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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2013/05/24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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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的理论胜利和右翼的政治反击

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政治斗争,就达到白热化状态,刀光剑影、硝烟弥漫,左翼在理论上获得巨大胜利,右翼在政治上进行了强烈反击。只是目前中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不再如同以往那样,主要是表现在执政党外部,而是表现在执政党内部,是体制内的一场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

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文革和改革两场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正在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政治平台,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毛主席生前所说的广大人民群众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99%与1%之间的斗争,愈来愈通过党内政治斗争表现出来,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都集中表现为党内斗争的胜利,革命阶级是这样,反动阶级也是这样,甚至包括那些天天高喊要结束一党专制的政治力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同样是借助和依靠党内斗争。2012年国内外反党反华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欢呼党中央“英明决策”,就是一个典型说明。这很有些类似于二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军阀战争,还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战争,都是要控制和完善这个平台,而不是要摧毁这个平台。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

虽然历史的类比总是有缺陷不准确,两个时期并不能完全等同(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专文论述),但是如同此前所表现的那样,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党内体制内的政治斗争,将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斗争的一大历史特点。这次左翼理论上的巨大胜利和右翼政治上的强烈反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一,突破右翼政治底线是中国左翼最重大的理论胜利

中国左翼理论上的胜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突破了极端右翼势力的反革命政治底线。后者是最重大的理论胜利。包括这两大理论胜利的许多理论转变,全都包含在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

从18大常委见面会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讲话。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五个讲话。

一是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一个千把字的简短讲话,24次提到人民群众。宣布“我们的责任,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一石激起千层浪,共同富裕四个字注定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除了丧尽天良的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外,全世界拥有不同立场的所有人都承认,中国改革是建立在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的基础上,不仅是剥夺当代绝大多数人,而且是剥夺子孙后代的绝大多数人。并且这种剥夺已经变成改革的天经地义,无论是谁,只要反对把全体人民的资源和财富变成极少数人的私人财富,反对把劳动人民的妻女变成任人淫弄的妓女,都会被扣上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帽子。重庆政治斗争的激化,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内的整个精英精英集团联起手来反对重庆模式,就在于重庆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成功探索,就在于重庆发现了只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的秘密,这是他们联合起来诛杀重庆模式的根本原因。所以,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仇恨就已经达到了爆发顶点,中国人民在高兴之余,同时也产生了对总书记的担心。

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就会发现,中国人民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谁发现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就会成为生前诛杀和死后妖魔化的对象。马克思和毛泽东被妖魔化是正面典型,希特勒被痛恨是反面典型。二战期间,日本人并不比德国人杀人更少,特别是日本人杀的又是中国人,无论从道理还是民族感情上来讲,中国应该更加痛恨日本人才对。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中国右翼汉奸势力接连不断的大部头著作在为日本人辩护,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甚至大骂誓言不忘日本大屠杀的中国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却从来不为纳粹德国辩护,不象宽容日本人那样宽容纳粹德国。他们提起没有屠杀中国人的希特勒往往咬牙切齿,而提起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天皇却充满敬意。中国右翼汉奸势力这种态度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发现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运用这个分蛋糕的秘诀让德国经济年增长率曾经达到了百分之百,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就是中国右翼势力崇敬日本天皇而痛恨希特勒、对人类历史上这两个魔鬼态度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虽然这种态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崇美哈美的汉奸文化,但是资本利益是主要原因。从中国右翼势力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资本的敌人还是朋友,一旦发现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财富增长秘密,都会成为资本主义精英集团不共戴天的死敌。

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大众懂得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间的秘密,就很难在资本和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心甘情愿地安于贫困。而让人民在对未来的虚幻希望和无穷等待中只是劳作、劳作、再劳作,是极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最牢固最强大的思想枷锁。这个思想枷锁一旦打破,精英阶级的统治就会立刻土崩瓦解。所以,当2011年重庆蛋糕分给老百姓最多、经济增长全国最快(经济总量、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诸方面都是全国增长第一)时,就注定了已成为全世界精英阶级的死敌,因为它不仅在摧毁中国精英阶级统治的基础,而且在摧毁全世界精英阶级统治的基础。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把庞大的生产能力用来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如同中美两国这样,采取各种手段向极少数精英集团手中集中,这个问题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所以,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时,实际上是在宣布要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这就在客观上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剥削阶级——精英阶级——形成了利益上的生死对立。此时的习近平,已不再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成为人民大众的带头人。

