，他們日益為各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所吸引。空前繁榮的社會主義思潮，成為法國1840～1848年的主流，激起老百姓立即改變社會的種種希望。就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強大而群情憤慨的壓力，要求以一種廣開賢路的方式進行改革。主張把選舉權(以及擔任公職的權利)擴大到中產階級的議案，頻繁地在議會中提出，但被基佐頑固地加以拒絕了。
　　自1847年開始，反對派各領袖就利用這種不穩定局面，迫使政府同意各項開明的改革措施。因為公開的政治集會是非法的，他們就舉行很多次政治「宴會」，來動員各種反政府的力量。這種運動在1848年2月22日一次巴黎的規模龐大的宴會上，達到頂點。但政府深恐發生動亂，下令禁止此次宴會。22日，一群群抗議的學生和工人，聚集在街上，與警察發生衝突。兩天暴亂將結束時，路易-腓力面對一項痛苦的抉擇︰派出軍隊，那將意味著大屠殺，或對示威群眾進行安撫。他不得已而選擇了第二種策略，宣布他將把眾怒所歸的基佐免職。不過，這次讓步太晚了。當天晚上，守衛基佐官邸的部隊與一群示威者又發生衝突，一陣猛射使40餘名群眾喪生。到2月24日清晨，憤怒的人群就要衝向王宮。路易-腓力面臨內戰的危機，仍猶疑不決，然後再次退卻；他宣布讓位給他9歲的孫子，便逃往英國。

第二共和(1848～1852)
　　然而，王位繼承並不是如此容易就能決定。眾議院被一群要求建立共和體制的示威者侵入，已組成一個臨時政府，其成員有若干名君主立憲派，也有一名激進代表。這些政府成員，由詩人兼議員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領導，前往市政廳，激進的共和派領袖早已在那裡組織自己的政權。經過認真談判之後，臨時政府選出4名激進領袖，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理論家勃朗(Louis Blanc)。在包圍市政廳的群眾的壓力之下，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國。其後數日，社會改革派不斷對政府施壓；促使它比那些中產階級成員所真正想望的走得更遠。政府發布一項工作權利聲明，責成各地為全體公民提供工作。為滿足此項應急需要，成立了一種非常時期救濟機構，稱為國家工廠(ateliers nationaux)。政府發布成年男子普選規則，當時這種試驗可謂空前，一下就把選民由20萬猛增至900萬之多。
　　到4月23日，法國公民去投票選舉制憲議會，此時那種開始階段的平等博愛氣氛早已消散。國家工廠未能滿足任何人的需要︰對於激進派來說，國家工廠不過是一幅社會改革的諷刺畫，而對於溫和派來說，那是一種浪費和危險的試驗，它吸引了法國各地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到巴黎來。財政問題使政府嚴重困擾，於是強制徵收一項直接稅，即財產特別附加稅，其比率為每法郎稅額附加45生丁。這種稅則對農民造成的負擔最為沉重，因此在廣大農村中也怨聲四起。激進派擔心在這種環境下進行普選，可能產生令人不快的後果，力主推遲舉行選舉，但此議未被採納。
　　選舉結果證實了激進派的顧慮︰鄉村廣大群眾都投票贊成溫和派或保守派的候選人。到5月制憲議會召開時，新當選的多數派表示對當時形勢不能容忍或缺乏耐心；議會決定減少開支並中止那些冒險性的改革試驗。議會還不顧拉馬丁因希望保持共和國的團結並避免向右急轉而付出的種種努力，下令撤銷了盧森堡委員會和國家工廠，同時拒絕另設更為有用的公共工程項目以救濟失業者。
