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2

林俊義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1)
Posted on 2013/06/24 by NameInWater
一個星期很快的過去了，我們準備轉往一個不可告人的地方。

七零年代初期，台灣戒嚴肅殺的政治氣氛依舊；兩岸人民的接觸是天大的罪行。所以，我開始感到擔心，相信我在出境時一定會比入境時更緊張。我們飛的是日本航空公司（JAL）的班機，我們到了機場時已慢了半個鐘頭，太太孩子順利地辦完登機手續，等到我時，日航小姐翻著護照，問我的香港簽證呢？我一時啞口無言，香港簽證？我與中國使館商談時，我以為到香港的事都已安排好了。我就說到了香港就沒問題了，但小姐說什麼也不同意。我們在櫃臺上僵持了半個鐘頭。因班機客人都報到了，他們也要我的太太和孩子先出境上機。這讓我更心急，我懇求小姐讓我上機，保證到香港後絕無問題，一來一往，引來旁邊「機場工作人員」探頭關心。 小姐也急了，找了日航經理來處理。 他知道了情況後，很平淡地說，你沒有香港簽證，我們實在無法讓你登機，對不起。 我急著說，「太太和孩子已登機了。請讓我到香港後，我保證一定沒有問題的。」 這位經理看著我，也不為所動，我急了，看著他，我說，「我要到中國去，我已安排好了。」這下子，他轉過頭來，盯著我說，「你不要胡說八道！」 他左右環視一下，馬上從櫃臺走出來，以台語急著說，「跟著我來！」我跟著他穿過日航辦公室的後門，出來後，他拉著我的手，快步地走往停機棚。顯然地，我是最後一位，他親自把我送入機艙後，就要空服員關機門起飛。 我找到了太太和孩子的座位後，我全身無力地癱了下來。不久飛機起飛，我激動地很想痛哭。我紅著眼眶，看著無辜的太太和孩子，我終於哭了。 我告訴太太說，「I met a guardian angel again.」(我再碰到一位守護天使)。

飛機降落到香港機場後，停在空地的停機棚位。空服員要大家坐著不動，等機門打開後，突然衝進來了兩個穿制服的航警，直接就走到我的位子旁，很粗魯地要我站起來和他們一起出去。 走到機門時，航警一邊一個用手插進了我的左右手臂，押著我下階梯。我回頭看著太太和西濤，所有的乘客都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被押下去。

我被押到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出來了兩位官員，要我坐定後，開始質問我。 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我已安排好到中國大陸，請他們打個電話到某某先生。 三十分鐘後，進來了一位先生，自我介紹後，請我再等一回，說辦完手續後一切就沒問題了。果然不久，我就被釋放出來了。他帶著我到航站大廳，說太太和孩子在那兒等著我。我們三人緊緊地抱在一起，高興又團聚了。他與我握別時笑笑地說，「歡迎回到祖國。」

第二天，這位先生就帶我們通過羅湖，坐了短程的火車到了廣州火車站，搭乘京廣鐵路到北京。京廣鐵路長達 2300多公里，行經二十多個城市，費時約38個小時。我們買了三張來回普通臥鋪，心想如此可以和中國普羅大眾一起，感受到中國人一般的生活。 我們一上火車，找到了我們的臥鋪後，我們就被車內的乘客圍繞起來，車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有的逗著西濤，有的向我問東問西，有的向我太太學英文，一路上都得不到安寧。 時值八月燠熱的天氣，西濤只穿著尿布，每到一站停靠時，我們都帶西濤下車讓他東跑西跑，吸引了很多人逗著他玩。時值文革末期，但氣氛仍十分肅殺，人民生活及衛生條件仍十分簡陋，一切似有百廢待舉的景象。

第二天傍晚，我們終於到達北京。下了車，就有人來接我們。當我們步出車站時，突然後方有人追上我們，手裡拿著一把未吃完的香蕉，說是我們忘記帶走的。的確，香蕉是我們不要了才留下的，請他留著用，但他堅持要我們帶走。文革期間，我閱讀了不少這類感人的故事，我竟能親身體驗，真是令人感動。

我們被安頓在一家旅館內，三天的安排行程外，其餘時間就自由遊覽北京各處的名勝古蹟。 第一天，參觀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所後，與研究員座談。文革的激情熱潮雖不再，但學術界的工作人員還是活在恐懼中，科研工作尚待恢復。與他們討論，個個都緘默不語，只客氣的說，要聽聽我的生態學的看法。 我向他們報告博士論文的研究內容；感嘆廣大多樣的中國生態體系，就像非洲一樣是生態研究的寶地。他們都說對演化理論的研究較少，希望我能學成後，回祖國。 第二天，與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等見面會談。座談會中，台籍學者大概沒有超過一半，照說，我們應該可以熱烈地討論，但整個過程似乎十分詭譎，好像無法暢所欲言，談的都是制式化的東西，如歡迎回祖國效力等的內容。 會後我特別邀他們私下談談，他們也說不方便而作罷。 第三天，受邀與有關當局會面餐敘時，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也受到邀請，但整個餐敘十分沈悶，只看到當局的黨務高幹高談闊論，內容千篇一律。對全國受到如此重大衝擊的文革運動，好像大家都無意見，我就提出同情文革的另類看法，大家都緘默不語，好像文革都沒發生過似的。對當時中國讀書人的無奈，我印象深刻。

在所有見過面的人中，唯一我仍記得的是林盛中，北縣永和人。他是美國 Brown 大學博士，是七零年代保釣運動中最早回歸祖國的留美學者之一。 當時回歸的朋友不少，現在大家都已近退休年齡，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們內心的感觸。

三天剩下的日子，我們參觀了長城、紫禁城、明十三陵、天壇、頤和園和北京市的著名景點等。當時在外吃飯時，還需飯票的時候，餐廳都很樸實，菜色都很簡單，味道也很普通，但剛從肯亞的簡樸生活，來到中國，我覺得菜色很多，味道也很好。不過，官方請客的排場、菜色及作法，另當別論。

我相信京廣鐵路來回兩趟後，對中國沿路一般人民生活的情況是可以稍微瞭解的。常常有些停靠站的停留時間相當長，我常與下車休息的旅客閒聊，深感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集體的教育運動下，人雖純樸善良，但溝通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國後，經二十多年社會主義自立更生式的經濟發展下，社會雖患寡，卻不患均；我擔心有一天讓走資派蔓延下去，人民貪婪無度，社會不患富，卻患不均。

回到香港，稍定下心後，思緒不斷。想到這一次在台灣機場臨危的狀況時，冥冥中守護天使又再出現。這次是一位善良、慈悲、果斷、勇敢的台灣人，不顧一切地，毫無理由地保護我，讓我不因一時的衝動及無知而受害，否則，後果實難以預料。至今，我一直都十分感念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機會當面感謝他，也要以他為榜樣，善待別人。 一生未種善因，怎能受到上蒼一而再，再而三如此的眷顧？

生命是選擇的結果。來到美國一連串的選擇後，命運一步一步地推展引領著我的未來，我無法預測，也無法控制，但卻改變了我的生命。事後，自覺選擇的過程天真無知，只以傻勁行事，結果卻能平平安安地走過來，心中充滿了感恩及神秘。

這趟中國之行也讓我學習到很多的政治現實，體悟到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對我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衝擊呢？ 當時，我也無法回答，只知道，我必須完成我的博士學位後，才能做進一步的決擇。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2)
Posted on 2013/06/24 by NameInWater
回到 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學的校園，感覺恍如隔世。一個多月前在非洲Tumutumu，對照在美國 Bloomington 的經驗，其差別竟是天壤之別，實在很難瞭解人處在不同空間，際遇竟會如此不公不義。美國的生活如此方便，物資如此豐富，使用資源如此浪費，一時我還難以適應。在美國因收入微薄，非洲儉樸生活的習慣，倒使我們適應簡單的生活。 我認為這是我們一生最大福氣之一，不但沒有人比人的壓迫感，還對他人無謂奢華的生活感到遺憾。 影星 Kirk Douglas 年老受訪時說，他一生最大的資產來自他幼年時的貧窮經驗，使他瞭解生活及生命的滿足、快樂及意義，與物質及金錢的多寡無關的智慧。

我們回到美國印大後不久，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西湘就出生了。我的太太決定全心留在家裡照顧兩個幼兒。 幸好我有研究獎學金及兼差其他計畫，過著一個月四百多美元的收入，勉強維持家計。我很感謝太太為了孩子，寧不工作，且能安貧樂道，為孩子、為家庭的愛心，使我能專心研究論文。

我們住在校園裡的研究生宿舍Redbud。每天一早，我就散步到 Jordan Hall 生物系實驗室，解剖從非洲收集的變色龍。因為論文提出的問題很多，我必須解剖的器官也很多。蜥蜴生殖器官又細小，又要測量、記錄，工作十分單調、乏味、又冗長。解剖時又要忍受嗆鼻、眼的福馬林，工作實在不好受。經過八個多月不眠不休的解剖一千多隻的變色龍的生殖結構，包括雄性的睪丸、附睾、輸精管、脂肪體、腎、及肝等；雌性的卵巢、卵泡、輸卵管中的卵數或胚胎數（這兩種變色龍都是卵胎生的蜥蜴）、脂肪體、腎、及肝等。這些冗長乏味的工作結束後，就必須整理分析資料。論文寫作又是一件頭痛苦惱的事。因為資料收集太多了，我必須暫時割愛很多有趣的資料，如生殖、捕食行為及族群結構的分析。

從解剖、資料收集、論文分析、撰寫、討論、修改，經我篩選出四篇主要的論文作為我的博士論文。我把篩選出四篇主要論文的大綱交給Nelson 教授後，他不置可否。 每次看到論文的大綱擺在桌上，動都不動，我心中就有些不適。 這段時間，做著冗長無趣乏味的工作，每天都感到十分挫折。

寫作論文期間，我與指導教授Craig Nelson發生了多次論文中一些觀點差異的爭論。Craig對我的一些論文的意見常常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吹毛求疵，刻意挑剔，好像是他要告訴我什麼似的，又不敢明講。 當時大學教授們的出版論文多寡是一件割喉似的競爭遊戲，不是「出版」(publish) 就是「陣亡」(perish)。我不知道，他是否擔心，我不會把他列在論文出版時的共同作者？ 每次爭論，我也為我自己的觀點辯護，但心情總是不快。寫作無心之餘，我常常到政治系的研討課旁聽一些政治經濟學的課，或到圖書館瀏覽。

我在四月上旬就完成論文的撰寫，但因四位口試委員的時間關係，我的論文口試的時間只能安排在七月上旬暑假的時間。雖然還要等待三個月的時間，但我的心情倒沒有急著完成口試，也樂得有時間思考我的未來。

那一天論文口試的大日子，我自信充分的準備了我論文的報告，但心理還是緊張。報告完後，四位委員開始都稱讚我的論文資料十分豐富，分析清楚。 之後，個個卻針對我的論文討論部分有關生態及演化理論的推測及假設大加拷問，我雖力辯，也出現不少令我尷尬的場面。 經過兩個小時的煎熬後，我的信心頓失，臉色蒼白，像隻閹雞，垂頭喪氣地走出來。我回到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屁股用力地栽入沙發椅中，心神忐忑不安地等著。久久後，我的老師開門進來，就高興地喊，”Congratulations，Edgar! You did a good job.” 我站起來，抱著他，感謝他。我就跑著回家，興奮告訴太太論文通過的好消息，感謝她一路的支持與鼓勵。

通過口試那天的下午，Nelson教授邀我到一家酒吧，開了一瓶白酒慶祝，宣稱從今而後視我為摯友。我很高興，也很感恩他的支持及鼓勵。他說我離開印大到非洲時，他確實對我很不滿，因為我拒絕了他希望我到南美做研究的要求。不過他看到我在非洲獨立地完成了如此龐大的研究工作，研究經費又花費不多，是極其不簡單的事。因此他很為我而驕傲。 對我的刁難，他坦承地說，是因為有點嫉妒的原因。美國人的可愛的地方就在誠實，不虛偽。 我主動地建議論文的最主要一篇（Comparativ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wo sympatric tropical lizards Chamaeleo honeli and Chamaeleo jacksoni）與他聯名出版，其他三篇我各自處理。他也很感謝。後來，這四篇論文都在德國及美國的兩棲類的權威學報出版了。
從解剖等資料收集、分析、撰寫論文至通過口試，獲取博士學位，這一段期間是我一生知性的學習、成長和整合，收穫最豐碩的兩年。除了生態演化的專業知識外，還包括其他專業以外的知性學習，特別在科學哲學、政治、經濟發展理論，及科技社會學等。
當時，我自信博士論文的撰寫及通過只是時間，而不是有無的問題。因此，除了後來，與指導教授之間發生了一些摩擦外，我心情感到毫無壓力，因而可以悠閒悠哉的做一些撰寫論文以外的探索。從非洲回到美國後，我的整個知性的定位好像是被一座特殊的指南針，對準非洲及第三世界問題的方向。看電視、報紙和雜誌報導的內容，我總是從非洲人的觀點，從制度的不公不義，從西方的帝國及殖民主義的殘酷，作為評斷批評的基準。

1970年代，第三世界是美國知識界關心的議題，因此，書店擺滿為第三世界抱不平，以及批判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和資本主義本質的書籍。 從學術清談的象牙塔，體驗非洲的生活和目睹非洲的慘狀，再回到探討知識的學術校園，我有一股強烈的欲望，想從知性的層次來瞭解第三世界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當時，第三世界不只包括非洲，也包括台灣、東南亞各國、中國及拉丁美洲等落後的國家。我於1965年離開台灣時， 對台灣國民黨的厭惡，除了個人家族被迫害的原因外，對政治懵懵懂懂，我僅從基本的民主認識，唾棄國民黨的專政獨裁，從一般常識，厭惡國民黨的欺騙伎倆，但對台灣將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的發展及其模式，未曾想過。

看到非洲國家獨立後，各國卻有對未來的社會有不同的理想及政體。坦桑尼亞獨立後，把社會主義、農村互助（Ujamma） 及自立更生 （self reliance）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中國以馬克斯社會主義思想推動人民公社制度，拒絕西方的影響，以冀求發展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模式。我關心非洲的發展，自然也開始關心中國、台灣的經濟發展。當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及發展中的國家以剝削農民，鼓勵中小企業，以及外銷導向的政策，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唯一經濟發展模式，也把發展的定義只以 GNP的成長（國家總生產毛額）作為指標及目的，對經濟發展與人、社會和環境的矛盾、衝擊置若罔聞。我從當時閱讀各種批判資本主義的瞭解，以及從發展中的國家所發生的各種社會與環境問題為證，對這種發展模式，甚不以為然。因此，我特別興趣閱讀有關第三世界的發展理論，及西方跨國公司如何剝削第三世界的案例，希望能透過理論與案例的學習，使我對世界複雜的問題較有進一步及系統性的瞭解，希望未來能為第三世界被壓榨的人民伸張正義。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3)
Posted on 2013/06/24 by NameInWater
1973年，從Tumutumu知識貧瘠的小社區，回到滿佈書籍的印大校園，使我心中沸騰著知識的飢渴。 除了上述對第三世界關懷的議題外，我積極參加讀書會，旁聽政治系的討論課，或自我閱讀中，涉獵了很多所謂「基進」(radical)、「左派」觀點，對環境生態危機根源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這些作者的分析指責政府高官、大企業家、經濟學家、媒體及華爾街的理財專家們，不負責任及信口開河地報喜不報憂的心態，假以時日，終將深陷美國及全球於經濟、財政及生態的危機。當時有一組織，「基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出版的學報中有一篇擲地有聲的警告文章，「銀行：在薄冰上溜冰」（Banks: Skating on thin ice），清清楚楚地預測出，美國政府對銀行不加管制、放任的(laissez-faire)經營方式終將導致銀行的破產，除非政府注入大量貸款融資，才不致造成全面的金融恐慌。 不幸地，2008年美國發生的經濟、財政及金融界危機的情況，如同1973年該篇文章所預測的一模一樣。 除此，這些聯合會的學者們常譏笑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為占星家。 在逐漸全球化的經濟體制下，他們也懷疑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相容性，未來世界不僅經濟財政問題難以收拾，環境生態危機將不斷浮現。 有些文章分析現代科技文明的危機，日後也影響我對科技發展的看法，及懷疑以科技解決環境生態危機的樂觀心態。

Jovel Kovel(2002) 寫了一本”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或世界的結束）分析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及科技發展的變形扭曲，已變成了人民及自然的敵人。Kovel教授認為未來革命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本書及其他閱讀使我意識到未來的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人權將逐漸喪失，環境生態也將繼續惡化，有日，自然的終結不是不可能的；人類的滅絕也指日可待（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說有可能；澳洲教授Frank Fenner說100年內），所有民意支持的環境生態運動將無濟於事。

1970、80及90年代，有識之士擔心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的經濟在激烈競爭下，只以擴大利潤、不斷成長原則的發展，社會及地球終將無法承受。 他們的警告及預言，終於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慢慢浮現出來。事實上，今天 (2013)，有錢有勢的1%菁英、政客、財團，掌握資源，只為利潤，貪婪成性，偷雞摸狗，什麼事也做得出來；他們胡謅、瞎掰民主及資本主義的虛實，以全球化為藉口，到處蹂躪、剝削、改造自然，視為當然；透過行政、媒體的掌控，愚化民心，以行「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之實矣！

2013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來到了紐約參加我媳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 結束後，指導老師在家辦了一個茶會，邀請她的畢業學生及家屬參加，我也跟著去。茶會中，這位教授已白髮蒼蒼，但精神奕奕，開始起立致詞時，說了一些恭賀的話，最後，轉了口氣說，「這個世界已惡化到太不像樣了，我希望我的學生走出這個大學後，就從事革命的運動吧！」我嚇了一跳。 離開時，我禁不住走上與她握手說，「我很高興聽到您對學生的忠告…」，「那是唯一的一途。」，她打斷了我的話。我盯著她，不斷地點頭。

我亦持續研讀 Karl Popper 的著作，靠著第二手詮釋的作者得以慢慢地掌握到Popper的科學、政治及歷史哲學的精髓，其中，我最感激 Bryan Magee 在1973年出版的「哲學與真實的世界：Karl Popper入門」（Philosophy and the real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Popper））一書。這本書整合了我過去凌亂閱讀 Popper 著作的片斷認識，讓我從知識論(Epistemology)開始，慢慢瞭解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後，才真正地抓到了 Popper 的科學哲學的原則。 我也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社會科學（政治、歷史及經濟）及心理分析必須以 Popper 的見解評論之。我開始看出 Popper 偉大的成就是在他顛覆了西方過去三百年，以歸納法(Inductionism)的科學及思想的傳統觀念，並提出區別科學與偽科學（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的界線(Demarcation issue)。 Popper 的創見不僅衝擊了自然科學，也影響了社會科學。 因此， Popper 於 1994年過世時，被很多諾貝爾得獎者譽為「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無出其右。」

我認為，Popper打破了西方歸納法的謬論 (fallacy of induction) 後，使西方傳統科學方法從「歸納法」(inductionism) 進入「假說演繹法」(hypothetical deductionism)，再進入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是使西方科學的進步突飛猛進的原因之一。中國知識文化傳統仍受限於觀察、經驗、證實的歸納法，對Popper的科學知識論難以接受。可惜，台灣各大學忽視哲學，對Karl Popper更缺乏興趣。

早期，我常常聽到「二十歲時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理想的人，但四十歲後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理智的人」等的話。Popper 年輕時亦為馬克斯主義信徒，共產黨員，但親歷希特勒納粹主義及史達林共產主義的劣行，Popper 開始追溯歷史以尋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根源。Popper 以他的科學哲學的創見及方法，應用到政治及歷史的分析。在「開放社會與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他大肆批評伯拉圖 (Plato) 及馬克斯。特別對馬克斯主義的批評，犀利有理，深獲我心。Isaiah Berlin在他的「馬克斯傳記」裡，寫著，「對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及歷史教條，Popper 提出最嚴謹和最令人驚嘆、欽佩的批判。」我當時讀完 Popper對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後，心想，我不可能再相信共產主義了，如同 Bryan Magee 自己說，「我不相信，任何理性的人，讀完 Popper 對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後，還可以是一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我必須在此告白，我必須感謝 Popper 的精闢見解，使一個天真的年輕人，不因有理想而誤入歧途。 Popper 的政治哲學影響了我即將面臨的決定；Popper 的科學哲學影響我研究科學的態度；Popper 的整體哲學影響我後半輩子看社會、看世界的角度，誰說哲學只是清談，不實在？一無是處？

我來到美國短短的五年內，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志願到國人鄙視的非洲，只為了滿足我對非洲的憧憬，結果豐富了我探索生命的內涵。我來到非洲，非洲改變了我；生命神秘的力量卻同時讓我完成博士學業。 當時離開印大的心情是完成學業與否，我已不是太在乎了。 因為當時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在探索知識和生命意義之間產生了一些懷疑與矛盾；知識是無涯，生命是有限。浮士德晚年悲嘆學術象牙塔裏生命的空虛，我可體會， 因此我對早期迷信於博士學位的的迷思也就看淡了。 但我個人也深切的瞭解，作為一個凡人， 有如浮士德般的執著於追索真善美的偉大精神，我個人是無法想像的，更無能力或條件去追隨。 如果，浮士德高貴的理想和不妥協的精神也可容許自己受梅非斯特 (Mephistopheles) 的引誘而與之訂定「賣身」的契約，去探索生命另類感官的享樂，那麼我這個凡人的「妥協」，甚至「墮落」又算什麼呢？

我從台灣傳統文化價值，及「錢錢錢」價值觀的家庭環境長大。我去非洲，只是想到非洲滿足我對生命的憧憬，去尋求生命的多樣性而已；我去中國，只是想瞭解、感受人類文化革命的震撼。 生命的開放及奧秘才不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左右駕御。 每個人的生命，沒有理由必須受到傳統、歷史及政治的束縛。當時我就體認到世間確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也有錢買不到的東西。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4)
Posted on 2013/06/24 by NameInWater
口試完後不久，我與指導老師在辦公室聊天時，我們提到一個人的知性發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過程。他突然脫口說，”Edgar, it is time that you make a commitment, not just reading. Make a commitment and then keep reading.”（Edgar，你現在是要找到一個願意獻身的工作，不是不停地看書而已。先有一個獻身的工作，然後不停地看書）。 說完後，他從桌上書堆中翻出了一本書給我，”read it.”我回家後開始翻閱。 這是著名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 William G. Perry, Jr. 於 1970 出版的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大學時期知性與倫理發展的類型)。簡而言之，Perry的實驗研究結論是，一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瞭解的發展有三個主要階段：一、二分法修訂階段（the modifying dualism）；二、相對主義瞭解階段(the realizing relativism)；三、致力獻身發展階段(the evolving commitment)。每個階段可分析出各三個細目，總共有九個發展的細目。人當然不像機器一樣，一定會根據這樣的模式發展，有的會拖延一年或不等的時間不斷地摸索；有的感到疑惑，對下一步猶豫不決；有的無法從二分法及絕對觀發展到第二階段；有的到了第二階段時，更感到不安，會借受到挫折理由，或拒絕責任而逃避，而或停滯不前；有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摸索，而是否發展、跳躍到第三階段是最難預料的。 後來很多的教育學者，依據這個主要發現，設計出一套教學課程，根據學生知性的發展階段，引導學生順利發展到最終願意致力獻身的方向。 這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使每個年輕人寫出自己的生命意義。

我看完了後，誠實地分析自己，甚感汗顏。 我已三十八歲矣，但在知性及倫理的發展階段上，還在美國大學生二十多歲時應有的第二發展階段而已，最多，我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探索，尚未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道理，奢談致力獻身的方向。 難怪，我的老師要我有一個致力獻身的工作，而不是一直看書而已，好像一直看書是一種逃避的行為，不知如何打發生命的目的。

我試著追溯我的知性及德性的成長軌跡。 從淡江英專時期正式教育或社會教育下，我以黑或白、是或非、漢或賊的二分法（dualism）的認知來看世間的一切。 所有問題只由「權威」提供的「絕對正確」答案而已。 這個漢賊二分法的知性發展又在戒嚴下一再地被加強，因此，效果特別地顯著。在這段時期我雖然似懂非懂地企圖尋求不同的認知及問題的看法，但效果不彰，因為戒嚴威權的控制下，不容有任何的另類思考。知識的來源(如書、媒體等)都受到嚴格的控制。事實上，中國哲學即以「陰 vs. 陽」作為認知世間宇宙主要的原則。難怪中國人的腦袋思維都在「漢與賊」、「是與非」、「黑與白」不兩立的二分法中團團轉。現在，從事教育哲學工作者都會指出這是一個人最幼稚的知性及德性的發展階段。 如果你已是二十歲以上的人，看人，看世界仍停留在這個階段時，對不起，你應好好反省了。不幸地，極大多數的族群，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還不知自己的幼稚無知，還自以為是。不幸地，這都是台灣政治化教育的「成果」。

我在台大及師大時期，比較有機會多樣地閱讀文學及哲學的各種書籍。國外出版的英文書籍，不同作者對同一議題的看法，透過不同的假設、理論及邏輯，導致多樣的結論；國內出版的中文書籍，對一樣議題的意見都大同小異，是非分明。我可開始看出當時的政府宣傳的破洞、矛盾，開始懷疑政府的政策。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力，這是在相對主義認識下，才會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這一代都在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的制約下長大，很難跳脫出二分法的絕對思維模式。 人世間的問題，特別是道德、文化、政治、歷史等的問題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我開始慢慢地從漢賊勢不兩立的幼稚二分法跳脫出來，進入了一切都是相對的（relative）的思考模式。

根據我的經驗，從二分法的絕對主義，發展到各種觀念的相對主義是一個人知性發展的一大突破及解放。當時，我最喜歡閱讀英國歷代的論說文作家（essayists）如 Charles Lamb，Bertrand Russell, Ralph Emerson, Francis Bacon等， 以獨特異於傳統的各種觀點，論述各種問題的散文，如，論愛情、野心、婚姻、離婚、狡猾、英雄崇拜等等。我也喜歡閱讀懷疑性、爭論性、批判性的文章。這些散文打開知識的N度空間，鼓勵懷疑及想像的空間。 與朋友聊天論事，我總是拿出了各種與眾不同的論調，表示自己獨特的看法。 我想，當時一定給人一種炫學、耍嘴皮的「跩」印象。

所以，1973年回到美國後，我開始重整我學習的方向。我專注的問題：第三世界的發展，包括台灣。我開始注意到，知識透過相對主義的研析，確能對問題的瞭解更廣闊深入，但對問題的複雜度越認識，問題好像越來越多，越不單純，延伸出來的解決及答案卻越來越難。 學生時代，可以耍耍嘴皮，賣弄博學、炫學，除了滿足了自我 (ego) 外，對問題的解決也可以撒手不管。現在，我不能繼續學生時代的心態，因為現實的社會必須要有答案，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趣的是，科學探求真相，或解決問題有一原則，「簡易原則」(law of parsimony) ，即問題不必加以繁雜化，有兩種或多種理論時，優先選擇最簡易的理論，較可能是正確的。我感覺相對主義的知性發展是每人應走的階段，但知識繁雜的認知有時使我心煩，又答案無門，只能撒手不管，無所作為 (inaction)。 一個人不能面對外在的世界，不求答案，只沈迷於相對知識樂趣的話，他就變成了一個無所作為的人了(a man of inaction)。根據Perry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是，學生開始領悟到在相對的世界（relativistic world）裡，不能什麼都興趣，他必須找到符合自己性向的意識型態，願意致力於個人社會的改造。 經過一段時間知識的深耕、探索、解析，以確認他選擇致力獻身的方向。

我慶幸在摸索的時候，我的老師顯然地知道我的迷惑及無作為，給了我 Perry 的研究結果，適時地給我指點迷津。 是的，學位拿到後，生活的壓力也迫在眼前，我更不能只停留在知識樂趣的探索，耍嘴皮，不知作為，而自以為是。 我必須強迫自己，忠實於自己及信仰，考慮出一個安身立命、致力獻身的方向；我必須嚴肅、急速地思考我未來的抉擇。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5)
Posted on 2013/06/24 by NameInWater
我離開台灣十年的時間，正值一生的壯年期。 十年期間的經歷讓我感覺到個人的生命，包括心靈、知性等的發展，好像經過了一個神奇的蛻變，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了；來美時的夢想已不再是我現在的願望了。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必須好好思考我未來的方向及行動才是。獲得了印大博士學位後，印大「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給了我一個生態調查研究的工作。在生活還勉強過得去的情況下，我關心的不是職業有否的問題，而是我未來獻身的地方了。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集會，見到了幾位回歸中國的學者。飯後談到回歸祖國的感想時，個個淚流滿面，痛不欲生。70年代初期，很多台灣留學生在政治運動澎湃的熱潮下，投奔「祖國」。 現在，他們很多都憤而離開，感慨年輕時都未經冷靜、客觀的思考，把理想濫用與誤用。他們激昂地道出了中國的現狀，從外面的觀察，中國的現實與事實，永遠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真象與假象難以區分，因為中國社會之大，人口之多，資源之缺乏，分配之不均，教育水準之差異，人治之文化，極權之傳統，導致人性之墮落、自私、險惡、虛偽，及政治之鬥爭術令人髮指。這些政治傳統、文化、人性的問題，絕不是一時可能改善的。

我一再提醒大家，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沒有未來的，文革是一大災難。 除非中國透過半世紀，有系統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文化的改革，如同明治維新的堅持，中國將因其對歷史的驕傲及受西方的羞辱形成一種傲慢變態的心理。中國一旦崛起，中國人將成為人類及自然的瘟疫。從朋友理想的幻滅及對共產中國現狀的的控訴，我心中已很清楚。 現階段，我會投身中國作為我獻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不少印大朋友聚會慶祝。 大家的話題都圍繞在台灣的可能未來。我分析了蔣死後，國民黨的極權專制岌岌可危，除民主化外毫無其他的選擇。有人說，「五年內，國民黨一定會倒掉的。現在是你回台灣，不是回中國的時候！」大家都興奮地拍手同意。 對國民黨五年內一定會倒掉的說法，我和葉新雲持著不同的看法。葉的解釋是用Karl Popper 的看法，「社會的改變不可能一蹴可幾，任何的社會改革都是一步一腳印的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不是烏托邦似的改革方法」。因此，他說，「期待國民黨五年內倒掉，是不可能的。」我雖同意，但擔心國民黨是從中國獨裁專制的傳統出生，它是否能夠允許民主及容忍的方式對待異己？使用理性及妥協來解決政治的衝突？我懷疑。

這次聚會討論後，在我的腦袋裡開始滲入回台的念頭。

非洲近三年的經驗，我學習到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人必須雙手趴地，兩腳踏實地做事；多少理論知識，如不付之實踐，實是泡沫而已。常識、常識，行動、行動比什麼都重要。 非洲的歷練是否把我從一個強調抽象、喜歡炫學、傲骨不羈的理念人，蛻變成一個講求行動、冀求解決問題，關心社會、公平、正義的行動人？如馬克斯所說，”The point of philosophizing is to act.” (談論哲學理論的目的是要來付諸行動)。是的，我必須受到考驗。我想，台灣是我接受考驗最佳的地方。

留在美國的吸引力已不復存在，也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 但我無法一意孤行，太太及兩個孩子的未來，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想法。 我心中實在舉棋不定。 當時，我的實驗室裡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後的研究生，他已是伊朗 Pahlavi University的教授。他知道我拿到博士學位後，邀請我到巴勒維大學執教。 他提供的條件十分吸引人，高薪水，實驗室的設備任我採購。這倒打動了我的心。 伊朗雖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但伊朗的歷史文明及地理生態卻吸引了我。 我羞怯地徵詢太太的看法，她搖搖頭，”NO!” 堅決表示不贊同的態度。

隨著時間的緊迫，我想回台灣的心情卻越來越強烈。不錯，我曾大聲喊出 「Sallaba，台灣，永不再見」。但彼一時，此一時也，十年歲月改變了時空，也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的心思。我的父母，及兄弟妹妹，親戚仍然在台灣，我可以到貧瘠落後的非洲當志工，教育他們的子弟，但我卻拒絕回到長我育我的地方？當時，像所有能離開台灣的人，都無國家、土地的認同，還慶幸自己能逃離長我育我的土地，還發誓不再回來，卻毫無怨懟「逼」我逃離的KMT和戒嚴體制。當時，我還驕傲地宣布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這樣的心態！現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恐懼，我也不再是綿羊，更不相信台灣永遠是個被殖民的孤島；歷史是人創造的，權利是人爭出來的。 我相信世上有自由、公平、正義、人權、和平、是非及尊嚴；我也相信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理想夢想有時比吃飯餬口更重要。 我要回去長我育我的土地，表達一個人應有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立命安身，獻身的地方，投入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教育及顛覆，期待 一個獨裁政黨的消失。

我與讀書會的朋友討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卻都反對我回台灣。他們相信我在美國時的左派言論及集會都已在國民黨的掌握中，因此回去是不安全的。我也想到，國民黨的情治單位難道不知道我到中國的秘密嗎？我越想越煩躁、不安。當晚回家時，我告訴太太，我想回台工作，希望她能瞭解。沒想到，她卻一話不說，回絕了。 走開後，又回頭說，”No way!” 一時，我似有無路可走的感覺。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6)
Posted on 2013/07/17 by NameInWater
但回台灣的念頭一直在我的腦際徘徊，揮之不去，但太太堅決的反對，讓我無計可施。她也提醒我自己的誓言永不回台灣的往事，以確定我不能食言。我知道太太對政治毫無興趣，結婚六年期間，我們很少談到台灣的政治現狀，更少有關台灣、日本與中國間的歷史糾葛。 她知道我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也無法原諒228的殺戮等。有一次，她問我，「為什麼你要台灣獨立呢？」「KMT的ROC，Free China是美國搞出來的政治把戲，那能代表中國呢…」我不知道從何開始，反問她，「美國為什麼要從英國獨立出來呢？

我很想告訴她台灣人的心聲，為什麼我一定要回台灣的的背後思維，我知道她一定會受到感動；我也很想告訴她，我如何興奮，發現到William Perry一書對我生命啟示的重要性，找到台灣作為我必須獻身的去處，我知道她一定會聽得進去的。但我沒有時間或耐心與她分享我內心的苦悶，只知道有一天他一定會瞭解的

我強烈回台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情勢確有一段的距離。首先，太太表示現在不是時候，以後會再考慮。 我清楚太太的性格，除非她願意，我絕不願意強求她。我試圖向她說服，並說明我個人的感受。 我提出，「妳心甘情願和我去了肯亞，我很感謝。這次，我不可能違背妳的意願，堅持回台，因為孩子還小，不管我個人的意願多強，我想，我們大家一定要在一起。」
她看著我，「孩子還小是其次，我最擔心的是你回去一個熟習的文化，但我卻是到一個陌生的文化。」 「那麼為什麼妳毫不遲疑地同意與我一起去非洲呢？」我馬上就問。
「因為，」她解釋，「非洲的文化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肯亞又是講英語的國家，如此，我們可以一起分享、承擔一個新文化的挑戰，但在台灣就不同了，何況，我還有語言的障礙呢。十天在台灣，我像啞巴，我已受不了。」
我心裡很瞭解她的顧慮，但心中還是悶悶不已，無可奈何。

有一次我們受邀到朋友家吃飯，有一道菜是用海帶煮的，也有海菜沙拉。她知道後，堅持不吃。
回家後，我說，「受邀吃飯，拒絕主人的菜餚，是不禮貌的。」
「對不起，我實在無法想像吃海菜、生魚片或臭豆腐等，」她抱怨地說。
「這只是不同吃的文化習慣而已，相信一定會很快適應的，」我答說。
「Not me,」她搖搖頭說。
從單純吃的習慣的爭執，我擔心她在台灣將面對無數的文化衝突。

八月上旬了！如果回台，我必須找到一份教職的工作。我心裡實在很著急，但也束手無策。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有一天早上起來，孩子還在睡覺，她一早就到醫院上班。我起來準備早餐時，看到餐桌上留著一張小紙條。一看字跡就是她的，上面寫著：”Honey,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Your wife” (親愛的，你到那裡，我就到那裡； 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太太) 我看完了後，久久無法自持，紅著眼睛，叫醒孩子，告訴他們，我們一起要回台灣了。 早餐時，我問他們知道台灣在什麼地方嗎？他們齊聲說，「No！」，但我問他們要不要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台灣？他們都揮手齊聲說，「Yes！」 幼稚孩子的天真可愛，真是我們父母喜悅的泉源。 當晚太太回來時，我紅著眼眶，緊緊地擁抱著她。 天真無邪的西濤和西湘拉著我們的手，不停地大聲唱著，”Mommy，We are going to Taiwan, we are going to Taiwan.”我們也跟著唱。 笑聲中，看著太太憂鬱的眼神，閃爍著淚光。 孩子入睡後，我緊緊地抱著她，深情地問，「很感謝你，改變了想法，為什麼？」「Silly question,」她含情脈脈，把我抱得更緊，「Because, I love you. You thank God ,too」

我必須很快地寫一封求職信到台灣大學動物系。 難以相信，不久，系主任黃仲嘉來信告知，說今年新任教授配額已滿，但因為我的生態學背景是系上需要的，他想向學校及教育部申請一位額外的名額，是否能夠同意，他無法確定，一有消息就會告知。東海大學生物系，是我求職信的第二對象。東海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校園，因為在淡江英專時，陳明澤的哥哥陳明堂是第一屆化學系的學生。明澤與我暑假時常住在學生的宿舍裡自修。 當時我覺得東海校園及學風是一流的。我就寫了封信給東海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歐保羅(Paul Alexander)。這封信一直石沈大海，直到我們快要離開美國時，我才收到他的一封簡短的來信，只說很希望我回台灣時能到東海見個面。

我到中國一事，台北機場受到日本航空公司人員的義助，無簽證地”偷渡 ”至香港，我只天真地希望國民黨的情治單位並未察覺。葉新雲是1972年台大哲學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他在印大期間都仍存有國民黨情治人員還在到處追緝他的夢魘與恐懼。 他堅持我的活動細節都在他們的掌握中，希望我不要太天真。我既心意已決，心裡十分篤定，但我還特地不時地打電話回家，婉轉地詢問家中最近有無異常的現象，如警察或陌生的人，到家問東問西等事。 他們都說一切平安如昔。不管如何，既已決定，難有轉圜的餘地，我必須不顧一切，承擔這個不可預期的風險。

我們決定離開美國之前，我雖不確定是否有一教職等著我，但我一點都不擔心。 非洲的經驗，更讓我有一種不怕沒飯吃的信心與傻勁。生命是留不住真空的，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我辭去了印大生態組的研究工作，開始準備全家八月底離開美國，回台灣。

從肯亞回到美國三年後，我的生命也產生了重大的蛻變。這次回台灣的抉擇會導引我走上什麼道路？ 塑造我什麼樣的生命？ 我不知道，也無法預料。 生命是無法算計的。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7)
Posted on 2013/07/17 by NameInWater
我在國外十年了，已習慣享受著自由民主的經驗，把言論自由、人權等視為當然，已無法想像到戒嚴及特務橫行的恐怖；加上在非洲三年的期間，又無電視、網路及國外報紙的接觸，對台灣的政治變化全然一片空白，自然對國內獨裁政治的恐懼淡忘多了。 我有一種天真無忌心態，我又沒有犯了什麼罪，我沒什麼好怕的。 這種無忌的勇氣，現在想起來實在天真無知到可笑，忘掉了獨裁政治的恐怖就在不講理，不講法暴力就是它的工具。1970年代，由於 台灣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接連受到重大打擊（被迫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斷交）。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於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台灣的將來須由台灣住民自決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因而國民黨大舉鎮壓和逮捕異議份子。1975年4月蔣介石死後，國民黨更感不安，整個社會瀰漫著肅殺的氣氛。

1975年8月底啟程離開美國時，我心裡又興奮，又不安。 在機上，我們和西濤西湘全程玩著各種遊戲，但當飛機著陸時，我開始心跳加速。 我們一家四口進入機場，排隊進入海關時，太太還刻意地握著我的手安撫我。 心想，萬一我被扣留的話，怎麼辦？ 心中忐忑不安之下，我們卻都平平安安順利地過關，進入國門。 那一剎那的驚喜，實在太興奮了。傻勁有傻福，我好像感覺到守護天使都在我們身旁一路照顧著我們。

么弟暫時安頓我們在一家商務旅館裡， 我陪著太太和孩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熟習環境及生活的細節後，我就安排求見黃仲嘉主任。見面後，他只簡單地說，學校沒問題，現在還在等著教育部的回應。根據他的看法，教育部也應無問題，因為系上特別強調需要一位生態學的老師。 之後， 我就帶著太太和孩子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歐保羅教授。 歐教授是美國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教育傳教士，很巧的是他的博士學位也是得自印第安那大學動物系。他從1958年來到東海大學，一生奉獻給東海生物系。一見面，他就道歉延遲回信的原因，自稱是一位無藥可救的拖延者（procrastinator），他喜歡能大家見個面，當面談是最好，最簡捷、最有效率的辦法。 他知道我是印大畢業的，一開始就談到他的老師及同學，使我感到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最後他毫無遲疑地希望我能到東海生物來。他並一一詳細告知聘任細節：每月月薪7400新台幣，校園宿舍一棟， 每週授課 8 學分。 我也坦承地告訴他，我也向台大動物系申請，尚待教育部的同意。當時，雖知道有個教職等著我， 但是否同意來東海，心裡還十分保留。我心裡想的還是以台大的教職為優先，因為當時我認為能夠受聘擔任台大教職，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及驕傲。

在美國認識，早我一兩年回台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回台後都會相約茶敘。他們大都執教於台灣大學。大家見面時，一談及國民黨，或不合理的政治現象，或政府的官僚作風時，都紛紛搖頭，左顧右盼，小「聲」翼翼。 最後，大家唉聲嘆氣，抱怨收入少，住在台北生活不易，小孩因呆板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問題一籮筐，又看不慣社會風氣，心情都十分鬱悶，想好好教書都很困難，有的還懷疑回來得不是時候。 朋友們的抱怨，我還無法感受。有些人都在美國多年，習慣生活在美國的富裕與自由，回台後，受不了太多物質的羈絆，還無法適應，可想而知。我想也有不少人是因自認沾了一身美製醬油後，自以為身價比別人高，但因得不到自以為應有對待後，所產生的失望及挫折吧。

我想我不會有那樣消極或不平的感覺，我必須感謝我的非洲經驗；非洲貧乏的物質生活，我都可自在安詳地接受。 台灣的經濟條件，與非洲相比，天差地別，我更能甘之如飴。 對那些沾了美製醬油後，就自認為高人一等，我也不以為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決定回台的動機為何，但我知道自己有一清楚生命致力獻身的目標。我未曾介意太多生活的細節，別人活得下去，我應該也活得下去，我太太也應該活得下去。 我更沒想過沾了美製醬油有什麼高人一等的驕傲邏輯。

說實在話，回到台灣後，我的每個細胞好像都活化起來，充滿精力，像一隻動物回到他成長熟習的環境，奔奔跳跳，自由自在，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不再像十年前，接受那種「立足台灣，遙指神州」，違背「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法則的政治口號，相信那種政治的謊言。 紮根鄉土是人與動物的本能，到底生命是從大地而出，攝取泥土的養分長大茁壯。出生的地方有一股魔力；長大地方的泥土、空氣、視野、人物也有一股魅力，怎樣摔也摔不掉它。生命與土地枝脈相連、互賴互存、互長互佑；依戀大地是生命的自然情愫；耐心、善心、和愛心是只能從大地的滋潤中萌芽出來。 生命本是「生物地域主義」的表現而已，不幸地，我蹉跎了十年的光陰，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還不遲！