这绝非是言过其实。共同富裕这条道路,绝不仅仅是习近平等党内社会主义力量坚持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赢得的成果。十八代报告起草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写入走共同富裕道路,身为三代国师的那位党内理论大佬闻言大怒,拍桌吼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路”,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两极分化道路,在场四五十个省部级干部竟无一人表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要把“共同富裕”、“公有制”、“共产主义”,甚至连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统从十八大报告中删除,几乎大势已定。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忍不住兴奋心情已开始提前祝贺,“朋友,干杯!”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从上到下都做好了改旗易帜的各种准备。就在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近乎绝望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九月爱国运动,高举毛主席画像和共同富裕的旗帜,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前途,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这就是常委见面会讲话让中国老百姓既兴奋又担心的根本原因。

二是在宪法纪念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强调必须要坚持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郑重宣告要与长期以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违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使宪法重新成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法律武器。

长期以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特别是汉奸势力,完全以随心所欲的流氓态度对待宪法,阉割、曲解、割裂宪法内容,利用宪法中个别词句否定整个宪法的根本内容,把所谓落实宪法变成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武器。新年伊始,中国买办大本营和汉奸大本营,一南一北发表从内容到题目都完全相同的所谓“落实宪法”的元旦献词,就是打着宪法旗号践踏宪法的典型事例。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把宪法作为随意玩弄的工具,主要原因是当初胡耀邦等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出于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宪法解释权交给了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使他们能够打着宪法旗号反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长期从事违宪活动,并且是在法治的名义下从事违宪活动,把在西方法治国家属于重罪的违宪行为,完全合法化了。可以说,赋予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以违宪特权,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罪行,是中国人民苦难和不幸的法律根源。所以,围绕宪法解释权的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虽然82年宪法与此前三部共和国宪法相比较具有重大政治缺陷,主要是删除了“惩办卖国贼”条款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人民民主权力,导致中国外交和内政愈来愈被动,但是习近平对包含“惩办卖国贼”条款的第一二部宪法的肯定,预示着中国将有可能恢复宪法中“惩办卖国贼”条款。2012年,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台了《爱国法案》和《叛国罪法案》,与美国俄罗斯相比较,中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汉奸势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更加需要此类法案,更加需要尽快恢复宪法中有关“惩办卖国贼”的条款。中国走上卖国主义道路,是从1982年修改宪法开始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从极端右翼势力窃取宪法解释权开始的;中国人民要复兴社会主义,同样必须夺回宪法修改权和解释权。这就是围绕宪法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是关于改革性质的两个讲话。一个是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视察广东的南巡讲话。

前一个讲话从正面强调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主体是亿万人民群众,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负担、改革成本和改革对象的精英阶级改革,否定了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

本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决议的明确规定,是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可是,在九十年代初南巡讲话把改革的政治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之后,中共中央决议便如同宪法的命运一样,除了符合右翼集团利益的“历史问题决议”之外,其它几乎全都遭到了否定。改革变成了公开的阶级复辟和阶级报复,人民群众变成了改革的负担和改革的对象;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西方化,成为中国改革唯一的选择和方向。任何人只要一提坚持社会主义,马上就会被视为极左和文革余孽。由此,把中国推上了矛盾深重的灾难边缘,如果再不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只能成为遥远梦想。所以,把中国改革重新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基础。

如果说前一个讲话是从正面阐述了改革的正确性质和正确道路,那么后一个讲话则直接批判了极端右翼势力对改革性质的歪曲。习近平指出,有人把改革定义为是采取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否则就不叫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歪曲改革,是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能接受这种改革。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是被这种改革搞垮的。主要方法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动摇和瓦解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否定和妖魔化苏共党史,否定和妖魔化人民革命,否定和妖魔化社会主义,特别是否定和妖魔化革命领袖。所以,讲话联系苏共悲剧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已经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觉醒,而是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集团的决裂和挑战,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看穿了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国设置的改革陷阱,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踏入这个改革陷阱。