　　這些措施的直接結果，便是巴黎一次短暫的流血衝突，亦即所謂六月事件(1848年6月23至26日)。數千名突然失去政府薪給的工人，聯合大批同情者——學生、工匠和在職工人——自發地組成抗議示威運動。在許多工人區築起街壘。議會便轉向卡芬雅克(Louis-Eugene Cavaignac)將軍求救。卡芬雅克曾在鎮壓阿爾及利亞叛亂部落時出名，現在便被授予全權在巴黎鎮壓示威者。他讓工人們得到時間挖壕自衛，然後調來砲兵攻打街壘。至少有1,500名叛亂者被屠殺；1.2萬名被捕，其中許多人最後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激進派運動被鎮壓；工人轉為沉默地激烈反對。
　　此時社會矛盾轉為政治策略和制訂憲法。卡芬雅克留任，成為臨時行政首腦，議會則轉入其中心工作。經過6個月的商討，產生一部似乎是當時歐洲最民主的憲法。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任期4年，由全體男性公民選舉產生；立法議會為一院制，議員任期3年，同樣由普選產生。其中尚未明確者是總統與議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兩者之間如果出現僵局應如何打破。
　　如果1848年曾經選出一名合適的總統，問題也許不致於鬧得不可收拾。相反，選民選中了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路易-拿破崙剛於9月結束流亡生活，從英國回到國內，並在制憲議會一次補選中獲得席位。他開始給人的印象很壞；實際上，有些政客如梯也爾之輩所以支持他參加總統競選，完全是由於他們認為路易-拿破崙愚蠢無能，不堪重任，會很快被一名奧爾良派的君主所取代。不過，路易-拿破崙有一個名聲為法國人所熟知，這個名聲還散布出一種代表光榮、權力和公共秩序的氛圍。12月，路易-拿破崙以壓倒多數的選票獲勝，得票550萬張，其餘候選人總共得票200萬張。1849年5月，立法議會選舉結果，同樣令人震驚。兩個極端路線的派系——激進的左派和保皇黨右派——取得顯著的成果，而溫和共和派雖是規畫和締造新體制的人們，卻幾乎被拋開。
　　其後兩年之內，拿破崙總統小心翼翼，極力避免與保皇派把持的議會發生衝突。他為取悅天主教徒，設法恢復了教宗(教皇)在羅馬的世俗王權，因為這個權力早被羅馬共和派當政者給取消了。在國內，拿破崙毫無異議地接受了議會所通過的許多保守措施︰這些法律剝奪了1/3的法國人的選舉權；限制出版和集會；授權教會牢牢地控制群眾思想以及私人教育。不過，對路易-拿破崙是否真正歡迎這種轉向保守主義的趨勢，人們也有理由表示懷疑。根據1840年代路易-拿破崙寫的一些東西來看，其中突出一種技術治國的觀點，是屬於聖西門社會主義(Saint-Simonian socialism)傳統的。他力求討好議會，大概是希望可以互惠交換，因為他希望由國庫提高資金來償還個人債務和供應他家庭，同時也希望補充一項憲法修正案以使他競選連任。
　　到1851年時形勢已十分清楚，議會多數派不準備滿足總統的願望。他面臨兩種選擇，或到1852年任期屆滿就下台，這將意味著失去金錢與權力；或準備發動一次政變。他的親信中有些人長期以來就一再鼓動採取第二種作法，路易-拿破崙此時表示同意，但又有些猶豫。
　　1851年12月2日清晨，約70名政界領袖被逮捕，另公布了一部新憲法。新憲法規定恢復成年男性公民普選權，大大削減議會權力，並把總統任期延長到10年。雖然政變進行得很順利，也帶來幾天動盪局面。反對勢力一經失敗，路易-拿破崙就進行他所宣布的有關新憲法的全民公決，而且滿意地獲得全體選民92％的支持。但是，這個獨裁式的共和國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舉。由官方授意而要求恢復帝制的請願書湧向巴黎；參議院則以它所描述的帝制為國家所需作為回應。1852年12月2日，拿破崙三世就被宣布為法蘭西人皇帝。此次改制，無人公開反對；而選民們在一次新的公民投票中，給予拿破崙的竟是高達97％的多數贊成票。

第二帝國(1852～1870)