兩個星期過去了，音信杳然。 學期也快開始，我決定再親自造訪黃仲嘉主任。剛進入他的辦公室，他就向我握手說，「恭喜了！我剛通了電話，部裡已同意增加一位師資。歡迎你！」我真的十分高興。他交給了我一疊表格填寫，並當面告知生態學與演化學是我主授的課程。當他告訴我的薪水是每月12000新台幣時，我也不敢相信公、私立大學教職員月薪的差異竟如此之大。不管 7400元 或 12000元，與當時美國的收入實在無法相比。我猶記得，1967年時，我到印大當助教的薪水是美金300元，以當時的匯率（美金1元=新台幣40元）換算的話即等於新台幣12000元。 1975年，台灣的經濟才開始慢慢起飛，生活、物資的條件才開始慢慢得以改善，難怪早幾年回來的朋友，抱怨生活之不易！

從回台的念頭開始到飛機著陸台灣時，我毫無概念會住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教職。只憑一份莫名的信心，我不會餓死的傻勁，冒然回鄉，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竟有兩個教職等著我。我又何其幸哉！冥冥中，兩位守護天使： 台灣大學動物系主任黃仲嘉教授，及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Paul Alexander 教授伸出信任溫暖的手，歡迎我。這種事在美國大學機構教職的申請，在既未曾謀面，也無面試下，是不可能的。

這下子，我必須作一個選擇。台大？或東海？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8)
Posted on 2013/07/17 by NameInWater
生命唯一可確定的本質就是「變」；「變」是生命的香料。 拒絕選擇變的挑戰，生命就停滯不前；失去改變機會，就難以成長。 生命的壯闊是不斷選擇適應的結果。既然選擇是如此重要，那麼有沒有理性的方法讓我們決定我們的選擇？我不知道。

一般人的選擇，大都依循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這樣的方式作為選擇的基礎，我感到不安。 有趣的是，我過去大大小小的抉擇，大都靠著直覺(intuition)的決定，很少陷入「優柔寡斷」或「猶豫不決」，而造成沮喪、焦慮。 我相信，不少人選擇的決定也是來自「直覺」。雖然直覺的能力因人而異，又不科學、不具體、摸不到，難以形容，很多人就以為它不存在。

直覺是一種難以證明的洞察力 (insight)，一種超自然的經驗，也是一種內在靈性的呼喚。有人稱之為「第三眼」、「第六感」或「內在智慧」。 積年累月的理性經驗中，我們的左、右腦 (brain)，感官的察覺力，和精神 (mind)在複雜的交互運作下，有時會產生一種神秘直覺「知」的力量。愛因斯坦說，「一個無能力驚嘆的人就沒有驚奇的能力，如同一根被吹熄的蠟燭。」 著名分析心理學家 Carl Jung （卡爾 • 古榮格）說，「一般而言，直覺與神秘、無意識的因素是生命重大抉擇的來源。」美國先驗文學家 Emerson （愛默生）說，「不經直覺感受的選擇，我不會接受它。 直覺超越一般的思維及經驗。」 我不厭其煩地舉出例子，就是要說明直覺的存在。當然，我確實感到直覺的存在，因為我很多過去抉擇，大都來自直覺的結果。基本上，生命在面對選擇，是沒有所謂的「準則」，因選擇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事，必須由自己作決定。 我以為直覺不是一種神秘「知」的力量，而是一種不斷透過閱讀各類書籍，體驗形形色色的生命經驗下，冥冥中學習培養出「瞭解自己」、「忠誠於自己」，及「自我價值觀」的結果。這才是生命面對外在變遷真正的適應能力及智慧，而使生命蓬勃發展。生命難以算計，因為生命一旦做了選擇後，無數的變數不再由你決定選擇的走向了。 沒有自我而依賴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我個人認為他或她失去了很多生命開放的機會，相信他們在生命的旅途中，至少一定有些的懊惱與後悔吧？

今天，這一代大多數的年輕人只知道，並相信網際網路的資訊 (information)、影視（video），而誤把資訊、視訊當知識，而自以為什麼都知道，產生了「知識的傲慢」，久而久之，自以為呆在客廳可以取代「閱讀」，「實踐生命經驗」的誤解。實際上，卻導致「知識的貧窮」（Poverty of knowledge） 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很容易只知事實(fact)，而無智慧（wisdom）。因此，面對生命的選擇，要以網路的資訊作為決定或參考的基礎，後果堪慮。 現代生命的「悔恨、悲劇」何其多，我懷疑很多是以網路的資訊、別人的價值作為選擇決定的結果。

現在，我面臨另一個抉擇：東海或台大的教職。

這次，我又作了一個「傻勁」及「直覺」的決定。我違逆世俗傳統價值觀及流行風潮的選擇：我選擇了接受私立東海大學生物系，婉拒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的教職；選擇放棄每月120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國立台大教授的光環，選擇每月74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私校東海教授的教職。 詩人Robert Frost 指出，「面對前面分歧的兩條道路，我選擇人跡罕見的小徑」，但是否會讓我未來的旅途大不相同？ 誰知道。

為此，我向台大動物系黃仲嘉主任一再地抱歉，但他大表不滿，無法瞭解為什麼我會選擇東海，拋棄光環的台大教職，選擇沒落的東海，無視薪水幾乎兩倍的差別及其他國立大學的福利及保障。的確，從別人的觀點，我做了一個傻勁的選擇。不幸，黃仲嘉主任英年早逝，但他在我生命短暫的接觸中，對他的真誠及專業，留下了一層深深的感恩及尊敬。

我選擇東海，為什麼？ 第一，我想到太太時，我直覺的知道，我要到東海。我留在台大，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已，但對我太太及兩個寶貝孩子是不公平的。 台北市是一個人情冰冷、不容外人的冷漠都市。 孩子語言不通，上學、交通及接送的問題，太太語言不通、文化適應問題，租屋環境的問題等等，不，我直覺的知道，我不能讓太太承擔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為太太和孩子著想。東海校園遠離台中塵世，老師學生都生活在校園裡，形成一教學生活的溫暖社區。外國人較多，校園又有附屬幼稚園、小學等，孩子可安全走路到學校，不必接送。 東海又是一所教會學校，有一美麗莊嚴的教堂，太太一定會很高興。 她可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學習適應。 這樣的環境與條件，對我及家人，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第二，因為我瞭解自己，並忠誠於自己回台的原因。回國時，我清楚的自知，我願意致力獻身的目標 (commitment)是教育和顛覆，期待獨裁專制的消失。 前者，台大或東海都是一樣，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弟；後者，我必須耐心地等待，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1975年，台灣嚴峻肅殺的政治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任何反國民黨的言論可能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因此我的一些朋友都終日鬱卒，垂頭喪氣。 大家在一起，大都清談、抱怨，滿肚子牢騷。 我留在台北的話，我很容易浪費時間在清談、發牢騷、喝咖啡上。我必須遠離台北到台中偏僻的東海校園。我可好好專心教學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聲譽，等待時機才是上策。

當時，我如此的決定，也受到很多回國朋友的反對。但38年後的今天，我沒一丁點的後悔，反而驕傲，雖然從錢及世俗的價值觀看來，我損失雖大，但我「賺」得更多，不是錢，而是我自己及家人所獲得的一切，都是錢買不到的幸福、快樂。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9)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東海大學創校伊始 (1955) 確為台灣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及希望， 以信仰、人文、自由、民主的精神，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以小班制、勞作制度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小型師生全體住校的大學。這是台灣首次富有教育理想的新創舉。 不幸地，1970年代開始，東海大學的創校宗旨就開始受到嚴厲的政治考驗。在美國董事會的支持下，第一、二任曾約農及吳德耀兩位校長尚能抵制國民黨的政治干預，維護學術獨立的精神，但當到了第三任校長謝明山的手中時，東海校務開始變型。當時學校財政拮据，教職員士氣渙散，學校似乎群龍無首。就在這樣尷尬的時期，我進入了東海大學生物系。

生物系創辦時，在陳兼善教授主持下維持著傳統的生物學（博物學）的教學及研究。到了1975年時，師資只有Paul Alexander (動物生理)，王忠魁（植物分類），陳賢芳（植物生理），孫克勤（昆蟲），于名振（魚類分類）及林善雄（苔蘚分類）六位。1970年代，美國個體生物學（生態及演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已快速發展，但台灣尚無法急起直追，即因人才和研究經費的短缺。 很多留學學成的學者，因台灣薪水低，設備簡陋，研究團隊尚未形成，基礎研究不受重視，再加國內政治因素，寧願滯留美國教學研究，也不願回國。那年，只有兩位所謂的「歸國學人」來到東海大學，江玉龍博士（社會學）與我，因此在校園的活動都受到校長的重視及特別人士的注意。

我們全家很快地愛上了東海的校園，一來住家庭院廣闊，綠地、相思樹及榕樹環繞四周，二來，校園尚有不少來自各地的外籍傳教老師，可以來往，減低太太的鄉愁。我們也慶幸，校園內離家不遠設有東海大學附設小學，孩子們可以安全、自在、快樂地走到附小上學，回家，不像在台北的父母必須浪費時間、精神來接送。 從宿舍到系上辦公室約有二十分鐘的快步路程，每天來回至少四趟，是我每天最佳的健身運動。我很高興，我選擇了東海，放棄了台大。上述的生活品質，多少金錢也是買不到的。

之前，我告訴自己，開始的兩年我必須好好教學、研究，以建立個人在學術上的名譽。 一切安頓後，我開始全心地規劃我的教學、研究工作。我喜歡教學，也想能成為一位好老師。我不想，像以前我的一些老師的教法，敷衍了事，誤人子弟。 從我個人的學習經驗及閱讀，我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學習必須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 （Learning is a self-discovering process），換句話說，被動的學習成效不彰。我認知傳統方法只教事實（facts），等於只給魚吃，而不教捕魚技術一樣。 事實不但學不完，而且很快就會忘記。 學生如能獨立地好好研讀教科書，那麼事實的知識都可在一本好的教科書中得到，何況，一個老師在課堂所能講授的事實有限，所以，老師的角色不應在事實的授業上而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座右銘：”The role of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 much to instruct, as to inspire.” （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說得再好不過了。因此，我只能啟發學生對知識的飢渴、好奇，對生態、演化學的興趣。因此，一個老師的教學要有啟發性外，他必須使用各種的教學方法，鼓勵、鞭策學生主動地發揮一個自我發現的學習過程。所以，我在正常的講課外，特別要求學生每學期都得提出一個自己興趣的題目，找出至少二十篇以上相關的論文，經閱讀消化後，有系統地寫出一篇期末報告。 題目的訂定是否適宜，二十篇論文是否與題目相關，每個學生都必須向我說明訂定該題目的理由等，並一起討論各論文的相關性。教學時，我總用一些時間，從事所謂「蘇格拉底對話」(Socratic dialogue)的教學法，與學生一問一答的辯論方式，逼使學生思考，尋求答案。

第一學年下來，學生都議論紛紛。有的學生叫好，看到我時，攔著我問東問西；有的害怕，遠遠的看到我時，都避之唯恐不及。在課堂上，部分學生為了面對我的挑戰，都自己閱讀更多其他的讀物，有時同學都會相互呼應對付我，我不但不以為忤 ，反而鼓勵他們。 除了教科書的閱讀外，我還給了一些其他的相關文獻，讓他們到圖書館去找出來閱讀，同時讓他們知道期末考會包括這些讀物的內容， 以給學生一點壓力。 事實上，這種也不是什麼特別有創意的教法，可是當時很多學生就難以適應。學生可能私下抱怨連連，但我相信，很多同學學習到主動的讀書方法後，一定受益無窮。

我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學生身上，但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常常被提醒「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良心的事業」等的話。我必須在此離題一下，寫些十多年後的事情，來說明我對這些話的感受。來到東海，我的確以校為家，下完課後或晚上都留在辦公室。當時學生對年輕的歸國學人十分好奇，都會探頭進來請教一些問題或閒聊。第一年，在很多學生當中，吳仲義（大四），林良恭（大三），及鄭先祐（剛畢業）等常主動地在課餘找我討論各種議題。吳仲義顯然的是一個主動好學的學生。雖是生物系學生，但選修課程多樣，包括多門數學及物理；林良恭才大三，但很喜歡參與一些知性議題的討論；鄭先祐剛畢業，想上研究所。我馬上看出吳仲義的潛能，一直鼓勵他畢業後，留美攻讀演化學。吳畢業後，我留他做了一年的助教，之後，我推薦他到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與我以前的老師 Charles Krebs 攻讀演化學或生態學。這三位同學與我相處了兩年後，吳出國留學加拿大，鄭上研究所，與我研究蜥蜴，得到碩士後，赴美杜蘭大學攻讀博士。林畢業後也和我研究台灣哺乳類，後留學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 十多年後，鄭在台大任職，我鼓勵林下鄉，他選擇到屏東大學任職。多年後，他們對台灣的生態學研究及教學貢獻良多。吳在芝加哥大學演化生態系教學研究，被譽為全世界最有前途的演化學者之一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in the world)。他從事分子演化學的研究，著作等身，不久即被芝加哥大學生態演化系聘任為系所主任。2004年被台灣中央研究院選為院士。

短短十年期間，年輕人能從基礎教育，展現出一流的學術才華。年輕人的潛力實在是無窮的，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就，我深感驕傲。他們的學術成就，不是誰教出來的，而是他們自我發現努力的結果。在他們主動的知識成長過程中，我只是給了他們適時的啟發而已。年歲越大，教學越久，我越深感學問是不可教的 (knowledge is not teachable)，因為，學習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知識的學習是自主性的吸取，而非被動性的餵食；我也越認知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座右銘「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的真實。

做老師的人都很容易責備學生的不是，但他們大部分是無辜的。責備與責任大部分都應該落在老師的身上。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0)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東海校園滿布相思樹林。 每天步行上下班時，我觀察到，相思樹林內隨處可看到台灣攀木蜥蜴及美麗的石龍子等；黃昏後，家裡或教室牆壁或玻璃窗上都可看到不少的壁虎，不時傳出呱呱的叫聲。 我馬上知道，台灣攀木蜥蜴及壁虎是我應研究的對象。
因為當時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從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及魚類的研究微乎其微，除了經濟魚類還有些最基本的研究，及英國人(Robert Swinhoe) 和日本學者留下的資料外，其餘幾乎是一片空白，至於無脊椎動物就不必提了。雖然，生物學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分類系統學(Systematics)的健全上，但當時國內的生物學界視分類系統學為一門古典、不流行、不重要的學科。 至於各種動植物的生態學研究更少之又少。基礎科研工作費錢又費時，學術界必須依賴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經費的支持，始能進行。 顯然地，國科會的政策及重視對各學科的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每年各大學教授們必須依時向國科會申請經費，因僧多粥少，競爭十分激烈。 為了瞭解國科會申請的詳情，我向同仁及台大友人請教後，得知國科會研究經費的申請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政治學 ( Politics of research funding)。第一，國立大學優先於私立大學；第二，資深的教授優先於年輕的、低階的教師；第三，生物科學預算的分配受學術流行風潮的影響。 當時生物學界研究流行的風潮是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而不是個體生物學 (Organismal biology)，更不是爬蟲類的生態研究；第四，研究成果必須要有實用性，以利台灣經濟發展。我回來時已過申請時間，又是第一年的資歷，又我興趣研究的是蜥蜴的生殖生態學，屬基礎科學，是要瞭解生物生殖演化的策略，其效果不在經濟，而在於瞭解生物與演化的關係。在這樣的條件下，我知道，獲得國科會的研究經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決定草擬一個只靠自己及研究生的努力，而不必靠國科會研究經費的資助，即可進行的研究計畫。我感謝在非洲時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精神及經驗，讓我有勇氣和信心，發揮在台灣的研究工作上。

研究生鄭先祐和我從1975到1977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每天費廢寢忘食，收集了三種蜥蜴(斯文豪氏攀蜥，草蜥，蝎虎)的生殖生態的資料， 發表了兩篇該三種的生殖生態的論文，出版於中央研究院動物所的期刊。鄭先祐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我們於1990年共同出版了「台灣蜥蜴誌」。

顯然地，我第一年在教書及研究付出的努力，「感動」了系上的同仁，他們一致要我接下系務及所務的工作。 處理行政在學術機構中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工作，特別系上重量級的同仁都是很資深的教授，意見很多，他們之間傾軋排擠，互不相讓。但我不加思索的接受下來，因為我知道這個頭銜，對我想轉化東海以生態演化為生物系的特色，及推動生物學界及國科會對生態演化的重視是有幫助的。 從第二年開始，我要準備教書，又要研究，又要撰寫論文，又多了兩位研究生，現在又因負責系、所業務，增加了很多行政、外務的工作，幾年下來的確使我精疲力盡。 我相信驅使我產生那麼大的旺盛精力一定是來自蘊藏在心底深處獻身的自我要求。

回台第二年開始負責系、所業務的工作後，讓我深入的認識到學術界、教育部及國科會的運作情形。東海生物系在一窩風分子生物學的流行下，說服學生重視生態演化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覺得說服，不如去啟發學生對生態演化的興趣。有一項蜥蜴族群生態的實驗課中，學生學到用釣竿去「釣」攀木蜥蜴，作記號，再釋放，再捕捉等，以分析族群數量、密度、棲地分佈、地域範圍等。他們對出「野外」作生態研究，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台中至竹圍，我帶著學生在當時骯髒不堪沿岸的紅樹林內（水筆仔，mangrove）作實驗，讓學生瞭解紅樹林在生態體系中的重要角色，讓他們感受到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讓他們目賭國寶級的生態資源竟受到如此的糟蹋，讓他們知道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與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我也對課程慢慢地作了些調整，把演化學成為一門必修課與本為必修課的生態學結合在一起。

1970年代，國科會的政策大都為「產業科技發展」及「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為其主要的任務，因此，「支援學術研究」的預算與上述兩項主要任務的預算簡直不成比率。負責國科會的主委及官員，其背景大都與生物學無關，對生物學的發展不求甚解亦不關心，加上經濟優先的政策，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申請書中，都要求註明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有何貢獻？ 有一次，生物學界的幾個朋友們聚在一起，對此不當要求都議論紛紛，搖頭嘆息，但都因經費掌控在這些官員手上，都不敢公開表示意見，以免得罪他們。 每次討論後，他們都慫恿我說些話。我當然瞭解他們的心態，明知是非，但缺乏道德勇氣的現象，我一直都耿耿於懷。

當然，我很想說些話，可是到了1976年底時，與其說是我的學術認知與國科會政策間的掙扎，不如說是我對國內至今仍如此忽視個體生物學的現象，內心感到萬分不解，讓我的挫折感達到了極限。我曾提到，我蹉跎十年歲月，繞了整個地球，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 「愛鄉愛土」的本能，是因「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演化的結果。 因此，「愛鄉愛土」及關心熟習自己土地周遭的人、物、地理、山川、動植物等，應是土地住民求生存的興趣本能。我在東非執教時對學生必須以北美楓樹作為實驗材料甚感不安。回到台灣，當我教生物學時，面對無脊椎動物的實驗，即以北美的蝲蛄（Cambarus bartoni）為實驗材料，甚感汗顏。我們的學生不知道台灣河川甲殼類的種類，型態結構，但卻對北美的蝲蛄瞭如指掌。 我們無脊椎動物的實驗材料大部以進口的玻片為學習的材料。 1976年11月，台灣南部二期稻作不稔現象，我們只能斷定說是某種「蟎」為害的。 農復會有意培植蚯蚓以嘉惠農業，可惜對台灣蚯蚓的種類分佈茫然不知，其生態習性更無資料。 台灣是全世界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最豐富的島嶼之一，特有種無數，我不禁感嘆地說，「我們為什麼會連自己到底有什麼動物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如此糟蹋自己的生物資源？為什麼我們土地認同的本能消逝了？」 我雖心知肚明為什麼，也不可明講。 這種感嘆、挫折與不平，大概是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終於，我趁聖誕節前的假期寫了一篇不自量力的文章，「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 戒嚴時代，報紙只有三大張的版面，這種文章投到什麼地方呢？ 之前看報時，我倒很喜歡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但「人間副刊」是屬藝文性的副刊，這篇評論生物學的方向及國科會政策的科學性文章，會登嗎？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寄出了！沒想到，聖誕節後的第一天，「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竟然在「人間副刊」一字不漏地在顯著的版面上登出。

刊出後，萬萬也沒有想到竟然得到來自初、高中，台大動物系、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及師大的老師們熱烈的回應；私下，我得到很多初、高中老師來信的認同。 我記得在一次生態研討會中，中研院植物所周昌弘教授熱情地握著我的手，再三地讚賞我的勇氣。

三十七年後，這篇文章的時代意義已然消失，但我再翻出來仔細地閱讀後，也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文章的內容實在是給了國科會的官員們上了一堂有關生物科學的說教。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雖自不量力，但我很高興我的目的確是達到了。 之後二十年的時間，國科會對台灣生物多樣性的基本研究及各類的生態研究開始重視，相對地增加了很多預算。 今天我很高興，台灣各種動植物的圖鑑及有關生態研究的書籍到處可見，各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立，國家公園，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的成立等，除了因國科會的重視及經費的支援，學術界和民間等的努力結果外， 「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一文是否扮演了濫觴的角色，就留待後人的研究了。 不管如何，至少這篇文章當時讓我宣洩了我內心的怨氣。

我更高興，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版，及之後的議論，東海大學生物系以生態、演化學為特色的名聲竟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1)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回國前，我告訴自己頭兩年，我必須沈潛低調，務必只致力於個人的學術生涯，不要涉入學術外的其他活動。 但回國一年多後，我可感受到整個社會，特別在知識社群裡的無奈及敢怒不敢言的氛圍。 戒嚴控制下的報紙、雜誌、電視仍可隱約地透露出不滿的訊息。 我也感受到台灣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財富的提昇及教育水準的提高，使他們更關心政治，期待參與，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極為不滿。我每天看報及雜誌，對國民黨那弊病百出，僵化的政治體制和腐敗無能的官僚作風常搖頭嘆息。 隨著黨外運動及黨外雜誌的興起，我可意識到一股強烈政治的旋風即將颳起，使我按耐不住，蠢蠢欲動。

1976年初，我在某一場合中認識了台大數學系唐文標教授，他雖專攻數學，但文武雙全。1973年，他撰文嚴厲地批判余光中等人的現代詩，開啟了嗣後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是張愛玲風潮的啟蒙者，著有「張愛玲雜碎」及「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 我們一見如故。 晚飯後，我們在一籃球架下，一直深談到清晨，從台灣到中國，從教育到顛覆，從革新到革命，可以說把我回台一年多來心中累積的塊磊，傾洩而出。 嗣後我們都一直保持著友情，用盡心思，想以筆桿顛覆專政，直至1984年，我被警總逼離台灣，羈留美國三年（另述）。 當我仍滯留美國時，傳來老唐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友人曾來電希望我寫一篇追悼文，我試了再試，一直都無法完成而作罷。如今，世事已非，底稿已失，感傷悔恨之情，常留我心。至今，老唐仍是我心中最純真、最磊落、學識最廣、最值得尊敬的知識份子。

1976年5月，老唐告訴我「夏潮」月刊已出版了兩期，並送給我剛出版的當期雜誌。我翻閱後，令我十分振奮，因為大部分文章都以關懷鄉土、文化提昇以及實現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為主軸。我毫不加思索地答應他為「夏潮」義務撰寫文章。 我猶記得，我第一篇文章「尋覓未來的一代」即以筆名「林宇心」，出版在「夏潮」第五期中。 「尋覓未來的一代」一文只是忠實地寫出哈佛大學教授及醫學諾貝爾獎金得主喬治‧華爾德(George Wald)在校園向學生演講的一席話而已。 現在在台灣享有民主自由的年輕人，看完這篇文章，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文章為什麼我不敢以真名出版？會那麼恐怖嗎？他們一定不會相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竟會如此不講理的統治台灣，可能還會和我爭論一番呢。不幸地，歷史，不管多麼殘酷，很快地就會被人遺忘。 我常想在人類的歷史上，為什麼暴政會持續不斷地重演，因為人們不斷地遺忘。生物必須活在「當下」，生物求生存的競爭本能必須表現在「現在」，不是在「未來」或「過去」；「未來」是不能確定的未知數，因此，生物不能以未知數的「未來」作為當下生存競爭的基礎，除非有先見之明的人。「過去」已不復存在，因此，生物更不能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生存競爭的條件。 演化學告訴我們，為什麼「未來倫理」在生物（包括人類）的族群中很難發生； 為什麼歷史事件受到遺忘或懷疑，為什麼人類很難記取歷史的教訓。 可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出「未來倫理」文化的話，我很擔心將因政治掛帥、科技進步、人口成長、能源短缺、糧食短缺、經濟貪婪下， 地球與人類將無法健康永續生存下去，未來世代將是最大的受害者。

從此，我不但持續地以各種筆名為「夏潮」撰稿，我更進一步與蘇慶黎（總編輯，已逝）、唐文標、王津平及蔣勳等人不定期開會磋商，參與雜誌的編輯方針，直至1979年「夏潮」被國民黨勒令停刊為止。讀書人手無寸鐵，唯有筆桿作為顛覆的工具。 雖然「夏潮」的媒介消失了，卻刺激了我開始積極寫作的動力，也忘掉了必須沈潛低調的自我要求。我滿腦袋子似有寫不完的題材，從經濟發展的理論、第三世界的問題、農業生產的生態後果、科學發展、科學哲學，至環境污染及生態保育、文化教育等的議題，逼迫著我拿起筆桿。

有一次，在書店中看到了漢寶德翻譯的「文明的躍昇」（Jacob Bronowski著 1974年出版）一書。 讀完後，我似有按耐不住，想豁出去的心情。 Bronowski 的這本書在英美暢銷一時，又被英國BBC2 製作成13集電視節目，由 Bronowski 教授自己親自解說，轟動歐美各界。我對Bronowski 把科學文學化、浪漫化和個人化的佈局，及文字技巧的運用，毫無話說， 但對他的內容的安排與暗示，及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甚感不安。此書為一強調西方優越、傲慢意識， 貶低其他文明的科普書，對西方讀者影響很大。 這本書的原名是 “The Ascent of Man” （人類的躍昇），但漢寶德教授竟將書名翻成「文明的躍昇」。我翻遍全書，我看到的全是「白人」、「歐洲人」的「文明的躍昇」。 但我認為這還是其次， Bronowski 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使我深感不快。 他的一句話，”Science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even in the ruins of Nagasaki.”（「 甚至在面對長崎的廢墟，科學沒有任何必須感到羞愧的」）令我反感。 這是典型對科學不中立心態的例子。 科學的發展歷史一直都是「中立」的，即是科學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全人類的幸福及福祉，促進世界和平。 漢教授顯然對近代科學的變質而導致「科學不中立」及其後果，毫無認識，再加上漢教授對當時歐美年輕學子「反科學」的態度以「偏激」批評之，我真的按耐不住了。我清楚的瞭解歐美年輕人所謂的「反科學」，不是反科學的方法，而是反科學不中立的後果：軍事化、秘密化、政治化、商業化、組織化。 如此，科學一旦不中立，科技發展的目的不再促進全人類的福祉，和促進世界和平，反而導致反人性、反社會、反自然的後果。

當時不知那來的能量、時間及動力，在無個人電腦下，寫草稿後得一字一字地爬格子。 我一口氣寫了一篇近萬字的「再換個角度看文明 — 與漢寶德先生論科學和『文明的躍昇』」一文，以筆名林雋義，投稿到中時的「人間副刊」。不久竟在「人間」大篇幅的登出，引發了一段與漢寶德教授的筆戰。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2)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1960年代末期，我接觸到英國科學家 J.D. Bernal(1901-1971)的一生及其著作。 他是一位多采多姿的傳奇科學家，朋友都稱他為「科學的哲人」(Sage of science)。他的科學成就，X-ray crystallography （X-光結晶學）及其學生的研究奠定了日後DNA結構的發現。 但他的人文關懷，藝術造詣及政治參與，使 C.P. Snow（著名「兩種文化」的作者） 為他寫了一本小說，The Search(尋覓)。至今我仍收藏他的三本的書：1.Science in History(「歷史中的科學」1954)，2. World without War （「沒有戰爭的世界」1958），3.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他開啟了我對科學與政治、社會、環境及人文的關懷，導引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注。

傳統上，科學的中立價值：客觀的、萬能的、國際的、公開的、崇高的、造福，及無私的觀念及宗旨，要求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良知，如同醫生的醫德一樣。 但自1960年代開始，科學中立價值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大學學子看到美國登陸月球，海盜一號登陸火星、新遺傳，基因的控制、合成，人腦的控制，電腦一再地更新，微粒物理一再地深入，科學似乎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但軍事預算不斷地增加，越戰一再地擴大，中東戰爭不斷地發生，劫機，暗殺，中南美洲游擊隊的攻擊層出不窮，都市腐朽惡化。 向貧窮、癌症、生態破壞宣戰的高貴目的竟成了空言，直至今天，持續地惡化。可是人類生活的品質、條件與環境竟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而遞減；在核子戰爭的陰影下，人類及生物圈(The biosphere)的生存竟也無法保障；國與國間的關係卻每況愈下，仇恨、猜忌充滿人間。顯然地，科學發展的成果卻沒有自動地增進人類的福祉，建立起較好的世界。新的一代，舊的一代都發出了懷疑科學的口號。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兩本暢銷書中，”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反文化的誕生」)和”Where the Wasteland Ends”（「荒地的邊緣」)指控科學的發展並未促進和平，增進人類的福祉，提升文化的品質。1970年代後，很多第一流的年輕科學家公然地抨擊科學，並轉移他們的才能從事對社會有益的服務。不只很多科學家本身對科學的變化感到震驚，宗教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都提出警告，除非科學家本身再度對科技的目的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重新評估，尋求科學與社會、人民福祉的一個新的關係，否則科技將給人類帶來浩劫。

今天，回顧過去五十年科技的進步發展，是否提升社會功能、地球自然的永續及人類福祉？ 我只舉兩項為例，第一，化學科技、農業科技的進步、基因改良的農業有無讓全球飢餓的人口減少？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最新的資料顯示（2009)，今天世界飢餓人口超過十億，比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且每年不斷的增加；食物安全反而令人擔心，威脅世人的健康；黑心食品，全球充斥，危機重重。五十年來，聯合國每年的口號，「向貧窮宣戰」，但貧窮消失了嗎？ 事實上，世界貧富懸殊更加嚴重，貧窮人口年年俱增。 第二，醫學科技的突飛猛進令人讚嘆，但今天醫學的進步卻無助於廣大民眾的「平民病」（如瘧疾）的消除。四十年前，雷根總統的「向癌症宣戰」所投入的研究經費，不不計其數！有減低了癌症的發生率嗎？癌症發生率反而越來越高。四十年後，癌症的治療還是開刀、化療及放療三種及近期的標靶治療。使用的醫藥不同，但療效依舊，後遺症及副作用令人憂心； 診斷及治療的影像儀器更新穎，但療效及診斷存疑。罹癌患者與年遽增，治癒率改善了嗎？ 所投入龐大的資源誰受益最大？

科技的誤用和濫用的問題比70年代更尖銳化了；科學家的良知及社會責任也逐漸式微了。我們再看不到美國在1986年3700位科學家及工程師，包括十五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李遠哲教授，以及全美最好的二十個物理系的百分之五十七的教授都簽名拒絕雷根總統的「星際大戰」的研究及經費。我不得不說，今天科學的中立本質已完全喪失。60年代及70年代關心的科學議題全然受到遺忘。究其因乃科學已不中立矣！

今天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全然受到商業化的扭曲，只為了利潤，已不再是造福人類，促進地球永續發展的工具，因為科技已政治化， 一切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目的而存在，如堅持核能及核武的發展；今天的科技已商業化到了極點，不計一切的後果，只以專利、利潤為目的，如基因改造生物的發展； 今天的科技已軍事化，戰爭即是科技的戰爭，不計其殺傷破壞的倫理。五角大廈給予的科學研究合同深入每個科學的領域，把很多工業及學術研究都為了戰爭及反恐而服務；今天的科技必須秘密化，以保障商業的利益，軍事的優勢，及政治的操作；今天科學已不再國際化了，而是國家化，就是為了自己國家經濟的利益、軍事的優勢；今天的科學已制度化、職業化了。科學的工作已無法像達爾文、愛因斯坦等人的工作方式了。現在的科學家就像在一般職業的機構工作，朝九晚五，為了餬口，無視傳統科學的倫理及科學家的責任。如同今天的多數醫師，無所謂的醫學倫理可言，只為了賺大錢。沒有醫德的醫學，醫療制度就會陷入危機；沒有傳統中立的科學倫理、科學家的良知及責任心，科技就會陷入危機。今天的科學危機與70年代的科學危機相比，更令人憂心。我與漢先生有關科學的論爭，即是我對台灣科學危機關注的開始。因此在1976年代開始，我奮筆疾書，大唱科學不中立的危機。1984年出版的「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即針對台灣的各種科技問題，從農業、核能發電、食品工業、醫學藥品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警告，不僅呼籲政府仔細檢討自身的科技政策，也要求民眾關心切身利害之科技引進及產品。我也在1989年，針對科學、科學家的文化問題及科學政策擬定的過程所會面臨的諸多陷阱，出版了「科學中立的神話？」一書，並對核能發電的危機寫了「反核就是為了反獨裁」，說明核能發電危險的根源：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的結果。 所謂提供能源需求及抑制氣象變遷是幌子，政客、科技人員、偽專家及財團集體行圖利之實。因此，要改善氣象變遷，唯有改變政治、科技、教育及經濟體制 ，因此，System Change，Not Climate Change! 已變成改善各種問題的核心口號，包括核電，生態環境危機。

回台十四年後，這兩本書的出版終於撫平了多年來，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懷，但不幸地，科技危機更變本加厲地持續存在；核能發電終於爆發了三哩島、車諾比及福島核災的悲劇。以台灣核四建造過程的貪贓枉法，偷工減料，官官相護的情形，一旦任令其商轉，龍門核四核災將是下一個悲劇。

今天寫到這裡，我非常傷心。自然和地球還有未來嗎？人類會不滅絕嗎？ 我相信，除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及社會文化有有一革命性的變革，我一點都不樂觀。 為什麼？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個別引發的結果，而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已形成牢不可破的霸權聯體怪嬰，其勢不可當矣。 它們都「只為了利潤」，結果，人及其他的一切都被物化，包括道德倫理。 戰爭、貧窮、動亂、公平正義及自由人權的喪失、垂死的自然，及瀕臨滅絕的人類勢必發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3)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從1978年開始，我寫作的動力再也無法停止。我開始針對國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現狀，農業的隱憂，科技發展的失策，教育內容的迂腐等，提出犀利的批判。 我以跨國公司把台灣作為一個輸出公害的樂園為軸，及國民政府全面的配合或袒護為輔，分析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根源，說明各種化學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生態破壞對國土安全及人民財產的威脅。 我也從經濟發展只強調「國家生產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1970年代的用詞) 的數字，而忽略全體社會及人民的福祉，實乃導致「國家污染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的結果，大肆批判經濟理論的荒謬，並把不斷成長以「成長狂」(growthmania)稱之。今天，「國家生產總額」 (GNP) 已不再使用，而以「國內生產毛額」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代之，實為換湯不換藥的可笑。 「國內生產毛額」的增加仍與社會及人民的福祉無關，有時反而有害，如，八八嚴重水災人命的死傷，及財產的損失，卻換來台灣 200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而為經濟官僚引以為傲，作為施政成功的數據，悲哉！

我深深地相信，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的科學 (subversive science)，因為它是一種新價值觀及新思想典範 (paradigm)。 我意圖以不同的價值觀及理念，來顛覆當時傳統的社會思維。 70年代時，我的生態教授告訴我們，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世紀。結果，共產主義消失。 但二十一世紀將是綠色、生態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工業及消費主義的世紀。 從上篇（52）所描述的21世紀10年代的世界現狀，假以87年的時間，我深信，今天吃人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經濟制度等即將消失，親人、親土、親自然、親未來的新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制度將取而代之。我講了這些聽起來很學術理論的觀念， 骨子裡的目的就是要用來喚醒民眾對這些上述「新未來」的關心及憧憬，及提醒政府政策的不當，寄望人民的不滿能夠匯集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 換言之，我把環境生態的運動視為民主政治運動的一環，只是因為當時直接批判政府的施政措施，一定會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我必須以學術的包裝，評論政府的環境生態政策，免得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無端鋃鐺入獄。

1970年陳明澤哥哥死於胃癌，乃因在清華大學核工所讀書研究時，受到輻射污染的結果。 我在研究所時也閱讀了不少有關核電廠的種種問題。回台後，對台灣核能發電的龐大計畫甚感不安。1978年，一天在某一報紙看到台灣電力公司大肆吹噓核能發電的安全性，董事長陳蘭皋竟公然宣示「抱兩個核廢桶比抱一個女人更安全」，終於逼出我心底深處的噁心。那年，我認識到曾來東海訪問過的台灣日報或台灣時報的記者王世勛，我電告他希望能夠與他聊聊台灣核電的發展。 有一天，在我的辦公室，我們長談幾個小時，把我對核電的憂慮一一說出。不久，聳動的標題，「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在台灣日報以頭版新聞刊出。

這篇突如其來的報導立刻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注意。之前，在台電的宣傳下，社會上一片擁核的聲音。 少數學術界私下雖對核能發電有不同的聲音，但都噤若寒蟬 。根據王世勛本人的告知，當時就職台灣日報的魏吉助就曾斥罵王世勛的不是。從此調查局、警總把我作為監控的對象，收買東海生物所的不肖研究生作線民，記錄著我的一言一行。

在那個時代，想刊登一篇反核的文章何其容易！我試了幾份雜誌，到處碰壁。幸好，透過唐文標，我認識了尉天聰教授，也經他，認識了發行「中華雜誌」的胡秋原先生。 我向胡先生作了一個核能安危的簡報後，他希望我能寫篇文章發表。 不久，我以筆名「何能」在1979年6月號「中華雜誌」發表了「核能發電的再思考」一文。 「核」文發表後受到中、南部媒體的引用報導，引起了台電及各界的關心。 一個月後，「中華雜誌」收到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呂應鐘的來稿。 「中華雜誌」編輯委員會要求「呂先生慎重其事，避免涉及與主題無關之文字」予以修正。編者為慎重起見，將修正後的呂文與我的答辯文同時刊登。兩篇文章，《「何能」何能談核能？》及《答呂應鐘先生「何能」何能談核能》於9月號登出後，卻引起學術界的譁然， 原因是「呂文」以打手的架勢攻擊我，實不應該，以毫不專業，又文不對題的內容投稿回辯， 反映台電及原子能委員會對核能發電的專業能力及敬業精神的不足。呂文中的一段：「我是學核工的，若想插手生物的事情，定要虛心地學習生物，才不會被生物界白眼相待。同理，「何能」教授是學生物的，想插手核能的事情，我勸還是多找一些有關書籍來勤讀，學通後才發言論。不要純以「維護環境」的想當然耳方式談核能，因為任何懂核能的人會說：「何能」教授根本不懂核能！」 這是讓我最受不了的一段對人、對知識最無知，最侮辱的話，典型的國民黨教育的核工人才。 這就是我提到的「偽專家」的無知及恐怖，與政治獨裁不相上下。 今天反核的陳藹玲、劉黎兒，及無數的藝文界的朋友，年輕的學生，您們是核工專家嗎？您們反核，實在不該。 但我由衷地感謝您們！

可能是時代走到了一定的時機，「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數年後，反核學者張國龍、施信民、黃提源、高清波等逐漸地走出台面；反核的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反核運動開始烏雲密布，尚待白浪掀天。

我想1978年王世勛「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的新聞報導，繼之以「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可以說是啟動台灣反核運動的濫觴。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4)
Posted on 2013/08/26 by NameInWater
從1975年代至2008年期間，台灣的社會運動中，環保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及保護森林運動，我都直接地參與、規劃；我也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運動，跳入了充滿「鯊魚」的政治漩渦裏，投入了齷齪的三次大選，及經歷五個不同政務工作的挑戰。在這動盪、洶湧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中，我仍繼續東海的教職，直至2000年才自東海大學正式退休。

寫到此，回顧過去近四十年的生命歲月，我經歷了台灣政治及社會最洶湧澎湃的年代。 多少面孔、多少事務、多少齷齪、多少辛酸、多少煎熬、多少憤慨、多少嘆息、多少淚水，像電影般的片段快速地浮現在腦海裡。退休後，錯亂的時空讓我實在不知從何寫起，難以活在當下。

但我必須把時空轉回到東海校園來。1977年，謝明山校長在多方指責下，落寞地離開校園，但在離職半年前，謝校長曾邀我及江玉龍，一位社會系的教授，到辦公室，很客氣地希望我們能加入國民黨。 我半開玩笑地說，「校長，留一個非黨員的人也愛國，這才是民主啊。」

1978年，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從此東海創校精神及學術獨立就開始受到嚴酷的考驗，我首當其衝。 當時，教授升等必須首先經過教育部的學術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審查成績送回東海，再經東海的升等委員會的審議通過後，始由教育部發給教授證。1978年6月，我將已出版的三篇論文向教育部申請升等教授。十月審查結果送回校方，三位校外審查人均以85分以上的成績肯定我過去三年的教學及研究。 學校升等委員會開會審查時，由剛到任梅可望校長親自主持，所有審查程序經報告並討論後，所有委員對我的升等均無異議。但當委員們準備投票時，梅可望即以剛到校不久，對我不熟習為理由，希望在下一次升等委員會開會時再議。全體委員啞然無聲，唯有生物系王忠魁教授舉手發言，「升等是一種制度，林既已按照程序，經過教育部的審查通過，委員們不應以一個人熟習教授與否的理由，延遲再議。何況，其他升等申請的教授，按制度投票，為什麼 不必延遲再議呢？ 為什麼唯獨林教授需要再議呢？」 梅可望在眾目睽睽下，說不出道理出來，不得不開放投票。 結果，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我經其他委員告知，始知王教授為我仗義執言。經我懇求後，他才透露出當天開會的細節。我當然對王忠魁的性格十分清楚。 在我負責生物系所長長達十年的期間，他是系所中我唯一敬重的教授。我們常常在辦公室促膝長談。他從1959年開始，在台灣各地收集植物標本，是一位孜孜不倦，一生奉獻苔蘚植物分類學者。從大陸逃亡至台灣，赴美獲取博士學位後就執教於東海，直至退休。 為人耿直不阿，每次與之閒聊討論，對時事、系務、校務都十分關心，觸及胡搞的校務及時事，激昂時，如見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勢。

對我的生命，升等與否並不是生或死、正義或邪惡的大戰。我也清楚這個文明裡充滿邪惡，充滿邪惡的人群。是的，雖然這個事件讓我心裡發毛，但我絕不能因為世界是如此，我就要變成一個絕對悲觀的憤世嫉俗者( a cynic)。 我相信這個悲慘的文明中，還有很多至善的人性，如王忠魁、日航的職員、肯亞的老人，否則我的生命一定悲憤淒涼，永不知如何愛人、被愛，如何犧牲，如何寬恕，如何自在。 這也是我為什麼喜愛法國作家雨果的 <悲慘世界> (The Miserables) 這本小說，因為 <悲慘世界> 給了我希望、樂觀。 感謝書中主角 Jean Valjean，這位為了偷竊一條麵包的囚犯，被當時法國文明迫害、凌辱，後來竟會變成如此寬容、愛人；我也喜歡 Javert，那位盡忠職守、無情的警官，一直想把Jean Valjean 繩之於法，執行法律要求的「正確」行動，最終他從 Jean Valjean身上學習到「依法行事」或「惡法亦法」是那麼不道德、可怕，而感悟到「愛」與「知恥」的重要。 他內心的煎熬及羞愧竟讓他投河自盡，從中國的文化，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他沒有選擇其他可行的方法，如辭職退隱，繼續自覺羞愧，苟且偷生。 對我，這種高貴的情操，實在太偉大、可敬了。雖然世上到底還有很多很多至善的人性，讓我活得自在，充滿愛意，但我心中仍渴望，中國三千年的「文明」，何時才會產生這樣有腦袋、有心靈，有廉恥、有憐憫、同理心、有道德勇氣、有人道的社會、官員、及政府呢？而不是只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掛在嘴邊，說給別人聽而已，肚子裡，都是錢、錢、錢。不管社會多麼黑暗，不要失去希望，也不要忘掉世間還有錢買不到的東西，有錢也有不應該買的東西。