这是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历史跨越。可以说,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其它国家的有效武器,苏联东欧、中亚诸国、中东北非等所有被颠覆国家,无一不是采用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而美欧等西方国家自身却对他们贩卖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根本就不屑一顾,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去年刚刚出台的《爱国法案》就是典型说明。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汉奸媒体,之所以对美国上述法案不置一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法案与他们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完全相矛盾。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到祖国后天天以泪洗面,就是因为追随西方背叛祖国几十年的这位老人,亲眼目睹了西方普世价值给俄罗斯造成的巨大灾难,追悔莫及、痛苦难耐,最终含恨而死。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后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跌入万丈深渊的最后时刻,能够及时刹车,的确是了不起的历史转折。

四是突破反革命底线的中央党校讲话。突破全面否定和妖魔化文革的反革命底线,是中国左翼30多年来最伟大的理论胜利,也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思想转变。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1982年邓小平主持制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以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纠正《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全面否定的结论,虽然没有肯定文革,但是至少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前30年,看作是与改革一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不再是所谓历史浩劫,这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右翼势力一再声称的政治底线。

突破这个政治底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新中国60年共产党的执政历史统一起来了,恢复了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历史信心。这段话很清楚,文革和改革本质上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这两个阶段都要分清主流和直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全面否定文革和全面肯定改革的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习近平关于前后30年的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终于开始抛弃极端荒谬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政治上终于开始意识到要像俄罗斯那样捍卫自己的历史和奋斗,在理论上开始突破反革命右翼势力的最后底线。总之,中国共产党开始觉醒了,开始奋起反击了。

多年来我们就一直反复强调,全面否定文革已经成为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宰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道理很简单,只要认定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浩劫,那么造成这场浩劫的制度,就是一个邪恶的制度;造成这场浩劫的政党,就是一个罪恶的政党;造成这场浩劫的民族,就是一个邪恶的民族。中国老左派和体制内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不是新自由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对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触即溃,甚至成为一般老百姓的嘲笑对象,就是因为他们与右翼势力一样否定文革,只要对方祭出妖魔化文革这把政治尖刀,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斩于马下。苏联东欧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同样是因为右翼势力死死抓住妖魔化苏共历史这把尖刀,一夜之间就十分轻松地推翻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八十年代末邓小平之所以不得不调集百万大军包围京城,也是因为自己制订决议否定文革,原本是要否定毛泽东,结果被对方抓住要害,全面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思想上道义上全面崩溃,在舆论上根本不是右派对手,老百姓群起响应右派号召,一起要求政府下台,最后只能被迫动用军队才保住政权。

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一定要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条政治底线”的口号。2011年围绕重庆模式,左右之间展开激烈交锋,右翼势力举办了一系列高层论坛,集中起来就一个口号——“一定要守住全面否定文革这条底线”。以买办汉奸为核心的右翼集团十分清楚,只要守住这条底线,中国共产党在道义上就必死无疑,解体中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相反,只要这条底线被突破,对中国人民犯下深重罪行的买办汉奸集团则必死无疑,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解体中国的美梦将灰飞烟灭。虽然此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看清这一点,但是俄罗斯几大政党却与我们一样,完全看清了国家面临的真正危险在哪里。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政党,虽然这些政党彼此对立、竞争激烈,并且除共产党之外绝大多数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禁止妖魔化苏联历史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异议地联合起来,共同立法严禁妖魔化苏联历史,否则给予法律严惩,判处3到5年有期徒刑。结果,九十年代苏共垮台前后以及后来一段时期内,一度甚嚣尘上的妖魔化苏联历史的“汉奸”舆论,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俄罗斯十分顺利地迅速重返世界强国地位。

可见,如何对待文革历史,的确如同极右势力所讲的那样,是决定生死的政治底线,不仅是决定右翼集团命运的生死底线,同时也是决定共产党和共和国未来命运的生死底线,是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未来命运的生死底线,谁守不住这个生死底线,谁就必然会历史淘汰。这就是突破全面否定文革这个反革命底线的巨大历史意义。