　　(1)獨裁年代。自1852至1859年，帝國執行獨裁路線。公民自由權嚴格受到限制；敢於發表意見反對現政權的人們，不是遭到放逐，就是受到重壓轉為緘默；議會各派均被剪除；立法團亦即眾議院的選舉期限改為6年，並由拿破崙任命的各省行政長官「管理」選舉事宜，而這些省長則是官方代表的支持者。使用全民公決方式來批准早已作出的決定，製造出一種群眾管理國家大政的假象。皇帝和他的大臣(都是他的親信和原來的奧爾良派政客)依靠農民、商人、教士以及那些與政府合作的地方貴族，來建立其權威。
　　獨裁之治的最顯著的成就是經濟成長和對外政策。法蘭西從未經歷過如此有活力的經濟膨脹。第二帝國期間，工業生產增加一倍，對外貿易增加兩倍，蒸汽動力的使用增加4倍，鐵路運輸增加5倍。法國企業湧出國門；法國的資金和工程技術人員投入大陸歐洲許多地區的建築工程，有橋梁、鐵道、碼頭以及下水道工程。這種突然增長起來的經濟活力，部分來自有利的國際環境︰比較快速的蒸汽動力運輸工具；國外黃金的大量湧入；還有1846～1851年間經濟蕭條後的復甦。但在某種程度上，拿破崙政府也可以說是有治績的一件事就是︰對經濟很少直接干預，而更重視為私有企業創造一種有利的經營環境。
　　拿破崙的對外政策，起初採取慎重態度；他曾對自己的同胞和不安的歐洲列強保證說，「帝國即和平」。然而，對於一名以拿破崙命名的統治者來說，那種謹慎的板滯的路易-腓力的外交政策，似乎很難受到重視。此外，這位皇帝還急於要在歐洲君主中間「正名」，因為他們都把他看成一個「暴發戶」。他於1854年介入克里米亞戰爭，完全是出於這些原因而不是根據國家的迫切利益。英國和俄羅斯為使各自勢力深入即將崩潰的土耳其帝國而進行角逐。一項有關巴勒斯坦聖地的爭議，給了拿破崙一個藉口，以表示他對英國人的支持從而恢復英法友好關係。儘管總的來說克里米亞戰役對所有參戰的軍隊都是一場失敗，法國部隊還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不光彩地撤離戰場，而且平心而論，還可自命為勝利者。1856年結束戰爭的巴黎和會上，拿破崙以東道主身分參加談判。
　　(2)開明年代。帝國似乎已經寫下了一份連續不斷地成功記錄，使國內批評者無容置喙。大概正是由於這種穩定局面和自信心理，才使得拿破崙自1859年開始，轉而推行開明政治。促成這一戲劇性轉變的直接原因，是1858年1月一名義大利愛國人士對這位皇帝的未遂暗殺行動。他名叫奧爾西尼(Felice Orsini)其目的是為喚起公眾注意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屢遭挫折的種種期望。拿破崙受此震動，並因有人提醒他年輕時他也曾為義大利獨立而戰鬥，便在1858年7月同皮埃蒙特王國首相加富爾伯爵舉行祕密會談；兩人制訂計畫，以期把奧地利勢力自北義大利逐出，將義大利改組為邦聯，而以教宗為盟主。法國則以獲得突尼斯和薩伏依作為交換條件。這個新聯盟觸怒奧地利人，於1859年4月對法義等國宣戰，因而拿破崙率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法軍在馬真塔(Magenta)和索爾費里諾(Solferino)兩戰役中取勝，於是雙方匆匆和解，和約規定奧地利人把倫巴底地區畫歸給皮埃蒙特。
　　拿破崙的新對外政策，在法國引起激烈爭論。保守派表示憤怒，同時深恐教宗作為羅馬的世俗領袖將被義大利民族主義勢力予以廢黜。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沉默的開明派和激進派等反對者，卻表示了有所保留的讚許。這大概是由於路易-拿破崙深信聖西門的改革之說，與保守派合作並不愉快，而歡迎有個時機來發抒他那蘊藏深處的宿願。不論如何，他在1859年末宣布了走向開明帝國的躊躇的第一步。政治流亡人士獲得赦免，報刊檢查有所放鬆，立法團略微增加了權限。緊接著便是更富於戲劇性的朝向經濟自由主義的大轉變；1860年1月，路易-拿破崙與英國人談判達成有關降低兩國關稅的協議，結束了長期孤立法國生產廠家的關稅保護主義的傳統作法。但是，這一措施卻使那些一直大力支持他的商人受到冷落。