梅可望接任校長時正值東海財政最困苦的時候，教職員薪水已到發不出來的窘境。他把東海財政困境救了回來，還是要感謝他的黨政關係。梅校長寫信給蔣經國請求資援而得到了四千萬元新台幣的貸款，其利息，東海只付百分之四十而已，餘由政府（納稅人）負擔，可見當時人治、黨治的濫權。 有次，梅校長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幫他忙，把學校辦好。我雖知梅校長對我的成見，但把學校辦好，也應是我分內的工作，因此我也認真地協助他。 我們彼此工作十分愉快。 一段時間後，他告訴我說，「我來東海前，已有情報要我注意你。」 我很嚴肅地告訴他，「我未曾做出任何違背國家法律的事。我只寫寫文章，評論環保政策，這樣不行嗎？」梅校長笑著說，「Edgar，不要太過分就好。」 我反問他說，「最近校園裡傳出東海有個危險人物。據說謠言來自人事處的「人二」，這樣對嗎？」 「有嗎？」他裝傻。

梅可望與我共事十四年中，我們有很多衝突，也有很多諒解。 不知多少次，我被叫到辦公室，第一句話就說，「又寫什麼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寫的一篇 「永恆的真理：非暴力主義」，梅校長以不屑的口氣說，「什麼真理，非暴力主義！」我火了，「那您要我寫暴力正義論嗎？」「好啦，好啦，不要再寫了，」他不想再說下去。 「再說吧，」我掉頭就走。有次，他勸我不要參與外務，還說警總不大高興。我很不客氣地說，「梅校長，東海是大學嗎？這樣好了，就請警總來調查我，如果我犯了國法，那就抓我，起訴我好了。」 諸如這類的緊張的場面，時時發生。我想上面一定給梅校長很大的壓力，我可了解。

梅校長是一位很聰明，在國民黨官場混過的官僚。 他父親是牧師，成長在基督的家庭，可能因此還帶點基督的精神。在公開場合，總是向人說，我是他的好朋友。的確，他也私下照顧我很多。從1977年後，我每次要出國開會，都無法成行。每次到最後關鍵時刻，我不得不找上梅校長幫忙。他每次都說，「誰要叫你這麼做。」我也說，「我沒作什麼啊！」我就靜靜地站著，等著他的回應。幾分鐘後，他就掏出一張他的名片，在背面上寫著：某某先生等的，請他協助的話。我就拿著這張名片到台北博愛路「入出境管理局」旁門，遞上名片。不久，一位先生出來，以不耐煩的口吻說，「好啦，好啦，一個鐘頭後來拿。」1984年，自立晚報因我專欄的一篇文章「政治的邪靈」被警總查封一天，並逼迫我離開台灣（另述）。三年後，梅校長也「網開一面」歡迎我回東海（按校規只能離職兩年）。我一步一步涉入政治，越陷越深，他也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似乎默默地鼓勵我。宋時選擔任省黨部主委時，曾邀我演講餐敘，希望我與梅校長談談入黨事。有趣的是，梅校長一直未曾向我提及入黨一事。

我與梅校長之間維持著一種非常有趣、微妙的恐怖平衡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彼此卻相互尊重。這樣我們一起共事了長達十四年的歲月，很多回憶讓我十分感恩。從人的觀點，梅可望校長還蠻可愛的。現在他已九十多歲了，我還常常懷念他。

在生命的道路上，我珍惜、感恩遇到相惜的人。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5)
Posted on 2013/09/26 by NameInWater
我在東海時，發生自己也無法相信的遺憾事件。1979年夏天，我擬聘請一位歸國學人鍾XX博士，擔任微生物學的教授。在來回的聯繫通信時，他都一再地要求學校在規定的薪資外，提供他特別的薪水補助款，因為他自稱有特別資深的經歷，還動用了幾位政治人物來說項。我告訴他，「學校並無特別補助的案例，因為東海教職員的薪資有一定的制度，不能因人而異。不過國科會確有獎勵優秀教授的特別補助，目的是獎勵優秀的研究。」

他一再地說，「別的學校都提供給資深教授的特別補助費，為什麼東海沒有？」我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耶，系上也沒有預算，學校也沒有這樣的辦法。」「你可以問問學校嗎？」我只好說，「我會，我會。 我們急需一位微生物學的教授，希望您能來東海，您回來上任後，您可直接向國科會申請特別補助款，我相信應無問題。為了系上的需求，我歡迎您到東海來。」

九月初開學，他提早就來到東海。 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問我，「我可以領薪水了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過您向學校人事處報到了嗎？」他說沒有。 後來，我從人事處的職員告訴我，這位教授向人事處報到後，堅持要領八、九月份的薪水。雖然人事處說明因才報到，八、九月的薪水會在十月發薪時一併發放。但這位教授堅持現在要，竟與職員吵起架來。

第一學期開始，他就要求減少授課時數，因為他要做研究。「對不起，學校的規定是教授每學期授課時數是八個小時，只有擔任行政職務時，可減免兩小時。做研究本來就是教授工作的一部分，」我理直氣壯的告訴他。 他聽完後，滿臉不快，開始抱怨，「美國大學都有這樣的規定，請問大學是研究重要，還是教書？」我馬上回應他說，「教學和研究都重要。」

第一學期末了，不少學生向我抱怨，微生物學老師上課常常遲到，常不在辦公室。我幾次想要私下和他談談，也找不到人，系務會議也不參加。 第二學期末，研究所招生考試，鍾教授負責微生物學的試題。招生考試後隔天，我們在系上走廊碰到時，他就向我說，「林主任，出題費呢？」 我愣了一下說，「喔，教務處會通知，可能要一些時間吧！」我開玩笑地加了一句，「鍾教授，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怎麼要也要不到。」他不悅地掉頭就走。我心裡十分納悶，只怪自己當時聘請時只專注在他的專業上，而忽略了他的德性。

一年下來，顯然地，他長袖善舞，得了國科會的計畫。他似把計畫視為禁臠，也不告訴系上計畫的細節。不久，他不斷地拿些發票要我系主任簽字。 開始時，發票數額不大，且是人事費之類，我也相信他，就簽了。 後來數額越來越大，我總會詢問一下採購的項目等，他就顯得很不耐凡，好像我不應如此似的。 我雖簽了一些，但感覺很不舒服。

這種情況發生一段時間後，有一天中午，系上空蕩無人。他走進我的辦公室， 我坐在辦公桌的後面，他站在辦公桌的前面，拿出了幾張數額相當龐大，採購大型儀器設備的發票要我簽字。 我就問了一些問題，如儀器設備的功能？做什麼研究用的？放在那個實驗室？ 他都支吾以對。我告訴他，「我希望儀器裝置在微生物實驗室，同學也可利用做實驗。這是國科會要求的。」他脫口就說，「儀器是要放在中興大學的實驗室，因為我與某教授共同研究。」 我開始感到事有蹊蹺。 他以東海大學教授申請到國科會的儀器設備補助，怎麼會不把儀器設備放在東海生物系上呢？ 儀器設備除研究外，還必須作為學生實驗教學之用才對。 我看了一下發票後，寫下了儀器公司的名稱電話，請他給我合作教授的名稱及服務單位時，他就表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還沒寫完，鍾教授突然向我咆哮，說我每次刻意找他麻煩。我看情勢不對，趕快站起來，請他鎮靜下來。突然地，他拿起桌旁的椅子向我拋過來。幸好，我閃得快，沒被打中。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愣住了，根本無法想像，在我辦公室裡，他竟動起粗來。 我再也忍不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的教授。 我走向他的面前，鎮定地說，「是您先動手的，對不對！」我還沒講完，他就大聲地說，「又怎麼樣！」這時，我更火大了，火氣顯然沖昏了我的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使盡了所有的力量，雙拳快速地朝著他的臉，左右開弓。 我看著他踉嗆倒退，跌倒了下去。 他爬起來，走到我的面前，滿嘴是血，似想動手。我瞪著他，大聲地說，「你打，你打，我讓你打。你敢打，我就讓你站不起來。Get out！」他瞪著我，我瞪著他。 瞬間他擦拭著嘴角流出的血跡，憤然轉頭離去。

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在大學的殿堂？ 我實在不敢想像。好在發生當時是中午時刻，系上學生大都不在。我懊惱了好幾天，不知如何是好。這種事情發生了，怎麼解釋似乎也是無濟於事。教授都不能動粗嗎？不管什麼理由都是不對嗎？我心裡無法接受這種不講理動粗的人，但總感覺不安。

事後，我打電話到他合作的教授處去求證，他的回答是他們正在商量合作事宜而已，還未開始。對儀器設備的採購，他都不清楚。我也電詢儀器商有關某教授採購儀器的細節，對方都支吾以對，細節都不敢明講，後來就掛斷不聽。 整個儀器設備的採購疑點重重。我為確定我心裡的懷疑， 親至儀器商查證，結果證實，整個儀器的採購卻是一樁私相授受的違法行為。

沒有想到，鍾教授卻到醫院驗傷，拿著驗傷證明，一狀告到梅校長辦公室。好久後，梅校長才要我到辦公室說明。 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發生的原委。 梅校長聽完後也沒有作出任何的評論，他只淡淡地說，「唉，這個人是 trouble maker。」

幾個星期後，一切似乎都平淡下來。學校行政部門似乎都知道我打人的事。碰到我時，職員們都急著要告訴我，他們與他發生衝突的事，每次都是為了錢；他們對鍾教授那種又不講理、又傲慢的態度，都嗤之以鼻，說連校長都受不了他。 大家的口氣都好像我為他們出了一口氣一樣。 一次，某主任告訴我，在一次餐會時，梅校長也提到這件事，「Edgar ，打得好，」梅校長說。

學期結束後，大概鍾教授自己心裡也明白，他在東海已呆不住了。自動 辭職後，聽說轉到東吳大學，沒多久後，也離開東吳，去向不明。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6)
Posted on 2013/09/26 by NameInWater
從主張「和平主義」信仰的門諾學院畢業，我也崇信人類和平相處的必要性。經過這次動粗的遺憾事件後，兩個惱人的問題經常纏擾在我的心頭：一、一個人品德與專業的關係；二、動手的問題。 首先，作為一個行政主管，面對聘任教職員時，原則上，我必須考量應徵者的品德與專業。但孰重孰輕？ 當時我只以專業為主，適當嗎？ 第二，「君子動口，小人動手」這句古諺語，全然正確嗎？會動手打人，難道一定是小人？君子與小人只在動口和動手的差別而已？動口的語言暴力也是君子的表現嗎？暴力與正義的關係何在？因為動手，不論發生情況及原因，我是一個小人，我實在無法接受，何況我不是先動粗的人。鍾XX事件的發生，特別再度讓我重新思考及評估我自己過去的立場及作法。

我個人的修養及民主的認知 — 尊重別人，也相信別人的自重自愛；我包容（tolerate）別人，也相信相互包容 (mutual toleration) 的德性，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也是每個人必有的基本修養。特別在學術機構裡，聘任教員的原則是以專業為主，而對一個人的品德或私德，並不是那麼重視，就是因為相信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應有自重自愛的品德。 當時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始蓬勃發展，各校系所擴充快速，求才甚殷。有博士學位的「歸國學人」，各校都積極爭取，重視的是專業能力，而大都以書面的申請內容為主，大都未經面試。何況，一個人的品德或私德也很難在申請的過程，或短暫的面試時發覺出來。東海生物系長年以來，一直都找不到一位微生物學的教授，當我看到他的專業學歷，我就很興奮地邀請他到東海來，希望他能好好教書研究，發揮他的專業。至於他的品德和私德，如不逾越法律的範圍，我實在難有置喙的餘地。

現在我領悟到這是一個天真、不切實際的想法。在台灣社會生活一段時候，我們天天都必須面對各種不尊重別人、不自重的人。小至在公共場合，大聲宣嚷，唯我獨尊的行為，大至政治意見，不容異己的現象，隨時可見。在台灣任教不久後，我也很快地對不少大學教授的品德及私德搖頭嘆息，對不少的教授的學術精神及學術倫理喪失的程度難以置信。鐘先生只是我親歷的一個案例而已。鍾教授的行為在任何機構內發生，實難以想像，遑論在學術殿堂。現在，我相信品德及私德有問題的教授，專業的研究及教學也不可能十分稱職。

當時國內大學校園內風氣尚待提升，因為當時國民黨的政治黑手，警總及情治單位深入社會各階層，連學術校園也不放過。各單位的人事處裡的「人二」是最囂張的一群，對學術精神及學術獨立，如同對人權的藐視一般，因此很多教授在校園裡倚仗政治的權術，搬弄是非，排除異己的事件，罄竹難書。除了我個人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外，有次系上要聘請一位分子生物學的教授胡念台，竟遭人事處「人二」的否決，理由是她在美國校園曾參加過對政府不友善團體的活動。我為了這件事親自求見梅可望校長通融，並向他保證胡教授的清白。梅校長聽了後，笑笑地說，「Edgar，你保證啊，你算什麼！」

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是國民黨馬英九十分倚重的學術智囊之一。他看到國民黨中常委選舉賄選的猖獗，不禁說出肺腑之言，「卅年前，在校園裡反對國民黨，需要勇氣；卅年後，支持國民黨，也需要勇氣，因為檯面上有不少代表國民黨的人，讓一般人民瞧不起。」學術一旦受到政治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學術獨立精神，教育的品質，教授、學生的創造力，最後，賠上的是整個國家的未來。

這次的經驗後，對人的品德，我不再認為是可以和專業知識分得開的。有心、有品德，專知的人才會自然地流露出工作的專業精神；有專知而無心、無品德的人容易變成可怕的豺狼。如果我必須在一個無心、無品德，而有專業知識的人，和一個有心、有品德，而較少專知的人之間作一選擇的話，我會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可能造成可怕的破壞力大大甚於後者。專知可以因有心而慢慢成長，專知會因無心而慢慢消失。但無心、無品德的人要學習改變成有心、有品德，我想機會微乎其微。特別在大學的教授，終其一生可以留下來的最重要資產就是一個「學格」而已。

從個人、社會的觀點，動手是否文明或不文明的行為，其發生動機、情況必須經過評估始能斷言。我看到，德國神學家 Dietrich Bonhoeffer 不忍看到希特勒的橫行，計畫進行動手刺殺希特勒的行為；荊軻刺暴君秦王的故事；康德為制止他人殺人而殺人作辯護；對康德而言，這是為人的自由及尊嚴所付出最高道德人格的表現。從人類集體的觀點，以戰爭暴力伸張正義，的確是野蠻的行為，但卻是人類獲取正義的方法之一。連保守的神學家、政治哲學家 Thomas Aquinas， 也同意以暴力的方法推翻不義自利的政權；他主張如果暴力可以制止腐化社會的惡勢力和增進社會整體幸福的話，這種暴利是正義的。我看到，宗教所謂的「正義的宗教戰爭」(just wars)，孫文從事武裝暴力的反清行動，七十二烈士衝鋒陷陣的英勇事蹟。顯然地，在對抗不義的法律、政策或政權，暴力作為一種手段，在人類的歷史及文化資產上，卻未被排斥過，只是歷來統治當權者都把政治正義的動武行為視為「暴力」，自己所使用的暴力視為「公權力」。很多統治當權者為保住不義自利的政權，格殺任何以動武的人，甚至連謀殺異議人士的母親女兒視而不見。統治者暴力違法亂紀，卻要人民守法下，這是不服從運動，或暴力革命的起因。不管哲學家、倫理學家對正義的暴力或正義的戰爭仍爭論不休，但暴力與正義之間卻非全無關係。為了抵制長期無能、不公不義的政權，使用暴力以伸張正義，就是政治哲學家 Jennet Kirkpatrick 所說的「不文明的不服從主義」(Uncivil disobedience)。從台灣近年來政府不依民主憲政原則的苛政，欺壓無辜，違法亂紀，貪贓枉法，「不文明 (uncivil) 的不服從主義」卻才是文明的手段。江XX教授如能讀通Hannah Arendt 在1972年再版的” Crises of the Republic “<美國政府的危機>一書，闡釋：說謊的政治，公民不服從主義，論暴力，及論政治和革命>的話，他講的話就不會那麼官僚了。江教授 說，"civil" 有文明的意思。對不起，但 “uncivil" 也有文明的意義，你知道嗎？

瞭解暴力與正義之間的關係，雖然讓我動手的遺憾稍微釋懷，但我仍堅信，暴力雖是人類的家常便飯，卻是文明社會的毒瘤，必須全面的剷除。理智上，我仍相信哲學家等及一些宗教的「和平或反戰主義」(pacifism) 的哲學和教義，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絕不以任何的藉口再動手；我也會致力反戰，反暴力，反苛政。但願我們的下一代享有一個沒有戰爭或暴力的文明。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7)
Posted on 2013/09/26 by NameInWater
1979年至1984年期間，我生命的能量似有燒不盡的極限，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寫作，不停地演講。五年期間，我出版了約數十篇經評審過的 (refereed) 的學術論文，不知出版多少篇文章在各種報章和雜誌，撰寫幾個報紙的專欄及社論，也南北奔波到處演講。我所有文章及演講論及各種議題，從環境生態、核能發展、教育文化、政治評論等，都是針對政府政策的失當加以嚴厲的批判。從1982年開始，我在學校開始感到一些壓力。梅可望校長時時提醒我，不要再寫了，同仁都轉告我一些國民黨內傳出的訊息，要我特別小心。

1983年暑假，我受邀至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und University)，參與中國科技政策及科技轉移問題之研究。當我申請出境時，竟受到境管局的否決。我照例請梅校長幫忙，也打了回票。臨走前幾天，我再找梅校長請他再幫次忙。「Edgar，我真的希望你好好教書研究，不要再浪費時間寫那些批評政府的言論。你知道我是很照顧你的。」梅校長語重心長地說。 許久，我對著梅校長，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長嘆一聲說，「謝謝啦，梅校長」。 第二天，我就接到境管局的電話，同意我出國研究。

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院長 Jon Sigurdson 對 中國的科技發展十分專研。擔任瑞典駐中國外交官時，通過各種管道，民間、大學、研究機構，有系統地收集了中國文革以前及文革以後各種有關科技發展管理的學 報、文件、雜誌等。他希望我能從這些資料中找出中國科技政策的蛛絲馬跡。我十分興奮地看到這些豐富難得的資料，但在我閱讀的過程時，我被很多有關中國 環境生態的報告，及無數地方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報告所吸引，忍不住地開始收集、一一影印有關的文章。 一個星期後，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所影印文章如何帶回 台灣呢？一旦回台時，在機場被搜查到這些「匪情」資料時，我會百口莫辯，什麼藉口都無濟於事，一定被冠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怎麼辦？ 我想出研究生時代的原始辦法，把閱讀的主要內容寫在一張 3 x 5 索引卡 (index card) 的兩面。我在大家午餐時間和下班後， 作這些額外的工作。因為資料太多，我必須加以篩選。當我離開瑞 典時，我寫了近三百張索引卡，前後兩面密密麻麻地寫上每篇文章的出處、摘要及其他主要細節。我把這些索引卡分散在行旅箱中較隱密的角落，或衣服的內袋裡， 期待海關人員查不到，或查到的話，也難以仔細查讀，查讀了也是中文繁體字，看不出與中國大陸出版的匪情關係。

我回國入境時，果然期待的事情發生了。還未走到海關檢查站前，幾位海關人員就用手勢，叫我到一旁接受檢查。我忐忑不安地打開所有的行李，海關人員檢查第一件行李時，在衣服夾層中發現一本我在機場買的英文「新聞週刊」 (Newsweek)， 封面是毛澤東的肖像。他們馬上把雜誌放在一邊，繼續搜查。我擔心的索引卡，有一包被他們發現了。海關人員抽出幾張的卡片，一一察看。顯然的，因為字跡潦草，又小，又密密麻麻，看了幾張後，轉頭問我，這是什麼？「我研究的筆記。」我含糊地回答。可能他們沒耐心了，其餘的行李中，雖然也翻到了一些索引卡，也未加理會，不過，對我購買的新書，一本一本的翻閱。 在七、八本書中，挑出了三本，二話不說就把它們丟入一旁的桶中。 我開始感到焦躁，「這是我買的學術書啊！為什麼？」「你來申請要回吧！」他不在乎地說。我急著問，「哪裡申請？」「警總。」

最後，有位海關人員說，「<新聞週刊>」，不能帶進去。」我抗議地說，「一本全球性的新聞雜誌，為什麼不能帶進去？」他看了我一眼，從櫃臺下拿了一顆戳章，就在毛澤東的臉上，用力蓋上。拿開時，我看到一個長方形的框框裡，兩個粗粗的大字「匪酋」。 他再一張一張的翻著<新聞週刊>，當看到一頁有毛澤東的照片時，也重重地蓋上「匪酋」，然後把雜誌丟給我。 往事已矣，但我真的希望讀者有一顆政治的敏感心及同理心，可以感受到當時我內心的怨恨與不屑。 現在看著這些密密麻麻的資料卡，我不禁驚訝於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也不禁感慨多少時間與精力因而浪費。

上述發生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在我身上。我一生愛書如癡。因怕人借書不還，還以幽默的方式，在書房各角落，貼上紙條，寫著：「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新書雖昂貴，收入雖微薄，我總是禁不住忍痛買書。1975年到1983的八年期間，每次到美國開會，我都會到柏克萊校園附近 Telegraph 街上的 Cody’s 書店瀏覽買書（2009年10月，我再回到柏克萊時，悵然地發現 Cody’s 已關門了）。當時，買書是我到美國最大的享受，可是每次回國，經過海關卻是我最大的心痛。每次都被迫壓下數本書，我拒絕向警總申訴，因拒絕失去 自尊。書錢泡湯已是小事，眼看心愛的新書莫名其妙地被丟入垃圾桶中，我的心似被一把利劍不停地穿刺。

現在，這一代年輕人很難感受到我的痛苦經驗。他（她）已習慣性地把享受著台灣放任的自由生活，視為當然，很難瞭解國民黨獨裁戒嚴下的胡作胡為及警總人員扭曲人格的行為；更難理解戒嚴令下228及白色恐怖的殺戮會產生對個人及社會無法磨滅的悲痛、恐懼及創傷，及對教育、文化的遺害。 至今，我仍耿耿於懷，國民黨仍未對戒嚴時代所產生的「罪」與「罰」的問題 (Crime and Punishment)做任何的處理；這才是228及白色恐怖殺戮善後的核心問題，而不是賠償就可了事。只有在「罪」與「罰」得到妥善處理後，如二次大戰後德國納粹加害者的公審，南非白人加害者公開的懺悔自白，才能撫平台灣近代史的最大悲劇。這些228及白色恐怖的加害者仍躲在黑暗的牆角，享受著榮華富貴，毫不受良心的譴責。

這一代的年輕人更無法相信那個時代，各種政策及手段會如此的反智及荒謬。 這也難怪，因為人是活在當下的動物，健忘，又不會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當下的認知。每人性向不同，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不想知的人一輩子可能也不會經驗到因 買書而通過海關的恐懼，也可能不會感受到我忍痛買下心愛的書籍，無端地被拋棄的痛苦，也可能抱怨我為什麼要買書，自找麻煩，而不會同情我的怨恨。

這一代的年輕人把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視為當然之餘，是否還天真地認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將永遠持續地存在？ 我個人的遭遇實微不足道，但我必須不斷地向他（她）們提醒，「民 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一旦得到，不是會自動持續地存在下去，因為沒有人會用筷子持續地挾著自由與權利餵到你們的嘴裡；自由與權利隨時都會因人，因時空而腐蝕。」

在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果人民只把「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及「明哲保身」視為保命的德性，視為生命的意義，那麼，自由與人權會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你們現在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是前人種樹、努力、犧牲 的結果，你們也要為後人繼續種樹、努力、犧牲，代代相傳。

民主制度的運作，不能只依賴法制、法治的健全，也不能信賴法治執行機構人事的公正，更不能仰賴政黨及政客，而是要靠你我每一個人的民主文化、疾「大是大非」如仇的素養，如老鷹護蛋一樣，隨時警戒，遇有異狀，必須隨時挺身護衛。否則，助紂為虐，如江教授之流，昏君、暴君就會趁勢而起。台灣人民善良憨直的文化，就會變成令人宰割的「德行」。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8)
Posted on 2013/09/26 by NameInWater
從瑞典回校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開始收到奇奇怪怪的信函，揶揄的，威脅的口氣都有。 之後，我就開始至少一週兩次，定期的收到同一格式的牛皮紙袋，地址及我的名字故意寫得東倒西歪，林俊義教授惡意寫成「叫獸」。裏面有時裝了一疊一疊的冥紙，有時各種對聯咒詛辱罵我，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 幾次後，每次收到時，我就把它們原封不動，丟在辦公室的角落。 幾個月後，也累積了半個人高的數量。

不久，1984年3月16日清晨6點 多鐘時，我被一個朋友的電話鈴聲驚醒，「俊義啊，趕快逃命啊！」我睡眼惺忪地趕快坐起來，「什麼事呀？」「你還不知道啊，前天傍晚「自立晚報」被查禁了， 晚報被扣押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解的問。「被查扣的原因就是你寫的文章<政治的邪靈>啊！今天早上中國時報第二版上已登出來了，你自己去看吧。趕快逃吧！」

我趕快跳起來，駕著車子到校園外買了一份 <中國時報>， 急著翻開第二版，找到了一小塊的新聞，標題是「自立晚報十三日版 警備總部宣布查禁」，六行小字登著：「〔台北訊〕自立晚報本月十三日第一次版第十版所刊載 <政治的邪靈> 一文，部分內容為匪宣傳，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十五日為警備總部依法查禁，並依該管制法扣押其出版物。」看完後，一頭霧水，<政治的邪靈>一文「為匪宣傳」？ 戒嚴時期，「為匪宣傳」罪刑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回到家裡，我卻未感到任何的恐懼，只感到獨裁戒嚴時期的可怕。我 心裡確信這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對警備總部大言不慚地「依法」查禁及「惡法亦法」感到荒謬可笑。我無任何的恐懼，因為我知道登載在自立晚報 副刊上「林俊義專欄」的<政治的邪靈>一文，其內容主以批判前美國國務卿季新吉邪靈似的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其罔顧、鄙視人命、人權的決策應以「戰犯」或「黑暗大使」稱之而不為過。 這篇文章與國民黨或共匪毫無關係，所以我想不出為什麼會招致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大帽子？

我更不解的事，為什麼前天（13日） 發生的事，至今報社的人，副刊主編向陽，社長吳豐山都未告知我呢？我不斷地打電話到報社，一直都找不到任何人，告訴我任何的訊息，及發生的真實情況。 他們的去向呢？被約談了嗎？ 我孤獨地坐在客廳的藤椅上，也不知如何求救？太太急著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從何說起，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報紙被禁，我也會被抓入牢。 太太無法瞭解，徒增加她的恐慌。 按我的瞭解，警總一定會來家裡搜索想要得到更多「為匪宣傳」的證據。當下，我不能坐以待「斃」，馬上開始把書房裡不少可被懷疑為所謂「左派」或共產主義的書籍裝箱，搬到屋外較遠的樹林隱密處藏起來。我在樹林裡，挖了個大洞，特別將馬克斯的 <資本論> 及 其他著作綁在一起，放在裡面，蓋上泥土，再以樹枝堆在上面偽裝。我如此謹慎的原因，是因為我已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帽子了，如果再被發現一兩本以上的共產主義書籍，那我更百口莫辯，罪加一等了。 年輕一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我有謹慎過度之嫌，那是因為他們無法體會出戒嚴時期的恐怖。

可藏的都藏好了後。 這時，孩子都上學了，太太和我落寞地喝著咖啡，一語不發。朋友建議逃命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裡掠過。第一、我深信<政治的邪靈>一文，絕無「為匪宣傳」的內容；第二、逃了表示自己心虛、認罪、畏罪；第三、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逃到哪裡？怎麼跟太太和孩子交代？ 我要等著他們來約談我，我要理直氣壯地為我自己辯護。

16日下午自立晚報刊出了一篇「本報說明『查禁』事」，其說明內容：「〔台北訊〕警備總部日昨來函，以三月十三日本報第一次版第十版部分內容不妥，對該日報紙處以查禁。本報為使讀者瞭解真相，特說明如下：三月十三日本報副刊<政治的邪靈>一文第一段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然後對匪酋毛澤東有所諷刺。
「 本報十三日副刊先行印刷，印出後社內先行閱讀人員，以該段文字之最後一句雖為反諷，但仍易被誤解為『為匪宣傳』，即提出報告。經即決定：一、已印好的部分全部毀棄；二、將該句易生誤解文字在版上全部塗掉後重印；三、若有已流出部分則悉數收回。」

看完自立晚報的說明後，我心裡十分納悶。 我寫這句話與前後文的結構、語氣，依據修辭法的原則或一般中文常識，本就是一種反諷法，是用來責難、諷刺中國缺乏民主，揶揄毛澤東，絕無易被讀者誤解的可能。這也是我撰文的 立意。如被誤解，怎麼是報社及作者的錯？ 報社的說明不是承認自己的錯嗎？不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警總的人不識中文而硬要誤解「為匪宣傳」作為入罪的依據，這不是太反智、 太荒謬、太可笑的欲加之罪嗎？

我終於聯絡上了向陽，急著問他，「您好嗎？ 豐山兄呢？有問題嗎？為什麼都沒告訴我呢？現在沒事了嗎？」一連串的問題顯然使他不知如何回答，從他猶豫的口氣，好像他 也不想回答。最後他說，「林教授，您不必擔心罷。」但我說，「文章是我寫的，那句話是卻是修辭學的反諷句，是在諷刺毛澤東的，我作者最清楚了，就是用來諷 刺毛的，警總怎麼會把它扭曲成「為匪宣傳」呢？你們自己怎麼也承認呢？」向陽不耐地說，「我知道，我知道。」「警總給了您和社長壓力嗎？為什麼報社說明，承認那句清楚的詞句「易被誤解」呢？」我擔心地問，但他不想再說下去，要我再 找個時間再談。我急著問，「警總約談了你嗎？」向陽支吾以對，掛斷了電話。

我猜想，報社受到極大的壓力，吳社長的妥協只是為了息事寧人，不再受到干擾，我可瞭解。到底，警總整肅的對象是我，不是報社。 我的觀察如果屬實，警總如此反智、荒謬的行徑，息事寧人的妥協只是助長姑息養奸。 我心中甚感納悶。

這段被警總誤解為「為匪宣傳」的文字如下：「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 為了慎重起見，我一再地研讀這一段文字，也請教了幾位不同的中文教授。他們都一致同意我是以修辭學的反諷法，諷刺毛澤東。其中一位教授說，「如果把毛澤東 換成蔣中正，警總就會高興嗎？這批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外一位教授加了一句說，「欣賞反諷是思想成熟的標誌，你還期待這批人會欣賞反諷嗎？ 」

這段時候，我像活在悶鍋裡，隨時都會爆炸。 我找不到報社相關人員可以讓我瞭解真相；另一方面，我又要面對警總隨時可能約談或抓人的壓力。 同時，我又遭受幾份雜誌及報紙，顛倒是非地污衊、譴責我的文章，以配合警總的指控，我必須回應反駁。 有天晚上，徹夜難眠，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無知的「國家」機器，應聲蟲的媒體。 清晨，我跳起來寫了一封信，要求警總說明「為匪宣傳」之事證、依據何在？ 第二天一早，我就以掛號信寄給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軍。這封信寄出後，雖石沈大海，但我心中積累不平之氣也消散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深夜也沒人敲門，我也沒有受到搜查，約談。自立晚報繼續正常的發行，一切似乎平息下來。心想，我也應當相安無事罷？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9)
Posted on 2013/11/01 by NameInWater
對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不義的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 事件發生後，我對主編向陽若無其事的淡定無為，內心甚為悵然；當時我還天真的把他視為共同的受害者，應同病相憐才是，但他卻謝絕分享被害心境的態度，讓我感到向陽冷漠、自保的性格，使我心裡嘀咕不已。 對是非正義反應慢半拍的人，我總是不以為然；對太世故、富心機的朋友，我總認為大可不必。 「忍」字功夫，至今還是我在學習的一種德性；面對不公不義的警總，我還天真地想討回公道。隨著時間，我才慢慢地感悟到警總事件讓我學習到不少的事情，使我的生命精明世故多了。

最後一次見面時，向陽把我的原稿交還給我，並告訴我他被報社記了個大過。我翻了原稿，也未看出有任何的更動，「你沒有錯啊！報社為什麼記過？」我不懂。 向陽轉移了話題，「整個事件幸賴吳三連先生發揮了保護的作用，否則後果就會像柏楊的結局。」「是你，還是我？」我好奇地問。向陽也不作正面的回應，只嚴肅地說，「當時警總給報社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之後，我們就這樣互道珍重，各奔東西，面對未來命運的撥弄了。但我心裡不快，總覺得有些內情隱瞞著我，或未告訴我實情。為什麼？

1998年8月29日，事件發生十五年後，人事已全非。 我自電子郵件收到一篇向陽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看完後，不但十五年來的疑惑記憶重回腦海，更指引我更大的迷惑，更多的疑點。 我一讀再讀，面對睽違十五年受盡恐懼朋友的生花妙筆的描述，我雖百感交集，但不感動。 我很高興，十五年後，我終於看出了真相。我心裡還是有疙瘩。

歷史的真相才有值得學習的價值。我經歷的事件實不足為道，難與江南越洋謀殺事件、林義雄家族謀殺案、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案及無數家破人亡的慘劇相比。時過境遷，我很慶幸一生逃過身心的傷害，感謝背後貴人的相助。我也祝福向陽一切順遂，不再恐懼。

為了使下一代能過體認獨裁戒嚴時期的恐怖、反智與荒謬，我希望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 <一九八四> 一書所勾出的一幅意象「一隻軍統鞋踩在人的臉上」在台灣永遠地不再發生。我轉載向陽的文章，讓年輕一代的朋友可以從人的觀點，約略地感受到政治不民主黑暗的可怕，希望大家努力的警戒，不讓它再度發生。

以下是向陽描述「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事件」的文章：

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向陽

在暗鬱的黑森林中，什麼最恐怖？不是黑沉沉的林木，不是沙沙撕扯著樹葉的風聲，不是低鳴的蟲語，不是低伏身子在叢林之上潛行的飛鼠，不是梟鷹陰沉的眼睛，不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危機或不能預想的意外。而是帶著黝綠顏色的死寂的寧靜。以及連想像也停止呼息的空白。
台灣的五○年代，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反共抗俄的「大纛」之下，在反「紅」的雰圍之中，清鄉運動如火如荼地進展著，與中共有瓜葛有關聯乃至無瓜葛無關聯的人紛紛落獄、入監、失蹤、慘死，在禁絕赤色洪流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掌控下，白色恐怖年代從此展開。那是個死寂的年代，也是個喧嘩的年代。死寂，因為花鳥不 放不鳴，整座叢林中連風聲也不敢聒噪；喧嘩，因為鑼鼓鳴放、喇叭齊響，在一定的時辰奏鳴一定的樂聲。
我 沒有走過那樣的年代，我只是出生於那樣的年代中，而且延續著五○年代，走過六○、七○年代，到進入八○年代之際，剛好是三十而立之年，卻沒有而立的喜悅，因為就在一九八四年﹝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那年，我農曆歲數三十歲的那年，三月十三日，我主編的「自立副刊」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了。 當天的副刊在剛從報社印刷廠印出後不久，全數被抽出正刊之外，還沒印好的緊急停機；主編副刊的我，忐忑著心跳，慘白著臉，跌坐在副刊室的椅子上，不敢想像，明天，在哪裡。
被停掉的副刊版面上，嘲諷似地，標著「政治的邪靈」的黑色標題，以極其不懷好意的眼睛，斜睨著我。寫出這篇不到一千兩百字文章的人，是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亞洲生態協會會長的林俊義教授；被認為是「為匪宣傳」的文字只有一句，「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 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這麼短的一句話，運用簡單的反諷技巧，諷刺毛澤東的「偉大」來自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卻可能更加諷刺地毀掉作者的林俊義和編者的 我。
白色的恐怖，在遇到紅色的禁忌時，從而彰顯了它的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白色的恐怖，原來不是只停留在我出生的五○年代，它以更多的眼睛、更細膩的手套，直到我出生三十年後的八○年代，依然夜梟一樣盯著在暗夜中行走的我，以及我周邊的所有的人。
時隔多年，我已經忘掉當天回家後，如何向剛懷第二胎沒幾個月的太太暗示我可能的麻煩，如何痴傻地看著才兩歲半的大女兒的睡顏而垂淚；我已經行入黑蔭的森林、幽谷在看不到的前方等待著，靜寂與死滅，是而立的我所能想像的唯一畫面。
時 隔多年，我卻還是清楚地記得，被警備總部約談的當天的每一幅畫面：下著陰濕的細雨的早晨，一層層薄霧無情漂浮在掩耳之前；我從副刊室走向社長室，以著告別的心情向一直栽培著我的社長吳豐山報告警總約談的事，而立的我有稚童的無助；然後是離開濟南路的報社，一步一步在雨霧中走向位於青島東路有門牌而沒有任何 機關名稱的所在；然後是，被帶往二樓，一個小房間中，我坐著，手中握著被要求帶來的<政治的邪靈>的原稿，上頭有我發稿的標記，一字未改的原稿，足以證明看稿的編者與寫稿的作者是腦袋瓜子一樣的人；然後，進來一位穿中山裝的先生，劈頭就說：「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知道你是誰就夠了。」然後是我的辯白，他的指控；我的辯白很簡單，這是高級的反諷，如果那句話不是批評毛澤東的話，把「毛澤東」換成「蔣總統」 你覺得如何？他的指責也很簡單，你以為老百姓都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一樣看得懂這一句嗎？他們只會看到下半句。
那一天，一個小時的約談後，我被飭回，等待國家機器代理人拋給我的「靜候處理」。細雨薄霧，落在從青島東路走回濟南路的大道上，人車雜沓，我卻感覺自己行在黑森林中、周邊闃無聲息。
此後我繼續編副刊，到一九八七年轉任總編輯為止，每個月固定有兩組人來約我喝咖啡；林俊義教授則在事件後遭到實質流放，滯美三年，不能返台。
這白色的、叫我一生難忘的、陰森而又鮮明的八○年代，直到今天為止，還在我的夢中以黝綠黑森林，以及停格的空白，交錯地召喚著我。

─1998.08 .28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0)
Posted on 2013/11/01 by NameInWater
自立晚報事件發生後，期待警總的搜查、約談卻一直沒有發生，因此緊張的心情一直都懸在半空中。半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通電話，劈頭就說，「我是警備總司令部的調查員陳先生，我有一些話要告訴你，請你明天晚上八點在台中中正路口車站對面的頂呱呱餐廳二樓會面，我知道你。」就掛斷了。

我一生以理性態度應對問題，面對這樣子帶有些威脅的口吻，電話又來自不講理的警總，此時的心情夾雜著怒氣與憂慮。我告訴太太，她堅持我不能去。她的理由很簡單，「哪有一個國家機器，用這樣的方法辦正事？」 自忖，如果我因一通電話就赴會的話，雖在公共場合，突然衝進了幾個黑道，一話不說就開槍射殺的話，第二天的報紙就大幅報導「林俊義教授涉黑道，慘遭黑道殺害」。這不就比江南、林義雄及陳文成案件更高招了嗎？天衣無縫到極點了。如果我不去的話，後果是什麼呢？ 我想，警總還是會有點人性罷，在公共的場合，不可能把我幹掉吧？ 我考慮了整晚後，雖然擔心，我決定赴會，因為我十分好奇，他們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第二天早上，當我告訴太太我想赴會的決定及所做的安排後，她也就比較安心了。一早，我就找上東海化學系的教授周德璋，請求他的協助。周教授是我早期在美國認識的好友，彼此都有很多的默契。我請他今晚提早到頂呱呱餐廳去用餐，扮顧客，屆時從旁觀察，並以防萬一。他很樂意地同意，很高興能夠做我的「保鏢」。兩個書生就商議，他在七點半時先到餐廳，找個可以觀察一百八十度以上的策略位置，點道套餐，看報紙；我會晚十分鐘到餐廳，找個靠近他的位置，先叫杯飲料，靜待陌生人的來臨。

當晚，我們各自按照計劃進行。當我到時，看到周教授坐在遠處的角落，我就找了一個離他不遠的座位，背向著他。樓上客人都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三三兩兩，進進出出。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談話環境，怎麼會選在這樣的場所呢？二十分鐘、半個鐘頭過去了，我都看不到任何行跡可疑的人士上來。 正想再過十分鐘不來的話，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不久，上樓來了一個男士，他自稱是餐廳的經理，問我是否是林先生，說有一位你的朋友來電，希望二十分鐘後，在後面另一條街的某某餐廳二樓與我會面。我恍然大悟，這正是情治人員玩的把戲。經理走後，我把餐廳的名字寫在一張小紙條上，偷偷地遞給周德璋教授，小聲地請他馬上到那裡。我刻意等了十分鐘後才離開頂呱呱餐廳。 走到隔街的餐廳，上了二樓，只看到周教授和其他的一對男女客人。因為餐廳二樓相當大，我就選了一個角落坐下。

十分鐘過後，上來了一位三十多歲微胖的年輕人，環視一下後，就直走到我的位子前坐下來。我端詳了他一番，長得還清秀，毫無滿臉橫肉無情的樣子。他自我介紹，姓陳，點了一杯飲料，啜了一口後，就侃侃而談，「林教授，我是負責你的案子。你的卷宗就有這麼高，」他舉起兩手，比劃出上下一公尺左右厚度的手勢，「最近特別多，你應知道原因吧！」他一開始，就來勢洶洶，好像先來個下馬威。 我一句話都不說， 兩眼一直瞪著他的雙眼。「我都知道你以前在美國幹過什麼事， 也知道你和大陸的關係，我們很早就應下手的。但…，」他雙眼低垂，不敢直視著我。

我可意識到他的緊張， 我馬上打斷他的話，「陳先生，我幹過什麼？我犯了什麼罪呢？我心裡坦蕩蕩！」「你不要這麼說，我們心裡都有數。我今天來了，是好意，你要知道，」他威脅的口氣似乎軟下了一點。 「如果你不是娶了個美國太太，你問題就大了。」他講的話讓我反感，我反駁地說，「我又不是美國人。」

「可是你的太太和孩子是！」他不甘示弱地回應我。

「好吧，你要什麼？」我單刀直入地說。

「林先生，我剛說了，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

「好，請你說吧！」

「林教授，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公事，幾個禮拜前發生的事是因為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的確，你說得對，那是反諷的修辭法，但誰看得出來呢？在陽明山上中山樓，正在開會的國大代表們看到你的那篇文章，群情譁然，逼著我們要辦人。你的紀錄又不好，所以我們就藉這個理由查禁自立晚報，說是內容「為匪宣傳」。 這個罪名可大可小，就看你了。」

