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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物象的詩學與政治:林徽因和現代北京
2008/04/18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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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物象的詩學與政治:林徽因和現代北京



作者:宋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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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萊爾與巴黎,是詩人走出斗室,漫步街頭,尋找「惡之花」的精神歷險;本雅明與柏林,是思想者穿梭於過去與未來,反覆書寫童年回憶的斷簡殘篇;……我們同樣無法忘懷陀斯妥也夫斯基、別雷(Andrei Bely)與聖彼得堡,卡夫卡與布拉格,喬伊斯與都柏林,史尼茲勒、霍夫曼斯塔爾與維也納,狄肯斯與倫敦,索爾?貝婁與芝加哥,惠特曼、約翰?多斯?帕索斯與紐約, ……。西方現代作家的都市體驗,落實在孤獨、異化、無家可歸等主題,並凸現如是一幅圖像:巨型城市與無名的陌生人。相形之下,中國作家與現代北京的關係,卻是城市體驗的一個異數。至少在文學再現層面,人與城竟一如魚和水,那份親近、思念、懷舊乃至歸宿感,雖受錢鍾書的冷嘲熱諷,卻仍然蔚為大觀。對大多數書寫北京的現代作家來說,那個中西混雜、亦舊亦新的城市,彷彿是寄托遙深、夢系魂滎的精神故園。


透過歷史的煙塵,我們將視線投注於照相術捕捉到的精彩一刻。公元1936年,日軍佔領北平的前一年,在天壇祈年殿的屋頂,赫然而立一對年青夫婦,他們是林徽因與梁思成。黑白照片中風華絕代的林徽因,更在當天傲然宣稱自己是古往今來站在天壇頂上的第一位女性。滄海桑田,京華一瞬,林徽因所佔據的不二場所,喻示著現代女作家與城市關係的特例。於此,中國現代女性的主體位置僭越了凌淑華慨歎的閨中「繡枕」,廬隱女士孤寂的「象牙塔」,甚至張愛玲無可奈何的「樓上」。那橫亙在男人與女人、家庭與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鴻溝,此時此刻得以彌合。其時,林徽因已是才華橫溢的詩人,短篇小說作者,「京派的靈魂」,文化沙龍「太太的客廳」談鋒極健的女主人,以及中國建築學的奠基者之一。蒼穹之下,祈年殿上,「一代才女」放眼眺望她感之念之的北平,在她心中,是否迴盪著父輩梁啟超、林長民們遊歷歐洲的心影,己輩求學歐美的記憶,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響,中國營造法式與西洋建築學科的共鳴?


從天壇的屋頂到北總布胡同3號的客廳,林徽因的足跡刻印在古城林林總總的歷史和地理場所。正如她與梁思成同撰的名篇《平郊建築雜錄》所描摹的:「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林徽因與梁思成聽到的古城的秘響,成為侯仁之終生涵詠吟誦的辭句。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說,「偉大的形象有其歷史和史前史,是記憶與傳奇的摻合。每一個偉大的形象,都有難解難測夢一般浩瀚的深度,而個人的體驗則為之增光添彩。」對於林徽因和梁思成,北京是大的博物館與活的城市,有待尋訪、測繪和保存,而他們便是細心的漫步者,嚴謹的探究者,熱忱的監護者,絕妙的詮釋者,更是站在傳統與現代門檻上的「講故事的人」。透過林徽因在北京的足跡,我們恰可掀開首善之都的一角面紗。