总之,习近平上台后一系列讲话,概括和反映了近些年左翼斗争的政治要求,是左翼在理论上的巨大胜利。理论上的胜利标志着已经初步奠定了新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只是要进一步形成现实政治路线,还需要在组织、行政、法律、体制,特别是干部队伍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刻变革,如同俄罗斯在捍卫苏联历史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组织、行政和法律手段那样。

与俄罗斯相比较,当今中国理论转变向政治转变飞跃的困难在于,30多年持续反左特别是把本来应该是“太革命”的极左当作“反革命”进行妖魔化和全面镇压,导致中国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彻底法西斯化和汉奸化了,主流社会已经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右翼法西斯的思想氛围,反左仇左敌视民粹(民众)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条件反射,根本无需任何指示和安排,绝大多数官员和单位已经形成了支右反左的政治本能,哪怕是私下里反对右翼势力的人,只要一进入工作,马上就会本能地反左。出版社出版右派书稿,从来都是只考虑市场前景而不会考虑政治风险;可是对待左派书稿,看都不敢看便匆忙拒绝。致使当今中国成为全世界没有左翼报刊的唯一国家,成为右翼媒体百分之百一统天下的唯一地方。一个干部被认为很右,丝毫不会影响升迁;可一旦被认为很左,立刻就会仕途中断。左——这个原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神圣概念,完全被妖魔化了,甚至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普通人,如果在公开场合被直呼为左,也会暴跳如雷。

当今中国对待所谓极左,已经如同欧洲中世纪对待女巫一样,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随意处置。并且现代社会把人边缘化为纯粹生物体的精神虐杀,比之中世纪对女巫的暴力虐杀更加残忍可怕。把人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社会,比之把活人变成死人的社会,更加残暴、更加野蛮,更加灭绝人性。正是这种残暴野蛮、灭绝人性的极端环境,使当今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坦率最直白最赤裸裸的剥削时期,不再需要任何伪装,不再编造任何借口,不再加以任何掩饰,而是把老百姓以及与老百姓相联系的一切进步事物和美好追求,统统打上极左的“罪恶烙印”直接踩在脚下。

这种情况注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要转变为可实行的政治路线,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方针政策,必然会引起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的激烈反抗,引起主流社会的激烈震荡,甚至会引起惊天动地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不敢正视这种震荡,害怕折腾,回避折腾,那就势必会被反动势力以折腾相要挟,成为反动势力折腾的对象,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和中国梦,就会成为第二个科学发展观,上述所有这一切理论胜利,就会变成虚幻空洞的政治摆设。在国家已经走到崛起或毁灭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弄不好甚至会成为国内外右翼势力发起最后总攻的政治祭品。

显然,国内外颠覆势力也看到了甚至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所期望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于是,2013新年伊始,便刀光剑影,右派发起了政治反击。

二,精英政治和市场经济是右派主要反击手段

年初右派的反击,仍然是承袭以往30多年的习惯套路,采用街头革命的方法来矫正改革方向,避免中国大船左转,逐步把中国改革推向不归路。这是右翼势力把中国大船引向邪路的有效法宝。30多年来,右翼势力引导中国改革航向主要就是两大法宝,一是上层理论的错误引导;二是下层闹事的强行矫正。用私有化的经济理论和全盘西化的政治理论,错误地引导中国改革的历史方向,把中国从一个陷阱引入另一个更大陷阱,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推向深渊;一旦遇到共产党觉醒想要返回正路,就发动“街头革命”向共产党示威,用动乱绑架中国,强制共产党不能回头,只能在错误道路上继续被牵着鼻子走。中国改革的政治领导权,就是这样落入右翼势力手中的,苏联东欧以及现在的中东北非,也基本是这样被颠覆的。所以面对习近平一系列讲话,右派才会充满信心地说:“没关系,30年来中国历次左右交锋已经证明,每一次反击右派的结果,都是右派的地盘更加扩大。这次也一样。”于是,便有了“南周事件”。