我瞪著他，默默地聽，但禁不住地問，「你說這個有道理嗎？」

「不要這麼說嘛， 什麼道理，不道理的，」他很不耐煩地說。

「那些老國代看不懂中文，又不是我的錯，太不講道理了。我希望警總…」

這次他打斷了我的話，「林先生，你們講道理，我們看情勢，我們也有壓力的。」他好像很無奈的樣子。 「好了，我說過你這個案子可大可小，不過我還是勸你離開一陣子吧！」他終於說了。

「什麼意思，離開？是不是可以說清楚點？」我故意地問他。

「離開就是離開，我是好意來勸你的。你自己看著辦吧。」 他一再地強調他的好意。

「你的意思是要我離開台灣？」他看著我，點點頭。我接著問「你的意思，或是上面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可能吧！我說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他好像想要說服我什麼似的。

我低著頭，想著。「林教授，我暸解你受的委曲，但我可以幫你一個小忙。」

我抬起頭來，看著他，等著。 「我常常收到很多小報告，你一定很想知道吧！」他充滿信心地告訴我， 「我知道，你有一部轎車，銀行有三十萬的存款。老實說，我需要一些現款。」

我心裡已開始按捺不住，有這種事，實在太過份了。「你的意思是…. ，」 我按住心中澎湃的情緒，慢慢地說， 「你的意思是，你讓我知道誰打小報告，交換條件是我給你三十萬嗎？」我不等他的任何回應，就斷然地說，「我做不到，第一，我不想知道﹔第二，我銀行三十萬是我畢生的積蓄，你要我給你？」我頓了一下，看著他，「陳先生，我知道我沒有做什麼錯事，我也沒有犯什麼法。如果我做錯了事，犯了法，你們來起訴我好了。」

他有點吃驚的樣子，但我繼續地說，「不過，陳先生，我們總有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做個朋友我可以考慮，但不是做任何交換的條件，真的，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誰嗎？」他軟化的口氣，像是一個朋友的關懷。

我搖搖頭說，「陳先生，真的，如果有需要，不是交換條件，我願意幫忙。」我準備動手從左口袋掏出我的皮包，突然他伸出雙手，左右搖動，急著想阻擋我的動作。

「現在不要…，」他噴出這句話之後，顯然感到有點尷尬，馬上起身說，「林先生，再聯絡。」「好，再見！」我說。我站起來，看著他匆匆地下樓離去。

我示意坐在角落的周德璋教授，請他先出去，再碰頭。 我坐了一回兒，付了帳，走出去時，老遠才看到周教授。我一五一十地把整個經過告訴他。周教授認為他看起來像是來自南部的孩子，在警總只是個行政人員，還是菜鳥一隻，只想藉機撈一筆吧？我認為他是奉命來告訴我，要我離開台灣。可能他想藉機要錢，得些好處，但因經驗不足，又沒想到我竟然拒絕他的提議。 結果，不知所措，碰了一鼻子灰，畢竟他還是尚未被警總醬缸染黑，尚未泯滅天良的年輕人。

一星期過後，我收到一封未署名的信函，打開後只發現一張小紙條，寫了幾個字：「務必離開 。注意你四周的研究生。」 顯然地，這封信是來自陳先生。 頓時，我對他另眼看待。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1)
Posted on 2013/11/01 by NameInWater
當晚回家後，我也一五一十地告訴太太。急性的我，很希望能在當晚與她討論出一個何去何從的初步決定，但她紅著眼眶聽完後，說要有一點時間思考，希望以後再好好與我討論。我知道她做任何決定，都需要一段自己的思考空間。 這麼多年來，我也從她學習到急不得的耐性。

心底深處，我很不願意臣服在威權統治的威脅下，而垂頭喪氣、無奈、怨恨地離開台灣。可是我內心很不願意離開台灣到美國，自己確有難言之苦。 九年的教職下來，幾無積蓄，幸賴父親在生前，把他一生的積蓄平均分攤給五個兄弟，一個妹妹及長孫等七份，每人各得約四十萬元。 這是我一生最多積蓄的時候。我買了一部最便宜的裕隆轎車代步，其餘就放在銀行孳息。沒料到，警總人員把我的隱私都查得一乾二淨，那陳先生還在上面動歪念頭，試圖勒索，令我難過。

我的難題是，如果離開台灣到美國，一家五口的生計，三十萬元新台幣能夠撐多久？ 這突如其來的威脅，時間上，要我在暑假以前在美國學術研究單位找到一份工作，或任何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更擔心的是，這一去，何時才能再讓我回來呢？ 幾天下來悶悶不樂，心中的鬱卒 、孤寂，無人宣洩。

幾天後，我終於有機會和太太坐下來，商量如何回應警總的威脅。她一開口，就把她這九年來在台灣生活的辛酸歷程，紅著眼眶平靜地告訴我，為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全心全力學會中文，也學會台語；為了滿足我與孩子的味覺，學會台菜、中菜；為了省錢，還刻意地到骯髒雜亂的建國傳統市場買菜。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她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與人溝通，但受到的歧視、挫折的經驗也得不到我的安慰與同情，只能忍氣吞聲。兩年前 (1982)，我們第一次回到美國檀香山，只因生產我們的第三個孩子 (林西洛)，為了節省支出，產後不顧身體的虛弱，第二天，就急著回到台灣。九年來，她在一個異國文化中，照顧整個家計，辛苦扶養三個孩子，其中一位是嗷嗷待哺的兩歲幼兒，但卻少有得到我的幫忙及支持。九年來，她沒有回家過，探望她獨居年邁的母親。最後她說，「很希望借這個『機會』回到美國，有較長的時間與母親相聚。」我聽著聽著，心中的辛酸與憐愛，難以抑制，突地嚎啕大哭，抱著她一再地道歉。的確，這麼多年來，我對家庭缺乏關懷，都因被我個人信念、理想的驅使，把她及家庭視為當然，忽略了她的困境、感受及犧牲。此時此刻，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須為她及孩子，借這個「機會」離開台灣，一方面，讓太太和孩子們得以回娘家看看母親及外婆，另一方面，不讓自己和全家留在台灣，生活在警總威脅的不安狀態下。

我必須趕快地找到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 但這時，申請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的時程實在已來不及了。 無計可施之下，我想到外國駐台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當時駐台代表為謝孝同 (Shel Serverenhaus) ，因為彼此都對生態環境十分關懷，我們曾與很多教授等一起推動台灣國家公園的成立，幾次在內政部營建署的安排下一起與很多關心的學者至八通關等地考察。之後，謝代表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到一筆經費，調查研究台灣高山哺乳類動物，邀請我做為共同研究員。 一年期間，我們必須每個月帶領東海研究生等，從埔里徒步上山至八通關附近高山地帶，從事哺乳類動物的生態調查。 因這段因緣，我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當我向他詢問「亞洲基金會」是否有獎學金（fellowship）的計畫時，他告訴我，他們正在物色國內各界的人士至美國各政府機構及民間機構實習及研究。他說現在申請正是時候，還問我是否有興趣？ 就這樣，申請後不到兩個月，我很順利地獲得了「亞洲基金會」的研究獎學金，更讓我興奮的是，我要去的機構竟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美國眾議院 。

當晚，我高興地告訴太太獲得了獎學金的事及細節，但她的心情似乎相當沈重。經我逼問下，她才說她算過了我們到美國一年必需的費用，把旅費、租屋費、孩子的教育費，及基本的生活費等等加起來，我們的積蓄，甚至加上獎學金也是不夠的。之前，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沒有租金，孩子們上的是東海附屬小學，幾乎免學費，薪水雖少，但生活倒無問題，省吃儉用下，我一直都沒有感受到沒錢生活的困境，安心地作我自己喜歡的事。此時，獲得獎學金的高興心情頓時消失，茫然地看著她，不知如何是好？

再度我感受到無助的恐慌。一輩子沒想過向人開口借錢的事，向誰借錢呢？ 萬萬也沒想到，兩個星期後，天上竟掉下來四十八萬元新台幣到我的銀行帳戶。這筆金錢來得如此適時，如似天助，實在讓我感覺又神奇，又諷刺！ 幾個月前，我才被警總公然扣上了「為匪宣傳」的罪名，還威脅我離開自己的國度；幾個月後，教育部竟然宣布我是台灣「傑出教授」之一，頒發新台幣四十八萬元獎金給我，獎勵我多年來在學術研究及教學的成果及貢獻。 多年來的教學研究工作，受到肯定，我當然十分高興，但在前後數個月的時間內，我又是「為匪宣傳犯」，又是「傑出教授」，我真不知如何自處，不知如何解釋。短期內，發生前後完全相反的事件，真是又荒謬，又諷刺，不僅令我啼笑皆非，外界也對這樣的矛盾，嘖嘖稱奇。

我的生命旅程，特別在困境、危急的時刻，常常在冥冥之中受到人與事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我身上，絕無法單以幸運 (luck) 可以解釋的。幸運不是我們可以製造出來的，但幸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時，我們必須由衷的感恩。但連續發生在我生命的「幸運」，再度加深我對生命的謙卑，了悟生命不是全然只是肉體存在的化學物理現象，而是有一種”elan vital”(生命的力量)。 對自然和生命（Nature and life），我們確是無法完全的瞭解、掌握。 我雖學習自然科學，但我不相信科學主義 (Scientism) ，認為透過科學可以知悉解釋生命的一切。經過我個人的經歷及無數的體驗，我清楚地領悟到在自然世界及生命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存在。我們唯有以敬畏、讚美與謙卑的心對之，以感恩和內省，反求自我，善待眾生。

加上教育部的獎金，全部已有的經費，勉強足以支付全家赴美一年的費用。說實在，教育部的獎金雖無任何附帶的條件，但把教育部的獎金使用在私人的用途上，縱有理由或藉口來合理化我的決定，心裡卻有點疙瘩。此時此地，我實在沒有多大的選擇。經過一番的思考與家庭會議，為了節省費用，我們決定接受家弟的協助外，把家人安頓在檀香山，好讓住在檀香山的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我則隻身赴華盛頓 D.C.工作，再俟未來的發展，尋求更好的安排。

離開前，梅可望校長特別邀我們餐敘送別。整場餐敘十分尷尬。 我落寞地坐著，不發一語。最後他說，「對不起，這次我真的幫不上忙。上面給警總太大的壓力了。」

暑假快結束前，孩子們和太太很高興地整理他們的行李。他們興奮，因為可以回到美國，住在檀香山，我卻以無奈落寞的心情，一起和他們把全家五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及衣物等裝在五個行李箱。 一天清晨，請了校車直往機場。 離開校園時，我向孩子們說，「東海再見了，一年後再見吧！」 孩子卻高興地大喊，「好哇，東海再見，我們要去美國了。」握著太太的手，我眼眶含著淚，彼此深情的凝視，心裡清楚，這一離開，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2)
Posted on 2013/11/01 by NameInWater
好友陳明澤歷經生命的哀傷及挫折，深知生命的意義不在拼命賺錢，早年即決定放棄高薪，全家搬離紐約，定居夏威夷。 以日本文化遵行的義理，投入陌生的房地產為業。他竟能在短時間內，只仰賴少數台灣顧客的賞識及信任，而能在競爭的夏威夷房地產業，獨樹一幟，從此過著怡然自得的生活。 幸蒙他的協助，全家都很順利的安頓下來。 孩子的上學問題也順利地解決了。我很高興孩子及太太都很喜歡夏威夷，又有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離開他們，讓我放心了不少。

來到檀香山後，我的生命似被連根拔起，心境哀莫大於心死，整天心灰意冷，好像失去了讓我獻身的動力。 甚至感受美國眾院的工作只是為了吃飯餬口而已，引起不了我的興趣。 我必須先到舊金山「亞洲基金會」總部報到，聽取基金會計畫的用意及安排。在離開時，我向主事者表達到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任事的意願，他們表示會把我的意思轉告給國會。

因一生成長的歲月，都活在軍事戒嚴令的恐懼和恐嚇的氣氛下，又是 228 的受害家屬，我很自然地認識到國民黨，實以民主自由為幌子，行極權高壓統治為實。 大學時代，雖然涉獵一些政治哲學的書籍，如柏拉圖 (Plato) 、聖奧古斯汀 (St. Augustin)，或盧梭 (Rousseau ) 等的著作，只是啟示一個理想政府應有的基本觀念而已。 可是因耳濡目染國民黨內權力鬥爭及作假選舉的齷齪，我對參與現實政治毫無興趣，對政治哲學卻充滿好奇，也涉獵不少。因此我對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把科學哲學求真的方法論，應用到社會、歷史、政治科學中，認為這是可以用來檢驗優質的政治，而追求政治權利的目的應為造福全民的福祉，如同科學研究的目的乃為造福全人類的福祉一樣。然民主政治徒有理想和理論，而無健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的制定、執行和遵守，民主只為空殼的名詞而已，實為人治的謊言，還可以到處招搖撞騙，如同國民黨幾十年來的統治。

來到世界政治權利的中心華盛頓 D.C.，能夠活生生地學習民主政治的實務，參與民主政治立法的過程，及權力中心的運作，我突然感到十分的興奮。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學習，因為將來台灣人要當家作主，扎根民主體制時，這不是我們最需要的實務知識嗎？

但當我報到時，國會主辦單位把我指派到「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下的「自然資源、農業研究和環境小組」(Sub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工作。我提出希望到「外交委員會」工作的願望，但他們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沒有美國籍。他們認為我的專業背景最適合「自然資源、農業研究和環境小組」的工作。

美國國會是美國政治活動的樞紐。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下，國會參、眾兩院實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國防、科技等的政策，與總統平分秋色。 談到民主政治，美國國會才是最佳的櫥窗；在那裏，民主運作的具體過程可以一覽無遺。 這一段在國會的工作經驗，一方面令我十分興奮，因為我深深地體驗到在多元社會下民主的真正意義；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沮喪，因為在兩相對比下，我感到台灣的萬年國會裡，這批被國民黨豢養的老古董怎能有法治、法制的觀念，也不知制訂法律的意義。身處在民主美國的立法權力機構的國會大廈裡，想到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千瘡百孔，百廢待舉，令人百感交集。何時台灣才能擺脫國民黨的統治，使民主生根呢？

小組的工作人員不多，除了一位主任，兩位專業助理外，餘皆為一般行政秘書。我在主任之下，襄助小組的主席紐約眾議員吉姆˙謝爾(Jim Sherr)，從事與小組有關法案研究、資料的收集及籌辦公聽會等。 這段期間，我可以隨時以小組的名義，要求聯邦行政部門及研究機構提供必要的資訊，讓我收集了很多平時找不到的資料。我也負責了一個「海洋焚化有害化學物質」的公聽會。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個國會特別設立的研究機構：「國會研究服務」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國會審計局」 (Congressional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及「國會技術評估局」(Congressional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已於1995年解散 )。 這四個機構的任務是提供議員、委員會和小組，超越黨派及最新、適時的客觀資訊，以輔助議員各種立法的決策需求，使立法過程可以建立在事實、理性的中立基礎上。因為他們的報告及資料不對外開放，只提供給議員及委員會，我也借了小組的名義，收集了很多的報告資料，學習到很多的東西。

1985年春天，我就急著想把所學告知國人，寫了一篇「提升立法監察和憲政工作品質」一文，發表在自立晚報。最後建議，「現階段我國人才濟濟，財力無慮下，我們應馬上分年建蓋一棟莊嚴的『國會資訊研究服務中心』大樓及其他服務機構，讓立法委員等的立法工作走上正軌。以今天中華民國的條件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我們還缺乏什麼呢？民主不是只靠好聽的口號而已；立法工作也不是只靠委員本身的智慧與年歲。沒有立法資訊研究服務的制度，沒有專業研究員的諮詢和襄助，立法工作就會流於口水的形式，民主就落入空談，社會就跟不上時代…中華民國前途將何以堪？」

不幸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台灣的立法院尚無任何的正式機構提供立法委員、委員會，超越黨派及最新、適時的客觀立法資訊，以輔助委員各種立法的決策需求，使立法過程可以建立在事實、理性的基礎上，如美「國會研究服務」者。這是很難令人相信。 事實上，這重要的工作需要無數專業的人才，不是只靠增加立委助理人數就可達到的。後來想一想，拒絕健全的立法機構，誰獲益最大？ 當然是國民黨，我實在太天真了。

自1987年解除世界史上實施最長時間的戒嚴令後，黨禁、報禁解除，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的政局充滿了民主的信心。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後，每四年轟轟烈烈，嘉年華會似的選舉動員，沖昏了政黨及選民的腦袋，以為這就是民主。2000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奪得了政權後，更讓選民忘掉了民主體制的真諦。試想，國民黨逃難到台灣時，帶來台灣的是什麼憲法，什麼典章制度？我大膽地說，至今90%以上的國家各種的法律，包括憲法，仍沿用從中國大陸內戰時使用的法條、字眼。這樣的法制，民主仍為空殼的名詞而已。民進黨執政時，行使行政權，礙手礙腳。 在野國民黨仍在掌控著五權、司法、國防、外交、教育、社會等的法律制度及法條，實際操控著整個國家運作機器的黑手。今天，國民黨，重新執政，如魚得水。未來，整個國家的憲法、典章制度、司法、人事、選舉制度依循不動，哪一黨執政，國民黨都是最大的贏家，民主的遊戲規則還是掌握在國民黨的手中，台灣民主體制仍是一個空殼的名詞。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3)
Posted on 2013/11/01 by NameInWater
這段國會工作期間，我有機會常在眾院餐廳和眾議員Jim Leach 及 Stephen Solarz，及Solarz 的顧問 Richard Bush (後擔任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長) 午餐時閒聊。與他們交談雖獲益良多，但對台灣的問題都很難深入地討論。Jim Leach 與Solarz 都屬自由派政治人物，對台灣十分關心。Richard Bush較屬學者型，典型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嚴肅謹慎，缺少風趣。

政治人物外，我喜歡與「國會研究服務處」研究員來往。其中我與一位將屆退休年齡的社會學學者，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興趣，所以常一起到外邊的中國餐廳午餐，每次相談甚歡。有一次，在喝咖啡時，他有感而發地說，「Edgar，我即將退休，回想過去一生的學術研究工作，及來到 CRS「國會研究服務處」後，出版無數，你知道我現在想什麼嗎？」

我搖搖頭，等著他繼續說下去，「我真想把這些研究著作的抽印本（reprints）全部丟進字紙簍裡，」他雙手拉開一公尺長的距離，「現在這麼多的出版對我都沒有什麼價值，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影響，對我也沒有一點意義。我寧願有幾篇文章登載在紐約時報，對這個社會也較有衝擊，對我也較有意義。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當時，我才四十七歲，雖然我升了教授已有七年的時間，但對學術生涯的外在物 （如出版著作等）仍覺得是學術聲望的重要物。一個學者的學術工作，不是 publish (出版) 就是 perish （消失）；著作越多，越受人尊敬，研究經費就源源不斷。自我的肯定即來自工作的成就，意義自然產生，不是嗎？ 我的朋友要把他的學術著作全部丟進字紙簍裡。這一點，當時，我倒有些保留，但登載在紐約時報的文章，對他的意義要比學術論文來得大，對社會也較有衝擊。這一點，當時，我可認同。我有一種怡然自足的感覺，大概是來自非學術的文章，發表在各報章雜誌吧。

「我可能還是太年輕了，而沒有能力去感受到年齡對生命的壓力，或太世俗了，而仍無法放棄所謂『學術論著』的聲望價值。但從紐約時報出版的文章中，你得到更大的自我生命肯定，覺得人生較有意義，這我非常的瞭解認同。」 我很自信地說。

「我再給你幾年的時間吧！」他不以為然地說。「但我必須告訴你，我把學術研究著作丟進字紙簍裡，不是我自暴自棄，而是不想欺騙我自己，因為它們都已沒有價值了。知識不斷前進，很多學者只想以量騙人而已，講的都是自己不相信的陳腔濫調，」我靜靜地聽，「為了聲望而工作常會扭曲自己，忘掉自我生命的呼喚，」 我嚴肅地不斷點頭。

他直視著我，繼續說，「為了聲望而工作不是不好，但不是為了你喜歡自己喜歡的事而工作。 為了外在的動機而拼命只是給你一時的快感，但第二天早晨起來後就不再興奮啦；晚上睡覺時不再滿足了。」我也直視著他，確瞭解他說的感覺。

「還有，這些不得不做的事會把我想做的專注力散失了，終究讓我感到一事無成而懊惱。」他看著我直點頭，嘴角露出絲微的笑意，眼神卻帶著絲絲的憂鬱。

我一直無法忘掉這次的談話內容。歷盡數十年的滄桑後，當我退休時，開始整理幾十年來所累積的東西，包括學術著作，書籍，檔案資料、紀念品等時，我必須平靜下來，孤獨地感受到生命的本質，不禁悲從中來。

1998年，我辭掉台北市環保局的工作，回到久別的東海宿舍，人去樓空。 一天，走進多年來未進過的書房。 站在房門口，看著二十多年來收集的書本、雜誌、資料等堆滿在書桌上，地板上，書架上，我不禁開始瀏覽心愛的書籍時，邊翻邊看，到後來實在無法忍受，無法承擔知識浩瀚的壓力及內心渴求的衝突。當下，我決定把大部分的書籍贈送給東海大學圖書館。當時，心情豁然開悟，解開了「書癡」的心結。

2008年退休後，我把託寄在友人處，數十大箱的書籍、照片、檔案資料及家當，搬回到剛租來的三十多坪公寓。當我一箱一箱地整理裏面的東西時，我第一次看到四十多年來，從未開箱過的非洲的幻燈片及相片；我再看到從肯牙，到美國，再回台灣，再到甘比亞、英國，再回到台灣，這三十多年來的飄泊歲月的痕跡與人物，孩子太太的笑容與親情，家庭的歡樂與悲傷；我再看到台灣三十多年來的變動與震撼，聽到人民的吶喊與怒吼；我再看到街頭的抗爭，校園的澎湃；我看到鄭南榕、陳文成的身影，暴政的血與刃；我看到自己上街頭，反污染、反核能、反森林砍伐，反暴政 …，反到不由自主地跳入了政治的火坑。 我終於無法再整理下去。 當下，我把近千張非洲的風景照幻燈片，悉數倒進垃圾筒裡，我把大部書籍捐給「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我把東海生物系整個辦公室所有書籍、資料，交給林良恭教授管理，開放給學生閱讀。 整理時，我撕下了那張「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的牌子，及堆滿在牆角攻訐我的信函與內藏冥紙信封，我把它們與尙存一大堆的學術著作抽印本一起，毫不猶豫地丟進了字紙簍裏。 頓時，我感覺到解放的自由與豁然。

我深知，我的生命意義在現在與未來，不在過去。因此，迷戀自己過去成就的人，他如何能夠安身立命，怡然自足呢？ 無論過去發生過什麼事，驕傲的，最怕的是自我時時緬懷，逢人就宣耀；委屈的，最怕的是自我怨恨，逢人就抱怨；羞愧的，最怕的是自己不知，還諉過他人。過去已經過去了，生命的力量隨時開始，也隨時結束，是當下，也是過去。珍惜現在，瞻望未來，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我們可以從過去學習，但過去實無法預測未來。同時， 一個人的專長及生存如不與社會人群結合起來，而付出，他的知識及生命就如同在真空中，虛無縹緲，毫無意義。

我再一次深切體驗到哥德 <浮士德> 一書，給我「知識的悲劇」的啟示；我才瞭解、感恩二十七年前，在華盛頓 D.C.，那一位學者朋友的感嘆。 我有幸，領悟到這個知識的悲劇及生命的意義。否則現在我就變成一個 grumpy old man 了（壞脾氣、又不斷抱怨的老人）。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4)
Posted on 2013/11/13 by NameInWater
1985年3月底結束國會工作前，我心情十分惶恐，因為一直擔心國會工作結束後的生計，及何時返鄉的不確定感。 有一次在朋友家庭聚會中，我有幸認識了 Barbara Finamore 律師。她在「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 工作，對核能發展及環境生態運動十分關切，也知道我在台灣的反核運動工作。 當她知道我即將結束美國國會的工作時，特別邀請我，轉到「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協助她的研究。 Barbara 能適時地提供我在NRDC的工作，暫時消除了我生活的憂慮。 這一切似乎也是一種冥冥中的奇妙安排。 每個人生命都會面臨困境，但我一生都在面臨困境時，守護天使都適時地出現，讓我平安地度過，我何其幸哉！更令人難以相信，生命互動因緣的巧合，她後來的先生竟是美國駐台灣AIT的大使 Stephen Young (楊甦棣)。他於2006來台就任後不久，我也於2007從英國回到台灣，擔任「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主委。接觸後才知道Barbara就是他的太太。 22年後，Barbara和我終於在台再度相會。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成立於1970年，現有300多位律師、科學家及專業人士。早期以遊說國會及行政機構，推動保育、防制環境污染的公共政策，並時時向聯邦法庭提出對財團及政府環保機構違犯「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及「清潔水質法」(Clean Water Act)的訴訟，而聲名大噪，紐約時報稱NRDC為美國最有效率的環境行動組織。近年，NRDC 的工作計畫涵蓋廣泛，主以減低全球暖化，推展開發清潔能源，制止有毒化學物質的氾濫，及加速綠色中國計畫等。

國會的工作經驗打開了我對政治及立法事務的新視野；NRDC的工作經驗啟蒙了我對民間機構可以透過法律來揭發大公司及政府機構濫權違紀的惡行，及遏止其不當的政策。在NRDC 時，我從 Barbara 看到她以五年的時間（1981-1986），不屈不撓地向「美國能源部」不斷地提出告訴，要求美國當局負責清理幾十年來，製造核武所產生的輻射廢料及有毒物質。我從一位核能物理學家 Thomas B. Cochran，看到他以科學的技術，偵測微量輻射物質，用來監督美國、蘇聯政府小型的秘密核武試爆，防杜兩國核武器的發展。我從 Mike Rich, 一位社會學者，學習如何監督、揭發國際援外機構的弊端與偽善，如聯合國的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及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他當時正在揭發「世界銀行」如何貸款給落後國家而導致環境危機的事件，逼使「世界銀行」後來改變只關心貸款賺錢，不管破壞環境的政策。我從Barbara 及 Thomas 的研究及文章 學習到核能發電所產生的低、中、高度的輻射廢料的可怕，及其處理高度輻射廢料的困難，並收集了不少有關的文獻，使我回台後在反核運動中受用不盡。

我在「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工作的經驗，加深了我對政府機構、公共組織（public institutions）的不信任感，特別是國家層級的組織、跨國公司，及財團。 我學習到不管它們對外宣稱的理念如何高尚，意圖如何純真，動機如何善良，一切依法行事，人民絕不可輕信它們的甜言蜜語。人民還是需要以老鷹護蛋的精神加以監督，否則它們常會因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缺陷，唯利是圖而腐化、墮落。 因此，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只靠政府既有的監督部門還是不夠的，社會還是須要有中立的各種媒體，以理性批判，事理分析的態度，告知人民，來監督政府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及計畫；更進一步，還需要各界公民力量所組成的「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NGOs)，來揭發弊端，透過法律，提出告訴，如「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自由、中立、公正的媒體常被認為是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 (the Fourth Estate)。今天，我想一個民主體制的健全也必須依賴自由、公正、專業的非政府機構的監督，可稱為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 亦不為過。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以前，國民黨掌控所有的媒體，禁止或設限非政府機構的成立，禁止人民結社、言論的自由；解嚴後仍繼續掌控媒體，阻擋民間組織社團及各種非政府機構的成立；拒絕或拖延修訂戒嚴時代反民主的法律。 當時，我想到國內的立法院、監察院、媒體及所謂「非政府機構」，就令人心痛。不幸地，我想今天的情況也沒有改善了多少。表面上，媒體自由開放，但背後，都是受財團的左右，不顧新聞專業精神，泯滅良心，只為利潤，或受政治黑手的控制，醜化、歪曲事實，變成腐蝕社會人心的「亂源」，實令人扼腕。台灣至今，民主仍是一個空中樓閣，為政者仍為所欲為。

我在美國會及NRDC工作的一年多期間，國內的政治，風起雲湧。在海外，我也可以感受到那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顫動。白天忙著工作，晚上我還是無法忘掉國內政情的發展及變化，時常瀏覽報章雜誌，每有看到令我義憤填膺的大小事情，我總想提筆評論。這段時間，我確實也寫了不少東西，出版於國內外各報章雜誌。

1986年6月初，馮滬祥控告蓬萊島雜誌社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總編輯李逸洋誹謗案（即所謂的「七字官司」)。知悉馮滬祥的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的證據確鑿下，二審宣判時，每人竟被判8個月刑期，並賠款二百萬元時，我實在按耐不住了。 因為我與馮滬祥在東海共事達五年之久，曾因他一再限制東海社團「東風社」出版的言論自由，與他發生過幾次激烈的爭論；顯然，他是國民黨黨棍，職業學生，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始作俑者。 當時，我從他私下陳姓朋友所提供的證據，確信這個案件實為國民黨借司法黑手，行政治迫害之實，因此，當晚我就急書一封致蔣經國的公開信，譴責司法不公，經國內外報章發表後，引起國內媒體對我的非議。 馮滬祥萬萬也不會想到，他控告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三君子）的誹謗案，讓他們鋃鐺入獄，竟是幫助了陳水扁步上總統寶座的「功臣」之一。 不知馮滬祥現在在何方？生命走向，誰可預料？

在這段時間，我也認識了在 D.C. 發行 <台灣與世界月刊> 的主編葉芸芸，她的先生陳文典教授，李哲夫教授及林孝信。透過他們，我認識了不少統獨各派的人士。

<台灣與世界月刊> 創刊於1983年，直至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後才停刊。在這四年的時間中，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化十分關鍵性的時刻，<台灣與世界月刊> 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運動，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葉云云主編的鼓勵下，我更勤奮地為月刊寫了不少文章，其中，<台灣與世界月刊> 獨家報導了「林俊義專訪李遠哲」的訪問稿。 我相信，李遠哲教授在這篇訪問稿的談話內容是啟動台灣的大學院校「教授治校」及啟蒙台灣「學生運動」的濫觴。（有關此訪問稿的細節，容後再說）

1985年底，我在NRDC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往後的生活壓力隨即撲面而來。幸賴執教於美國天主教大學（American Catholic University）李哲夫教授的推薦，在第二學期時受聘講授「Seminar on Peace Study」(和平問題討論課)的教職。這門課並非我的專長，但為了生活，我不得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不眠不休地蒐集、閱讀和平問題的書籍，引用不少門諾教會的教義，即時提出了教學大綱。 整個學期下來，教學過程雖然順利，但我已精疲力竭，痛苦萬分矣。我雖因而學習到很多，但也感慨萬千。 從此，我決心再也不想只為了吃飯餬口而工作（ job）。這次十二個星期的教書工作，雖為大學一份專業教職（profession），但我無法感受到在東海大學或台大教書時的興奮、滿足和專注。我希望我未來的工作，不僅視其為專業，堅守執行專業的倫理及行規外，更進一步，能把工作視為使命或任務（mission），把自我的信念，透過工作滿心歡喜地付出，無怨無悔地承受。我相信，一個人能把他的工作當作他的使命時，他才能活得充滿意義，活得轟轟烈烈，活得快樂滿足。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5)
Posted on 2013/11/13 by NameInWater
1986年初，我發覺護照的「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即將到期，（戒嚴時期的控管方式，護照有效日期外，必須再加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內始可回國），為了確保隨時都可返鄉，我即向台灣駐 D.C.代表處提出延期回台加簽的申請。當我把證件送進後，他們要我等候取回護照。沒多久，一位先生出來，告訴我，「對不起，我們需要報回國內批准，您先拿回護照，一有消息，我們就通知您。」「為什麼？」我反感地問。他聳聳肩，把手一攤，狀極無辜。心中一股怒氣，拿了護照，轉身離開。我知道我已被列入黑名單，已無法回去了。

回途路上，我心中的怒火，不斷地上升，各種念頭不斷地在腦海裡打轉，我到底犯了什麼法? 做了什麼不可原諒的罪過，竟也無端地被列入黑名單？有這種混蛋的政權，一定要把它推翻掉。好吧，既然如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吧！我腦海理不斷地胡思亂想，喃喃自語。

為了吃飯餬口而教書的窩囊感受，再加上受到國民黨的無理刁難，滿肚子的怨氣，確有前途茫茫的失落感。這一年半來，我獨自一個人在 D.C.也時時想到太太孩子，虧欠的心情只能有時在電話中聊表心意而已，心中的愧疚不斷地纏繞著我。親情的呼喚要我不再留戀 D.C.了。但離開D.C.後，收入也就斷絕了，怎麼辦？不管如何，我要回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

我的生命際遇一而再，再而三如此幸運。就在我心情沈重，感覺像隻鬥敗的公雞準備孤獨無助地離開D.C. 時，守護天使再度出現。我獲知得到「台美基金會」1986年「科技人才成就獎」。「台美基金會」由王桂榮和王賽美於1982年於美國加州洛杉磯成立，其宗旨乃「以獎掖並肯定海內外，不論出生地，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傑出人士」。當年，另一得獎者是簡逸文教授與我分享這份成就獎。簡教授時任紐澤西州立大學藥理學系教授兼主任，為美國醫藥科學院院士，對嗎啡解毒及干擾素之癌症治療，有卓特的研究，實得之名副其實。至於我，在學術上，我的研究是有關蜥蜴的生殖生態學，毫無經濟實用的價值可言；在社會上，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我是一個政府的眼中釘，並被列入「為匪宣傳」的黑名單中。我自己心中明白，「台美基金會」勇敢地以「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理由，以此「成就獎」來公開肯定、鼓勵我。處在生命窘境之時，我倍感溫馨，心中十分感激； 因此在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下，我欣然參加了在洛杉磯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在這個典禮上，我也忍不住發表了一篇「面對台灣的未來」的講話；我也禁不住借了這個機會，看著坐在底下的太太，說出了我內心的感受：「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過去十年，與我共同背負苦樂的牽手，她不是在台灣出生的，但與我到台灣後，她努力學會說台灣話。她對台灣的感情、關心與熱愛與在座的各位一樣。沒有她的支持與鼓勵，今晚我就無法站在這裡。」聽到如雷的掌聲，紅著眼眶，我看著她，為她而驕傲。

來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溫暖，再加上夏威夷的陽光、海洋及悠閒度假的氣氛，來來往往歡笑的遊客，令我領會到「與世無爭」幸福快樂的感受。在夏威夷，我多方受到好友陳明澤生活的照顧。 明澤可以說是一個歷盡人生滄桑悲痛的智者。我倆的友誼並沒有因個性、背景及經歷的差異而疏離。他與我同時（1965）乘著貨輪來到美國，讀了幾個學校，得了一個會計的碩士後，在紐約受聘在The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從事會計的工作。其間，歷盡各種讀書、就業、移民的麻煩及挫折，更不幸地，他得負起處理哥哥罹患肝癌去世之前的醫療及照顧，及之後的喪葬事宜。1972年辦完喪葬後，顯然受不住紐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有一天，在走出地鐵時昏厥倒下。幸賴愛心人的協助，急救送醫。之後，他領悟到生命之無常，及生命終必歸零，在無職業的保障下，毅然離開紐約，帶著太太搬離紐約，來至夏威夷。

雖然嗣後的精神壓力稍加疏緩，但不幸的事件接踵而來。 我印象最深刻的傷心事是，明澤的妹夫在維吉尼亞州行醫，也因工作的壓力，英年早逝（1986）。明澤特地協助其妹，安排安葬在夏威夷。當時，我剛來到夏威夷，也參加了喪禮。我記得很清楚，一早，喪葬禮在一片斜坡廣闊的墓園上舉行，空無一人。參加的只有五人，明澤、他妹妹、兩個十二及十四歲的兒子和我。儀式十分簡單，當儀葬社的人慢慢把棺木落土時，由哥哥以提琴，弟弟以喇叭，分別拉著，吹著父親身前喜愛的曲子，向父親做最後的道別。當哀傷的旋律飄浮在空中時，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淒涼及哀傷。明澤的妹妹和兩個孩子孤獨地回去維吉尼亞。幾年後，喪夫的哀傷，生活的勞累，使她不幸中風。 一年後，她的大孩子顯然無法承受長年照顧中風母親的壓力，在一次載著母親上醫院時，直衝撞上路旁的巨樹，雙雙死亡。不久，弟弟突然離家消失，不知去向。過了不久，明澤母親又患癌症，幸賴他以Macrobiotics的生機療法，細心照顧而得以安祥無痛地辭世。 之後，又得照顧父親，直至過世後，始得片刻安靜的生活。

由於明澤一生的傷心經驗，他常常勸告我，生命不必太計較堅持，什麼大是大非終將過去，人生苦短、無常，好好地活在當下吧。他也一再地希望我有一天能舉家定居在夏威夷，和他一起享受生命。這次在明澤妹夫的葬禮時，我深受極大的衝擊，再加上幾個星期無憂無慮地與家人享受夏威夷的悠閒生活，明澤的生活哲學及生命哲學，一時打動了我的心。

直至1986年，我有幸尚未經驗到直系親人往生的衝擊，在心智上還無法切身地想像到死亡的威脅。雖然經驗上，也參加過很多朋友親戚的喪禮，但都是行禮如儀後，依然故我；理性上，明知人終將死亡，但潛意識中，總以為來日方長。雖然如此，但從淡江英專末期，生命目的及意義的問題，不時浮上腦海。之前，我也參加過讀經班，想透過宗教來瞭解。我喜歡的一句聖經的話語，「虛空的生命，在風中追逐」（All is emptiness ， chasing the wind）。受歌德《浮士德》啟示，我也寫了一篇「人生悲劇，悲劇人生」的文章；我也很欣賞莎士比亞麥克白的獨白，「熄滅吧，熄滅吧，瞬間的燭光，生命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 is but a walking shadow…），隱約透露了我對生命意義消極的態度。 我們都會琅琅上口說出「人生如夢」、「人生海海」等的世俗人生哲理，但顯然的，人的行為是，哲理歸哲理，現實歸現實，除非受到極大的衝擊及反省。明澤的反省與他的領悟，使他毅然地採取行動，選擇他要的生活方式及生命態度。他告訴我說，「看到哥哥早年過世，我看穿了人世間的金錢、名利都隨著死亡而去。我要搬到夏威夷，照顧我的健康，家人的健康。這就是我的生命意義。」

我在感情上，瞭解認同他的生命態度，但理性上，我仍在掙扎著，懷疑自己對生命的意義及目的是否即如明澤的認知而已。也因為如此，退休至今，我仍無法搬離台灣，到夏威夷去，與他一起享受他所謂的「生命和生活」。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6)
Posted on 2013/12/02 by NameInWater
明澤生命的遭遇再度觸發我對生命意義深究的興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只在書本中瀏覽，掛在嘴邊，鮮少深思過，歷盡十年歲月的滄桑，我才逐漸體會到生命意義的重要性。

大哲學家羅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一時也無法回答。 我相信，多數好思，想要瞭解自我，及其與外在世界關係的人，都曾疑惑過生命的意義、目的是什麼。我們從何方來到這個地球上？為什麼來到這個地球？此行有什麼特殊意義？將來往哪裡去？我也曾試圖瞭解宇宙存在的秘密與意義。這些迷失把我帶入了哲學和科學的領域；遺憾的是，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至今我仍十分茫然。

什麼是生命意義是一個難解，或者無解的問題，因此，我只能與各位分享個人的看法。我相信一個人探索生命意義的過程是必要的，而且無法逃避的；任何人在生命中，總有一天會問到這個問題。我相信，常問生命意義的人，較會自省而改變；不問的人，則較缺乏自覺而依循。未經自我探索過程尋找生命意義的人，生命中縱有短暫愉悅，終難感到較自在、無憾、滿足、幸福與真正的快樂。生命意義沒有一組標準答案，供人選擇，世界人口有多少，就有多少答案。不同的答案雖無關是非，但有些會令人舉帽致敬；有些令人搖頭嘆息，不勝欷噓。像我的母親常說的，「錢啦！沒錢就沒有意義。」每次過年時，看她笑瞇瞇，高興地算著孩子給她的紅包時，我總是搖搖頭，笑著說，「爽快喔！」我心裡知道，這是她一時感官的爽快(pleasure)而已，而不是心底深處，那份溫馨幸福感的快樂(happiness)，因為我知道她一生都不快樂。

生命意義及目的的問題確是個複雜及綜合性的大哉問。有人從生命存在的問題(Question of Being)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包括宇宙的形成及存在，有什麼意義。虛無縹緲的宇宙中有其他的生物？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有什麼目的？ 幾千年來，偉大的思想家也只能提出無數的理論，但無明確的答案。著名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ar專研「存在哲學」，結果只能做出這樣的結論。「人到死時，還是無法瞭解為什麼我們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只知道我們與物質世界存在的事實。」Heideggar 關心的是地球及宇宙生命和物質（生命與物質是一體）存在的深層大哉問。這是科學、哲學的大問題。我建議云云眾生的我們把這個大問題放在一邊，靜待有一天科學及哲學給我們答案。

有人從另外的角度探討：地球上你我存在的生命問題，我是誰？我是什麼？我來自何處？我會去哪裡？活著的每個人的生命有意義嗎？這個問題也是個大哉問，又是一個難解、無解的問題。因為它的答案牽涉到你或我如何看待「人的問題」（人性及人文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ities），「生命的問題」( life itself，「人生」（人活在世上學到智慧）(wisdom learned by individuals)，及「如何生活」( how to live)。人、生命、人生及生活四者的範疇雖有差異，但都互有重疊；四者的關連錯綜複雜，涉及宗教、科學、哲學、價值論、人道主義、人性論及倫理學等等，其中有客觀，也有主觀的因素。

我認為尋求生命意義的客觀答案是不存在的，個人主觀的答案每人迥異。既然生命意義的認識是無法逃避，因此，每個人都需要經過一段自我生命的探索始能找到自我的答案。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大多數人論及生命的問題，大多以為生命的意義是涉及到「人生」的層次而已，內容大多是以世俗生老病死之無常，及人性之荒誕難料等的各種的人生「哲理」、感悟及感嘆等。由生命過程中學習經驗到的人生世俗哲理、感悟，或許可形成個人的生命意義，但我以為其範疇受限於狹隘的來源及經驗。很多人以為生命的意義來自宗教的信仰及啟示。不管其信仰是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這樣認知的生命意義非但狹隘，且有受限於組織性的教條主義。盲目的以為生命意義存在於玄虛的宗教奧密，只在少數修行、或受神示、天啟特異的人士指點下才可知道，乃遍訪深山名剎，求神問卜，聆聽大師的指點。到頭來發現參拜名師，聆聽大師的教誨，仍是一頭空。悲觀者，在失望挫折之餘，把人生的無常、荒誕，自我的淒涼哀傷歸罪於生命是沒有目的及意義，而詛咒生命，放棄自我，變成憤世嫉俗者。也有些人的生命意義來自成長過程在傳統文化及家庭價值觀的薰陶下所形成，或只靠父親的指示。終其一生，因未經自我的探索，生命意義無異是傳統文化及家庭價值觀的附屬產物。臨終前，如他或她被問到對生命有何意義時，大多數的人都會無奈地看著你，不斷地搖頭嘆息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在我探索生命意義及目的大哉問的過程，達爾文自然演化學的理解，而非神創論影響我最深。從達爾文的演化學，我瞭解到Homo sapiens (人類)在「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機制下，透過基因的隨機突變和複製，環境的適應而演化出來。我們只是自然生界演化出無數生物的一種而已，他們生命的存在毫無內在的意義及目的。如同Monty Python’s （英國70年代一個滑稽電視節目）The Meaning of Life (人生狂騷曲)的電影中的歌詞說， ”We are just simply spiraling coils of self-replicating DNA.”（我們只是不斷複製雙螺旋DNA的圈圈而已）