我們重訪的第一站,不妨是她名重京城的「太太的客廳」。如果說曾樸上海的書店居室堪稱「貨真價實的」法國沙龍,那麼林徽因「太太的客廳」則既不乏英國下午茶談天說地的風味(一如梁思成坦言相告),也富有十九世紀法國沙龍的格調。在巴黎,沙龍往往設立在私人空間,且由女主人主導。往來於「太太的客廳」的座上賓,幾乎是北京知識界的一幅縮影:金岳霖、沈從文、蕭乾、徐志摩、張奚若、周培源、陳岱孫、鄧以蟄、錢端升、陶孟和、李濟、費正清費慰梅夫婦等。「太太的客廳」其樂陶陶,恰如徐志摩狀寫「石虎胡同七號」時留下的詩句:「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太太的客廳」 構成的獨特空間,乃介於公私之間,與哈伯瑪斯(Habermas)闡發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殊有不同。哈氏言道:公共領域之談論,有助於公眾輿論之導向,國家政策之制定。在「太太的客廳」,無論是談吐無雙的女主人,還是沙龍的常客,大都對時政保持距離,而著意文學與文化的自足自主。 但另一方面,此客廳也紹介新知,側目「文學場域」,關注文學選集與文學市場,並深刻介入中國現代的啟蒙規劃。1936年北平中央公園,在一家介乎傳統風格與摩登樣式之間的茶座,京派同仁推舉林徽因主編《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審核京派作家一年創作的實績。


三十年代初,林徽因身染肺病,入北平西郊香山療養,而後展開流星般璀璨短暫的文學生涯。林徽因擅於將時間空間化,以空間意象鋪陳時代感受,其馬拉美式新詩《古城春景》(1937),即為佳作之一。傳統與現代之遭遇,露跡於北平的城樓、城牆、廟宇和庭院。在《古城春景》中,現代氣息與工業文明撲面而來,具像化為一座煙囪,悍然聳立於地平線上,與古老的城樓面面相覷:「時代把握不住時代自己的煩惱,——/輕率的不滿,就不叫它這時代牢騷——/偏又流成憤怨,聚一堆黑色的濃煙/噴出煙囪,那矗立的新觀念,在古城樓對面!」憑借「煙囪」和「黑色的濃煙」這些可觸可感的意象,現代「文明」拔地而起,並與古城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物象並置一處:藍布棉簾,萬字欄杆,老店舖門檻,城牆下的小果攤,以及鮮紅的冰糖葫蘆。在林徽因眼中,這些普普通通的物象,寄寓著現代時期仍與傳統藕斷絲連的浪漫體驗。的確,儘管有春天的風沙,甜美的老北平就好像那亮閃閃的冰糖葫蘆,串串光鮮,如同「舊珊瑚」,「還不怕新時代的塵土」。借用伯爾曼(Marshall Berman)的詞語,這是田園風味與反田園風味的並置。在1937年的懷舊詩篇中,林徽因似已隱隱感到:古都風華漸衰,噴雲吐霧之現代已經來臨。


而且在林徽因筆下,北平的本真意味不在那雄偉壯觀的樓宇殿堂,卻在皇城根下色彩斑斕的日常小吃。誠然,帝國斜陽的萬千氣象,仍掩映在層巒疊嶂的宮牆廟宇。不過 「那已失落的浪漫」,或者說京城的文化質地與底韻,更「道成肉身」於這些日常的細節與物事。也許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女詩人視繁華如敝屣,以為帝國建築的富麗堂皇,反而比不上這些細膩撩人的日常物象,免遭時間的腐蝕。面對現代工業的入侵,也許真正能保護古城金剛不壞、免受侵蝕的,正是城市生活日常日用的一面。將古城、煙囪黑煙與日常物象並置雜陳,林徽因不僅講述了北平生活的另一個維度,而且為古城的審美/政治地形學,提供了一張別具匠心的彩繪地圖。筆者願意用「日常物象的詩學與政治」一詞,來描述林徽因的北京感受。