　　皇帝的幾位諫議大臣曾激烈地反對朝自由主義的轉變。以後10年間出現的情況，似乎證明他們的諫諍是對的；因為帝國當時已漸臨風雨飄搖之勢。自1851年以來就在政治上遭受壓抑的反對派，對他毫不感恩，倒是抓住每個機會給政府製造麻煩。經濟形勢的一次回落對反對派有利。對外政策上的一些失誤，使這個政權益形困窘︰路易-拿破崙錯誤地干涉了墨西哥，滿以為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受保護國，由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 of Austria)去做皇帝。但此舉代價高昂，而且徒勞無功，還似乎出現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險。自1860年代中期開始，新的戰爭威脅開始籠罩於萊茵河上︰普魯士日漸強大，俾斯麥正勵精圖治。
　　路易-拿破崙對這些惡兆置之不顧，仍然堅持其自由化冒險事業︰對勞工政策及教育政策實施進一步改革之後，又放寬新聞自由和加大了立法團的權力。然而選民對這些讓步措施的反應卻是失望，乃至驚慌；1869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數上升，所獲席位增加一倍以上。
　　皇帝此時面臨重大抉擇︰再多加注一劑自由主義或突然回到專制帝國的老路。他選擇了前者；1870年1月，他要求自由主義反對派領袖奧利維耶(Emile Ollivier)組閣。奧利維耶監督新憲法草擬工作，新憲法雖然仍屬一雜揉之作，但把帝國改變成一個準議會制政體。大臣們被規定「有權有責」，而他們的權限(以及立法團議員的權限)也加大了。與此同時，皇帝則保留住其大部現有特權，所以一旦皇帝與議會之間產生矛盾時，真正的權力中心究竟屬於哪方，就不明確。雖然如此，在1870年5月8日舉行投票複決時，選民們對新體制投了大量信任票。
　　(3)普法戰爭。就在同一時間，路易-拿破崙同俾斯麥捲入一次不愉快的外交撲克遊戲。普魯士於1864年戰勝丹麥，1866年又勝奧地利，這表明歐洲勢力均衡局面發生重大變化。路易-拿破崙認識到他已面臨嚴重挑戰，開始加強法國軍事力量；他提出一項更為嚴格的兵役法案以擴充常備軍的編制，但在遭到公眾和議會的抗議時不得不撤消此案。危機終於在1870年7月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而突然出現，但法國大臣對此次危機的處理方法卻十分笨拙。法國人一度成功地阻止了一名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族的親王接替西班牙王位，然後卻要求對未來的進一步保證；這樣他們就為俾斯麥提供了一次良機來激發德意志的輿情，並驅使法國於7月19日對普宣戰。
　　法國人和外國觀察家幾乎沒有一人能預見到隨之而來的慘敗。法軍泥於常規，遲於動員，戰備未就而普軍已深入法境。9月1日，普軍在色當一役中大獲全勝，路易-拿破崙被俘。這個政權遭此奇恥大辱，無法存在下去。9月4日消息傳到巴黎，群眾湧向街頭，在立法團所在地聚集，要求宣布國家改為共和。帝國官員未作認真反抗；9月4日革命成為法蘭西史上最突出的一次不流血事件。

第三共和
　　法國建起臨時國防政府，其首要任務就是繼續戰爭，抗擊入侵者。國防臨時政府名義上由特羅緒(Louis-Jules Trochu)將軍擔任首腦，而最有實力的成員是甘必大(Leon Gambetta)，被認為是激進共和派的傑出人物。甘必大先任內政部長，數週後又兼任陸軍部長，肩負緊急抗戰重任。普軍節節進逼，9月23日即已圍困巴黎，甘必大的任務更形複雜，很快就乘汽球離開巴黎，前往圖爾，與幾名政府要員會合。以後4個月期間，甘必大拼湊的軍隊在羅亞爾河流域及法國東部與普軍發生過一系列零星戰鬥。但他派兵北上以解巴黎之圍的計畫，受到挫折。到1871年1月時，局勢已很清楚，進一步抵抗會徒勞無功。政府不顧甘必大的憤怒抗議，終於在1月28日與普魯士人簽訂了停戰協議。