我學習到既然生命外在客觀的目的及意義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必須摒棄尋找各種所謂客觀的生命意義及目的，因此，我必須拒絕別人世俗的人生哲理和感嘆，宗教的教條迷信，及傳統文化及家庭的價值等，轉而反求諸己，透過現實經驗、人文等閱讀努力培養自己的價值觀及對生命、自然及社會的關懷，而以積極的態度問自己，「我的生命可以做什麼？」更進一步地自問，「我要賦予自己的生命什麼意義？」 而不是「生命是什麼？有什麼意義？」事實上，找到生命的意義不需要什麼特殊的智慧才華，只要你寶貝自己生命的尊嚴及自主，掌握自我，把權利及責任從別人收回在自己的心中，誠實地探索所發現的生命意義即是。

今天，我自覺我的生命充滿意義、快樂自足，不是因為我有什麼成就、擁有，而是在賦予我自己的生命意義後，我忠誠地付出自己，完成了這個意義的過程。

最後，我必須借這個機會警告自己和敬告讀者，因為我受過去的教育影響，崇信以理性及人文作為判斷生命意義的濾光鏡。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從直覺、玄奧先驗、啟示中學習到地球、自然、生命的奧秘，不是理性人文等可以全然解釋瞭解。甚至有時，理性思考反而成為盲點。要找到生命意義仍須培養與生命、自然及地球（母親大地）的心靈關係。不管科學如何進步，不要忘掉生命、自然、及地球永遠充滿奧秘及未知數(unknowns)。它不是渺小個人生命全然可以操控，所以你隨時都要感恩、謙恭、慈悲，不得傲慢。切記，生命中埋伏著太多「理性的信心，抗命的心靈」的故事及挑戰。

以理性認知生命意義的內涵，滿足快樂不一定會油然產生。你必須學習與人分享意義的成就，認知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存在，芸芸眾生等待著你慈悲的分享。生命如此脆弱、難測，你所需要的只是愛，「愛人及被愛」 (to love and to be loved)的能力及智慧，如此，有意義的生命才能百花綻放。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7)
Posted on 2013/12/02 by NameInWater
回到夏威夷，享受了幾個月和家人團聚的快樂生活，我開始感受到一種不安的心情(restlessness)。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無業的失落感，及對前途的迷茫。台灣的民主運動何時可以開花結果，誰可預測？那麼，我何時可以回家的時程，就懸在半空中，只能期待台灣民主黎明的早日到來。無業的感受確實難受，但在夏威夷這個地方，我能找到什麼工作呢？我想到Bishop Museum和夏威夷大學，這是兩個我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又是生命難以理解的奧秘，當我在Bishop Museum 的手冊上尋找可能的工作部門時，我驚喜地看到博物館脊椎動物所主任 Allen Allison的名字。Allen 是我在1969年到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參加熱帶生態學課程的同學。他來自加州大學Davis分校。二十多位來自美國各大學的研究生，近三個月的時間整天在野外上課、實驗及研究，因此大家都十分熟悉。結束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學校，但都還繼續保持聯繫。1979年時，我在東海大學擔任生物系主任時，突然收到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武瓦生態研究中心（Wau Ecology Institute）的一封信，寄件者就是 Allen Allison。當時，他是該中心的副主任，他很希望我能參加他們的研究團隊，一起研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熱帶生物多樣性。整個計畫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因此財力雄厚，工作的條件及薪水非常優渥，與東海的薪水相比，地確十分誘人，但我還是婉拒了，因為巴布亞新幾內亞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

沒有想到十七年後，他已是Bishop Museum 脊椎動物所的主任。我立刻跑到博物館，找上了他。我們一見如故，我很誠實地告訴他我的現況，並直接向他說，「我須要你的幫忙，我須要一個工作。」沒有想到，他竟然說，「沒有問題，我手邊有一個爬蟲類的分類計畫，須要人幫忙，不過薪水不高，希望你不介意。」

我們分享了各自十七年的成長經驗。在談話的過程，我發覺彼此因文化、國情及關懷的不同，對學術、社會及政治的看法鮮少交集，不像在學生時代有那麼多的共識了，甚至對學術的本質及研究的方向，亦有不同的看法。最後他把計畫的文件交給我時，很感慨地說，「如果你當時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話，你就沒有這種麻煩，就會像我在夏威夷享受生命了。」 我笑笑地說，「我也可以像你及我的朋友在夏威夷，享受生命，但目前我受不了這個地方。」他不懂地問，「為什麼？」我笑笑地說，「這個地方一切都太美好了！但在台灣我有更重要的事待辦。」

回家後，我仔細地瞭解工作的計畫內容，主要工作是整理他從巴布亞新幾內亞歷年收集到的爬虫類標本，包括牠們的的鑑定、描述、紀錄及收藏等的技術性工作。這種技術性的工作，對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但考慮良久後，我忍痛地婉拒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十分乏味，又無挑戰的技術性工作，我已無興趣矣！標本又那麼多，我必須付出我全天的時間及精力，如同我在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時的工作一般。以前是為了學位及學術的挑戰，這次只是為了吃飯餬口。我在D.C.時為餬口而兼課的痛苦及懊惱，猶在心中。因此，我決定不再為餬口而工作了。我寧願生活辛苦點，找些工作是來自我內心的「呼喚」。

我在東海大學擔任生物系主任期間，受到學生要求教學電腦化的壓力。當時，我非常排斥所謂的「電腦化」的教學，一來，我在美國讀書時，個人電腦（PC）的科技尚未成熟。實驗資料需要電腦計算時，我們只能到電腦中心把資料數據打卡後，送到中心去處理。我需要的統計分析，如T-test或ANOVA等只靠一台最新的計算機就覺得方便多了。因此，我總覺得讀書是靠自己，靠自己的腦袋，而非靠電腦。我也瞭解了一下，當時電腦有何特殊的功能，使學生如此瘋狂，他們總告訴我必須先學習BASIC才知道。我認識了一下BASIC是什麼，才知道是一種電腦程式語言。我當時就認為學好了 BASIC 實與做學問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只是好玩而已。事實上，有人文背景及懷疑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我，說電腦可以取代人腦，我壓根兒也不會相信。

但學生一再地要求設立電腦教室，因為別的系所及別的大學都已設立了。這實在不是正當的理由，但我以人文及不信科學主義的論述，想來說服學生，他們也聽不懂，也聽不進去，還以為我是跟不上時代及拒絕進步的老學究。學校也在整個潮流的壓力下，鼓勵並補助各系所設立電腦教室。我雖心裡覺得沒有必要，但補助預算都分配到系上來了，我也不得不執行了。所謂「電腦教室」就是買了兩部電腦放著。當時國內教學軟體欠缺，國外的軟體又不適用，其他教授們也無興趣，因此根本毫無教學的效果。兩部電腦就閒置在實驗室裡，偶而有人來參觀，看到實驗室裡的電腦，都會讚賞幾句，我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有一段時候，全國大、中、小學買進了無數的電腦，結果也是一樣大都閒置在角落，收集塵埃，浪費公帑。

到了1986年，電腦科技進步神速，IBM 的PC 上市後，各種個人電腦的硬體，如中央處理器(CPU) 的速度也加快了，MS-DOS 也出現了，floppy disk(軟盤)也變小了。我覺得電腦科技不斷進步，來勢洶洶，將來一定會變成人類的第二個腦袋，取代現有的圖書館。我心想，我還是必須不恥下問，趁在國外偷偷學習一下。

因以為電子學與電腦關係的誤解，我就買些電子入門書籍等來自我學習。幾個星期的自習後，我幾乎想放棄了。我心理確實開始對學習電腦有一種所謂的「電腦恐懼症」。有一次在書店，買到一本書 < Computer for Dummies > (給笨人學電腦)。看了幾章後，我馬上察覺出來電腦的硬體都是由一個個模件(modules)拼裝起來的，如同一個細胞是由很多的結構組織起來的一樣。各模件按圖裝上，連接起來，電腦就可以運轉，可不必瞭解什麼電子學的東西。恍然大悟後，我找到了為高中生學習的電腦裝配課，就報名去上課了。與一些年輕的高中生一起拼裝電腦，他們都很樂意地教導我，並不厭其煩地告訴我，硬體與軟體的關係。在拼裝好電腦及熟習軟體的應用後，使我對電腦的恐懼感完全消失。當時Internet及Search Engine（搜尋引擎）如Google都還開始發展，因此對知識的提供和搜尋，不像現在的方便及包羅萬象，但我可看出其潛能無限。我學會了以注音輸入中文的文書處理軟體，使我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寫文章。這段時候，我很慶幸能突破學習電腦的障礙，讓我至今掌握、跟上電腦的發展。

今天，在我書桌面前擺著Apple 的iPad, 微軟的Window 8.1的PC，任我探索、收集文章、電子書等，把電腦作為知識成長的工具，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我在電腦的外接硬碟中藏有至少四、五千本電子書（ebooks）及無數學報、雜誌的文章資料，讓我安心地捐出了五分之四畢生收集的書籍，把「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的過時觀念，丟進了垃圾桶裡。看到喜歡的電子雜誌，即可訂閱，60秒內即時收到，方便快速到令我讚嘆。電腦是我的第二大腦，因為它容納比我更多的知識。還好，至今它仍聽命於我這個小腦袋的指揮，使我能棲身於斗室裡，得到盡情探索知識的滿足及樂趣。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8)
Posted on 2013/12/02 by NameInWater
當時「網際網路」(the Internet)才剛開始，尚未普遍，都侷限在學術研究機構。「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尚未成形。對我而言，電腦只是文書處理的好工具而已，所以有一段時候，我專心地練習中文的輸入（注音輸入法），使我的中文輸入又快又準。寫作時，再也不必打草稿，不再一字一字爬格子謄寫在600字的稿紙上，寫錯了更正也不留痕跡，文句編輯也可隨時刪去或貼上，句子也可轉來轉去，寫起文章來，我覺得又好玩、方便、爽快。掌握到電腦文書處理的功能後，我好像停不住寫作的衝動，收起夏威夷懶散的生活方式，開始積極地寫起文章，投稿到國內各報章雜誌。自立晚報也闢了一個「開窗看世界」的專欄，任我隨意冥思、發揮。聯合報也邀我在其副刊的「資訊與文化」專欄中撰稿。回看這段時候(1984-1986)的後期，可能是因為經歷美國平靜的生活，及遠離國內齷齪的政治環境後，使我心裡的怒火及不平調適了不少，我的心情也平靜了很多；因此我感覺這段時候的寫作都以較感性的散文方式，來關懷台灣各方面的現狀（如<還不遲！>，<自由的滋味>，<女神下的冥思>等），較少有氣勢凌人的文章。我自己很驚訝地發現，特別在1986年後半年，我竟寫了這麼多的文章。我想，最大的動力是來自學習到電腦的文書功能後，提昇了寫作效率，也刺激了我寫作的動機吧。

在夏威夷這段時候，我結識了很多台灣人的醫師朋友。他們都非常關心台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問題，對人與環境的健康特別關懷。知道我對環保生態的關懷及參與，他們願出錢出力，鼓勵我成立一個環境組織，把台灣的環境生態問題，廣為在美的台灣人知道。過去兩年，我雖在D.C.出版的「台灣與世界」月刊上寫了不少文章，但較少觸及到環境生態及核電的問題上。這兩年收集的資料也應好好整理一下。在夏威夷成立一個環保組織正是時候，讓我有機會好好整理發表。在鄉親的鼓勵下，我們成立了「台美環境研究中心」。藉助電腦編輯的功能及排印的方便，我開始不定期出版有關台灣環境生態的文章，並開始全面提出我個人對台灣發展核電的看法。此時此地，我對評論核電文章的火力全開，「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是我對核電評論，最「大膽」的一篇文章。到了1986年，我也不再像以前常常掩飾我反核的動機了，因為我清楚，在獨裁國家中，任何的社會運動也都是民主運動的一環。所以環保生態運動就是政治民主運動；反核運動就是政治民主運動了。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間慘劇，引起國內外的嚴厲抗議；直接參與「曼哈頓計畫」原子彈研發的科學家們，如被譽為「原子彈之父」Robert Openheimer事後大都感到非常內疚，因為他們認為科學的用途，本來是要來造福人群（即科學中立學說），但沒有想到他們的知識結晶，卻被用來殺害那麼多無辜的生命。歐本海默知道原子彈試爆成功時，他懺悔地說，「現在，我變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二次大戰後，他極力呼籲控制核武，防止擴散，而遭受右派國會議員的政治迫害。幸至1963年詹森總統頒給他Enrico Fermi獎章，以恢復他的名譽。此時此地，我可以感受到Openheimer遭受到政治迫害的氣憤及無奈。

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也因反對核武發展而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美國政府為了繼續發展原子軍事用途，與蘇聯抗衡，但在國內外的質疑及抗議下，遂提出所謂的「原子和平用途」的口號，以消弭、轉移人們對原子彈的恐懼及反感；同時把原子輻射性的短期、長期對人及自然危害的嚴重性，刻意忽略或降低，並大力推銷核能發電的安全；「原子和平用途」的口號是美國政府企圖以和平、能源及經濟以掩飾，以淡化其核武發展的企圖。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蔣經國即以發展能源、經濟為幌子，來發展核能電廠，其實是為了發展原子彈以對抗中共，而且一口氣規劃了24個核電反應爐，分設在島上四個不同的地區，以加速提煉發電過程產生的鈽，做為核彈的材料。國民黨也在中山科學核能研究所從事秘密核武研發。美國CIA吸收一位中科院核能物理學研究員張憲義，從事間諜任務。1988年1月12日張憲義在CIA 的協助下，逃離台灣，並將台灣核武研發機密資料轉交美國，並參加國會秘密聽證會，指證台灣核武已接近完成階段。1月15日美國會同「國際原子能總署」突擊檢查中科院核研所，拆卸設施，並帶走大量儀器設備。此為震驚國際的張憲義事件，也拆破了國民黨發展核能為經濟的謊言。

現在，我們沒有24個，只有8個反應爐（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分設在四個不同的地區，核四尚待擁核及反核雙方拔河決定是否運轉。小小台灣有這麼多的核反應爐，為什麼？不僅反映了「科技、專家獨裁」外，實乃反映「政治獨裁」本質的結果。從1960年代，台電不斷地威脅國人，不發展核能，台灣的經濟成長就無法持續，大家就會過著停電的生活。科技社會學有一句名言：「科技（如核能）的集中導致政治權利的集中」(Cent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leads to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1960年至1990年期間，台電集團在政治上呼風喚雨，即為例證，至今如是。

2000年後，政治獨裁暫時消失後，使科技、專家獨裁難以發揮，核能發展的爭論才有理性民主的論辯，結果核四緩建、停建的決策才有可能。不幸地，國民黨在立法院絕對多數席位的壓力下，核四再度復工至今。今天，「反核是為了反獨裁」除了必須反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及專家獨裁外，又多出了一個「財團獨裁」。直至今天，核四延宕至今近20年尚未完成，可說是世界建造最久而無法完成的唯一核電工程，是世界上最貴的尚未完成的核能廠，是全世界唯一的「聯合國」拼裝廠；核四也是尚未運轉前事故發生最多，偷工減料違規被抓到最多的建造工程。想到不知多少錢都被A入私人的口袋，而每天還要聽自總統府、國民黨立法委員、能源會、原委會、經濟部、台電等人的廢話及謊言，想到這些人是我們納稅人養的，我就有嘔吐感。我在此保證，核四一旦運轉，哪一天一定會出事的。

我是科技懷疑論者(technology skeptic)，科技不但不是萬能，而是利刃的兩面，隱藏著各種危機。隨著閱歷、認識更深，我更深切瞭解想以科技來解決生態危機，或安全的運轉核電廠是不可能的，核電廠出事只是時間的問題。一旦發生事故，台灣將永無寧日。再過幾年，核一、核二即將除役，除役後的費用、技術、高度輻廢料處理安置的安全問題尚待規劃。反核三十多年來，我更相信，台灣必須成為一個非核家園。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69)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二十六年後(2010)，眼看著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但我對科技的懷疑論更深信不疑。我這二十多年的觀察，特別對電腦科技突飛猛進，感到不安。我學到的道理很簡單，科學與技術 : 一，創造出來的科技產品，是工具，不是目的；二，科技產品是為了提昇人及人文的價值，不是墮落人及人文的價值；三，提昇及深化人的知識，及道德倫理的成長；四，必須受人控制，而不是科技控制人。對我而言，PCs也好，tablets也好，smartphones也好，我把它們當作工具，以促進上述四項的目的，而不是讓科技產品墮落我，隨著設計的軟體擺佈我。科技產品的好處可以馬上顯現，透過媒體渲染，容易被視為當然，但科技各方面負面的衝擊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十年、二十年後始能察覺出來。如基因改造農產品(GMO)可以一時提高產量，不受蟲害，但對人體及生態的後遺症就必須經十、二十年長期的研究始能察覺。不幸地，今天科技產品過度商業化、廣告化，再加媒體的操控，使消費者變成它們的俘虜，人就被物化，變成科技公司的玩意兒（gadget）。在快速變化的電腦科技世界裡，每個人必須拒絕隨俗的洪流，把電腦產品當工具，促成有意義的目的。比如，我不會浪費時間玩電玩，要娛樂，我會看一部令我讚嘆感動，充滿人性愛意的電影，讀一本瞭解自己、社會、世界的eBook. 。我不參加臉書，Twitter等。 研究報告指出，隨著虛擬社交媒介臉書的瘋狂流行，年輕人更感覺寂寞，因為，人和人間友誼的感情及親密，是要眼睛對著眼睛互視、肌膚互觸互擁下才感覺真實滿足，每個人必須找到自我的定位，才能與人分享，才有真誠互動的快樂(happiness)。虛擬臉書的社交，只是滿足自戀的要求及一時的快感(pleasure)而已，很多人從虛擬社交學習如何欺瞞、誇大自己，真誠難料；見面時，反而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總而言之，科技不僅改變人的行事作為，它也會改變人性，減低對外在世界的自覺（mindfulness），反而不知如何與人互動。那才是對個人及社會無法預測的可怕後果。

我很少看電視（特別對台灣的電視節目），原因是我對電視這個科技，對人、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不懷好感。但五十年來，在商業化的資本主義洪流及政治的擺佈下，電視任令低俗、幼稚、暴力、民粹、以取寵觀眾，愚化人民。沈迷於電視，改變人性，不但未提升社會文化教育的品質，反而使人的品質及社會文化不斷的沈淪。

三十多年前，我在東海課堂裡都鼓勵學生閱讀，「Reading, reading and reading is the only way to know」（閱讀、閱讀和閱讀是求知的方法）。只有透過閱讀的過程，讀、思、再讀、再思的過程，知識才能真正內在化，變成一個人腦細胞的一部分。所以，我告訴同學，不要浪費時間看電視。我嚴肅地說，「看電視，不看不呆，越看越呆，」因為電視是透過跳動的影像來呈現資訊，只刺激視覺神經而已，而快速地繞過認知腦神經，一縱即逝，又因跳動的影像受時間的限制，資訊（非知識）都是片段的，觀眾在被動地灌輸資訊下，都無時間去思考、反芻。看完後，內容短暫地在記憶中留駐，無法內在化，不多久，腦袋空空，什麼大都忘掉了。因此，電視作為娛樂、殺時間，或成為沙發洋山芋(couch potato)可也，作為教育求知的工具，效果不佳。此外，絕大多數的民眾把看電視，如吸鴉片上癮了，而無法自拔。個人身體健康的惡化（肥胖症是其中之一），家庭親情關係的疏離（失去彼此溝通的能力），也連帶失去關懷(care)別人的能力，此外，閱讀能力也消失了等等，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的後果，可想而知。怎麼辦？不看它，不受它的「毒害」，或選擇性的看些優質的節目，當作娛樂就好了，把看電視的時間用來看書，和家人、朋友相聚吧！

出版<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後，我一直也十分關心及收集有關各種科技對人、社會負面衝擊的文章和書籍。我一直懷疑，為什麼「網際網路」等的正面的影響從一開始都被視為當然？負面的衝擊卻少被提及？事實上，自1980年代後，學術界對於科技負面衝擊的研究就很少了。我猜想掌控科技的財團用各種辦法反對負面的研究及出版吧。

到了2008年時，谷哥搜尋(Google search engine)已變成大多數人搜尋資料的引擎，很多年輕大學生視谷哥為知識的來源。 他們認為他們要知道什麼，谷哥就會找出答案來。很多大學生把搜尋到的資料，未經消化，就東湊湊，西湊湊拼成一篇論文交差。年輕人以為透過谷哥搜尋引擎很快找出他們要的資訊，如「史記牛肉麵店在哪裡」、「長江有多長」等，或其他事實（fact）的資訊，就以為是知識。習以為常後，潛意識裏以為他們十分博學、在行，並藐視知識的培育過程。我曾提到所謂知識可分成六種層次：1)資料(data)，2)資訊（information），3)事實(facts)，4)知識(knowledge)，5)智慧(wisdom) 和 6) 集體智慧(communal wisdom)。每一層次的提升都是有賴長時間的閱讀，應用歸納演繹方法，邏輯，經驗而融會貫通後的結果。在腦神經裡，閱讀累積的資訊，經過錯綜複雜，融會貫通的過程，才會產生千變萬化個人的創意。谷哥使年輕人失去耐心、沈思、深度、孤獨閱讀的能力，因而失去培育出自我及創意。可怕的是，這一代及未來世代可立即獲得無數的資訊，自以為博學、在行，心中充滿知識的傲慢，但其實仍停留在資訊或事實的層次。我的觀察是，隨著人手一機後，閱讀書籍的人口越來越少，腦部認知神經隨著退化，報章雜誌只登千字報導人、地、時的事實新聞外，拒登較長分析的文章，電視「跑馬燈」不斷地出現。這些延伸出來的後果已一一浮現。看看現代年輕人的膚淺，自傲；語言運用及談吐如聲樂的斷音(staccato)，生命、人與人、國與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在缺乏批判思維及分析能力下，我們的這一代年輕人已難以適應急速變遷的世界了。我敢預測未來台灣很難產生各領域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才，外交折衝的能力首當其衝。這種現象特別在政界裡已很清楚的浮現出來矣！

我很高興看到一篇登在2008年7/8月的大西洋月刊，”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谷哥讓我們變呆了嗎？「網際網路」對我們腦子有什麼影響）。這一篇文章引經據典應證了我的認知，也引起了很大迴響。我才深深的領悟到，心理學家 Maryanne Wolf所說的，「我們不僅是我們閱讀什麼的結果，我們也是如何閱讀的結果。」(We are not only what we read；we are how we read) 我也察覺到，電腦、「網際網路」實是電視影響人的延伸，但前者影響人及社會的力道強度及衝擊程度，將百倍於後者，尚待時間來應證。

可能是因為我早期深受人文的薰陶，及研究所時碰到幾位好老師給我對科技的啟發，而對科技充滿懷疑。今天，我希望科技發展的文明，最終的目的是為「人」的福祉及幸福。任何科技的應用使人成為「機器人」，使人只知「效率」及圖利的工具的話；科技的發展，一旦產生剝奪人權民主自由，形成科技法西斯主義統治的話；任何科技的發展及應用削弱人文的價值及尊嚴的話，我都感到不安。

難怪，Alexander Pope在1734年時，看到西方科技的蓬勃發展後，憂心地寫出一句名言，”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他說，「人以科學學習自然、宇宙與上帝的創造，科學給人力量後，使人昏了頭，想做上帝。科學進步嗎？笨蛋，人啊！你知道太少了。」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發展更令人難以相信，但也告訴我們，人類所知也實在太少了。我深信，科技非萬能，可以解決人類所有重要的問題；因此，科技的發展及應用如果沒有受制於人文的蓬勃薰陶，或宗教心靈的信仰，我很擔心，「自然的終結，人類的滅絕，及世界的末日」終有一天到臨的決戰及預言，並非危言聳聽。

但願有生之年，還能寫一本「科技文明的再反省」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0)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到了1986年，台灣的環保生態問題的嚴重性與日遽增，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運動前仆後繼，「民主進步黨」終於在戒嚴令「黨禁」下「非法」成立，但頑強壓制的強度依然不減。在海內外的民主運動及美國國會、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的控制也逐漸潰散，顯然地，已難抵擋民主的洪流。國民黨中常會終於在十月十五日通過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我心中知道，我回家的時程已不遠矣！

就在十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來自「台灣與世界」雜誌總編輯葉芸芸的來電，急盼我能在十月二十日至加州柏克萊訪談剛獲得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教授。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1978年時，我在柏克萊第一次見到李教授時，就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當晚，他邀唐文標教授與我到山下晚餐，長談後，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李教授是位有心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八年後，我很希望借這次的訪問，印證一下我當時的印象和預感，也好好再與他討論一些對科學的看法，及科學之外的關懷。

葉芸芸告知時間地點都已安排好了，並叮嚀這是李教授至今同意接受國內唯一的採訪，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深度的訪談，因為李教授已受盡了來自台灣無數以電話膚淺的訪談經驗。

因時間緊迫，人又在夏威夷，資料收集不易，我只能匆匆蒐集了一些各報的報導。二十日當天匆忙地上了飛機，告訴自己利用這段五小時的飛行時間，好好整理思緒，提出一些我個人對科學及科學家的想法。到了舊金山時，已快近中午時分，朋友老趙到機場接機，隨即轉往柏克萊。我們匆匆吃了午餐後，老趙就載我至柏克萊山腰上李教授的住家。

李教授親自開門歡迎我們，進入窗外一大片樹叢圍繞的客廳。坐定後，他就請我們等一下，說到廚房拿點東西。我看著他端著一碗熱湯，從廚房裏出來，匆匆地下樓；不到五分鐘，他又匆匆地上樓，一邊擦拭著嘴唇，一邊招呼我坐下。

看著他那麼匆忙，我知道我一分鐘也不能浪費，開門見山地問道：「李教授，老實說，這次您榮獲諾貝爾獎是意料中的事吧？」沒想到，他卻搖搖頭否認了；我楞了一下，受西方訓練及習慣西方思維，但深知中國虛偽文化的我，當下認為這是一種有成就的人，常刻意地謙虛，目的是為了博取人家更多尊敬的「伎倆」。我不信，刻意轉個彎說：「原諒我，假如我說您好像很早已把獲得諾貝爾獎當作您生命的目標？」他看著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這回事，沒有。學術的成就也不是掌控在我的手裡。」 現在回想，我有點自以為是，而感到愧疚，到底李教授的謙虛是真誠的，因為它是來自台灣傳統文化及嚴格家訓的薰陶吧！

訪談中，門鈴不停地響，李太太無法應付時，把客人帶進客廳來，李教授總是站起來，親自迎迓，只聽到李教授耐心和氣地：「已經談得很多了，實在不必了」，或「謝謝，以後再談，好嗎？」最後免不了再照幾張相。每次李教授回到座位時，我可感覺到他他實在很累了，我不斷地抱歉，但李教授卻毫無倦意地說：「沒關係，我們繼續談吧！」

就這樣，我們很嚴肅地一來一往。我們似有談不完的題材，從科學的本質，科學人才的訓練，科學中立的問題，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第三世界的問題，台灣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兩岸關係，學生的角色，教授治校等等，足足地談了近三個鐘頭。

回到夏威夷，看著幾十頁的談訪手稿，聽著三、四個鐘頭斷斷續續的錄音帶，我不知如何下手整理這麼多的內容，從各種問題的討論，如何整理出前後不相關的題材，而有起承轉合的連續性。我思索半天，如何把科學人性化，如何把科學融入人文、社會及政治的議題，而不留痕跡；如何透過李教授的影響，喚醒年輕人、科學界及學術界的良知；如何把兩岸敏感的關係處理妥當，及如何定位自己，而凸顯李教授的言論，而不致使他受到誤解。我花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翻來覆去，改了再修，修了再改，終於我在十一月上旬完稿後，就直接寄給李教授，希望他能仔細過目修訂。知道他在十二月十日會在瑞典領獎後回國訪問（十二月十七日），我建議最好安排在他回國前，在國內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海外的「台灣與世界」雜誌同時刊出。不久，我收到李教授的回函，同意我的建議，並由我全權安排出版事宜。李教授可能為人客氣，竟然對近兩萬字的長文甚少更動，這讓我更加謹慎，不得不在稿子寄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審閱，特別對敏感的部分一再地斟酌，務使整篇文章不出差錯。

稿子寄出後，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這次的專訪讓我更對李遠哲感到興趣，更對我在1978年第一次見到他時的第一個印象：「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深信不疑。訪問時及細心整理專訪內容的過程，我又感覺到另一個深刻直覺的預感（hunch），這次李遠哲回國訪問後，其日後一定回國定居的決定，我當時就確信不疑。我更確信他將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應利用這段空檔，開始收集國內外中英文媒體有關李遠哲的資料，以備日後寫作之需。

一個星期過去了，中時「人間副刊」杳無消息。十幾天後，我突然收到了「人間副刊」主編陳怡真的電話。開始時，語焉不詳，轉彎抹角後，才提出文章中有些文字、段落希望我能刪改。「刪改？」對方悄然無聲。才不久受過國民黨文字「獄」的我，立即的反應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太不可原諒了，太蔑視李教授了！我忍住心中的憤怒，直問陳主編，「這是誰的主意？」她支吾以對。「上面的意思嗎？」她不說話了。知道她的處境，我不忍為難她，就請她一一提出必須刪改的地方。我把要求刪改的文字及段落一一記下來後，告訴她我無法作主，必須徵詢李教授的同意。要求刪除或修改的地方全部有七、八處，有些是自欺欺人的兒戲，如「中國」必須改成「大陸」，或涉及李教授對台灣歷史的看法等。經我研判後，我認為有機會讓李教授很多其他重要的訊息及理念廣泛流傳，比一時的原則或細節的堅持更重要。我急電李教授商議，最後建議李教授看遠一點，我們還是忍辱一下。在電話中，我等著，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許久後，我突地聽到，「就讓他們刪吧！」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1)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李遠哲的科學成就是他寂寞地煎熬半個甲子的結果，現在他終於戴上世界最高科學榮譽的諾貝爾桂冠了。他和我是同時代的人，深知在那貧瘠蕭瑟的環境裡長大的感受；他和我一樣從家人的言談及警告，親戚朋友的談話，學習到「有耳無嘴」的保命道理；他和我體驗過台灣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的洗腦教育，認識到自學的必要；他和我親歷228和白色恐怖的肅殺，掛念好友張昭鼎「是否會有人打小報告而遭受到一上岸便被逮捕的下場」，看過高中時同班同學無辜的被捕而被逼成瘋子；他和我留學美國，享受那令人興奮的學術自由，呼吸那民主自由的空氣，體認獨裁的可惡，相信他和我心中蘊藏著鄉土和根的呼喚。所以，我心底深處，清清楚楚地知道李遠哲內心一定藏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鮭魚必定返鄉的心願。

從媒體報導的表象，李遠哲的獲獎給人一夕成名的感覺，因為國人過去鮮少知道他的名字。事實上，國人對李遠哲的陌生，都是國民黨營造出來的結果。李遠哲在化學研究的成就早露光芒，舉世皆知。他關心台灣的科學發展，就在1972年，時任芝加哥大學副教授時，就主動返台為清華大學學子授課半學年，來回台美多次。但因他出生台灣，又在美期間參與過「台灣同鄉會」及「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活動，國民黨早就點名做記號，視李遠哲為「可疑人物」。當他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榮銜，又被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聘為榮譽教授後，始於1980年被被提名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李遠哲心中來自台灣的呼喚，總忘不掉故鄉科學的發展；他促成「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後，才有機會時時返國，積極默默地參與國內的科研工作，但始終未曾發表任何科學以外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遠哲與好友張昭鼎私下研商如何回饋鄉土的計畫，不過當他聽到張昭鼎突然往生的噩耗時，他說，「該是我回家的時候」。因此在1980年前後，國民黨刻意在媒體上鮮少提到李遠哲，並刻意營造他成為一位「不受歡迎的人物」」（persona non grata）。

國民黨萬萬沒有想到一位台籍學者竟然獲得諾貝爾獎。 所以十月十五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諾貝爾化學獎後，明知李遠哲在台灣出生，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所都在台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又時時回台積極參與國內教學研究的工作，但各報還是以「美華裔」，「華人」，「中國人」，「中國學者的光榮」，「中華民族的後裔」，「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華人家庭的子弟」，「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中華文化偉大的潛力」，「中華民族為榮」等等來描述他的獲獎事。因為他「得天獨厚」受到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及中華文化偉大潛力的結果，所以，他的得獎是「中國人之光」。什麼都可以說，就是他是「台灣人」及得獎是「台灣人之光」這兩句話，絕不能出口，讓台灣人知道。這種蠻橫的族群歧視及治國心態，直至今天，仍存在國民黨政治文化中。

十二月十日是李遠哲在斯德哥爾摩接受頒獎的日子。 當天，中時「人間副刊」連續兩天（十、十一日）全版推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 的專訪文章。 沒想到，出刊後，立即引發了媒體及各界的震撼，因為李遠哲直言不僅批評台灣的教育不好，竟也把國民黨引以為傲的經濟、科學、社會及文化的進步，說是「沒有進步」及「真的沒有覺得那麼進步」，並說「不在意被人說是『台灣人之光』，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還鼓勵大學生應勇於批評，大學教授應『教授治校』，最後期待台灣『進一步的民主化，步伐要快一點』」。幾天後，各報紛紛撰寫社論加以評論，名人作家的專欄（陳映真，也行等）都從各種角度抒寫己見，大都被該專訪的科學人的知性、人文的魅力所感動。李遠哲的魅力，與其說是來自其科學的成就，不如說是來自其對人文、社會、文化、政治及台灣的關懷。顯然國民黨冷不防被李遠哲在訪談中坦誠的直言吃了一記悶棍，但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的洪流下，國民黨顯然也難以招架。李遠哲效應就在整個社會民心思變之下自然地發酵，終於掀起國人期待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回國的高潮。

1986年專訪之前，李遠哲一直無機會公開表達他的科學以外的想法。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李遠哲以台灣人自居，又以諾貝爾的桂冠助燃台灣民主運動的烈火。但萬萬沒想到就在他返國的一個星期前，中時的「人間副刊」適時地登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的專訪，適時地灑下了要求加速民主化的火種及激起了社會期待改革的熱潮。

這一下子，國民黨蓄意低調處理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返國的如意算盤，必須全盤重整。國民黨只能借助掌控的媒體及行程的擺佈，寄望李遠哲返國的衝擊減到最低。負責安排返國行程的國科會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表示必須「以最慎重的態度研擬」，所有行程必須經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的認可，並嚴守行程的秘密，以封鎖記者的訪問。中研院長吳大猷馬上表示國內這種「過度的期望不需要，因為學術不是一件「湊熱鬧」的事。短暫的回國就加防備，國民黨更不希望他回台定居，變成一個永遠的「麻煩的製造者」。當李遠哲透露有意返台定居，貢獻所學時，這種耽憂更由台灣最高科研機構，中研院長吳大猷口裡配合說出來，更令人不解。吳大猷不但沒有表示歡迎，還表示「遲遲以為不可，如果他回台定居，研究工作可能會停頓下來。」

李遠哲返台的第一天（十二月十七日），在機場召開的記者會，根據記者李楠的報導，開始「由電視台記者問些窮極無聊的國民黨八股，好不容易報社記者逮到機會問他有關台灣政治、社會、文化轉變的問題時，擔任主席的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突然喊停，原訂一小時的記者會馬上縮水為二十分鐘。事後，陳履安對記者說，別問太多政治的話題，那對一名科學家是不合適的。 第二天，李遠哲顯然拒絕再受擺佈，所到之處，他以一貫溫和、平易、活潑的科學人的真誠個性，更直接地直言台灣科學發展、教育、社會及政治的缺失，如「基礎科學重要，不能純從功利著眼」，「師長，習題太多，誤人子弟；學習，照單全收，像垃圾桶」，「蹺課很好呀，多看三倍書」，「不要成為不當教育方式的犧牲品」，「對訓導處與課本所說的話都認為是對的，最腐敗的學生」，「不合理的事，就不能妥協」，「傳統，以批判眼光省察之」，「用自己更多的生命，向權威挑戰」，「大學生到立院請願，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提升大學品質，教授治校」等等。

李遠哲在台十天的行程，十天的直言，媒體以「旋風」、「震盪」及「震撼」描述之，每天的言行佔據了平面媒體的版面，特別對學子們的衝擊尤深，引發了保守派及民主派學者的議論。他的一言一行似與政治無關，但明眼人心裡都明白他的用意，卻在談笑風生中賦予了當下台灣社會要求民主的正當性及合理性。我個人認為，從李遠哲的獲獎，中時「人間副刊」的專訪文章，至回國訪問的前後兩個月期間，他這一道「台灣人無可抑制的光芒」照亮了台灣人的尊嚴，種下了日後台灣學生運動及教授治校的濫觴。現在，我們都知道，他對世界及台灣科學發展的貢獻毋庸置疑，但他有意不惜以諾貝爾的桂冠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扶助也不容懷疑。我心裡告訴自己，「遠哲兄，藏在心中這麼久，等待了這麼久，選擇這麼恰當的時間點，您終於豁出去了！Bravo！(真棒！)」

「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 是的，不僅是科學而已。

註：如讀者有興趣閱讀<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林俊義專訪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上、下兩篇的專訪文章，請電郵 ，即寄。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2)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到了1986年底，民主運動的洪流洶湧澎湃。國民黨知道大勢已去，只得冬烘地自圓其說，以「民進黨雖然是『不法』組織，但不能斷定為『非合法』組織」。 民進黨即於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決定黨綱及規則。民進黨的成立是政黨民主政治的開端而已，我心裡就開始盤算回家的規畫。隨時可以回家的自由，我竟然得苦熬48年的時間才能得到。

國民黨的強權統治已難維繫，戒嚴令已正式解除，「報禁」也名存實亡。1987年12月25日當天，根據記者蔡漢勳、黃能揚的報導，「國民黨國民大會在中山堂舉辦『行憲四十週年紀念會』，鄰近整個西門町及中山堂周邊聚集兩萬多人，導致鐵路平交道無法放下柵欄，火車交通為之中斷。群眾抗議萬年國會活動，訴求的主題就是『垃圾是不會自己跑進垃圾桶的』。這一代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當時國民黨反民主及反民權的歷史細節，如當時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等所謂的國會議員，全都是在1947年在中國選出來的，其間死亡的代表委員們，都可不經選舉加以遞補。時國大代表平均年齡是76歲，立委是80歲，監委是81歲，民間都稱這批老人為「老賊」。當時在中山堂開會的國代人數達865人，其中竟有343人是以遞補方式接任的。」

當時中山堂內開會，「場內民進黨代表只有11人。他們一字排開站在蔣經國面前拉開布條，每人身上背心前面綉著「全面改選」，後面寫著「維護憲政」。此時情治單位已無法阻擋民進黨國大代表集體的抗議，喊了二十分鐘的「國會全面改選」的口號。老國代卻只能指指點點的反制，放話叫警察，不料，民進黨國代卻高舉「老賊混蛋」布條，遊走於會場，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當時，風燭殘年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目睹民進黨國代的抗議場面，只默默地呆站坐在輪椅上，一言不發，無可奈何，似有不勝欷噓之意。 17天後即吐血猝死。蔣經國死後，黨威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已不復存在矣！」

對我，無端被放逐一直在我心中忿忿不平；現在，我可以回家了，但回家的「自由」仍須經過加害者的批准，使我心中悶悶不樂。 想想，幾十年來，無數為台灣民主奉獻犧牲的先賢，民主政治才能踏出一小步，我實在只能感恩不盡，沒有抱怨的餘地。

我羈留美國已兩年半矣，首先我必須取得回台加簽後始能再向東海大學申請復職。我就在1987年中，再度把回台加簽的申請書寄到北協夏威夷辦事處。不久後，我就收到回函，要我親自到辦公室拿回護照，希望能向我說明。我真的不想見他們，有什麼話可談？他們可以告訴我什麼？他們講的那套話，一定會讓我生氣。我請他們以郵寄送回，拿到護照後，發現回台加簽延長年限至1987年底而已（意即在回台加簽時限前，可回台），並註明乃依「指複護字第30047號函辦理之」。

知道可以回家後，我急著寫信向東海大學教務處申請復職，希望能在1987學年第一學期9月時回台。 到七月中旬時，學校教務處終於來了一紙公文說，根據校規，請假教授超過二年，即視同辭職，並希望我能在半年內回校辦理離校手續。 這真是一記青天霹靂，讓我無法相信，也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的，讓我回家，但不讓我有工作，當時我心中之憤恨，實難以形容。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決定寫一封信給梅可望校長，表達我個人的憤慨，並坦言我當時被迫離台，既得不到校長伸出援手，已痛在心頭，現在又遭落井下石，令人心寒，實是大學獨立、學術自由之恥。我回想，當時我寫這封信的動機，可能心知回東海的希望渺茫，在忿恨、挫折、驚恐的情境下，表達了我一種洩恨的心情。沒想到，不久，我竟然收到梅校長的回函，語氣充滿鼓勵，歡迎我回校服務，希望我能以國家利益為重，回校後能安心教學研究。之前，我與梅校長共事近十年之久。 之間，我與他維繫著衝突、諒解、微妙且緊張的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從人的觀點，我曾說「梅校長還蠻可愛。我真的還相當懷念他。」

一個人的際遇或命運實在很難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茫茫天地之間是否有「羯磨」(karma)掌控一個人的命運，我不敢確定，但圍繞著我們周遭的人決定我們的不少造化卻是我們每個人活生生的經驗。梅校長的回心轉意，首先批准「人二(事)」處不讓我回去的決定，然後再同意我回東海這件事，卻天翻地覆地改變了我的生命。

可是，梅可望校長回心轉意的原因何在？我想和上述政治時勢的變遷不無關連。我幸運地就在這個時候， 湊巧遇到這個時代的大變遷。梅校長是位聰明的政治人，我相信他因領悟到時代的變遷而「放人一馬」；他也可以頑固不悟，拒絕讓步，說實在，我也無可奈何，再度受到第二次的傷害。事實上，每個人的造化與一個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 我們周遭的人以及很多不由自己的變數，也左右了我們的命運。 這讓我想起一位商業鉅子的朋友告訴我，「林教授，你們看我生意做得這麼大，錢賺這麼多，不要以為我很能幹聰明，很偉大。不是啦，不是我會賺錢，而是別人讓我賺的啦！」這種簡化、率真、謙虛的智慧，也讓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成就、榮耀只能感恩你周遭人的扶持或時勢，而謙卑以對；如能時時反省、檢討、勵行，則能更深化對人生、生命的認識，成為更有素質、深度的人；一個人的挫折、失意如能更加誠實地反省自己，改過，才有可能再造的機會。不幸地，在當今的官場，謙虛自省的人幾難找到。

我一路走來，經歷了大大小小生命難以置信的事件，我只能以命運（fate 或 destiny）感念之，而不墮入宿命論(fatalism)的思維。這次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回台事件，雖無聲無息地劃過，也讓我對「命運」這個觀念產生更進一步的好奇。事實上，到了1987年，我一生經歷了三次可能面臨死亡邊緣的事件，感觸良多，更使我對「命運」是否存在，及其與哲學、宗教、心靈、科學的關係產生極大的興趣。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3)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第一次發生可能面臨死亡是在肯亞神秘的獲救事件，已在前文提及（見#36，#37）。第二次是在1981年的夏天發生。我們回到賓州太太的家鄉看她年邁的母親。 有一天，我和太太到附近的農莊的桃果園摘桃子。在巡視一排一排的桃樹時，看到一個狀似漂亮的桃子掉落在樹下，我彎身檢起，突然在大拇指感到一剎那的刺痛，一支小黃蜂(yellow jacket) 就在面前飛走。起初我一點都不在意，只是在針刺的部位擠壓一下，因為過去在野外常被蜜蜂叮刺，紅腫一陣子就好了。沒有料到，這次在幾分鐘內，我的臉孔、脖子及全身開始奇癢無比，紅腫到變了樣子，我開始感到不適。我太太一看，知道這是極端嚴重的過敏反應。一話不說，馬上開動車子，把我拉進了前座，綁好安全帶後，超速地直奔三十公里外唯一大鎮的醫院Lewistown Hospital。 車子以100公里以上的速度飛馳，不久，我開始呼吸困難，胸口悶痛，我已無法挺直坐著，身體直往前彎，我幾無法呼吸。她一手扶住我，一手握著方向盤，我只聽到不斷地大聲哀求，”Please，please， we’ll be there soon.”我不斷地用力呼吸，但已力不從心。不久，我的意識開始模糊，最後只隱約地記得太太一直搖晃著我低垂的頭…。

醒來時，我模糊地看到太太哭泣的臉形。她低下身體緊抱著我，我好像從深邃漫長的睡境中重新回到另一個世間的感覺，毫無表情地巡視四周，再看到太太熟悉的臉孔，我不禁淚流滿面。

後來醫師進來向我道賀，說我實在太幸運了，剛好醫院有一批 epinephrine (腎上腺素) 進貨，才及時地把我救回來；也要感謝太太及時送到醫院，再慢十分鐘，我可能就窒息而死。醫師還向我道歉說，為了不讓我的無名指(ring finger)壞疽（necrosis），不得不把結婚戒指切斷；還警告我說，以後必須隨身攜帶一組蜂螫急救包（bee sting kit），以防萬一。回家的路上，我默默緊握著太太的手，無盡的感恩在心中。我自然地轉向他她，”you are my guardian angel.”