1,“南周事件”是一次流产的颜色革命,“南周事件”的流产,表明中国右翼势力已经由革命的发动者变成了革命对象,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今后世界民主运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客观地说,“南周事件”无论从政治时机、舆论准备和社会背景等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把握得非常好,国内外右翼势力声称要演变成为第二个“八九运动”的雄心壮志绝非空穴来风。一是当今中国官权泛滥、资本荼毒、道德崩溃、精英横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具备了街头革命的客观条件;二是右翼势力国内国外彼此联手,朝野上下同气连枝,具备了街头革命的主观力量;三是强大的舆论准备,整个社会大肆炒作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用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吓唬共产党,把先进的民主制度取代落后的君主制度的根本制度的革命,恶意曲解成为是什么封建制度内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甚至把这种颠倒的“革命威胁论”炒进了中南海。一时间,仿佛历史已发出了最后的革命通牒,如果共产党再不下台,马上就要爆发革命和流血。这种人为制造的“街头革命”氛围,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苏联东欧和今天的中东北非。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中国右翼势力及其背后的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忘记了街头革命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街头革命的领导力量必须是屁股干干净净的理想主义者,而当今中国右翼势力完全是一帮权钱名相结合的法西斯强盗,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脱掉共产党这件愈来愈感到碍事的外衣,试图用改朝换代来洗白自己的肮脏财富,这是他们与当年苏联东欧和现在中东北非的街头革命领导者完全不同的地方。二是老百姓只有一个政治选择并且还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选择。这是比前面更加重要的根本条件。当初苏联东欧和现在的中东北非,街头革命能够席卷全国的共同特点,是老百姓除了资本民主之外没有其它政治选择,并且是第一次选择资本民主。他们天真地误以为今天的资本民主取代权力民主,与300年前资本主义民主取代封建主义君主,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性质,因而对街头革命一呼百应,以排山倒海之势帮助资本集团推翻官僚集团,建立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资本统治制度,并且还不是本国资本的统治制度,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制度。当人民意识到上当受骗时,街头革命已经完结,等待人民的只有无边的动荡和苦难。这就是当今中东北非惨况的根源,以及俄罗斯诸国要千方百计重建“后苏联时代”的原因。而中国老百姓则完全不同,在右翼势力发动“街头革命”之前,中国老百姓已经尝够了资本统治的苦楚,并且与官僚集团相比较,老百姓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资本统治更加糟糕,官僚集团受共产党政治伦理的约束,或多或少还有些天道公理可言,而资本集团的残暴野蛮则没有任何约束。无论是一个部长还是一个校长,都不可能让一个不如意的下属随时滚蛋,而一个老板则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让一个雇员随时滚蛋。

特别是中国资本形成的过程,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国家暴力推动下形成的,比之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更加残暴。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对内和对外两种掠夺完成的,并且越是后来越是依靠对外掠夺,而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则完全是对内掠夺完成的,不仅没有对外掠夺,甚至还联合外资共同对内进行掠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遭受到内外双重掠夺,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瓜分数百万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运动,数千万工人的下岗运动,废除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三大改革运动,席卷全国的暴力拆迁运动,强制形成男为奴、女为娼的放权改革运动……等等,所有这些悖逆现代文明的残暴运动,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苦难的总和。使中国人民深深感受到,资本集团比之官僚集团,不知道要可恶多少倍,又怎么可能在资本集团反对官僚集团的斗争中,充当资本集团的炮灰?

况且,中国的资本集团本身就是与官僚集团相联系的,本身就是权钱名相结合形成的怪胎,与西方国家资本集团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西方国家的资本集团是与官僚集团相对立而形成的,所要求的资本民主的确比官僚集团的权力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资本集团是比官僚集团更加先进的社会力量。并且,由于西方资本集团把国家作为对外掠夺的暴力工具,所以是天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爱国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原因。而中国以权钱名相结合形成的混合型资本集团,主要是对本国人民抢劫的结果,并且还不是单独抢劫,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抢劫本国人民,对本国人民充满恐惧和仇恨,必然会在利益上和安全上越来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走上与本民族和本国人民相对立的汉奸道路,成为最腐朽最反动最邪恶的罪恶势力。