這種「日常物象的詩學與政治」,包括茶食、市聲、四季、民居、娛樂等等,確為京派/京味作者屢數之家珍:老捨、周作人、郁達夫、沈從文、許地山、廢名、王西彥、師陀、梁實秋、林庚、徐訏、蕭乾、林海音等等,大都如此。不過,部分作家以一種「排除式美學」的敘事策略,專寫北京的田園抒情層面,而林徽因則借助傳統與現代的混雜「並置」,刻畫了古城的現代境遇。這一「並置」手法早在193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裡,便已成熟。小說的全知敘述者隨「物」賦形,撕開溽熱北平日常生活的帷幕,以文學的形式觸摸城市的混亂脈搏,診斷城市的複雜病症,並提供一幅新舊並置而非對峙的畫面:傳統的婚禮排場/現代的浪漫戀愛,鄉村姑娘/摩登女郎,酸梅湯/冰激淋,舊觀念/新術語,京戲/洋片,封建禮俗/西服新知,中醫中藥罐/西醫教會醫院,……不一而足。在編選《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時,林徽因便一語道破京派小說家低估了短篇小說的潛力,鮮有嘗試暴露「生活大膽的斷面」,未能「剖示貼己生活的矛盾」。《九十九度中》恰恰彌補了這種缺憾,貢獻了一個精彩紛呈的「模糊零篇」。雖然林徽因早年遊學英國時,受徐志摩引見結識福斯特(E. M. Forster),但顯然她對福氏1927年付梓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不以為然,而更心儀服膺弗吉尼婭?沃爾夫的「意識流」手法。《九十九度中》全無福斯特稱道的「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s),也沒有主要情節或重大歷史事件,而只見紛繁複雜的日常生活斷面,如快速剪輯的蒙太奇般跳蕩展開,與此同時,眾多人物的內心狀態亦浮沉不定。


在林徽因的北平素描中,沒有紀念物,奇觀勝景,也沒有煽情悲喜劇,大街小巷回轉著各色窮人和富人意識流動的漩渦。借用勒漢(Richard Lehan)在「描述式細節」(細節掌控心智)與「印象式細節」(心智掌控細節)之間的劃分,林徽因呈現的北平酷暑,充斥著「印象式細節」。讓我們抽取一段意味深長的插曲:舊式家庭中的阿淑焦灼地發覺,她身邊的現實「並沒有因為她多留心報紙上,新文學上,所討論的婚姻問題,家庭問題,戀愛問題,而減少了問題」。在盛夏的北平,她暗戀的情人逸九,也在一家點心鋪裡浮想聯翩。逸九年少摩登,專攻政治與法律,渴求新知,追逐時髦。他中學時即一口英文,滿屋子外國女影星的相片,還在上海舞場歷練兩年。但身處這九十九度的北平酷暑,逸九紛亂矛盾的心理活動,在傳統女性阿淑與早夭的現代女性瓊之間擺盪不定。一會兒是瓊的音容笑貌,不羈言行;一會兒又陡然浮現阿淑的舊式丰韻,裝束不入時,倒有特殊的美和靈性。


這就是30年代的北平:混亂的時空型中新舊並置,中西雜陳。小說的敘事者有無孔不入的眼睛,甚至沖決空間的界限,審視人物的內心世界。林徽因狀寫的文學的北平,不僅僅觸及物質經濟、階級分佈與人口集聚,更關乎湧動的情感與紊亂的心智。就實驗手法與敘事風格而言,《九十九度中》與其他京派京味作品大相逕庭,但受到其時京城文人的熱烈接受。朱自清稱許林徽因作品與沃爾夫意識流小說的相似性,李健吾更是盛讚《九十九度中》為「最富有現代性」的一篇,謂林觀察北平全景圖的方式和表達技巧新穎超群。如果將《九十九度中》與散文《窗子以外》(1934)作「參差的對照」,更可看出林徽因觀照北平的方式何等自覺:所謂窗子,不僅僅是物質性的框架,如火車、汽車或客棧逆旅的窗子,更是社會等級、習慣與傲慢、自以為是的考察與自命不凡的科學態度所設置的無形障眼物。即便是安坐包廂、斜倚欄杆的審美領略,觀者仍會自設窗子,把觀察的主體擱在背後。正是出於對各種窗子的省察,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才可能突破階級、性別、等級與價值觀的限制,觸及北平多階層人物群像的意識流動。