第三次的經驗是發生在夏威夷的北海岸。1986年冬天，我們全家都到沖浪著名的北海岸沙灘去游泳。北海岸的巨浪又壯觀又恐怖，有時可高達30英尺以上。我向來喜歡在海灘與家人嬉戲游泳，因北海岸海灘很長，人潮擁擠，不久後，孩子們就不知去向了，太太留在沙灘上看書，我就走到人少的一端讓巨浪沖來沖去，隨之浮沈。 一段時候後，我發現我的位置已稍離岸邊，但也不覺有何擔心。突然，一陣巨浪衝上來，我只覺得我被捲入水中，好像好久，腳不著地的浮上浮下。等我露出水面呼吸，東張西望時，我發覺四周空無一人，好像也看不到陸地似的。我再定神一看，哇！我竟離岸至少有150公尺以上。 我想我可以慢慢地游回來，但我發現我越游，我離岸的距離越遠似的。我開始慌了，只能舉起雙手揮來揮去，好像也沒有人看到似的。 我不得不繼續地游，終於體力不支，任令大浪浮沈。 幾度想趁著巨浪衝來時，趕快向岸上游，但退潮的力量又把我拉離得更遠。我更慌了，只能想法浮著，用雙手飛舞求救，喊著HELP！漲潮的力量有時把我衝到半空，退潮的引力又把我吸離海岸，心知，我絕無法靠自己的體力游回岸上了。海浪一再地嗆進嘴裡、鼻裡，不斷地嗆咳。我開始害怕，在那茫茫大海中恐懼、孤獨、無助、痛苦地死去，我將面臨一個最沒尊嚴的死亡。我的體力已到終點，無法再撐下去了，我已隨浪潮上下浮沈, 不斷地嗆咳，腦海一片空白。朦朧中，我遠遠地看到有些人朝著我游過來，我被拉上了沖浪板，讓我趴著，有人握著我的手，慢慢地拉向岸邊。突然，一陣巨浪又沖上來，把沖浪板和我衝上了半空，我無力抓住沖浪板而飛出去，掉下來時好像受到了重擊，失去知覺似的。我又再被拉上了浪板，趴在那裡。不久，被兩個救生員扶上岸，讓我朝天躺在沙灘上，問我有不舒服的地方嗎？我搖搖頭，感謝他們救命之恩後，他們就離開了我。 許久，我茫然地坐起來，看著四周圍觀的人群。我勉強地站起來，裝著好像沒發生什麼事似的，才發現我的泳褲已脫落到屁股下，趕緊一邊走著，一邊拉上。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我的兩個孩子，西濤和西湘，兩個人狂笑到東倒西歪地向我走來，顯然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只看到我令人發噱的窘態。當我告訴他們我剛從鬼門關撿回這條命的經過時，他們還是半信半疑，還在調侃我泳褲脫落的窘態。這時我心中充滿了對生命的哀傷。

這些難以置信生或死之間的事件都是不由我掌控的，卻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在我長期透過科學、哲學、宗教等的閱讀，以便瞭解自己，瞭解自己與外在世界、自然的關係。生命難以置信的事件的發生，不管多麼神奇，我實在很不願意以宗教和迷信來解釋成是一種「神意」（Providence)的結果。

科學家研究宇宙、自然、生命的各種現象時，大都不會以所謂「神意」、「命定」 作為因果關係的解釋，而是以「必然」(Necessity)作為研究的假設，很少以「偶然」（chance）來探討。「必然」的話，那麼必有法則（laws）可作解釋；如果是「偶然」的話，有些科學家即謙卑地接受是自然奧秘的一部分，除非其他科學家發現其「必然」的法則。 從我對自然生態、演化學的認知，我深知「必然」法則存在外，「偶然」也在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演化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這是我教「生物哲學」課時一再強調的的信仰。

Steven Weinberg，諾貝爾物理學得主， 是一位二十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1993年時，我看到他剛出版的新書時 （「最後一個理論的夢想：尋求自然的基本法則」），我心想，他真是一位唯科學主義（Scientism）是從的傲慢學者。相對的，同樣偉大的諾貝爾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就沒有Weinberg的看法。Feynman 一再地告訴後進學者，「不管你們作什麼，想想自然吧。」 Richard Dawkins，分子生物演化學家，著書無數，著有（<自私的基因>），他是堅持以一切生命演化的現象均可以從DNA得到「必然」的解釋 。他反對基督教，是主張無神論者的大砲，認為宗教是理性的敵人。相對的，也是生物演化學者 Stephen J. Gould 就與 Dawkins 持不同的看法。Dawkins認為科學早晚可以解決一切，認為「命運」這種東西是宗教的術語；Gould較有人文宗教情懷，認為自然、生命的演化很多難以置信的現象是「偶然」因素的結果。

我堅信生命史，如同歷史的軌跡，很少是「必然」的結果，Stephen J. Gould 說，如果我們能夠把生命的演化史倒帶重新演化一次，結果這個生界一定會是與現在的自然完全不同：可能是一個外星人的世界，可能沒有智慧，也沒有人類。生命史的演化，一路上，各種生物及非生物因子的一擰，一撚，一扭，一搓，一轉及各種意外、偶發事件等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今天，所謂的「蝴蝶效應」（指系統中某處的微小變化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處處可見。生命中稍加修改一點小小的情況或劇情，就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命運。是的，我相信宇宙、自然、生命及人生沒有一個所謂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演化史也告訴我，宇宙、自然、生命有一種內在的力量（inherent force），它可以找出一條自我的生路。 我也相信，生命中是留不住「真空」的，意即每個人都會找出自我的一條活路，且什麼都是可能的。基因組（genome）本身的萬千變化，以及它們與體內萬千化學、物理、生理等等的互動，以及它們與外在環境萬千變數的刺激、反應及適應，將產生無法預測的後果。生命不可預測的「偶然」、「奇蹟」即是生命現象的寫照。Stephen J. Gould在<奇妙的生命> ()一書的論點是：「『偶然』是在地球上生命演化的決定性因子之一」（Chance wa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life on earth）。沒有「偶然」或 「奇蹟」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那麼它們發生的結果是禍、是福？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命運，如達賴所說是自己的個性 (personality) 及習慣性(habits) 的結果。

我面臨的死亡經驗是難以瞭解的所謂「偶然、神蹟」的現象，但我相信「命運」的存在，心中也充滿宗教的情懷。我心中時時充滿著對自然、生命的敬畏（Reverence ），深深地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奧秘(Mystery )， 對自然、生命充滿讚嘆（Wonder），面對自然、生命，感懷無限的謙卑（Humility）。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4)
Posted on 2014/01/10 by NameInWater
1987年 8月，經過三年的放逐，我終於「可以」再度回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國家。1987年秋天，當我再度踏上這塊土地時，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似乎已到強弩之末；廢止戒嚴令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會發生怎麼樣的演變？權利是爭來的，而不是被賜予的，何況，國民黨內掌握特權利益的統治階級，除非在內外的壓力下，是不可能輕易放棄的。 台灣未來民主的道路實仍崎嶇不平，充滿難以預料的變數。

我這次回國，台灣時空及主、客觀的環境已與1975年，我第一次回國時差異極大。我的心境，經過三年放逐的見識與學習，也與1975年時有很大的變化與差異。 87年回國之前，我曾思考，到底我一生中能做什麼？要什麼？我已走過「四十不惑之年」，但還是對生命、人生充滿迷惑，能做什麼？要什麼？我一生只想作教育的工作，從未想做什麼「偉大」的成就，更不屑偉人為何物。因為從文學、哲學的閱讀，我深知人性之懦弱、真知之難求、生命之無常，及人的困境，所以，好好做自己，做人，就很困難了。我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愚民的「聖人文化」，從未信過，總以斜眼視之，常以「滿口仁義道德，肚子裡男盜女娼」答之。我也看出在人類的歷史中充滿「偉人會做出偉大的錯誤和恐怖駭人的災難」，因此，Karl Popper說，「世界沒有偉人。」

從演化學中， 我深知「構成世界的真實材料：人與萬物」是由各種不同、平等族群所組成的，什麼「聖人」、「偉人」、「救星」並非構成世界應有的現象；賞識與尊重每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才是演化的基礎。要我做偉人，除非作假，我一定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只想做一個忠實於自我信仰的知識人，否則我會心虛而不快樂。一生深受達爾文及人文影響的我，早就洞穿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什麼「聖人文化」、「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漢賊不兩立」等等的都是統治階級愚民的詐騙洗腦術，因為這些詐騙術的根源均來自中國人對科學、生命的本質及達爾文演化學機制「變異多樣性」(variability)觀念的無知或不尊重，而墮入伯拉圖「理想」、「單一」 (typological concept) 型態觀念的錯誤；再加中國哲學中缺乏「知識論」(Epistemology) 的傳統，很多人及讀書人都學不到「知識論」的本質就是批評、反省、再批評，才能創新；他們也.學不到生命演化活力的精髓來自變、變、變，因此中國政治文化及人的思維和行為大多停滯在數千年的依循和循環，至今少有變化。瞭解生命、人生的本質，忠實於自己，做自己之所愛，我能如此，我已一無所求。

為了忠實於自己，回國後，我決定不再遮遮掩掩，躲躲閃閃； 我要誠實地說出我的話；我心中已無所懼。環保運動就是民主政治運動。這次回來，我不再假環保運動之名，行民主政治運動之實。 戒嚴令解除後，整個社會似有一股蠢蠢欲動，期待一線曙光的來臨，我心中有一個直覺，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已近黃昏矣。但剛回到東海，我必須花不少時間準備第一學期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十分忙碌。到了1988年初，兩件事情的發生更印證了我的直覺。一件是蔣經國的去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一月十三日）；第二件是自立早報的創刊（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東海時曾有一次受邀與當時李登輝省主席會餐及談話的機會，我可觀察到他的台灣人的性格仍在。一個曾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又曾同情共產主義的青年，我確信他會是一個較有使命感及理想的人。我心中暗喜，因為我相信至少他會對台灣的歷史同情點。自立早報的創刊自然讓我興奮不已，因為我相信它的創刊將加速啟蒙更廣大的民眾。歷史的發生的事件不管是偶然或必然，一旦發生，其餘後續的發展就很難加以控制，而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蔣經國去世時，如果副總統是郝柏村或宋楚瑜時，很可能你我現在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戒嚴令」下呢。剛好蔣經國去世時，正巧副總統是位台灣人李登輝，這個巧合（偶然）卻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產生了加速的影響。 寒假一開始，我心就蠢蠢欲動，開始聯絡一些同道的朋友，瞭解他們對未來環保及核能問題的看法及計畫。很有趣的是過去的朋友及新的朋友開始與我聯絡，提供不少環保生態的信息、文章、及著作。八零年代之前，台灣媒體敢於報導環保問題的記者並不多；之後，有關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報導日日有之。少數記者雖專業知識不足，但仍冒國民黨之大不韙，大力報導。我想是大家看到台灣的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實在太嚴重了。我回來後，發現不少優秀的環保記者挺身而出，為環境生態而說話、出書，如楊憲宏、李疾、楊渡、方檢等。

很自然地，我開始和記者們一起到高雄反五輕後勁的災區，瞭解受害的情況及居民的心聲。每次學習之旅總是一次震撼的教育，我再也無法置之度外。與記者楊憲宏、方儉、林美挪到後勁、鹿港受害的民眾們（劉永鈴、粘錫麟等）商議的結果，我們決定與五大環保團體聯合聲援後勁鄉親，發表「反公害，爭人權」聲明，籌劃成立「綠色和平工作室」，由我執筆寫了「1988年綠色和平宣言」於1月5日正式成立時發表。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5)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森林是台灣的命脈」，這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並信以為真的一句話。但五十多年來，國民黨即以這句話作為詐騙洗腦的口號，行摧殘台灣命脈的伎倆。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即制訂與日治殖民時代相反的森林經營政策，言明「應以經濟觀念為出發點，盡量發揮土地的生產力……並以獲得最高之收益為提高森林之經濟價值。現有天然林儘速開發，」據以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 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這一連串長期瘋狂式的伐林政策，必然注定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人民無止境的災難。自1960年改制後的「林務局」，並不是政府中的公務機構，而是事業機構，即林務局必須自籌預算以「伐木養人」而變成了「砍樹局」。其間，各種令人難以相信的荒謬政策，如「林相變更」及「林相改良」，把台灣的天然闊葉林視為無用的「劣勢林」或「雜木林」而砍伐。如此荒謬的森林政策在獨裁政權的壓制下，全民莫可奈何，任令「森林是台灣的命脈」在官商勾結、森林學術研究單位的支持下，無止境的摧殘。

1980年代末期，台灣公害問題十分嚴重。因此當1988年1月5日成立了「綠色和平工作室」時，我們認為運動的焦點應都放在反公害問題上，但當愛好自然的賴春標先生，默默經過多年的深入調查後，在1987「人間」雜誌一連串揭穿全台深山林區，大規模違規濫伐及不法官商勾結盜伐檜木林，及其他林區盜林連連的弊端時，全國輿論一片譁然。經賴春標的指點，我們馬上將問題與其他社運團體分工合作。工作室就在3月時發佈「1988年搶救森林宣言」，馬上獲得全國大學百名教授的連署，十五個以上的環保團體及無數市民出錢出力的鼓勵後，我們經過兩個星期不眠不休的籌備，開記者會、刊登活動廣告，終於在3月29日發動「森林上街頭」示威遊行，人數雖然不多，但很多精彩遊行道具首次出現台北街頭，像似嘉年華會，讓很多市民快樂地瞭解森林破壞的嚴重問題。

雖然首次森林上街示威遊行運動的規模不大，但卻吹響了的第一聲搶救森林的號角。我們經過1988年整年的努力，國民黨卻老神在在，毫無改變林務政策的跡象。 為了持續施壓，加速禁止砍伐天然檜木及天然森林，和「林務局」改制成公務機關的最後目標，我們決定將「綠色和平工作室」擴編改組為「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並推選我為首任會長。就這樣，我與很多同道的朋友，分頭招募會員，聯繫各大大小小的綠色環保組織，開始我們既定的目標。 我執筆「爭取綠色曙光 – 綠色和平組織1989年宣言」於1989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於自立晚報的副刊上，並以此宣布正式成立。

成立了「綠色和平組織」後，我們開始籌劃另一次大規模的搶救森林遊行。我們邀請了多達五十個民間團體和個人參加，包括影藝界人士胡茵夣、虞戡平等人，河左岸劇場、臨界點劇場、優劇場、關點、零場等。政治人物如蔡仁堅、林正杰、朱高正等成立了「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由我們規劃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辦「1989搶救森林大遊行」。

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元穠茶藝館舉行了第一次籌備會。為了使這次的大遊行能從社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及迴響，我們總共舉行了四次的籌備會，決定了我們明確的訴求目標：一、 林務局改制為公務機構；二、禁止砍伐檜木及天然林；三、修正森林法。我們要以和平、對抗與歡樂相互交織的活動，擬定一套別出心裁的遊行示威，由各參與團體獨立地發揮創意，推出遊行的內容及活動方式。特別由藝文界負責的行動劇，會在百貨公司及街頭演出，吸引觀眾參與。一切就緒後，我們為了使各種活動成為媒體關注的新聞，我們從三月二日起開始逐日舉行記者會，宣布一連串的活動，從媒體上山、各報副刊配合刊出文章、舉辦公聽會、宣布給總統的公開信、搶救森林宣言、遞狀控告林務官、森林行動劇的預演等。終於，由以這些新聞的連續性，而形成社會的焦點，使三月十二日植樹節上街頭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那一天，我與許多演藝界的朋友們等，包括胡茵夢、虞戡平、蔡仁堅、朱高正、賴春標等，率先走上街頭。戒嚴令剛解除不久，率眾走上街頭，很多人還是有點顧忌。不久，街上好奇的民眾也跟著我們加入了遊行的行列，遊行隊伍不斷的聚集延長，浩浩蕩蕩。之前十點多，環墟劇場在鴻源百貨附近的街頭即興演出森林受難的情景；河左岸劇場則在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定點表演森林受到殘害的場面。整個活動持續到「搶救森林」的遊行隊伍抵達時，演員才結束演出，加入遊行行列。 零點劇場的團員們扮演日本商人，高舉造型詭異的木偶，步行至林務局面前演出官商勾結，濫伐森林的諷刺劇，遞送抗議書等。同時，近兩百位環保團體人士在台北市議會抗議林務局砍伐森林，身穿綠色背心的兒童，由父母陪伴，把自己扮成大樹，希望大人關注，一起保護森林。遊行聚集了上千人的行列，車上、車下又有劇場的表演，又有小朋友歌唱著搶救森林的主題歌，有七爺八爺、有民俗高翹隊，很多遊行的人都變成了一棵棵珍貴的檜木、鐵杉、圓柏、扁柏等，整個示威活動反像嘉年華會，在活潑、新穎、歡樂的氣氛中完成。

遊行結束後，我與數十位環保人士直奔林務局長辦公室，與官員提出我們書面的要求。 當我在描繪林務局是「砍樹局」的情形時，很多關心森林的朋友們都很激動，對著官員咆哮不斷，要求立即回應我們的要求。此時場面有些混亂，警察圍來維持秩序時，更激起了團員的不滿。 官員們眼看著緊張的情勢逐漸升高，心虛勉強地同意簽下了我們的要求。

事後，「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作了一次內部的檢討，大家都認為我們創下了很多社會運動史的先例：一、遊行參與的團體及個人參與遊行的人數，是任何社會運動最多的一次； 二、第一次教授、演藝人士首次走上街頭，為森林而發聲；三、以具體的事實依法控告瀆職的林務官；四、以嘉年華會的不同示威方式上街頭等。媒體都一致公認，這是一次成功遊行示威的典範。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6)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搶救森林遊行後四個月（1989年7月），政府即宣佈禁伐全台天然檜木林，並以每年50億預算著手改制林務局為公務單位。表面上，台灣林業正式結束長達76年的「伐木養人」政策， 看似政府反應了民意的結果，但其實滿肚子裡都是算計。

農委會於1990年10月19日秘密地核定「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內容始於1991年7月曝光）。「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中即規定，從1991至1997年間，台灣山區將以大規模「林相改良、更新、實驗」之名，行大舉砍伐天然林之實。幸經陳玉峰、賴春標、林聖崇等及環保團體的抗爭下，在1991年11月同意修正為「全面禁伐台灣天然林」。但白紙黑字仍無法阻擋政府行偷雞摸狗的勾當。

自1983年後，特權機構「退輔會」假借各種名目，進行檜木林的「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並與自賤的學術人沆瀣一氣，以「保育」之名，非法砍伐檜木林之實，長達十多年。但退輔會仍心不罷休，提出繼續砍伐計畫。1998年11月，幸經陳玉峰全台寄發「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通告書」後，引起了各界的熱烈迴響，總計連署人數超過2萬人，數十個社運團體共組成的「生態保育聯盟」，決定於12月22日、台北舉辦「為森林而走」大遊行。當天數千人湧入台北街頭，齊心表示愛森林的決心。之後12月31日，全國八地同步舉辦「為森林守夜祈福」，呼籲搶救棲蘭天然檜木林，同時迎接1999森林文化年，宣示對土地倫理及保護森林的決心；同時向政府呼籲成立棲蘭檜木林國家公園。經多次的遊行示威，無數的抗議及挫折，才於1999年後迫使國民黨政府停止「退輔會」在棲蘭山檜木林的砍伐，較高海拔的林相暫時得有喘息的時間。

2002年內政部終於公告成立「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這是第一座由民間力量要求成立的國家公園。今天國人子子孫孫尚有機會看到終年雲霧繚繞的深山裡，直達挺立於天地之間殘留下的棲蘭檜木林，還得感謝眾多的環保鬥士，陳玉峰、田秋菫、李根政、賴春標等，及無數的環保團體及綠色朋友努力的結果。

但中低海拔的山坡地卻又在林業官僚及森林學界共生結構下，以「森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價值觀，再度以「全面造林運動」之名，行造林砍樹、假造林、路邊造林之實。從1987年至2002年間民間保護森林的運動雖稍有成果，但台灣的國土規劃，林政管理，國家公園管理，山坡地開發政策等，仍是問題重重，尚待更多的努力。

社會運動、公民社會及公正客觀的媒體，是建立厚實民主自由體制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台灣社會要形成一個扎實的公民社會及客觀獨立媒體的文化，恐怕來日方長。國民黨倉皇逃離中國大陸時不知民主為何物；所帶來整個國家的政治、司法、經濟、教育、社會等的典章制度，至今都與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幾十年的僵化、整套標準答案的教育、考試制度，產生了整個世代缺乏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再加上，228殺戮事件、白色恐怖，及實施世界最長的軍事戒嚴法後，深化了執政者自以為是，更無顧忌地為所欲為（江南事件、林義雄滅門慘案，陳文成拋屍台大校園案）使人民心中只有恐懼、無奈，結果逼使台灣人民失去土地認同，及是非、公平、正義價值的認知與堅持，只尋求個人家庭的生存及福祉，全然失去為伸張正義、公平、是非的道德勇氣，導致社會凝聚力，如同一盤散沙。 我真擔心，未來台灣「民主」，會走向何方？

25年過去了，現在我重新閱讀「爭取綠色曙光 – 綠色和平組織1989年宣言」時，其中有一段這樣的期望：「『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不僅是一個反公害、反生態破壞的組織，也是一個要進行一長期社會改革運動的團體，寄望創造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社會…」。讀後，一方面我感到汗顏，「創造一充滿希望的新社會」？ 顯然我已大膽地把生態運動與政治運動劃上了等號，不再畏畏縮縮了。但當時對政治運動毫無經驗和意圖的我，這樣的作法實在太天真浪漫，太好高騖遠，太不務實際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豪，年輕人或是每個人不是要作夢，要有理想嗎？女兒上大學時，我遞給她一張紙條：”Fly high, like an eagle!”（像一隻鷹，展翅高飛吧！）沒有理想，不會作夢，哪來嘗試、實踐作夢的勇氣，過程中學習務實的方法及接受失敗的挫折，及找到自我的堅持？現在我知道，我因追夢而成長、成熟。直至今天，我仍在熱衷未來而作夢，而不會為過去而陶醉。

回想台灣發生過的生態災難，特別是過去四十多年來，因森林濫砍濫伐，所發生的大大小小水災，可以說是自然的反撲。不只頻率驟增，且一年比一年嚴重。 2009年發生的88大水災造成高雄縣小林村部落滅村事件，造成700多人活埋的慘劇，令人心中不平。從生態的觀點看來，台灣已成為人禍之「災難島」矣。

人禍實難以寬容，特別是數十年來，我們有一反人民，反生態的政治、經濟體制。對未來子孫生態的福祉，我只能借一位女詩人Denies Levertov（1923-1997）的一首詩 Candles in Babylon (巴比倫的燭光)， 來表達我當時及此時的憤慨，也希望來與無數綠色的朋友相互勉勵，繼續共同努力來挽回台灣沈淪的環境。

午夜，穿梭在巴比倫的街上，
在他們槍械庫的鋼塔間，
在黑暗刑求的牢堡旁，
我們赤著腳急行，手中緊握著
我們的燭光，想要以手護衛
那搖晃的火焰，大聲呼叫
“沈睡的人啊，醒來吧！”
希望
詩篇的允諾成真，
我們得從這塊恐怖的地方
回家，來迎接祥和的晨曦，
重新開始我們既定的目標。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7)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1987, 1988和1990這三年，是台灣民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史無前例的三年。顯然地，四十多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不公不義的壓抑下，人民的力量終於像火山般地暴發出來。我可感受到一個時代巨變來臨前，人民期待正義的撼動力量。 這是一個狂飆的年代，真令人興奮。

1987年8月底，我在媒體看到蔡有全和許曹德於台北成立黨外「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時，雙雙提議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該會會章，並發表「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宣言，而觸犯所謂「刑法100條叛亂罪」，而遭到通緝的消息。

蔡有全這個名字一直都在我的記憶裡頭。1976年蔡有全與一些台南神學院的學生，包括許天賢、林弘宣等，來到東海大學修習通識課程，選修了我一門環境課。蔡有全十分活躍，熱情健談，好問好辯，我很鼓勵他。他常與南神學生到我家聚會聊天。 一次，我以「耶穌基督的反叛倫理」為題，來提醒他們最早期的基督精神，並鼓勵他們作為基督神職所應有的作為。離開東海後，我們就很少聯繫了。

1979年12月10日發生了震驚國內外的「美麗島事件」。有關「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實情，及其對台灣整個民主運動深遠的影響，已有很多文獻的記載，我不在此贅述。但國民黨以霹靂行動，瘋狂逮捕反對人士，雷厲風行搜查在逃施明德，逮捕藏匿保護施明德的高俊明、林文珍、施瑞雲，及我認識的學生林弘宣、蔡有全、許天賢及陳忠信等（特別把林弘宣視為「叛亂罪嫌」起訴，我難以理解），並故意選擇二二八的日子，執行林義雄家宅的慘絕人寰的滅門慘案，注入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恐懼意識。對我而言，整個事件是繼二二八、白色恐怖後，再度讓我我深化了我對國民黨乃是一反理性、反民主、反文明的殘暴野蠻政黨的認知。 戰爭雖是殘暴野蠻的，但還是有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Convention)的約束。 發生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你死我活的內戰， 發生在美國與越南的戰爭，反理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行為，我也難以接受這種反人性的行為。可是當國民黨全盤掌控軍隊、警政、情治的優勢，在西線無戰事之下，還以反理性、反文明的野蠻的行為，對付手無寸鐵的黨外人士，我更無法諒解；以反理性、反人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的行為屠殺林義雄的老母親及稚齡的女兒，我更無法原諒。1981年，陳文成教授慘遭殺害，並被拋屍於台大校園的慘劇，我也就一點都不驚訝了。拋屍在台大校園的邪惡意圖也是要警告所有知識份子，乖乖的聽話，否則下場就是如此。 誰有這種殘忍野蠻的本質呢？高俊明等藏匿施明德的義行及道德勇氣，一直深藏在我心底深處。

時間一晃，十一年（1976-1987）就過去了。第一次與蔡有全在東海校園的接觸後，我們的兩條平行的生命線，到了1987年底時，突地再度交接。有一天晚上八、九點時，我在東海家裡的書房，專注地準備功課。突然，我聽到輕輕敲在玻璃窗的聲音，仰頭一看，在外面黑漆微亮的玻璃窗外，有一個矇矓的臉型，瞪著我，向我招手。 一時，我也認不出是誰，但我立刻站起來，示意他向前門來。打開門後，「林老師，我是蔡有全。」前一天才在報紙上，看到他與許曹德因主張台灣應該獨立而被通緝的消息，我馬上說，「快進來。」坐定後，我拉上了窗簾，「吃飯了嗎？」「吃了。」我看他疲憊的樣子，建議他是不是先休息？但他卻侃侃而談，說他不想逃亡，給人一種畏罪的感覺。「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有什麼罪！」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安排他在我隱密的小書房內，打地舖。他留了兩個晚上，我們談了很多。最後一晚，他說要離開他去。我勸他留在我這裡，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老師，主張台灣獨立而被抓，我也甘之如飴。謝謝你了。」我只能祝福他，請他小心。離開幾天後，他被逮捕了，我心裡感到十分的複雜及慚愧。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8)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1987年秋回台後，我不停地工作，不斷地活動，好像想要平反人世間眾多不公、不義的環保冤案似的。我不停地參與，支援後勁五輕的受害居民、搶救森林運動、串連反核團體，到處演講喚醒民眾等；我也不斷地寫作，為「自立早報」寫社論，為「自立晚報」寫專欄「微言」及「林俊義專欄」，為社團、雜誌寫文章，接受訪問等。在這段時間，每晚熬夜寫作，白天照樣工作，身體竟無倦意。 顯然地，我心中感覺到，經過一個世代嚴峻、僵化、反智的政治控制下，烏雲雖仍密佈，遠處台灣的天空似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個人除了教書研究外，我仍然以致力鼓吹台灣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的保育為志業，投入政治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中閃過。但幸或不幸，一個時代的動盪不知捉弄了多少人的命運！

1989年3月忙完了「搶救森林遊行」後，4月「澄社」成立，我就被邀為創設成員。7月時，在史丹佛泛亞基金會的安排下，方儉與我組織了一赴美環境考察團，成員包括綠色和平組織、新環境、主婦聯盟、南投生態保育協會、反五輕自救會及高雄醫藥學院的學生等，目的是學習加州環保團體及加州的環保政策，並拜訪設在舊金山「地球日」總部，希望能對台灣環保運動注入一些新的思維、行動。回台後不久，命運卻又一步一步地捉弄著我的生命，一步一步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社會運動實為政治運動的一環，我又常在黨外雜誌發表文章，結識了很多朋友；在演講或活動中也會認識很多黨外的政治人物。1989年3月，時任民進黨黨主席的黃信介邀我，至其辦公室聊聊。信介兄是位我十分敬重的民主先行者，典型的台灣可親可愛的 Ojisan.。我們見面的主要目的是，他希望我能邀請十位以上的教授朋友一起入黨，以提昇尚在起步的民進黨的形象及聲勢。當時我不加思索地說，「喔，我認識很多學界的朋友，對國民黨十分感冒，我想沒問題，我來試試看。」 離開後，我自忖，我在學界有很多共識的教授朋友，平時在一起，離不開細述國民黨的不是，大家也都對民進黨寄以厚望，希望它能茁壯起來，為台灣的民主打開一片綠地。 我想，來說服十位教授朋友加入民進黨應不會有問題吧！

經過一段私下拜訪說服的努力後，我發現沒有一位朋友直接地給我一個很明確的回應，說是需要問問太太和家人再說。 再經過一段時候，我透過電話探詢時，大家都伊伊吾吾以對，不是太太堅持反對，就是父親不同意。我心裡開始擔心，這下子如何向信介兄交代呢？我也瞭解，在幾十年的恐怖統治下，大家都對現實政治十分排斥或恐懼，但戒嚴令也解除了，政黨政治也合法化了，習慣性的「政治恐懼症」也不應存在才對，而在民主社會，參加政黨應是家常便飯才是，不喜歡，也可隨時離開啊！我心想，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民隨時都可換來換去，加入政黨，又不是加入什麼幫派，不會有什麼風險吧？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也忘掉了這回事。5月初，我在一個場合碰到信介兄，他很興奮地告訴我說，「過幾天內政部就會發政黨證書了，我們可以來一次大學教授入黨的宣誓典禮。」 我只好向信介兄深深地道歉，說出遊說的實情。就在這一刻尷尬、複雜的心境下，看著信介兄失望的表情，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實在感到很難為情。就在這樣羞慚情境下，不知如何交代，我不加思索就說，「那我就參加好了。」 當時，我直覺地認為如果我忠誠於自我的理念，支持一個反對黨是天經地義的事， 加入一個起步的反對黨，只是表示我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而已。

事前也未曾和太太溝通過，心裡有點不安，但總是要告訴她。回到家，我膽怯地說，「我加入民進黨了。」沒有想到，她卻聳聳肩說，「很好啊！表示你言行一致啊。」本來，我想如果她反對，我會說，「在美國參加政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隨時也可以退黨的，」來安慰她。有了太太的支持，我心中就不再有任何的疙瘩了。

就這樣，我選擇了5月10日，民進黨正式得到內政部合法的證書的前兩天，加入了當時被媒體歧視為XXX的政黨。我在尚未正式「合法」之前，加入民進黨，就是要表達，我已決心豁出去了，心中已無所懼。 忠誠於自己的理念，言行一致，何懼之有。為了入黨，我還特別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我為什麼加入民進黨？」的文章。

我回顧、反思加入民進黨一事可能是對現實政治的天真，但的確是我一生中，雖非愚昧，但確是一件傻勁的抉擇。不管愚昧或傻勁的選擇，不可預料的後續發展，卻顛覆了我的生命，深化了我對生命、世事的經歷。我有幸能在我的生命線與民進黨的誕生適時的交錯，讓我有「加入民進黨」的選擇，在生命的旅途上提供我一個新的媒介讓我學習、成長、成熟。命運的軌跡何其神妙！

當我加入後，第二天的媒體則大事報導，是敵，對我冷嘲熱諷；是友，為我憂心忡忡。但讓我難以釋懷的是各種不同影射我加入民進黨的動機乃是為了參選立法委員的目的。大都的結論是，我將面對更多殘酷的現實，前途將凶多吉少。外界是非的評論，我都以一笑置之。 道理實在很簡單，他人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他們何許人也，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話，而不聽自己內心的呼喚。

我自主地作了選擇後，後續生命的發展就不是我可以控制了。 當很多人警告我說加入民進黨是一個危險的選擇時，誰也沒有預料到「危險」的選擇，卻在我生命的旅途上產生了那麼多，有驚奇，有感動，也有齷齪的生命體驗，我毫無遺憾，唯有感恩。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9)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一個時代時勢的變遷衝擊著絕大多數的人們，顯然地，我也不例外地受到很大的影響。1989年4月7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震撼人心，令人激憤的歷史悲劇。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先生，為了堅決表達人民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拒絕傳喚，出庭應訊，反而把自己鎖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辦公室裡，長達七十一天的自囚行動。最後他以「要抓我，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豪情壯志，拒絕被抓，自焚而死。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震撼了我的心，也震撼了全國，全世界的人心。我個人認為鄭南榕的殉道精神，不僅是一位無可取代的台灣人精神的瑰寶，及台灣人尊嚴的代表，更是人類為追求自由、公義、真善美的偉大犧牲的象徵。這個撼動人心的事件，對我的衝擊極大，相信在我潛意識裡，影響了我的思維，如同年輕時，受到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的感動及影響一樣（見 #3）。 讀者如能瞭解Bonhoeffer的一生，更能體會到鄭南榕的偉大。人類歷史中，這樣偉大精神的人，比比皆是，但在台灣的歷史中能產生鄭南榕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我無資格說，我為鄭南榕而驕傲，我為台灣而驕傲，也希望台灣人能永遠為他而驕傲！因此，每次看到葉菊蘭時，我都有一份難以自抑的敬意，她嫁了這位偉大的丈夫。

時勢的巧合？命運的捉弄？一九八九年底，解除戒嚴令後的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的大選，複雜化了我本來單純加入民主進步黨的理由。 當我加入了民進黨不久後，媒體都以我加入民進黨的動機，乃是為參選年底立委的選舉而來的，並作各種不同猜測性的報導及選情的分析評估等。同時，私下也有不少民進黨人士，一直地說服我參選年底的立委選舉。十多年來，住在偏僻的東海校園裡，教學研究，一輩子也不可能想到參與選舉的事。我在台中地區鮮少涉及台中市的政治活動，因此，對媒體的各種報導，對黨內人士的說服意圖，我雖感到納悶，但都淡然處之。

隨著時勢的快速發展，烏雲密布，似有山雨欲來之勢。 我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當時解嚴不久，除了戒嚴前的少數黨外人士外，民進黨想要找到適合及敢出來選舉的候選人也不多。何況，剛出生的民進黨毫未紮根基層，選民還活在戒嚴時代的恐懼中，任何在野的候選人，對抗幾十年來，平時以金錢綁樁腳，選舉時買票賄選伎倆的國民黨，如同以卵擊石，毫無招架的能力。

我即刻北上找上了黃信介主席，請他諒解我的處境。他反而請了幾位負責選舉策略的幹部向我說明，我為什麼必須出來代表民進黨選舉立委的原因。 我告訴主席，我不是政治人物，又不適合選舉的性格。 何況，學校以外，幾無朋友，又無家產，又無地方關係，怎麼能選舉呢？我記得很清楚，黃主席和藹可親地說，「林教授，安心啦，決定不會有問題啦！我們會幫你忙的，放心啦！」我一再地辭謝，黃主席一再地說，「沒問題了，我們會幫你忙的。」我只能默默地離開。

回家途中，整個腦袋都在 to be or not to be來回打轉。翻開上車時順手買的報紙，都是鄭南榕的新聞，看到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激動感佩的心情難以壓抑，瞬間我的決定不斷的掃過腦際。呆坐著陷入了沈思，我應當作嗎？這是解嚴後民進黨以合法的政黨與國民黨對抗的第一屆的立委增額大選，因此，從一開始知道黨部有意提名我參選立委的可能性時，我心裡即有很大的掙扎，不過，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不必經過初選，即被提名，實是千載難逢，我還在猶豫不決？ 對我，這是個全新的生命體驗，我還不嘗試嗎？ 走入現實的政治，不是一種實踐理想的途徑嗎？ 但到了6月中旬，整個局勢已不容我再躊躇下去了，我必須作一個決定。我決定先請教一些東海大學的教授們，他們都一口鼓勵並答應會全力支持我的參選決定。最後，我親身拜訪我很敬重的民進黨的第一屆主席江鵬堅，請教他對我參選的看法。他耐心地分析台中的政治生態及黨內的問題後，坦白的告訴我，「你無人、無錢、又無地方關係，你當選的機率幾近零，希望我多多考慮。」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回到台中後，也打了電話請教蕭新煌教授，他很客氣地說，「你不妨聽聽另外一種『反對』的聲音。」我心裡明白，我必須孤獨寂寞地決定我的選擇。

我的選擇已變成歷史了；當然，我選舉的結果：落選了，得票率僅12.1% 而已。一切都已變成歷史了；歷史一過去了，就結束了，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一直都不願回顧這一段令我傷心的選舉經歷，不是因為我落選而傷心，而是我第一次自覺慚愧難過台灣的選舉民主。

選舉結束後回到寧靜的校園，夜闌人靜，獨坐深思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一個書呆子？我生於斯，長於斯， 受教於斯，留學美國，擁有碩、博士學位，又經歷多年非洲生命、社會的經驗。但這段選舉的經歷，使我猛然大悟，我竟對台灣人、社會及台灣文化多麼天真陌生，對現實台灣政治的現狀及文化多麼幼稚無知，對國民黨的政治伎倆及奧步多麼輕忽，卻毫無招架能力。在大學教書，只須動用兩片嘴唇，談些理論，學生個個服服貼貼；推動環境、反核運動，搖搖筆桿，寫些理念，引起社會共鳴。回國十四年來，因職業的關係，大部時間都躲在象牙塔中。我雖沒有架子，個性又隨和，但自然來往的對象也都是學界出身，鮮少與外界各行各業人士接觸，不知庶民中臥藏著多少龍虎。認識很多博士教授朋友後，有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我還不像他們那麼拘謹、四方，因為我多了一份別人沒有的生命經驗。

加入民進黨，投入1989年第一屆立委增額選舉，是我生命最大的震撼教育，也讓我有再次蜕變的機會，不是書本教我的，而是選舉使我學習到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真正的現實，親歷「台灣選舉文化」的黑幕，及很多齷齪的台灣人性，識破「民主制度」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認清「國民黨」的真面目，及台灣利益派系，只問利益，不問是非的運作方式。我恍然醒悟到自己的缺陷 — 書呆子。我開始思考台灣讀書人的菁英，像我這樣子的書呆子比比皆是，難怪台灣政治人物難以產生偉大的政治家。 一半以上的外省籍，對台灣人、文化、社會及未來大都心不在焉，立足台灣，胸懷大陸；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在國民黨長期洗腦下對台灣人、文化、社會、歷史，及未來也語焉不詳，只求善己致富。那麼，台灣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書呆子會成為有遠見睿智的政治領袖嗎？ 我懷疑。 知道自己是個書呆子並不是一個很好受的感覺；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真正台灣人，也不是令我驕傲的感受。美國革命後，文化不斷地更新變化；日本明治文化維新後，國家煥然一新。台灣的文化呢？

退休後，有一次與曾受過日本教育的朋友吃飯聊天時，她很婉轉地告訴大家，「台灣的博士太多了！博士的日文是hakasei，但我常常說，『應該說成bakasei（笨士），笨到常識都沒有。』我哈哈大笑，不斷誠心地點頭。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0)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為什麼我獨排眾議，選擇參選呢？從自己主、客觀的評估，我也明白當選的機會不大，那麼為什麼參選呢？ 我曾為此細細地思考過，我知道絕不是任何世俗的理由。我把當時參選的思維，仔細地推敲後，我認為，還是和我求學、讀書的背景、執著的個性，和我對所謂「理想知識」（ideal knowledge）和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哲學的信仰有關，但在潛意識下，鄭南榕一定悄悄地影響了我。

每個人都有他或她的知識背景，只是那些知識不一定是理想的。顯然，我認知的「理想知識」，不是我的創見，而是來自人文學科( the humanities)追求的「真善美」，及再加科學求「真」的兩種訓練、思考及體驗的結果。所以我深信它們經得起學術或世俗的考驗，雖然「理想知識」常與世俗價值格格不入，但也是社會革新的根源。何況，我對很多的世俗價值不一定是認同的。

今天，我仍深信自然存在著一定運行的「最佳理想知識」的生態法則，一、萬物都是相互關連，包括人，因此必須相互扶持；二、萬物都有歸屬，不會消失，有毒物質隨便丟棄，必回害生命；三、自然最懂，不要違背他，否則必遭天譴（自然反撲）；四、沒有所謂的免費午餐，免費的都有代價，因此人不得偷雞摸狗，否則必得報應。這是生態學家Barry Commoner一生經驗濃縮生態學真理的四句名言，不僅可應用在生態上的國土規劃、林業管理、都市規劃等，也可應用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政策上。個人或社會違背這四條自然法則的「理想知識」，早晚，亂象即出，災難必至。

回台後，看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我就迫不及待地振筆直書；政治獨裁、社會不公、戒嚴殺人與「理想知識」產生了極大的衝突，反政經獨裁，反戒嚴就順理成章。 大學存在的宗旨乃傳授「理想知識」給下一代。社會多黑暗，政治多謊言，政治學或任何學科的教授也不能鼓勵學生作奸犯科，視政治欺騙為常態。大學獨立自主，學術自由乃保障教授傳授「理想知識」的自主與自由。不幸地，幾十年來，國民黨的措施及政策多在違背生態法則及人文「真善美」的「理想知識」，逼使著我必須以政治的途徑，起而對抗之。