　　停戰協議中有一項要求法國盡速選出國民議會，以便受權談判最後的和平條約。選舉於2月8日舉行，選出了一個由保皇派占支配地位的議會。2月13日，國民議會在波爾多召開，選出奧爾良派年邁的梯也爾擔任「法蘭西共和國行政首腦」。梯也爾一向是路易-拿破崙對外政策最率直的批評者，曾多次提醒國人要注意普魯士的危險行動。他立即開始與俾斯麥談判媾和條件；3月1日，《法蘭克福條約》由議會絕大多數議員批准。條件是苛刻的︰法方賠款50億法郎，並在全部賠款清償之前負擔駐法國東部德意志占領軍的全部費用。亞爾薩斯及洛林的一半併入新德意志帝國的版圖。

巴黎公社
　　數日後，議會將政府自波爾多遷往凡爾賽。政府尚未抵達新址之前就面臨一場大內戰——巴黎公社叛亂。巴黎人在長期受圍城之困後，情緒緊張，煩躁易怒，對於法國廣大農村選出一個保皇派議會，而議會又達成一項被認為極不光彩的和平協議，感到義憤填膺。隨後他們又被議會的一些行動進一步給激怒，如︰停止戰時延期償付債款及租金的辦法；削減國民自衛軍的薪餉(帝國覆亡後，自衛軍在巴黎重建)；將首都遷往凡爾賽而未遷回巴黎。
　　梯也爾認識到巴黎已處於險惡狀態之中，便想解除國民自衛隊的武裝以為萬全之策，因為這支隊伍已經大大超過政府所轄正規軍的人數。3月18日拂曉，他派出軍隊收繳部署在蒙馬特爾(Montmartre)高地自衛軍的大砲。一群人聚攏到那裡，接著是一場流血衝突；兩名將軍被捉住並被群眾以私刑處死。當暴亂延及全城時，梯也爾匆忙撤出所有軍隊和政府官員，離開巴黎前往凡爾賽，計畫下一步的對策。與此同時，巴黎城內的混亂狀態也逐漸轉為一個臨時組織起來的試驗性城市自治政權。3月26日，巴黎人選出一個委員會，隨即採用了那個傳統的名稱巴黎公社。其成員有雅各賓共和派，形形色色的布朗基主義者和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最主要的為普魯東的追隨者，普魯東主張在全法建立自治公社的鬆散聯邦。這些內部派系使公社無法在社會改革方面進行強而有力、連貫的試驗，也無法組建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
　　到5月21日，梯也爾的部隊準備攻打巴黎。在「血戰週」即5月21至28日這個期間，公社社員奮力抵抗，展開巷戰，但一直被推回巴黎中心地帶。他們在拼命戰鬥之中，殺死很多人質，其中就有巴黎大主教。最後幾天，他們縱火燒毀許多公共建築，其中包括土伊勒里宮和巴黎市政廳。公社社員終於退守拉雪茲神父公墓(Pere-Lachaise Cemetery)，最後一批抵抗者在一堵牆內全部被槍殺，此牆乃各為巴黎公社戰士牆(Mur des Federes)。梯也爾政府對公社成員採取恐怖的報復手段，戰鬥中2萬名公社社員戰死或被就地槍決；數千名倖存者被逐到海島上監禁，其餘者逃往國外。

第三共和形成年代(1817～1905)
　　巴黎公社的遭到鎮壓，給即將出現的共和國留下烙印。各種社會主義集團以及新組織起來的勞工運動，一時之間群龍無首；此種結果所形成的真空，最後在1880年代就為馬克思主義活動家開闢了一條道路。工人階級大多比以前更為離心離德，但是對於溫和派和保守人士來說，梯也爾多了反對「赤色分子」以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形象。
　　(1)復辟未遂。然而保皇派在議會中仍然擁有相當的多數，希望並計畫復辟君主體制。正統派與奧爾良派一直不和，但和解似有可能。波旁家族覬覦王位者尚博爾伯爵(Count de Chambord, 即為1820年出生的「天賜之子」)，年老無子；奧爾良派的爭位者巴黎伯爵腓力普，年輕而多子。按照常規，應該先使尚博爾踐位而以巴黎伯爵為其繼位人。但是，尚博爾提出，除非答應他的條件，否則不受王位，他的條件就包含著恢復專制王權的原則，不受憲法限制。奧爾良派甚至一些正統派認為，此種要求未免過分，無法接受。他們暫時也就安於梯也爾的總統之治了。