林徽因的文學生涯雖如流星般短暫,但在她城市規劃的志業中,飛揚的文采和敏銳的感受力仍舊無處不在。1948年,北平可能遭受城毀人亡的劫難。兩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請梁、林標示京城重要的文物古跡,以便不得已軍事攻城時妥善保護,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為這兩位共產黨軍隊幹部之所為而感動。從那時起直到1955年去世前,林徽因參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積極介入了新中國政治合法性的確立過程,以及當時集體記憶的書寫與形塑。摯友沈從文等現代作家在新中國厄運連連,不得不放棄寫作,林徽因卻在建築界一時間大有作為。然而,林徽因與梁思成孜孜不倦保護北京的建築、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努力,終究與毛主義的城市規劃大相抵牾。最富戲劇性的瞬間莫過於此:北京市長彭真邀請梁思成站立天安門城樓,傳達毛主席對新北京現代化的憧憬:憑欄眺望,滿目煙囪,如睹叢林,那才是現代北京的壯觀藍圖。自然,這對梁、林不啻一錘重擊,一場惡夢。林徽因1937年《古城春景》的預感,變成殘酷的現實,而二十年後的情境比之以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昔日煙囪的「獨木」,將成為今日煙囪的「森林」。




早在1920年代,對現代性與現代文明的理解與態度,就因人而異。1923年,被魯迅稱之為「才子+流氓」的創造社諸君,熱烈歡迎現代科技的蒞臨。郭沫若堪稱其中翹楚,在他眼中,工業化大都會的繁榮與奇觀,是「萬籟共鳴的交響樂、自然與人生底婚禮」。他還將輪船煙囪噴薄的黑煙禮讚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我們固可追溯創造社詩人的高歌,是否脫胎於馬雅可夫斯基等未來主義詩人的狂喊。但更值得探討的是,在郭沫若諸君的現代想像與毛主義的現代化規劃之間,是否有旁通的秘響。二、三十年代中國「眾聲喧嘩」的多重現代性(modernities),在50年代竟極度單一化,規約為毛主義惟我獨尊的現代構想:拆毀城牆,蕩滌古物,否定傳統,為全新的北京城之建設,掃清一切障礙。早在1924年,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en)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就有精彩細膩的測繪和描摹,林徽因1935年的小詩《城樓上》亦曾憧憬一場視覺的盛宴:「你愛這裡城牆/古墓,長歌/蔓草裡開野花朵」。1950年代,林徽因與梁思成等在毛主義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逆流而上,提出保護古城的設想:變外城城牆和城門樓為人民公園。十幾年間,林徽因一首對話體的田園短詩演變成一個出色的城市規劃藍圖,藉此,「一代才女」乃從個人化的詩人,轉型為北京城的設計師;而城樓眺望的觀感,則從個別的審美愉悅,轉型為人民大眾的集體娛樂;城樓城牆也從文人騷客自戀式憑弔的文物古跡,轉型為北京人乃至中國人共享的公共空間。然而今非昔比,昔日信誓旦旦的城市古跡保護者,今日搖身一變,成為拆毀城牆城樓、破壞文物的主謀。毛主義的北京規劃不僅僅拆毀了物質性的城牆、城樓,它更葬送了世界城市史的無比傑作,破壞了文化傳統的象徵,否決了新式公共空間的形成,並泯除了本可自由倘佯城市公園之上的現代主體位置。




二十世紀末的北京,曾被惡封為「城牆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保護北京文物古跡的提議,終於獲得遲到的認可。世界城市文化的無上瑰寶,「土石作成的史書」,竟被公然拆除,用於修築防空洞等設施。50年代初,林徽因曾大聲疾呼,不惜拍案大罵吳?保護北京不利,並勇闖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百試無功之下,她痛心疾首地預言:等你們有朝一日認識到文物的價值,卻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罷。斯言善矣。在90年代商業化大潮侵蝕中國的道德規範與文化理想時,人們開始尋找新的「文化英雄」。林徽因的名字在被壓抑30多年後,出土文物般重新浮出歷史地表,並因影視媒介與傳記材料的渲染,聲名遐邇。但在這場方興未艾的林徽因熱中,觸目可見《人間四月天》一類的曲解和浪漫演繹,以及對「一代才女」的神奇化、懷舊式消費。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遮蔽、遺忘、壓抑與誤讀,而關於林徽因與現代北京的命運遭際,仍有待發人深省的尋訪和詮釋。
全站分類:創作 武俠奇幻
自訂分類: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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