如同在「我為什麼加入民進黨？」一文裏，我使用著政治的「理想知識」，乃造福社群作為我加入民進黨的理由之一。當時，我理直氣壯地面對著政治的邪惡，毫不退縮，決定走入這條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裏。我是一派的天真浪漫，想以「理想知識」對抗之。

在<為何走這條不歸路 — 林俊義從學術到政治的文化省思>專訪中， 我再度以「理想知識」回應走入政治考慮的關鍵因素，「台灣社會由於四十年來在戒嚴令的壓制和強勢政治統治的結果，已經產生普遍的非理性及反理性的社會文化，缺乏高貴、理想、提昇人性的文化內容及力量…。」

在另一篇 <我心中已無所懼>一文中，我說：「長期理想的執著及面對一個不尊重知識、學術的政權，逼使我走入「不務正業」的路途上去，我的決定是這個社會的不幸，也是我個人的不幸。今天我走入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裏，投入所謂最骯髒、最無情的政治漩渦中，贊成者有之，猜疑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但不管他們如何看待我，我的行動並不意謂著個人理想的消失；相反的，是冀圖我個人理想的實現。在我走入千夫所指的政治領域之時，我很高興，至少我可以透過我長年撰寫的文章，來證實我跳入政治漩渦的真實動機…。 現在我心中已無所懼；真理確使我自由。我也不再掩飾，也不再做作；我也不再容忍，不再等待。十多年來，我的一言一行就是要來喚醒社會，來擺脫四十年來反民主的政治枷鎖：我的一生一世就是希望看到台灣文化的重生，台灣人民的自主。」

我歷年撰寫的一部分文章，經魏淑貞及林美挪的協助下，於1989年出版了一套我個人的文集：<政治的邪靈>、<科學中立的神話>、 <台灣公害何時了>、<自然的紅燈>，及<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五本。回顧這些文章的內容，幾乎可以說是，我從60至80年代，個人努力結合知識與社會運動的結果，可以說是，我個人所認知的「理想知識」的陳述。

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的理想，是另一個讓我決定參選的原因。人為何而工作？當然不是單純為了吃飯餬口而已，而是一個人表達內在自我的需求，透過多樣的工作，自我實現他多樣、豐富的生命。這就是Eric Fromm所說的，人必須尋求 “to be”，而不是只尋求 “ to have”。 他進一步說明，一個真正有財富的人 (wealthy man) 是一生擁有多樣的工作經驗，以表達他需要多樣豐富生命的自我需求。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完全、多面向的人（A total，universal and multi-demensional man）每個人應努力地從「一生只會從事一樣職業（job），或一生只會所謂一種「專業」的(specialized profession)工作」中解放出來。這一段「人的自我實現」生命潛能的哲學理念， 我一直都很喜歡。可惜，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桎梏下，這種理念的實踐，對絕大多數的人已是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馬克斯在他的 <經濟與哲學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的「人的概念」(Concept of man) 也提及的「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顯然，這個概念也是一種理想知識。如何從事「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 我想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很多偉大的小說家多多少少都想寫出這個哲學的精神，生命及人的精神。如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 <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海明威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歌德的浮士德等。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啟示和憧憬。

當時，在<我心中已無所懼>一文中，我曾這樣地告訴自己，「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必須來自理想、夢想。生命意義也就在追求理想、夢想的過程中才會感受出來。理想會隨時間而提升，也會隨時間而墮落，但至少得去嘗試，掙扎，使自己感到活得有意義。到底一個人的一生功過，絕對不是來自外界的褒貶，而是來自自我內心的肯定。 年輕時，我常想當我年老退休時，一生一世只作生物學教授的話，我會感到十分遺憾的。我深感一個人隱藏著一股無限的潛能；它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和掙扎，而慢慢地釋放出來。 我希望能百分之百地發揮我應有的潛能；因此，自我懂事以來，我總感覺心情急躁不安，總感覺太多的事可以做而未做；總覺得時間短促無情。每天都在繁忙中鞭策自己更加努力。現在我已五十出頭，面對鏡中似曾相似的自我、斑白的頭髮、紋狀的臉龐，我更感受到生命的短促及無情，更感受到一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困境。」

就在這樣的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下，我毅然地投入了立委的選舉，來實踐「理想知識」及「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我的確是一個天真浪漫的書呆子，我腦袋裝的東西百分百全然無視台灣的現狀，對國民黨政治無賴、陰險的歷史加以蔑視；對台灣人的價值、歷史、選舉文化、地方派系等全然無知，只想以所學到「理想知識」及「人的自我實現」的理想，冀圖打破台灣政治的現狀，真是以卵擊石，真是一個無藥可救的書呆子。

現在，我天真浪漫的情懷磨損了不少，但書呆子一個，依然還是。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1)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1989年立委選完後，我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脫離選舉的苦海，回到我熟習的教育工作。當時，我決定加入民進黨，決定立委參選時，大家都認為我一旦捲入政治漩渦後，我將如入江湖，身不由己，無法回到我心愛的學術界。蕭新煌教授還很可愛地希望台灣的政壇「能夠以一成熟的態度來接受我」。 結果，我還是被打得遍體鱗傷。 可見，他也像我書呆子一個，不適合台式的民主政治文化。當時，我心底深處，總覺得一個人的選擇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未來的生命的選擇也是由自己決定的。我記得很清楚，當自立早報刊登<為何走這條不歸路？>一文時，我還幽默地「抗議」了一下，心想，路是人走出來的，哪有加入民進黨，參選立委選舉後，這條路就變成不歸路了？ 從當時台中的政治生態，我還信誓旦旦地深信我是自己的主人，歸路，不歸路還應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很從容地回到校園的生活，心想我不再涉入齷齪的選舉了。但命運冥冥中還是注視著我的每個腳步。

參與現實政治選舉的運動後，我把學校以外的工作重點放在環保基層的訓練。1989年暑假，經方儉的安排，「綠色和平組織」與史坦福大學合作辦了一次環境教學課程。在忙碌的選舉期間，我也抽出時間率團參加。 學員都是民間從事環保運動的積極份子，如反杜邦、反六輕的粘錫麟、劉永鈴，主婦聯盟的陳裕琪，綠色和平的林聖崇，及當時任律師的蘇煥智夫婦等。這次我們也參訪了設在Palo Alto 的「地球日」總部。由方儉與總部商談，希望於1990年引進「地球日」的活動，使台灣成為全球「地球日」的一份子。

1990年4月22日，由方儉等出面與華視簽約，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舉辦慶祝宣導「地球日」活動的晚會，由胡茵夢主持， 並即時轉播。這次活動像「禁伐森林」大遊行得到社會各界的回響，雕塑藝術家楊英風也特別為了這次的「地球日」創作了「常新」不鏽鋼景觀大雕塑，置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展出。 當晚，活動還未開始，華視人員看到我們工作同人都穿著綠色T恤，又知道我也要上台講話，馬上要求我們不許穿綠色T恤，我也不能上台演講。經協調後，各讓一步，華視同意工作人員可穿綠色T恤上台，但我絕不能上台說話。

我們請了蘭嶼的傳統勇士，穿著勇士裝、戴籐盔、穿戰甲、揹心，手持長矛，在台上表演。他們的表演動作都是針對核電廠這個「惡靈」，展示堅決的反核戰鬥意志。最後，由一勇士以各種臉部表情、手勢、聲音及身體的語言，傳神地「痛罵」政府囤積核廢料於蘭嶼的可惡行徑。華視沒想到這一招，明白了他們的用意時，趕快把這段表演即時消影消音。可見，到了1990年，警總之控制勢力仍滲透在各個社會階層。何時華視也知道我是警總掌控的對象？

1990年一開始，誰也不可能預料到，據台四十年來從未曾改選過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因貪婪而沖昏了頭，竟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於1990年3月13日在中山樓演出一場「山中傳奇」，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 而引起全民的公憤，引爆了三月在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生運動」，呼籲「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訴求。 國民黨在各界壓力下於7月召開國是會議，導致了1991年年底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

1990年3月16日至22日，「野百合學生運動」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最令人興奮，充滿希望的一個星期。來自各地的大學生，靜坐在中正廟廣場上抗議，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我們很多各大學的教授穿梭在他們中間，與學生相互鼓勵。入夜，我們與他們坐在地上，雖感受到天光的陰沈、初春的寒意，但我們心中卻滿溢著一股希望的熱意。

國民黨雖解除戒嚴，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但仍想抱住最後的一片浮萍，以求生苟活，而持續政治的迫害。 1991年5月9日凌晨，調查局在未知會清華大學校方的情況下，進入大學逮捕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廖偉程，及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王秀惠及林銀福，並以將在台灣發動武裝革命，將他們以「預謀叛亂罪」起訴。 結果引發了台灣社會及學界強烈的反彈，知識界，如澄社、台灣教授協會等，組織了「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決定於1991年5月20日上街遊行示威反政治迫害，並號召民進黨、社運團體、學生、教授走上街頭， 支援四名受難者。這次的遊行由澄社社長瞿海源擔任總領隊，由我擔任總指揮，陳永興擔任副總指揮。沒有想到，這次的遊行竟創下了當時台灣街頭的示威遊行，人數最高（超過五萬人），聲勢最浩大的紀錄，也首次匯集了最多教授等知識界的一次群眾運動。參與「520大遊行」的參與者包括各類不同背景、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並喊出了「郝柏村下台」的一致口號。 接著更多社運團體，由李鎮源院士、陳師孟教授、林山田教授等領導成立「100行動聯盟」，不斷的抗爭，終於促成「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及<刑法>第100條的廢止，而使台灣社會終於享有了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1990年代後，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誰也無法預測。今天，台灣的年輕學子們在享有各種言論自由時，得感念李鎮源院士、陳師孟教授、林山田教授等及無數爭取民主自由的鬥士，為了民主自由走出學術殿堂，走入街頭的勇氣。感念之餘，也希望他（她）們，像老鷹護蛋般的警戒，不使民主自由沈淪。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2)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樹欲靜而風不止。

1990年至1993年期間，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最動盪不安的四年，但誰會預測到台灣民主運動的走向？

這段時候，整個社會各階層累積的反對能量，似有無法阻擋的氣勢，亟欲把幾十年來不公不義的體制一掃而光。民進黨要求李登輝總統訂出改革的時間表，解決「總統直接民選」、「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及情治系統國家化」、「司法獨立」、「開放電視頻道」、「刪除一切黨國不分之預算」、「釋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復權」及「解除黑名單」等反民主的作為，並提出「台灣憲法草案」。 民間社運團體及政黨各自或合作，主辦各種大大小小的抗爭遊行，如「反軍人干政」運動，「反萬年國代修憲」遊行（417大遊行），「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遊行等，像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

立委選舉結束後，我都參與政黨、民間社團主辦的各種抗爭遊行的活動。此外，與環保團體仍持續不斷地推動各種環保、核能的抗爭及遊行。我也不停地寫社論、專欄等文章。在那種為民主自由，為解放人民枷鎖的「革命」熱情下，我好像著魔般地勇往直前。當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正式終止後，經四十六年不改選的第一屆老賊國代，終於被迫成為歷史的垃圾。第二屆國代的選舉日期決定在年底後舉行。我好像把選舉視為一種社會運動一樣，毫無選擇地投入了國代的選戰。 我再度經過一次齷齪的選戰，再經驗一次震撼的教育，再度地在自責、怨嘆、後悔、矛盾的掙扎下，拖著疲累的身軀打完了這次的選戰。但這一次，我在台中所有的選區中，竟然以最高票當選。

這次國代選舉，民進黨當選席次僅66席而已，得票率僅佔23.3%；國民黨當選席次高達254席，得票率竟佔69.1％。 我心中悶悶不樂，認為台灣人民過去數十年的壓抑，渴望當家作主，解脫威權的枷鎖，嚮往民主自由。此時此地在延續「野白合運動」的革命熱潮下，這次台灣人民第一次掌有憲政改革機會的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應該就是一舉變天的開始。 因此，我雖當選，我仍期待著一個正義的大翻轉，國民黨的得票率應是23.3%，只當選66席而已才對。這個選舉的結果，特別在解嚴後，人民「革命」的熱情達到高峰時，卻未反映在選票上，實在令我失望極了，令我再度對台灣人民的信心劃上問號，對選舉在民主制度的角色及運作產生極大的懷疑。

因為第二屆國民大會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由台灣人民選出的代表，來進行第二階段的修憲任務，主要有調整國民大會的職權，明訂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原則，及明訂直轄市市長及台灣省省長改由人民選舉等等。事關台灣民主憲法體制的未來，民進黨籍的國代希望能在逐漸開放、開明的政治氣氛中，可以與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協商出符合民主及現狀的憲法修正條文。我個人還向東海請了兩個月的假，以便能全力投入國大修憲臨時會。

我很嚴肅地對待這次國大修憲臨時會的工作，因為這是我能夠在體制內參與國家的重要修憲的首次經驗，也是我的第一次另類的生命經驗。我還花了很多時間看了各國憲政改革的書籍，學習國民大會開會的程序及細節。但一開始，我就面臨到台灣政治的現實，那是黨內派系針對民進黨國大黨團人事案的爭奪。 民進黨國大黨團已是少數，團結還來不及，還在誰作總召集人、副召集人、總幹事等擺不平，你爭我奪，未來如何面對多數國民黨的協商、刁難及陰謀呢？我從未加入派系，不是美麗島系，也不是新潮流，也不是獨盟派，結果我卻被認定為中間派系。就在紛紛擾擾，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我卻被選出擔任副總召集人。

在這台灣政治史的轉捩點上，國民黨內部的恐慌及民進黨內部的興奮，所累積的張力一觸即發。

國大臨時會一開始就狀況連連。第一次開會，當李登輝上台致詞時，民進黨集體默默地拉起「總統直選」、「廢除刑法100條」、「釋放政治犯、「廢除國民大會」等政治訴求的標語。在準備會議時，國民黨的反動代表就提出「這是中華民國國大臨時會，請說中華民國國語，不能說台語」，以激怒民進黨代表，結果台下雙方代表已扭扯在一起，相互叫罵。類似情況，往後議事中不斷地發生。

有一次下午正式開會時，我坐在議場座位上，看到一堆國民黨代表，滿臉通紅，醉醺醺，大搖大擺地走進來。前幾天已對國民黨黨團那種操控、粗暴、鴨霸、獨裁的議事行為忿忿不平，現在看到如此不專業的國會代表的行勁，我就火冒三丈。哪個國家有國會議員滿臉通紅，醉醺醺，還大搖大擺地走入國會殿堂開會的例子？ 當他們走過我的旁邊時，我忍不住地站起來，向他們叫著，「這樣喝得醉醺醺的樣子來到國會殿堂開會，像樣嗎？像個國會代表嗎？」有一個二話不說，就突地拿起議事桌上的茶水向我潑來，並推了我一把。稍遠坐著民進黨的同事一看，不知就裡，馬上趕來替我解圍。這時候在場上附近兩黨的代表，也一樣，不知就裡，蜂擁地圍了上來，相互推擠，把我圍在中央，然後雙方互罵。一陣子後，我把身上的茶水擦拭乾淨，感謝同事的拔刀相助。我獨自呆坐著，想著，這場突發的鬧劇。雙方只在相互指責對方先動了手，卻不管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有人可能還會這樣地寫著：「我們進入議場時，林俊義突然向我們咆哮『我們不像國代，不准進入議場開會！』」多少人類的歷史悲劇，就在如此因果關係不分的情況下發生。政治歷史可能就這麼荒唐！ 國會議員把滿臉通紅，醉醺醺，大搖大擺地走入國會殿堂開會，視為當然，反映了一個獨裁、特權統治下，人的品格及素質。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3)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到了1992年時，國民黨仍掌握絕對的政治資源分配的權力，雖然其矛盾比前尖銳了一些，但仍難撼動其整個權力的結構。所以，對民進黨而言，這一次的國民大會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命運。民進黨為了提昇這次修憲的民意籌碼，發動了有史以來一次三天二夜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四一九總統直選」大遊行，但對整個修憲的結果並未構成太大的壓力。 國民黨有恃無恐，知道它們掌握所有的籌碼，再加「鴨霸」的獨裁心態，民進黨發動什麼遊行、抗議都是狗吠火車。民進黨急著要的是總統直選及時程、領土變更條款、政黨條款及社福、環保條款等；國民黨端出來的是不痛不癢的21條增修條文。不但如此，在任何審查會都以多數暴力對任何人事案、程序問題，或已裁決事項、議事記錄，莫不予取予奪，視法治為無物。最後主席高惠宇以卑鄙無恥的手法將民進黨的十一項修憲提案改採「包裹審查」，而引起了民進黨的群起抗議。沒有想到，我卻是第一個衝上主席台，怒指主席高惠宇說：「沒有正義、沒有公理、丟臉。你是民代，還是國民黨的走狗，不要臉！」然後開始掀桌抗議，我們不少代表一起把主席台的桌子全部掀翻，有人高喊「只有革命一途」，場面混亂。 黃信介總召集人也實在按耐不住，跑到主席台上大罵國民黨太過分了，並說「國家要改革，但卻出了一堆三八。人與禽獸講道理，會被活活氣死。」此時，場面更加混亂、火爆。主席趕快宣布提早休會。幾個國民黨大老走出門外，還嬉皮笑臉，彼此打趣說：「吃飯去，吃飽了，下午好打架」。

那天下午，民進黨召開黨團會議，決定退出審查會。下午審查會開始時，民進黨，依序由我、陳永興、黃信介以權宜問題，上台發表告別演說，譴責國民黨「一黨修憲」，正式宣布退出「臨時會審查會」。

第二天，我與高惠宇都變成了媒體的「焦點人物」。她是以「造成民進黨國代退出審查會」為由；我是以「粗魯吶喊掀翻主席台」為由。事實上，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種會議上暴露出議事的獨裁，已使國大開會成為騙局鬧劇。對我，這種反理性、反民主的行徑，一開始已使我挫折到無法忍受；對一個毫無自我，只聽上面指示的人，我心中已很反感，因此當高惠宇拿出小抄照念時，我已無法忍受，衝上去了！受訪時，我表示：「這個絕不是在非理性下做出的行為，而是表達一個徹底絕望憤怒的最後吶喊。 兩個月來，我們一再地容忍，希望能透過理性的辯論，呈現一些能讓台灣人民思考的問題，所以才會一直在等待雲開見日的機會。」對於我的咆哮行為，我表示：「如果我粗魯的吶喊、咆哮，可以喚醒台灣社會對正義的關切，我願意犧牲個人的的形象。」換言之，我拒絕抱歉，也不覺得遺憾；事實上，對待這批國民黨黨棍，我粗魯的舉動，還蠻客氣的。

我拒絕抱歉，因為我不認為我作錯了什麼事；不覺遺憾，因為我不認為我會因而後悔，還蠻驕傲，因為我不是一成不變沒有是非的奴才。我想大家都對我粗魯掀桌的行為感到驚訝的原因，是因為大家誤以為我是「溫文儒雅」著稱，如記者一再地強調，「少有情緒激動的情況發生，從未看過林俊義發脾氣。顯然國民黨的『鴨霸』，已經搞得連教授也抓狂了」。記者錯得太離譜啊！ 我情緒常常激動；我也常常發脾氣。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化的性格」（stereotypic character）。所有生命的特徵之一就是任何的生物都會隨著外界變化的刺激而改變行為，因而才可能適應、生存。這是生物演化的道理。我很驕傲，我是會隨著外界不同的刺激而調整行為的生物，而不是一個模式化的性格，只會聽命於主人命令的奴才。我也希望所有生命時時學習，從社會傳統價值、政治、宗教教條，及習慣思維中解放出來，必要時依自己生存的環境，適應演化出一種新的生物性格。台灣民主的發展到了1992年時，我像所有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對政治現實仍十分天真、憨厚，容易受騙，並對加害者寬容。這次國代臨時會真的讓我眼界大開。 我不相信政治會讓人醜陋，會讓人失去人性，但我相信當一個政黨或體制把政治當作「羅馬競技場」或「一言堂」時，人在裏面一定就會變成醜陋，徒具人形。

這一次有機會，與國民黨進入真正現實政治的較勁，看到的一切都是赤裸裸地，都以保衛既得權力、資源作為決策的依歸，我才真正體悟到國民黨醬缸染出來人性的可憎。我相信現實政治，與理想、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等是相容的。 民主制度的運作應是展現公平、正義價值觀才是。民主政治需要有「給一點，拿一點」的包容及協商精神。 但不幸地，我一生在台灣看到國民黨的統治都是全盤否定，莊家通吃，施捨的都是「德政，仁政」。難怪中國的政治史上改朝換代都是暴力革命的結果。對中國而言，民主體制永遠都是陌生，如同Karl Popper的預言。

1981年，我發表了一篇「永恆的真理–非暴力主義」。當時，我尚未涉入政治，相信梭羅的「公民不服從主義」，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主義」，金恩的「和平抗議運動」。經過親身經驗這段政治醜陋的現實的衝擊，我開始反省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非暴力和平抗議方法是否可行？ 對無民主素養傳統DNA的統治者，梭羅的「公民不服從主義」，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主義」，金恩的「和平抗議運動」如同以卵擊石。令我不解的是，歷史上，為什麼被害者以和平的手段爭取公義，卻常被加害者以暴力對之，送進牢裡？為什麼加害者還理直氣壯視為當然？為什麼加害者的暴力都以堂而皇之，說成是護國護民，維護國安；被害者以永恆真理的非暴力主義回應，都是刁民，破壞社會秩序？我才瞭解人類的歷史為什麼必須不斷地以武力爭取正義、自由及尊嚴，因為統治者都以暴力施暴的結果。1992年國民大會的經驗，讓我寫下了「論暴力正義論」，以聊表我心中的不平。以暴力伸張正義，是否野蠻的行為，端賴政權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毫無疑問，暴力革命是人類獲取正義的方法之一。 連保守的神學家「Thomas Aquinas)也同意以暴力的方法推翻不義自利的政權。他主張如果暴力可以增進社會整體的幸福，阻止腐化社會惡勢力的話，這種暴力是正義的。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4)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再回到1992年5月5日民進黨國民大會黨團為抗議國民黨以包裹方式處理修憲提案而退出臨時會。國民黨專橫獨霸了近五十年後（1945 -1992）被逼走上民主，社會期待國民黨應對過去戒嚴時代的殘忍壓制產生一些懺悔，一旦有心民主，在修憲的議題上，與反對黨總會有相互讓步的可能，因此民進黨尚存一線希望，決定在二讀會逐條討論前，能與國民黨誠意地協商雙方的修憲提案。不料，國民黨耍詐，在二讀會之前，竟突擊地以「包裹審查」方式，企圖將民進黨所提的修憲提案一次討論完畢，封殺任何逐條討論的空間。

民國35年，當中國正處於兵荒馬亂之時，又無民主基礎下，中國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全然與台灣無關，台灣也不是中國的領土。民國37年又假借「適應動員戡亂，消滅匪邦，光復大陸」，又無台灣人民的參與，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後又四次修正，使台灣人民全然陷入在獨裁專制，毫無自由人權的體制下。台灣人民歷經四十多年的民主奮鬥，終於在1992年，首次參與修憲的機會。按理，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憲工作，必需經朝野協商以取得共識。 但不幸地，在野政黨提出的憲法修正提案，卻未經討論協商，即全部遭到封殺。民進黨不得不在悲憤下宣布退出臨時會，因為民進黨沒有理由為國民黨「一黨主導」鴨霸的憲改背書，而且也不必為與國民黨沆瀣一氣，一起背負著民主的「惡」名（多數決不是民主體制的真諦）。今天台灣的政局亂象叢生，民主制度窒礙難行，國民黨強制以這一套不合台灣現狀的憲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套在台灣人民身上，乃是最大的原因。

這次修憲的經驗讓我看到齷齪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政治文化。這次國民大會代表的人數，國民黨超過了四分之三的絕大多數，但與其說是「一黨修憲」不如說是黨中央少數人為了維持其政權的壟斷，強迫所有代表通過其欽定的二十一條修憲案。其中絕大多數的代表只是充當舉手部隊。事後，國民黨負責協調角色職務的周勝彥代表無奈地說，「國民黨上層命我釣魚，卻不給釣餌」。當時主席高惠宇臨時收到上層的小條子而變更議事程序，裁示提案一次宣讀，而引發民進黨退出臨時會。在退出臨時會的最後發言，我還傻傻地表示，「今天大家撇開政黨，在座的每個人，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在這塊土地長大，也熱愛這塊土地。私下都有共同的願望—-希望台灣會更民主、更合理、更充滿正義的社會。」我繼而提出批判，「整個議事程序根本不符合程序正義及民主法則，連尊重少數提案的權利都沒有，憲改算什麼呢？如果連議事規則都可以隨時違背，民主精髓何在？」最後，我說，「我們用理性的思考、愛的寬容、政治的妥協、民主的呼喚，決定退出臨時會，並期待有良知、熱愛台灣的國民黨同仁，拿出他們的良知，為子孫奠定下真正民主的憲政大道。」

我為什麼會如此天真無邪地說出這番話呢？因為我無法瞭解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黨代表，心中如何能夠毫無知識的是非、道德的焦慮、毫無自我、毫無公義、毫無公理、毫無國家觀念，區區為了幾年短暫的「厚祿」，泯滅良心，甘為奴才，欺騙自己，欺騙國人，毀掉國家的前途。我還想向他們道德遊說一番呢！真難想像我的愚昧。

現在，我重讀這段話時，此時此地，我為自己的天真打了個寒顫，有見不得人的感覺。這次的經驗驚醒了我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真正認識。我一直都受到西方「理想知識」的薰陶，因此很難去相信竟然掌有修憲職責的國民大會代表毫無自我、良知、責任，毫無道德的不安，甘做別人的奴才。以後，我深入瞭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後，我才恍然大悟。 中國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的政治文化就以「專制主義」強行塑造出政治人物同一個模子的「奴才相」。二千多年來，朝代不斷地更換，「專制主義」及「奴才主義」依舊陰魂不散，直至今天。在中國人的官場裡，很少人能夠跳脫出這兩個「緊箍兒」。在二千多年連續不斷的封建體制下所烘焙出來的科舉官僚們，個個都無自我，個個都無人格，個個都無義理，個個都中了「白虎通義」的毒素，個個都是魯迅筆下的阿Q。中國作家張加強在「與歷史對決」(2005)中寫道，「新朝舊府之間，人類多少珍貴的品格灰飛湮滅？鼓聲鑼音之中，多少鮮活的的生命血浸黃沙？」

只有奴才，不把自己當人，才能苟且偷生，享盡榮華富貴，欺凌百姓，毀掉國家。啊，我很慶幸，我出生在台灣，不在中國。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5)
Posted on 2014/03/19 by NameInWater
1992年5月，民進黨國代黨團退出國民大會臨時會後，6月，我們組了一團由十四位來自民間環保團體，由我領隊，參加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由聯合國主辦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我們是代表台灣環保非營利組織（NGOs）參加，租了一個小攤子，擺了很多台灣環境生態的實情資料。政府也派了一團對外自稱為「官方」代表團，其實向主辦單位登記的名稱為「台北文化及商業中心」，也租了個小攤子，擺了一些旅遊宣傳品。我們團員都受到這次會議很大的鼓舞，收集了很多資料，結識了很多世界各國的NGO’s 的領導人，準備日後相互支援。在一次活動中，我不期而遇地碰到老友，美國「看守世界」(World Watch)主任 Lester Brown，並透過他的協助，讓該組織的著名雜誌.<看守世界>雜誌，在台灣翻譯出版。

回來後，我為民眾日報寫了「里約生態92」報導系列的文章。 美前副總統Al Gore在高峰會中演講的一段話，我至今仍無法忘懷，特別寫下來與讀者分享：「請靜聽土地的哭泣，人民的聲音！什麼地方，人的尊嚴被踐踏了，生態環境就蒙受災難；什麼地方，人民感到沮喪無望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殃；什麼地方，人活在驚悸中，生態環境就蒙受災禍；什麼地方，人活著感受不出生命的意義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變；換言之，人蒙受痛苦時，土地就蒙受苦難。」

有一天早上，我們一起至里約最醒目的地標 —「基督山」旅遊。我們在38公尺高的基督巨大雕像下，模仿基督展臂拯救世人的悲憫姿勢照後，走下山時，突然，迎面而來了一位穿著赤赭色披巾的僧侶，但卻頭戴著一頂運動帽及墨鏡。 我一眼就認出他是達賴喇嘛。交會時，他主動問我們來自何方，知道是來自台灣時，他特別流露出親切的態度和我們一一握手，大家心裡都有一份莫名的喜悅和感動。達賴喇嘛走到一處張有大陽傘的休息地方，獨自坐在一張圓桌旁休息，好像很無聊的樣子，東張西望。在美國讀書時，我就對他十分好感。我遙遙地看著他，想到他的一生，想到他為西藏爭取尊嚴的堅持及受到的苦難。幾分鐘後，達賴喇嘛還是獨自地坐著，突然我一個箭步走上去，就半蹲半跪在他的座位旁，很客氣地以英文自我介紹，並說，「我來自台灣，我心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聖座(Your Holiness)，可以嗎？」對我突如其來的動作及問話，他一點也沒有驚訝的表情，仍以一副笑瞇瞇的自然表情看著我，和藹地說，「當然。」

「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關心西藏的未來。我很想知道聖座您對西藏獨立的看法。」知道時間不多，我必須單刀直入。「中國控制西藏後，對西藏人民、土地、文化等產生極大的打擊；文化受到摧殘，藏人受到殺戮（genocide），土地也受到嚴重的破壞。」達賴喇嘛以他一貫獨特流利的英文，心平氣和地控訴著。 「我出席民間的國會地球高峰會議，不是來控訴中國對我們的破壞，這已是事實。我願以一宗教領袖的身分，來關心西藏的環境、文化、及政治，也同時以宗教及人的觀點來呼籲世人關心全球的生態。西藏人民、土地、文化等與中國的關係淵遠流長，可惜中國人以殖民(colonizers) 心態統治西藏，使我們不得不尋求自己的一條生路。從西藏的觀點，我們必須如此；從全世界文化資產的延續、生態的維護，我們也必須如此。這也是我來里約要表達的。」

達賴頓了一下，又一口氣不停地說下去：「西藏演變到今天不幸的情況，都是因西藏人民失去自主性的原因。不管誰統治，生態的關懷，地方自主性都必須尊重，換句生態及文化的術語，就是尊重多樣性 (diversity) 。 人類要尊重生物的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也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cultural diversity)。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不懂這個道理，都以大一統、大中國自傲，無法容忍不同或異中求同的道理。 中國人看不慣蘇維埃聯邦 （Soviet Union）的分裂，也不明白歐洲統一的意義， 一味以中原大漢沙文的心態看待其他的民族文化。西藏在政治上必須與中國是獨立的，分開的，但維持彼此尊重的關係。」

我馬上接著說：「但我還記得，十多年前您在接受新聞周刊的訪問中表示，您不在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現在您的立場全然改變了呢？」我好像抓到了達賴的小辮子，沾沾自喜地問他，看他要如何回答。

他轉過來，笑著看我。 我敏感地從他整個臉上的表情及身體的動作，看到一個赤子誠摯尷尬的表情；我雖看不到在墨鏡背後，他那雙神秘的眼睛，我卻感受到，它們一定流露出一個信息，「我又不是聖人，怎能不犯錯」的眼神。他重新回到之前的坐姿後，說道：「是的，以前我是這樣認為，但一、二十年來情況也變化了很多。現在我相信人民自決的原則。聽聽自己人民的聲音，不要太聽外人的聲音。我的人民一再的要求獨立自主，我現在也相信唯有獨立自主的西藏，才能保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提升我們自己的尊嚴。我過去猶疑不決，一直都沒有做出肯定的決定，這是我甚感遺憾的地方。」

正想再提出另外問題時，突然有人在我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一位巴西的副官要我離開，好讓達賴用茶。我還是蹲著，卻不慌不忙地向達賴說：「至少我們有一共同點，我們都想要突破歷史、文化的控制及大一統的迷思，創造出一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我們雖有不同的困境及包袱，但誠如您所說的，我們都不得不尋求自己一條生路。從那個角度來看也好，西藏、台灣絕沒有一定是中國屬地的道理。 中國也要尊重生物及文化多樣性的法則才對。 讓我們為雙T（double T，Taiwan and Tibet）的獨立自主團結努力吧！」我握住他的手，感謝他。他徐徐地伸出他的右手，放在我的頭上許久，嘴裡喃喃自語後，輕輕地拍了我的頭頂兩下，說：「Taiwan and Tibet in solidarity。」(台灣與西藏團結一致)

我離開達賴時，才發現葉俊榮教授也在不遠的地方聽。看我走過來，便急切地問道：「你應當問他，台灣可以為西藏做什麼？」的確，我應該想到這個問題。但我們能為西藏做什麼，當我們自己自身難保的時候？我想到在里約時，我們隔鄰就是西藏保育社的攤位，幾位藏人知道我和方儉支持西藏獨立時，抱著我們像親人一般。以後幾天，我們在一起的那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與期待，令我感到我們彼此應當可以一起做些什麼？西藏與台灣不應孤獨的奮鬥！

走下階梯時，我們停在一家紀念品店觀賞巴西工藝品。不久，看到達賴一行人也走下階梯，經過我們時還特別走過來與我們每一個團員握手道別，似乎在默默地祝福著我們及我們的國家。望著達賴逐漸消逝的彎曲背影，我心裡大聲地吶喊，「西藏獨立萬歲！」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6)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這次與達賴面對面的交談，顛覆了我對宗教信仰以往的態度。

自攻讀生態及演化科學後，我對基督教的信仰總是持著懷疑論的心態。但在美國讀書時，每當我看到達賴消息，或聽到他的講話時，我就滿心歡喜，覺得他很迷人，不是因為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或他是西藏的政教領袖，而是他不受其地位、光環的約束，仍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並且完全忠實於自己的人；他的一言一行，表裡如一，充滿對人的愛意、慈悲、關懷；對世事以和平、非暴力的理念始終堅持如一，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章。他從未滿嘴宗教道德，訓誡眾生為善。我相信他的真誠率直來自他的宗教信仰，而他的政治理念，及為藏人爭取自由的努力，一直也受到世人的景仰。 這幾十多年來，我收集、閱讀了不少有關達賴的書籍文章，特別是他對生態環境的觀點，以及如何看待自然及動物的倫理觀。我很欣賞達賴的論述，因為他的所言，與當代的生態倫理學十分相容，如同Peter Singer （著名澳大利亞生物倫理哲學家，著有<動物解放>等）的哲學一樣。達賴認為動物是有意識知覺的生物（sentient beings），如同你我，因此我們人類應以一種普世的慈悲心（global compassion）以及平等心來善待所有的動物。回台後，我曾受邀在一次生態保育研討會上，提出一篇「生態倫理與達賴」的論文，其中論點大都引用達賴喇嘛的論著，與國內的寺廟佛教，佛法大師的說法迥異。

1989年，我讀到達賴接受諾貝爾獎的演講，他說：「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為爭取自由，為世界和平努力的人們，我以最深的謝意來接受這個獎章。我藉接受這個獎章，來讚揚甘地，因為他建立了現代非暴力運動的傳統，以改變不公不義的現象。他的一生教導、啟蒙了我。當然，我要為六百萬長期受苦受難的西藏同胞，我勇敢的族人，接受這個獎章。」這一短短的開場白使所有在場的人為之動容，也反映了達賴人文的精神，令我心儀。

2006年，我很高興閱讀到達賴接受一本雜誌 <進步雜誌>（The Progressive Magazine）的訪問。他對記者Amitabh Pal說，「我們一定要從大眾基層培養出世界不是「唯有一個宗教」的觀念、「唯有一個真理」的想法，而是要有多元主義及多元真理的觀念。」（At the general public level we must cultivate the notion of not just one religion, one truth, but pluralism and many truths.）達賴不像其他的宗教領袖，滿腹都是各自宗教的教條（dogma），並視為唯一的真理，以武斷的口氣與其他宗教比高下，導致人類歷史因宗教產生的災難、戰爭，至今仍持續不斷。達賴一向沒有教條主義的固執，所以他的思想才能反映了部分波普的(Popperian)科學哲學的精神及內涵，「任何的教條，政治或社會理論，是恐怖的真理」或「不變的真理是恐怖的教條」。他是一位宗教的領袖，但其思想也反映了自然生態的基本原則 — 生界的一體及相互依存觀(wholeness and interdependency)。 他向訪問者Amitabh Pal說，「解決紛爭，要從整個生界的一體性加以考慮。這是現代的現實，當某一個社區被摧毀了，事實上，我們的一部分也受到傷害。」 (We must think how to solve any disagreements on the basis of recognition of oneness of the entire ecosphere. This is the modern reality. When a certain community is destroyed, in reality it destroys a part of us.) 達賴進一步說，「每個人的生存，從出生都需依賴父母及無數人愛心溫柔的照顧；每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是如此。因此每個人的生存及未來乃依賴一個健全、慈悲、正直的社會。」當記者有意為難他時，問道，「這些話是否只有佛教可提供給非信徒而已嗎？」達賴馬上回答，「不是，這些不必然與佛教的教義有關。這些只是建立在人文價值上的教訓而已。」 當代佛教、基督教等的領袖一大堆，但能從他們的談話內容及行為，讓我對宗教領袖產生敬意，唯有達賴喇嘛而已，也反映了我對其他宗教領袖的一些「偏見」。達賴這番話啟示了我把希臘哲學家Pythagoras的一句名言，「人一旦殘殺動物，人就會彼此殘殺」，延伸成「人一旦彼此屠殺，人怎不屠殺動物」。因此，要有和平、諧和、慈悲的世界及生界的永續，必須是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

當世人想盡辦法想和達賴見面，而我卻在偶然的機緣和他面對面地對談，實在是我一生難得的福氣和緣分，也再度地興起我對他更大的好奇。他是一位藏傳佛教的教宗，同時又要扮演政教合一的政治人。從媒體的報導，有些人總有個錯覺，以為他只是個搞幽默的政治人物及僧侶，很會迷惑人；從中國的媒體的報導，達賴則是一無是處，混球一個。 但他卻是一位有深度的佛法宗教哲學家，是經得起宗教學術界考驗的佛教領袖。 幾年前，我讀了Donald S. Lope，Jr. 的(<佛學與科學>)一書，我對達賴更加欣賞。達賴對達爾文的演化學瞭如指掌，對生物複製的倫理問題(biological cloning)討論得頭頭是道，且充滿了憂慮，並對科學知識的極限（limi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十分了然。最近，達賴喇嘛與著名美國心理學家Paul Ekman的一次對談時，Ekman提起達爾文對慈悲（compassion）及道德的觀點，與達賴的觀點有「神奇的一致性」（amazing coincidence）。在達爾文的 (<人類的由來>)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人類最高貴的德性之一，即『慈悲心』（compassion)， 乃源自人類演化出的同情心（sympathy），然後經移情的作用，更進一步演化出『同理心』(empathy)及『慈悲心』(compassion)，然後『同理心』及『慈悲心』從人類會擴散到所有知覺的生物（sentient beings）。」當Ekman給達賴念了這一段達爾文的章節後，達賴的回應是，「我知道。我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 當我看到這一段時，我禁不住拍手叫好，更加地敬佩他，不是因為他的宗教，而是因為他的心性、哲學，及對真實宗教信仰的認知。

自1992年後，我常以能有機會和達喇嘛見面、對話，當作自我調侃及對外「吹噓」的玩笑話題，主要是因為他曾把他的手放在我頭頂上，而且口中唸唸有詞， 拍了我頭頂兩下。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灌頂」祝福吧。當被朋友揶揄時，我常開玩笑地搬出，「你們小心點，我是被達賴喇嘛灌過頂的人耶！受活佛保護的人耶！」說實在話，我對藏傳佛教或灌頂的意義不是很清楚，也不相信；對台灣所謂世俗「寺廟信仰」的求神問卜及各種迷信，更有話說。

可是，今天，我要坦誠地承認，從生態、演化學的探索、從自然地球宇宙的奧秘、從生命意義的思索困惑、從科學的可知及不可知、從科學與心靈的互動關係、從達賴喇嘛的想法、從人的條件、從我生命的體驗，我要重新擁抱宗教的信仰，重新成為新人，每天感受到上帝般（Godliness）心靈的神聖性，不再懷疑。

當今，人、生命、自然、地球、及宇宙的奧秘，科學已知的比一粒沙還小，一粒沙涵蓋的真實也未必全然是真理。未知的是整個無邊的宇宙。我也不再期待從科學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我必須從宗教信仰、人文、哲學及藝術得到答案。科學家，問一個明確的問題，要求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不幸地，人及生命的問題，大多得不到明確的答案。在這混濁虛幻難分的世界中，我們渴求事實真理，才知我們所知是如此渺小。現在，上帝存在與否，科學是否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已不是我成為有神論者或無神論者的藉口。宗教信仰指出人生和生命的目的及意志，不受物理世界法則的約束。信仰不是只崇拜上帝，或上教堂而已，或盲信聖經；宗教信仰的情愫來自包括感受對自然地球宇宙的敬畏、奧秘、驚嘆、神奇及壯闊的心靈接觸，體認自我的渺小、謙卑，愛人與被愛的渴求美妙，伸手擁抱傷心受苦的人群，投入參與重建不公不義的世界。

我一生在不同世界的經歷，讓我感受到心靈世界與物理世界是難以劃分；奇蹟般事件與理性分析是可以相容。心靈世界與物理世界各自有其迷人震撼的力量；奇蹟般事件與理性詮釋也各自有信仰奧秘之美。科學已不再是阻礙我相信宗教信仰的障礙。有了這樣的宗教信仰，在這混濁虛幻、是非難分的世界中，讓我心情平靜、知足、感恩、快樂。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7)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樹欲靜，而風不止。

從巴西回來後，我很高興以後就可以全心繼續投入在教學研究，及核能、生態的關懷了，但接踵而來的1992年底的第二屆首度全面立法委員的選舉卻打亂了我所有的規劃。回到台中後，我就被捲入協助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選舉中。我參與1989年立委選舉時，代表民進黨參選人只有兩位，只當選一位。但經過三年後的台中立委選舉，雖然應選名額只有四名的局面下，民進黨內躍躍欲試的候選人，一口氣冒出了四名戰將：洪奇昌、劉文慶、陳陽德及紀萬生。但明眼人知道四位全部當選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能夠與國民黨平分秋色，當選兩名席次的話，這就算做一大勝利了。但台中民進黨部不從政治現實的考量，只為了息事寧人，不做壞人的心態，竟然同意全部四名戰將披掛上陣。國民黨看在眼裡，也耍了一招陰謀，故意提名三位候選人，聲稱「禮讓」一席給民進黨，其目的是為了誘使民進黨及選民，全力鞏固洪奇昌的選票，而使國民黨三名候選人都能順利當選。我既參選過立委，又現為國代，過去受到各方人士的協助輔選，現在為民進黨同志輔選，我實義不容辭。

民進黨四位候選人的背景、理念及派系迴異。他們相繼地投入了選戰，個個鬥志高昂，個個都充滿希望，各不相讓。這種過份樂觀的態度，看在國民黨的眼裡，心中暗爽。

到了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從台南轉戰到台中，時任立委洪奇昌的聲勢，如日中天。我開始擔心，如果選民真地集中選票投給洪奇昌一個人的話，不是重了國民黨的計謀嗎？我在情急下，為了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就向黨部建議，以「望二不難」，「自動配票」向選民訴求配票給洪奇昌和劉文慶。為什麼洪奇昌及劉文慶？因為從輔選的過程及民意的反應，以及我個人的評估， 陳陽德及紀萬生的當選機率不高。但台中民進黨部對我這項建言，只說黨部基於中立原則，一視同仁，還是依舊以一貫不得罪人的態度行事，把政治當人情來運作。 看著黨部人員，我不快地說：「黨部不敢講配票，我講。」

但我的建議都受到所有候選人的抱怨及反對，並受到不少人的攻擊。為了政黨的整體利益，心中知道我只能走自己的路了。為了使自動配票更具號召力，我說服了台中大老張深鑐、省議員何春木、及前台中市長陳端堂發表緊急聲明，並刊登於報上。同時我也鼓吹學界緊急呼籲，要求台中市的選民支持洪奇昌及劉文慶，以便開創台中市反對運動的新頁。從政治的常識，這種作法是一種個人政治生涯的自殺行為。但當時，我只從台灣民主運動的觀點及政黨的利益思考，其餘的，我也不在乎了。

選舉結果，果然，洪奇昌和劉文慶均雙雙高票當選。這是在台中市立委選舉中，第一次與國民黨平分秋色，並從過去百分之三十的得票率劇增到接近百分之四十。

但選舉後，接踵而來的是無數對我的攻擊。紀萬生認為公開支持兩特定候選人，係「公然殘殺自己同志」，擬採法律行動。美麗島系支持的陳陽德也對我抱怨連連。但我也不想去向他們解釋說明。媒體還為他們叫屈，「雖然二屆立委選舉已落幕多時，唯此間各派系與林俊義之間的心結，卻一直沒有化解的跡象，也不知是林俊義不知道已得罪人，還是沒有時間去向他們進行說明與解釋，反正是迄今兩者都還未有過接觸，導致批評他的聲音不斷出現。」

選舉確使很多人瘋狂失智。過去，我曾兩次作為候選人，我知道所要面對的各方壓力及選舉的奧步；這次，我更清楚地看到選舉期間，黨內黨外候選人彼此間的爾虞我詐、鉤心鬥角、明爭暗鬥的伎倆，令人心寒。

台灣的選舉，好像與政治哲學的道理與民主的規範背道而馳。瞭解三次大選的實況，我心知肚明台灣政治選舉的黑暗與齷齪。自1989年後，整個選舉文化每況愈下。地方派系、政黨派系、地方家族、財團勢力、政治人物的背景、動機等形成選舉文化的雜碎物，使台灣民主的健康發展障礙橫生，困難重重。對國民黨而言，任何的選舉其實就是官商勾結、黑白共治的既得利益團體的保衛戰，因此以金錢綁樁、利益輸送、賄選抹黑已是選戰勝選的不二法門；政治人物的心中毫無政治的信仰，油腔滑調，謊言連篇，亂開支票，只把民主掛在嘴邊，任令民主的真諦越腐爛，越有利。對民進黨而言，年輕的世代，大都未經壓抑的年代，憤怒的歲月，及民主運動的洗禮，因而培養不出堅實的政治信仰，及忠實於台灣未來的民主目標。在這價值錯亂的年代，我實在對台灣民主的前景，不抱樂觀的態度。直至今天，台灣的民主，仍徒有選舉的道具，但毫無民主的內涵。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8)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1992年底立委選舉結束後，接踵而至的是1993年台中市長的選舉。
台中市自1954年至1992年間十屆的市長選舉中，除了兩屆由無黨籍候選人勝選外，餘皆由國民黨候選人包辦。地方縣、市首長的選舉是國民黨必會用盡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綁樁、賄選、違法的奧步，以求獲選勝利，原因是，一旦當選他們可以運用各種行政的資源，透過行政手段，貪污舞弊，土地重劃，熱炒地皮，官商「合夥」而獲取暴利，又因台中市是台中縣、彰化縣及鄰近地區吃喝玩樂，花天酒地及黑道的大本營，因而非法行業的休閒場所、浪漫旅館、KTV、柏青哥、PUB酒吧、電玩場所到處林立。

不是2010才突然地發生台中市翁奇楠槍殺案，大家才驚嚇地發現警察與黑道在同一家辦公室「辦公」。其實幾十年來，台中官商勾結，黑白共治，派系共存，上至市長，正副議長，市議員、官員等與財團，色情、吃喝玩樂的業主等已編織出一密密麻麻的利益共生網絡，如同黑手黨一般；所以此時此地，民進黨要選贏國民黨的市長選舉，如同以卵擊石，除非派系倒戈，選民覺醒，否則幾無可能。

立委選舉後，距離1993年底的台中市長選舉雖還有十餘個月的時間，但國民黨與民進黨間就陸續展開攻防戰。民進黨也挾去年立委選戰大獲全勝的餘威，頻頻叫陣，喊出「換人做看看」的口號，使選舉的煙火提早瀰漫開來。有意問鼎百里侯寶座者，亦暗中較勁不已。.