　　在以後兩年中，梯也爾的地位已然鞏固，領導共和國，精力充沛，行政效率高。他重建法國軍隊，恢復國民士氣；他成功地發行兩次公債，使得戰爭賠款在1873年就已清償，從而提前結束了德軍的占領。然而，梯也爾在1872年末放棄了他長期信守的奧爾良派主張，公開宣布改變立場，奉行共和路線。被激怒的保皇派尋找藉口，迫使梯也爾終於在1873年5月辭去臨時總統職務；他們又匆忙地把軍隊指揮官麥克馬洪伯爵推上總統職位。保皇派政客在幕後再次安排那兩名爭王位者達成協議，但是，到1883年尚博爾去世之時，復辟之議，就未免太晚了。
　　(2)第三共和憲法。此時草擬一部共和國憲法的任務就不能再拖延了。議會於1873年開始討論；1875年便陸續通過多項根本法規，匯集起來，即成第三共和憲法。憲法是一部雜湊起來的妥協之作，規定成立兩院制議會，有一個非直接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對眾議院予以謹慎的制約；部長會議(內閣)，對眾議院負責；總統一名，由兩院選舉產生，任期7年，其權限與立憲君主相似。「共和國」這個標籤，僅以一票之差得以批准。1875年末，國民議會最後解散，第三共和的臨時階段宣告結束。
　　新參議院過分代表農村利益，一開始就屬於保皇派勢力的產物；總統麥克馬洪，也是一名忠實的保皇派，任期要到1880年，但是，當1876年眾議院第一次選舉時，共和派贏得2/3以上的席位。此後麥克馬洪與眾議院之間，摩擦嚴重，到1877年5月，一次危機造成全面僵局。此時，早已重返政壇並在競選期間領導共和派的甘必大，要求麥克馬洪「在同意與下台間，二者擇其一」。總統表示同意共和派建議，便提名一位能使共和派多數接受的人擔任內閣總理。兩年後，部分選舉使共和派控制了參議院，麥克馬洪不久引咎辭職。總統一職，由一名派系色彩不濃的共和人士格雷維(Julis Grevy)接替，人們認為他贊同減少總統的權力。
　　(3)共和派系。共和政權已經明顯地不受外來攻擊之時，內部就出現了小集團。1880年代中，激進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這兩種標籤，就開始貼在共和派的兩翼之上。左派方面，激進人士自認是雅各賓精神的真正後繼者，他們擁護一個強有力的和中央集權的政府，主張採取毫不妥協的反教權主義立場，在對外政策上堅持民族主義，要求修改憲法，剔除其中王權主義成分，修正諸如勞工法及累進所得稅制等社會改革內容；他們最傑出的代言人是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他是一位勇猛的辯論家和決鬥者，最善於拉政府下台。機會主義者最初因喜歡採取妥協和延緩策略而被一個諷刺記者賦予此名，成為眾議院的中間派；他們的態度比較審慎，作法是漸進主義的；他們滿足於在現行體制下工作，他們的目的是限制政府干涉公民的事情。只有在對待教會參與政治及教育這兩項問題上，雙方意見大體上一致。
　　(4)機會主義者當政。在1879至1899年間，機會主義者控制國家機器，其間只有短暫中斷。自1880至1885年間，費里(Jules Ferry)歷任總理及內閣其他要職，在兩方面頗有建樹︰一是公立學校制度，二是殖民帝國政策。他推行的教育法，規定初等教育為免費、義務及世俗性質，公立學校中的宗教課程一律為「公民教育」所取代。費里支持各次殖民地遠征行動(有時是隱瞞眾議院的)，使法國建起了對突尼西亞、安南和東京(Tonkin)等地區的保護國地位，同時在剛里河流域建立起一大片新殖民地，在馬達加斯加取得初步立足點。這種擴張主義政策，當時不得人心，後世則稱費里為法蘭西帝國之締造者。
　　1889年這個政權發生危機，政府陷於巴拿馬醜聞的麻煩之中，曾經開鑿蘇伊士運河的著名法國工程師雷賽布(Ferdiand de Lesseps)組織一家合股公司，要在巴拿馬地峽開通一條運河。這個工程計畫既艱巨，又造價高昂；1889年公司倒閉，大量股東的投資化為烏有。人們要求議會對此進行調查，1892年前迄無結果。同年一名叫德呂芒(Edouard Drumont)的新聞記者，專門蒐集政府醜聞，得到證據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