我心裡清楚，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終究會落在我的肩上。當我回到寧靜的東海校園後，夜闌人靜時，我不得不面對參與市長選舉與否的抉擇。政治這一途決不是我人生的規劃，也與我的性格迥異；人文信仰及理想認知，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在國內墮落的政治選舉文化下，從事政治必須與人成群結黨，同流合污始能生存，但我堅持獨來獨往，婉拒參加民進黨內的派系，知道一旦參加派系，就很容易失去自己。前中時晚報記者胡永芬曾天真無情地描述我為，「心懷浪漫的鬥士，但在從政路上顯得又臭又硬」。連記者都受不了，何況是政治人物、官員。過去兩次的選舉也因無派系的支援，讓我吃盡了苦頭。多少人也勸告我改變、妥協。我自知，不是我不能改，而是我拒絕失去自我。 我心知肚明，市長的選舉有別於立委國代的選舉；市長的工作比立委國代更辛苦，壓力更大；市長的角色與國代立委不可相提並論.。我還要捲入這一癱渾水嗎？

想想過去，每一個生命的轉捩點，我似乎毫無選擇地必須孤獨地做出我的決定。原因是，雖然我很想聽聽別人給我的評估，但我無法聽到一些真正誠實的意見。 絕大多數我請教過的人，都只會慫恿鼓勵我參選一途而已。但我內心的世界，誰會瞭解？經過一段孤獨的思考、沈澱，我終於做了決定：如被提名，這次市長選舉，不管勝敗，都是我最後的一役。

為什麼決定參選？為了考驗自己？ 或是為了進一步去體驗「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表達內在自我的需求，實現生命多樣豐富的經驗？或是不信正義喚不回？我雖無法回答，但內心呼喚著我必須走完這程最後的道路：立委、國代後，最後市長的選選。與太太溝通，告訴她，這是我最後的一次的選舉。 她默默地聽著，看著我，眼角閃爍著淚光，只說，”go ahead，” 轉身走入臥室。 我心中絞痛，因為我知道她真正的想法。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89)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1987年解嚴後，論道理，被壓迫的人民一旦被解開枷鎖，整個社會應有民心思變的期待。難道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會投票給國民黨嗎？不幸地，1989年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許榮淑竟以七萬多票之差，敗給林柏榕。1991年底第二屆國民代表選舉，我雖當選，但我也對民進黨的得票率及當選席次，感到失望。我心中不得不對台灣人及其文化感到迷惑。我雖無法釋懷，但擺在眼前的證據，我也無法否認。到底，我對選舉結果對台灣人的失望，是我的問題？或是台灣人及文化的問題？時至今天，我一直仍無法釋懷選民佔有百分之85的台灣人，竟會選輸選民只佔百分之15的外省籍的民主現象？毫無疑問，我們應當好好反省台灣文化及台灣人的問題，而自我發動一文化維新運動才是。如果國民黨作票，買票賄選，因而可繼續執政，耍弄台灣人的憨直，不屑民主及台灣的未來，我不得不廢然長嘆，台灣人啊！堂堂正正有尊嚴的台灣人，何時出現！

經過兩個多月民進黨的提名程序，我被提名參選中市市長的選舉。

提名後，整整6個月的時間，我把渾身的意志，全心投入了選舉。我與選舉的團隊日以繼夜的規劃選務，從後援會的成立，辦理各區里座談會、募款餐會等傳統選戰策略外，我們推出各種戰術，如到支持者家，及眷村主辦市政討論會等。幾個月下來，聲勢浩大，引發了對手林柏榕，以最惡毒的手段，有計畫地不斷推出彩色文宣，以我太太為外國人，侮辱她及我全家，說她只會講幾句台語來騙選票，說我隨時會和太太一起「浪港」（隨時逃離），憑空捏造我是「投機政客，醉心名祿，背信毀誓」等，並在最後幾天，大肆買票賄選，法律視若無睹。國民黨對太太的人身攻擊，使她對台灣人及文化，無法接受。我怎麼安慰，她也不想聽。

在選舉前的一個深夜，當我們到家後不久，寧靜漆黑的東海宿舍，突然我看到門外幾個人影，悄悄地敲門。我出去開門，門還未打開，兩位穿西裝的人就急著進來。我一看，知道是前經介紹過的中部兩位營建大亨。坐下來後，很客氣地道歉突來深夜的拜訪，「恭喜您，市長。我們相信您一定會當選。」講完後，馬上攤開兩份台中街道圖，指著畫好紅色的街道，希望將來都市重劃細節時能幫忙。當他們還未提到後續的支援捐獻細節時，我馬上對著他們說，「對不起，我對台中市政還不清楚。謝謝你們，」就請他們出去。我提這件事，主要是要說出，財團買下候選人是家常便飯，藍綠通吃。在選舉前，這樣的動作，我還懷疑可能是一個陰謀？ 長久以來，大家都知道台灣選舉的齷齰事實，及大小財團與政府的黑幕關係。馬先生在各種選舉背後的錢財醜聞可能比陳先生更多，但他可透過黨政的黑手，讓他清潔溜溜。今天，財團已是政府了。民主主義(Democracy)已變成富豪主義(Plutocracy)。選舉前和選舉後都一樣嚴重。

選舉結果，我以5萬多票之差敗北。當晚，在很多人的反對下，我即宣布退出政壇，從此不再參選公職。當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安慰我說，「就把選舉當政治運動吧，謝謝你！」我對政治雖有一份理想，但政界絕不是我的生涯規劃，我很感恩地把它們當作政治運動外，也當作無價的生命經驗，豐富了我對人，對台灣，對台灣政治的認識。我個人毫無遺憾或惋惜。 三次選舉的經驗，一次一次加深我對台灣選舉文化及民主的失望，但對台灣未來民主，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憧憬難以忘懷。

21年後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但我一直感嘆著為什麼這一套的反民主的選舉制度會長存到今天，仍一成不變，讓人民看透了無能、無恥的國民黨也可以持續執政？讓台灣的司法墮落？教育政治化？民進黨成立至今已四分之一世紀以上，可惜慢慢地把這一套的選舉制度視為當然，讓政治人物不斷把玩至今。幾十年來，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灣的選舉是民主的道具而已，改變選舉制度，才能充實民主。不僅是防杜貪污賄選，而是改變制度。制度的改變，貪污賄選始能式微。

今天，美國年輕人開始改變過去生態環境運動的策略，喊出並推動「改變制度，不是改變氣象變遷」的策略 (Change system, not climate change)。它們知道只能在改變制度後，氣象變遷、生態危機始有改善的可能。改變或革除不公不義的制度，不公不義的細節始能改善。雖然改變制度是十分艱鉅而冗長的過程，但沒有這樣的認知、理想及行動，人類的悲慘世界將持續不斷，永遠掌握在獨裁者的手中，不在人民。

我坦然接受敗選，但對林柏榕以歧視外國人的心態侮辱我的太太及家人，使她鄙視台灣人及台灣文化，是我一輩子很難原諒他的。他們的惡質人性及選舉行為，是集體對台灣人的侮辱，我很不齒。林柏榕自稱篤信佛教，他心理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0)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台中市長選舉後，我全身解放開來，心理準備重新回到寧靜的校園生活，思考今後生命的走向。有一晚上開完選舉善後會議，從台中回到家時已近清晨兩點，進門後，看到餐桌上一本厚厚翻開的相簿，雖累，想是晚上太太和孩子翻看後留下來的。好奇地，我坐下來瀏覽一下，都是孩子們的照片；看著看著，眼角開始潤濕，翻著翻著，看到一張三個孩子擠在太太兩旁，聽她念故事的照片，孩子專注會神的表情，老大卻在挖著鼻孔可愛的樣子，我再也無法控制情緒，砰然一聲，嚎啕大哭，驚動了太太從臥室中出來。我緊抱著她，不停地抽泣，不停地說，「I am sorry，I am sorry.”她一句也沒說，轉過身回到臥室。我落寞站著許久，轉身走到浴室，準備刷牙就寢。當我打開櫃子找東西時，發現一小藥罐子，上寫著「valium」（一種精神鎮靜劑）。想到她這幾個月來，瞞著我，借著鎮靜劑度過選舉的創傷，我都無法照料她，呆坐在浴室的小板凳，淚水不停地湧出。

第二天早上早餐時，她還是怏怏不樂的樣子。昨晚發覺她需賴藥物熬過痛苦的選舉經驗，我一再地表示歉意。「你知道來到台灣後，為了你，我一直學習中文，也學習台語，我也一直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還未說完，我已無法自制。她的中文、台語不像你我的流利，但她出去可以與人溝通；她選擇到傳統的建國市場買菜，當老大西濤擰著鼻子，拒絕進去，她會罵他這是不禮貌的行為。她學會傳統台菜，鹹菜豬肚湯、魷魚冬荀湯、掛包等等，樣樣逼真。但過去我一直把她的努力視為當然。「我已無法忍受你們台灣的選舉文化了。」她也開始哭著。這是她在我面前，第一次說出「你們」兩個字時，我更感受到這次她所受到的創傷之深。我過去抱著她，彼此相擁，泣不成聲。我心中已知道再怎麼道歉，無濟於事矣。「暑假讓我們帶Christopher（ㄠ兒，西洛）回家吧。」我哭著說。

異國婚姻的文化衝突，男方總是把自己國家的一切文化視為當然，要求適應的是對方。但這次太太受到的侮辱及創傷，我知道都是因我們劣質選舉文化的結果，是我的錯。25年的婚姻生活，她與我到非洲，來台灣，堅忍地接受兩地全然歧異文化適應的挑戰，從未抱怨，又以普世偉大的母愛精神扶養教導出三個充滿愛心，又盡責獨立的孩子。想到過去，我都把她視為當然，未曾用心扶持她，任令她上下浮沉，承受身心的痛楚。直到今天，我們的分離是我生命中的最痛。

暑假一到，我們終於能在一起遠離台灣是非，來到寧靜賓州鄉下太太的老家與母親團聚。老大與女兒也來賓州與我們相會。每次來到岳母的家鄉，我都有一次心境淨化的作用，可以和孩子享受屋外的大草坪上踢球摔角，散步在廣闊的樹林中，吃的都是從自家菜園現採的新鮮食物。我可以感受到孩子的自由快樂的心情。太太似如魚得水的忙來忙去，與母親似有談不完的話題，反而我有不適應的感覺。

來美前，我也安排到哈佛大學Stephen J. Gould的實驗室，以一個月時間參加他們每星期的討論課，並上他的演化學課。Gould 教授是我印大研究生時，就很敬仰的一位古生物學演化學教授，學界尊稱他為演化先生（Mr. Evolution），著書無數，是自然科學家中少數滿懷人文關懷的學者。我希望參與Gould 教授與研究生討論課，及聽他的課，主要目的是希望能重新感受我研究生時代學習的氣氛與興奮，希望激發我重新對學術教學的熱情，回東海後全心注入教學的工作。

我們在岳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後，全家快快樂樂的北上到波士頓。自1975年太太隨我回台後，全家一起在美國的機會只有兩次，一次是在1984年我被國民黨放逐三年時，最後一年我們在夏威夷的時候，和這次在岳母家及在波士頓近三個月的時間而已。到了1994年，我們長達25年的婚姻中，她在台灣與我住了21年多。現在想起來，我都會哽噎難受的心情。這次三個多月來，我雖觀察到太太快樂愉悅的心情，讓我安心點，但從她的眼神，我可看出她那憂鬱不快的心情仍在。 我想安慰她說，「回去後，就讓我們平靜的生活吧。」但她卻不想多談，我也不敢多問。

1994年8月，我們送走老大及女兒回校後，我們帶著西洛，又回到台中東海大學。

社會的動盪變遷，我可感受到烏雲密佈，風雨欲來的感覺，但自己生命未來的動盪變卦卻無法預料。


請聆聽我們孩子的聲音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過去一年半中，我在<新頭殼>網站上，已發表了90多篇的「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 即將結束之前，我必需告訴讀者自己的一件私醜事，為什麼我會寫自己的故事。
談自己，我總覺得怪怪的；寫自己，心中總有一種排斥感。我也自覺自己也不是什麼成功的榜樣，可以為我自己寫回憶錄。事實上，對任何政治偉大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我總有一種排斥感。

我這種排斥感， 首先來自科學、政治、歷史哲學家Karl Popper 的啟示。他在一部鉅著<.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1954）中曾說，”Civilization is to survive, we must break with habit of deference to great men. Great men make great mistakes.”（文明如要生存，我們必須拒絕對偉人崇敬的習慣。偉人製造重大的錯誤。）換言之，世上實在沒什麼偉人，有的話，都是編造出來的。特別在民主的社會裡，政治人物都是我們選出的僕人，包括總統等。退休後，這些政治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絕大部分都是吹噓自我的偉大。在西方民主社會，任何人的傳記或回憶錄總是會受到不時的評論及批評，難以蓋棺論定。

但在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是永不作錯的偉人。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或蔣介石永遠都是偉大的人物。批評他們還會遭受到牢獄、殺身之災。我雖未入牢，卻受到放逐三年黑名單之禍。

在一生忙碌的生命中，我未曾想過寫傳記的念頭。但為什麼我會在退休後，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呢？

2002年中，我在西非甘比亞共和國擔任大使時，我的三個孩子及老大的未婚妻來信，要來甘比亞看我。我求之不得，高興地歡迎他們。這是他們第一次訪問非洲，老大是出生在非洲肯亞，兩歲多時才離開，所以他特別感到興奮。我也特別安排他們到各種不同的景點，及難以到達的地方，讓他們多瞭解甘比亞。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餐後，大家聚在臥室的沙發上聊天。突然，我的大兒子正經地說，他們要向我訴說他們梗塞在心中多年的話。我還不解地說，「什麼大事啊？」大兒子西濤顯然有備而來，「十多年來，你和媽媽分手離異的事，你都未曾跟我們提起，好像跟我們孩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西濤突然站起來，聲音突然變調提高，「你以為和我們孩子沒關係啊，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啊！」我被大兒子突來的動作及控訴，還來不及回應，西濤卻激動地大聲抽泣，指著我咆哮，「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啊！你有沒有向我們提過，你有沒有向我們解釋過？你們的關係對我們不重要嗎？」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把這件傷心事藏在心底，知道問題的癥結是我的不是，是我做錯了事。1997年，太太帶著老么西洛離台回美後，西濤、西湘已離家赴美就讀大學，零丁一人，忙著市政，我向誰訴說？向誰解釋？

聽到西濤的控訴，看著西湘及西洛頻頻拭淚，頓時讓我覺醒，多年累積的悔愧不應僅是對我太太而已，而我也曾一再地向太太道歉過；但一直未向孩子溝通過，更無道歉過，因為我想西濤和西湘已成人了，他們應當瞭解。聽完孩子的控訴，我不禁淚流滿面，仰頭說，「我把你們都看成大人了，爸媽的事是我們的私事…」話還未結束，三個孩子突然一齊站起來，大聲地說，「是我們的事，你把我們當成什麼啦！你知道我們的感受嗎？」經他們這一指點，我更感到愧疚。把他們當成大人看待，把爸媽的事當私事，就不溝通道歉？ 這是多麼幼稚自私無情的想法啊！正想說出我的懺悔，表示我的歉意時，西濤更大聲向我咆哮，「你把我們當成你的孩子嗎？我們是一家人嗎？你向我們道歉過嗎？」 這時我淚流個不停，無言對著他。

「還有，」西濤從沙發椅再站了起來，對著我說，「我們在家時，你整天忙來忙去，我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你向我們說過，你在幹什麼嗎？」

這時，對著孩子，我再也無法自持了，滿臉淚水抽泣地說，「我錯了，讓我在這裡向你們道歉。我現在知道這麼久來，你們的感受了，真的太對不起你們，」我還是哭著，「至於你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也是我的錯，我答應你們，我退休後第一件事就是寫我的一生給你們知道。」

講完後，淚水更難抑制，但我卻感到十多年來鬱積心中的塊磊頓時散開，模糊中看到我的孩子都向我走過來，我們自然地擁抱一起，哭成一團，縱情地發洩心中的塊磊，如同心理療法學中的洗淨作用(Catharsis)，把我與孩子間長期積存的抑鬱不平之氣，清洗殆盡，把我與孩子的關係再拉回來。 從此，我與孩子彼此間的感情再不能更融洽了，我也不再向他們說教過，彼此像是兄弟姊妹一樣。

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教訓，我很高興孩子們有如此開放明智的個性給我上了生命重要的一堂課。 我們這一代都有太多文化的盲點，都把自己的價值、思維、行為視為當然，倚老賣老；說實在，我們亟需年輕人給我們上至少十四堂的「文化盲點」的課程，讓我們拋棄過去習慣的價值，回應當下現實的挑戰，台灣的歷史才有改變的一天。

2008年退休後，我開始斷斷續續撰寫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事與願違，一拖再拖。
幸賴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和蔡明雲編輯的催促及包涵。及 <新頭殼>部落網站上每週必登一篇的壓力，逼著我終於在2014年三月底完成，履行了我給孩子的承諾。對我個人而言，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謝謝我的孩子！。

完成時，正值318反服貿佔據國會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人在海外，每日關心學生及國家未來安危，目不轉睛，時時刻刻盯著電腦網路上新聞的發展。心中無比雀躍，一代新人換舊人，一代勝過一代。

謹以自己個人的私醜事，建言我們這一代的人，請聆聽我們孩子的聲音。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1)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回到東海校園，我開始規劃從此將遠離政治的是非，安心地教學研究。我告訴太太我的想法時，她只笑笑地點頭，也未做任何的評語。二十多年來，我們的生活從未如此平靜規律過。她雖比以前沉默多了，但與校園鄰居的活動卻十分活躍，可是她憂鬱的眼神一直讓我擔心。每次提起，她總是怪我多心。我用盡了各種方法，讓她與我分享她心底的思緒。但她總說，「沒事。」有一晚上，我們躺在床上閒聊，我說，「生命是脆弱而易受到傷害的 (vulnerability)…。」我尚未講完，她馬上衝著我說，「你有嗎？」我停頓了許久後說，「我怕失去你。」她突地坐起來，面對著我「你要我相信你嗎？這麼多年來，你的工作都比我更重要。」我落寞著，不知如何回應，好像說yes也不對，說no也不對。聽她堅定說話的口氣，我相信她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

終於生命無法預測的事發生了。

1995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陳師孟的電話，「俊義兄，陳水扁市長希望藉助你的長才協助台北市的環保工作，希望你不要推辭。」我馬上回說，我必須和我太太商量。

這件突如其來的事，此時此地，茲事體大。當我與太太才開始適應校園平淡的生活，當我覺得與太太緊張的關係開始鬆綁的時候，不管這件事情的選擇如何，都將攪亂我們未來的生命。我的直覺反應是進退維谷的窘境。但當我告訴她時，她卻以很高興的表情說，「好啊，這不是你要的嗎？」沒有聽到她反對的期待，我確有一份失落的感覺。我真希望她給我一個堅決NO的決定，使我不再猶豫，此時，我的心情更感複雜，帶著疑慮，我問，「你真地這麼想嗎？」我想確定。「是啊！你不是關心環保問題？你不是一再地抗議台灣的環境生態問題嗎？這不是你可以發揮的機會嗎？」我還來不及回答時，「Really，go ahead.」她說完，就走開了。我失神地站著，她那堅定的鼓勵卻讓我感到難過，好像什麼事會發生似的。

再度，我必須做一個抉擇，知道它將神秘地擺佈著我未來的生命。 經過一個星期後，我終於做了決定，同意以兩年的時間為限，進入北市環保局工作。當我告訴她我的決定時，”Well, it is your decision，” 她不帶感情地說。

10月17日是環保局長交接的儀式。 太太也很樂意地同意參加，讓我十分高興。陳水扁接任台北市長從國民黨手中接手才短短十個月的時間，環保工作百廢待舉。第二天開始，我的生活進入了每天備戰的狀態，十分辛苦。但我很高興，在兩年的努力下，把台北市被媒體指責為惡劣骯髒的都會，變成一清新、乾淨、舒適的環境。特別，我把局內同仁視為不可能的任務，逾半市民不贊成的政策，「垃圾不落地計畫」，順利完成，成為全國競相模仿實施的政策，並被「讀者文摘」派員訪問，讚譽台北市能在短短兩年變成「綠色生態的都會」。

工作一年多下來，日以繼夜的工作，很少回台中與太太孩子相聚。有一天，他來電哭訴，他已無法接受我，希望帶著西洛回美。我心中的恐懼終於成真。我一再地挽留她，心中知道已無可能。一天下午，我到機場送行，一看到西洛，我就痛哭流涕，抱著母子，一再地抱歉，一再地要她原諒我。看著他們離開，我心如刀割。

就在這樣難忍的心理狀態下，我用工作忘掉一切，熬過約兩年的時間，我終於向陳水扁市長提出辭呈，回到台中。第一次，孤獨一人，進入空空蕩蕩的家，我已無法自持。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2)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生命的過程要求無數的選擇。 一旦做了一個選擇，未來生命的走向就不是你可以規劃或掌控的。那些所謂「偉大」人物都自誇自己的成就都是生涯規劃的結果，你信了他們就害了自己。中市市長選舉後，我宣布退出政壇，決定回到寧靜的校園，做好我教學研究的工作，做一位好丈夫，好父親，結果事與願違。這是我一生中學習到最深刻的生命教訓之一，體認到生命的奧秘及命運的存在，使我謙虛，不鐵齒。1997年8月，我從台北市政府辭掉環保局的工作，也是生命中的一個選擇，再度決定回到校園希望做好我教學研究的工作，結果再次地事與願違。經過一段東海孤獨安靜的學術生涯，藏在心底深處哲學的呼喚，及家的思念開始萌動。老大西濤、老二西湘離開台灣到美上大學後，我未曾抽空去看過他們；老三及太太離開後，也一直想念他們。沒有一個家的自足，愛的滋潤，生命的意義似乎懸在半空中，無法著陸。

1999年暑假開始是我東海大學6年一次的休假年，我很興奮地規劃這一年休假的計畫。首要的計畫是到支加哥，盼望挽回失去的太太，及關心老ㄠ西洛、西濤及西湘的生活。我特意安排在支加哥附近Evanston 的西北大學哲學系作研究，方便與他們常有見面的機會。

這一切的規劃全然事與願違。幾次與太太的見面溝通的結果，我非常難過，知道挽回修好的可能性幾乎是零。幾次見面後，她也拒絕與我再見面。與西洛的見面及關心也令我辛酸、慚愧，愧為丈夫，也愧為父親的角色。但我仍決定留在Evanston以研究讀書麻醉自己，希望至少西洛有時間時會常來找我，一起聊天吃飯。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最低潮、落寞、傷心的藍色時期。生命中令人仰天長嘆，低頭泣涕的遺憾事千萬種，但涉及愛及家的憾事，最令人難以自抑。

生命由我不由天？是嗎？不可能發生的事再度發生在我的身上。

1998年陳水扁市長以優秀的市政成績及民調高達80%之支持度，爭取第二任市長選舉，竟遭落選。生命的落敗竟變成他生命的轉捩點，使他有機會參選2000年第十任的總統大選。生命事是難以預料的，陳水扁市長決無法想像，支持馬英九當選市長的選民不以「選賢與能」方式，扭曲民主的結果，竟是送上阿扁總統寶座的「支持者」。每個生命的變動可以影響到的其他無數的生命，如同自然界中萬物都相互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里程碑，自1950年代以來，無數台灣民主鬥士前赴後繼的投入民主運動，表面上台灣人終於當家作主了，但骨子裡只是民主發展艱鉅工程的一小步。在遙遠的海外的我，孤獨默默地與無數國人深感振奮、驕傲。但心底深處，佔據大部的心思是我生命的落寞，不是台灣政黨輪替的喜悅。

2000年4月，有一天我接到從台灣來的一通的電話，嚇了我一跳，又是陳師孟教授，「林教授嗎？我是陳師孟。你被推薦為新政府環保署署長最佳人選，歡迎加入新團隊….，阿扁總統會再親自打電話給你。」「師孟兄，我不行，我不行…」我結結巴巴地說。「以前你批評國民黨的環保政策，現在是你發揮的時候了。520快到了，趕快回來吧…，拜託你了。」電話掛斷後，我坐著發呆許久，醒來後急著聯絡市府好友林嘉誠，請他轉告阿扁總統，我實無心力應付環保署的重擔。「這怎麼拒絕呢！」他的口氣毫無轉圜，「你自己向他說吧。」我坐著，獨自發呆，向誰訴說呢？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3)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2000年5月20日是台灣歷史的里程碑。台灣人民在長期前赴後繼的民主運動下，不可一世的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不得不將國家的權杖交給民進黨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我坐在面對凱達格蘭大道觀禮台的座位上，腦海裡浮現出1975年回台前，我向印大的朋友激昂地預測5年內中國國民黨一定消失的論調。25年過去了，終於看到了國民黨交出了政權。此時此地，心胸澎湃，思緒泉湧，眼眶不禁紅潤了起來。不幸地，歷史的殘酷無情，就是你看不到它的未來。

我一再地強調，人的命運是不斷抉擇的結果。抉擇的動機、方法、手段的不同，相信會造就每個人不同的命運， 生命終究是公平的。一旦抉擇之後，生命的走向難以預測。我兩次抉擇的結果竟把我與阿扁兩條平行的生命線在1985至1987年短暫的交觸後，在毫無前兆下，又在2000年再度銜接在一起直至2008年。

2000年5月20日就職環保署長5個月後，我已受不了立委關說的包圍，或大小財團老闆的拜訪、邀宴。當時前朝留下了兩個鉅額預算的規劃案，一是，在全國各市鎮建造35座垃圾焚化爐；二是已執行一年的電動機車補助案。經仔細分析後，我與同仁都認為全台的垃圾及廢棄物量頂多需要20座焚化爐即綽綽有餘。這種以公共建設為由，行地方民代、官員等貪贓圖利之實，這種貪污是國民黨一直沿用至今的伎倆，作為鞏固政權的方法之一，因此，台灣的任何公共建設都是偷工減料的豆腐渣。

環保署編列7億的預算，以每部5萬元的電動機車政府補補助消費者3萬元，以鼓勵響應綠色環保的計畫。這聽起來正當性十足，又賺取綠色環保政策的美名。但事實是，當時電動機車的電池技術尚未成熟，及充電設施尚未建立時，整個政策是少數機車製造商與民代，利用綠色消費者支持綠色機車政策，以謀取政府補助款的大騙局。很多綠色消費者花了錢買了電動機車後，才發現電池動力持續力不足，用不到半年電池必須更新，又有充電費時，無處充電的困境。好心消費者不到半年發現受騙後，投訴無門，自認倒楣。我要稽查人員調查廠商售出登記的資料後，在高雄地區某一倉庫發現囤積400多輛，以人頭購買的新機車，足足騙取了政府1200萬元人民的血汗錢。民代逼行政機構編列預算，與不肖商人狼狽為奸，騙取人民的善心及金錢。這種民代，官員與商人合作騙取人民的荷包，至今仍司空見慣。

當我要署內同仁重擬垃圾焚化爐政策，及減少補助電動機車計畫案後，鬼門關大開。不肖民代、廠商、教授急著出籠，譴責政策之不當。我都一一親自與之分析討論，以理性作政策的辯護。結果，民代都以預算為要脅，廠商都以私宴為餌。我只能搖頭嘆息，感嘆台灣的「民主」自由。最讓我受不了的是竟有民進黨民代向我說項，並堅持以預算為要脅。

經一番思考，我就向阿扁總統提出轉換跑道作外交工作的可能性，希望他能派我到外交官不願意去的非洲國家作代表。他聽了後，不解地說，「你瘋了，你去非洲國家幹什麼？」我還來不及說明解釋，他就向我揮揮手說，「好好作你的環保工作好啦！」我無法告訴他我內心的想法。1970 年時，我在非洲肯亞做志工時，我有一神秘的經驗，我的命是由一肯亞人救回來的。心中一直希望在退休時能到肯亞再做志工。 如果，我能到非洲一邊作外交，一邊幫助他們，多好啊！

經總統否決後，我只好在環保署繼續工作。沒想到奇蹟的事情發生了。3個月後，竟然有一艘希臘藉貨輪阿瑪斯號，在墾丁海域擱淺，4天後，船身破裂漏油。這件油污事件的負責機構本是交通部的責任，但我聽到是污染事件就自告奮勇去瞭解情況，結果變成了在野黨的攻擊對象。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在此詳述亦無意義，但我完成除污工作後，負起政治責任，就自動請辭。這個事件讓我看到台灣地方政客、立委、村民唯利是圖的貪婪行為及媒體記者說謊、偽造證據的新聞報導，令我寒心。事實上，這種行徑是國民黨操縱媒體的常態，至今如是。

事件結束後，媒體都以惋惜的口氣爭相報導，我是被放逐到甘比亜當大使，而替我大抱不平。但我心中充滿感恩，人世間竟有心想事成的奇蹟？這是巧合，或是冥冥中的安排？這是生命難以破解的奧秘。

自1995年至2008年，我歷任五種不同政務官的工作，台北市環保局長，行政院環保署長，駐甘比亞大使，駐英國代表，及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委。對我而言，歷任五種政務官的職位並不屬於我的「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因為它們不是我自己生命造就的，而是被授予的。我只想撰寫「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來鼓勵年輕人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How to be），比什麼世俗的功名利祿(How to have) 更重要。我要在這個真實的生命故事中，告訴年輕人我學到的「生命教訓」（life lessons），希望他(她)們不要重複我的錯誤。我不想把這十多年政務工作的經驗寫下來，是因為我覺得這些經驗的內容與我要年輕人活出淋漓盡致生命（How to be vs. How to have）的動機，風馬牛不相干。

我不願意寫出有關十多年政務工作經驗的另一原因，是我覺得它們都已變成歷史了，沒有意義了。我不相信中國文化中強調的「歷史決定論」；我也不相信中國兩三千年歷史的真實；我也不相信以史鑑今，因為中國的歷史都是在重複歷史的錯誤，把不理性的歷史變成理性，把不合理的歷史變成合理。 我對歷史的功能也十分懷疑，Karl Popper寫了一本書，（歷史決定論的貧瘠），批評歷史決定論的錯誤及荒謬。Scott Anderson借他寫的小說< Triage>中的一個要角說，「歷史是人類最遭的發明。」（History is the worst invention of men.）。因為歷史都是統治階級的謊言。我只期待年輕人不能讓過去的「歷史」決定台灣的「未來」，更希望你們以「當代」決定「未來」台灣的歷史。

我後半輩子，做了三次重大的生命抉擇：一，選擇加入了民進黨；二，選擇加入阿扁市府團隊；三，選擇加入阿扁行政院團隊。這三次的抉擇卻顛覆了我的生命，讓我捲入了不同的政治世界，造就了我豐富多樣的生命，挑戰了我的能耐及心智。在這佈滿荊棘的道路上，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中，我還能堅持著年輕時所受薰陶的人文的價值及信仰。在退休後，不憤世嫉俗，仍保住人性至善的信心；老了，仍反傳統，反世俗，反流行，絕不隨波逐流，但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人與事，仍有脾氣起伏的陋習。

自1975年自美回台，到2008年8月退休時，我已70歲矣，從滿頭黑髮，不屑世俗的眼神，演化到百髮蒼蒼，平靜憂鬱的臉神。回顧這33年漫長的歲月，恍如隔世，看盡了人世間的虛實百態，只能以歷盡滄桑來形容。還能存活，何其幸哉，我只有感恩。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4完結篇）
Posted on 2014/05/06 by NameInWater
該是熄燈，謝幕的時候了。

今天，回想我一生的生命故事，我必須承認我與很多同儕的一代及父執輩的一代，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價值、不同的行為、不同的思考模式。結果我們的個人生命故事迥然不同。為什麼？我們雖都在台灣長大，但我幸運地逃掉了國民黨的黨國三民主義教育，填鴨式的背誦教育，及標準答案的考試教育，及中國文化的毒素。我因考不上高中聯考，而因禍得福，結果都在英文語言的教學課程中學習，改變了我的思維模式，學習到以人、生命為主體的人文教育，而未受到為宗族、民族及國家，為統治階級利益的洗腦教育。我因受西方人文教育的薰陶，鼓勵我探索生命的意義，瞭解自由的可貴，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隨著生命探索的經驗及科學求真的精神，深化了我洞悉中國政治文化「滿嘴仁義道德，肚子裡男盜女娼」的虛偽騙術；統治官場中「民為邦本，以民為貴」的騙術口號。我腦中毫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講是非，只重階級的奴才毒素。難怪政治哲學家Karl Popper提及，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民主是不大可能的。

Erich Fromm1976年出版的 一書預測了21世紀經濟及生態大災難的來臨。早期看這本書時，打動我心坎是書名，也影響了我很大。Fromm要表達的是生命有兩種生存的掙扎，以說明人文的精神。一是 「擁有」需求的模式，以物為中心，即集中物質、財富、權力擁有的生命。這種模式的生命導致個人、政治、經濟貪婪的罪惡，全球生態破壞，暴力戰爭的橫行；另一種是「珍惜生命」需求的模式，以人為中心，活在在愛、心靈、 知性經驗的分享，即”I am what I have”（好好珍惜生命的過程即是我擁有美妙的生命）。「擁有」需求的模式對個人、社會是破壞、剝削、壓迫性的；「珍惜生命」需求的模式是和諧、愛意、喜悅、繽紛的。

年輕時，從台灣錢錢錢的文化長大，及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氾濫下，我很難瞭解後者(to be)的意義及重要性。但經過半世紀探索生命及知性的經驗，我才慢慢的領悟到，為什麼人「擁有」需求的模式（to have）是今天戰爭橫行、社會不公不義、貧富懸殊、世界動亂的根源。人類如有未來，21世紀一定是「『擁有』需求模式與『珍惜生命』需求模式的鬥爭」。但對當今世界的觀察，我心中充滿悲觀。當代有識之士，一再預言警告氣象變遷、戰爭將導致生態危機及人類滅絕的未來，我雖無法見證，但未來的世代子孫將情何以堪？但願我的憂心是杞人憂天。

現在，我知道，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實在簡單，只要珍惜生命，愛惜時光，做一個不隨俗的人(non-conformist)，培養對知識、人、自然的好奇，透過閱讀、體驗後，就隨著您的心與夢到處漫遊吧！像自然界中的生態體系（ecosystem），生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open system），每個人生命的可能發展，什麼都是可能的，只要忠實於自己，敢於嘗試，改變自己。生命是你自己選擇的結果 。生命選擇後的發展難以預料，人的個性大致決定你的命運。但冥冥中有一神秘的「生命力量」運行著，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到底，生命的運作就是詭譎多變，沒有一定的法則公式可以套用。生命實在充滿巧合、奇蹟、命運的操弄，所以每個人不要自以為是，以為你可以控制生命的走向，「我命不由我，也不由天」。學習瞭解自己，學習謙卑，走出外在的世界，驗證自己的存在吧！。

我這一代從科技、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等，經歷了人類歷史所謂的「進步」、「現代化」變遷最大的世代，不幸地，都從好變到壞。未來二十一世紀內，從壞變到更壞的可能性極高。財團、政府、媒體、廣告、科技等都想辦法麻醉你，把你「物化」到只想享樂、消費而已，變成財團賺錢的搖錢樹。除非你能跳脫出當今墮落資本主義的擺佈，崇尚生態主義(ecologism)及在地主義（localism）的儉樸生活，及「珍惜生命」需求的生命（to be），否則你就容易失去自己，沈浮失落於「擁有」需求生命的汪洋中。

請記住，一、如果你崇拜金錢與物，視其為你生命意義全部的話，不管你擁有多少金錢，多少名牌，多少奢侈品，你永遠都感到不夠的；
二、如果你崇拜自我的胴體，美麗及性魅力，你將一輩子覺得自己難看。當時間與歲月慢慢擁抱你時，你會感到死神時時圍繞著你的恐懼，直到你最後的一天；
三、如果你崇拜自我的聰明才智，到處顯弄，終會被抓包，視為笨蛋（bumbler），一生如同騙子的心情，時時感到不安；
四、如果你崇拜權力，你整天都會恐懼不安，想抓更多的權杖，以謊言保護自己。
這些雖都是陳腔濫調的警句，不信的話，受害者就是你！

請也記住，一、科技的進步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不要讓科技控制你，你控制科技，只把它作為你知識、生命經驗成長的工具。想想，為什麼Google讓人呆？為什麼Facebook讓你更失落、寂寞？「智慧」手機變成嗎啡，讓你成癮？
二、你們可能是第一代會面對人類滅絕危機的世代，請你關心氣象變遷（Climate change）未來的發展，及台灣環境生態的惡化；
三、教育最終的目的不是職業訓練的目的而已，主要是培養會分析、批判思考能力的人；
四、不管你專業知識多偉大，請你多讀小說哲學，重視音樂藝術及信仰，培養人文素養，探索自我生命的意義。職場不是靠文憑，是靠會思考的腦袋，及人文價值的認識；
五、千萬不要只滿足於吃飯餬口的工作(job)，把工作當成使命時，成或敗，你才會快樂自足；
六、不要自以為聰明，智力過人。聰明，智力是什麼 ？你有IQ，更重要的是，你有EQ（emotional quotient）嗎？你有EQ(ecological quotient)嗎？你有SQ(social quotient或spiritual quotient)嗎？敢變，敢冒風險，敢做傻勁事的個性，比自以為有智能（intelligence），自以為聰明機靈（smart），善於算計的人，更能善終無憾；
七、學習表達對外在世界及人的倫理道德價值(ethos)，及憐憫、傷感、同情、慈悲的情愫(pathos)；
八、生命雖是短暫、孤寂、冷酷，但還是有很多很多真善美的東西值得樂觀，充滿希望地活下去，不要變成憤世嫉俗的人；
九、反隨俗，反流行，反名牌，反偶像崇拜，你才能轉形成與眾不同的人；
十、物理化學容有一致的定律，解釋外在世界的運行規律，但在生命、生態自然中，沒有一致的法則（Laws）可以解釋生命、自然中發生的奧秘、無常。你必須走出教室，忽視文憑，走入人間塵世、蠻荒野地，體驗生命、文化的真實、多樣、壯闊；
十一、推薦兩本必讀舊書，一本是剛介紹的Erich Fromm，1976年出版的 ，另一本是E.F. Schumacher，1973年出版的（小即美：把人當人的經濟學），請大家仔細閱讀瞭解。
十二、你們看到台灣從獨裁專制、軍事戒嚴改變成初級的民主自由。這不是小事耶，努力了半個世紀耶，犧牲了不少人耶。但你們也看到台灣民主自由也在短時間內逐漸沈淪。民主自由，還是要像老鷹護蛋一樣，一刻都不能懈怠。政治不可怕，政客才可怕；現在台灣的民主只有選舉的布景，沒有民主制度的架構，整個典章法制，是一個被中國人民捶棄的政權，強制套在台灣人民至今。就靠你們如何建構了，改變憲政體制，建立真正的共和，才能守住台灣這塊土地，代代相傳。

謝謝大家，祝福大家，晚安，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