中国资本集团在抢劫过程中,依靠的不仅是国家硬暴力,更主要的是依靠文化软暴力,形成权钱名相结合的特殊精英集团,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精英整体上的汉奸立场,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等组织的收买,从而在中国文化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汉奸力量和汉奸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权钱名相结合的资本集团,不仅是人民大众的阶级敌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罪人。这些人的所谓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并非是针对官僚集团,而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反对共产党也并非因为什么一党专制,而是因为共产党仍然树立着共产旗帜,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核心力量。反共并非最终目的,反华才是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为他们设定的最终战略目标。中国老百姓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在八九年把改革的政治领导权交给右翼势力20年之后,重新收回了中国改革的政治领导权,在政治上彻底抛弃了右翼势力。并且,响彻云霄的全民族共同的反汉奸口号,表明以买办汉奸为核心的权钱名相结合的资本集团,已经成为大众民主革命的对象和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

所以,当南周事件爆发,右派调集国内外媒体聚焦广州,费尽吃奶力量才骗来几个学生和雇来几个民工进行示威游行时,广州爱国民众立刻涌上街头,一句打倒汉奸便唤醒了广州百万民众,把几个示威者变成了耍猴般的街头小丑。其中有个民工扛着一块写有“自由民主”的大牌子,在报社门前走来走去,一位爱国群众问其为何不上班而在此游行,民工大骂黑心老板把他开了,那位爱国群众当即告诉民工说,“知道吗?你们老板最喜欢的就是这家报纸。”民工一听,立刻扔掉牌子扬长而去,找雇佣他游行的人结账去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人与人民大众的真实关系。这些本身就是精英铁三角中一角的伪自由派和文化汉奸,平常充当官僚富豪的帮凶,随意欺压民众,一旦受到共产党的约束,又试图煽动民众力量来要挟和反对共产党,当人民大众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所谓颜色革命自然就会破产。

许多真正的自由主义右翼人士往往不明白这一点,仍然幻想能够重温八九年的政治旧梦。他们忽略了中国历史的重大演变。八十年代许多右派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屁股上干干净净的理想主义者,老百姓又是改革的受益者——既享有新体制增加的收入,又享有旧体制的福利保障,农民更是免费享有几十年投入形成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所以,只要右派改革大旗一举,老百姓立刻山呼海啸般群起响应,自发地把改革的政治领导权交给了右翼力量,只是右翼集团利用老百姓赋予他们的改革领导权祸害了老百姓20多年,最终把老百姓逼上了对立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事业,同样是毁于占主导地位的右翼势力之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民主党派最终选择了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今天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民主派人士,正在再次与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汇聚起来,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量。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老百姓拒绝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那样的“颜色革命”,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锻炼,在以官僚阶级为主体的权力民主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民主之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大众民主。所以,中国人民既不会成为维护权力民主的封建卫士,也不会成为捍卫资本民主的政治炮灰,而是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民主——大众民主,坚定不移地投身于自己的革命运动——大众民主运动。无论权力民主还是资本民主,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民主,都是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外的民主,只有大众民主才是保障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能够与官僚富豪拥有同等政治权利的真正民主社会和民主制度。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能够率先高举起大众民主的伟大旗帜,不仅优越于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同时也优越于欧洲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它将是中华民族崛起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政治文明。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民不仅彻底堵死了右翼集团的所谓“街头革命”,并且还有可能把“街头革命”变成彻底埋葬中国汉奸右翼势力的历史坟墓。

历史的潮流已经注定,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反动派的政治天性,反动派的选择总是与历史潮流完全相反,并且越是被历史彻底抛弃的反动派,就越是疯狂地抗拒历史潮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绝不可能轻易接受他们已经被人民大众所抛弃这个历史事实,他们必然会重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固有逻辑,寻找和制造各种机会,发动旨在动乱和分裂中国的“颜色革命”,年初的“南周事件”只不过是个开端,如同他们自己所言,只不过是一个预演,更大的“街头动乱”还在后面。对此,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街头大对决那一天的到来。毛主席生前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形式还会再来,苏联东欧的“街头运动”,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南美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等所有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现代翻版,全都会在中国出现,虽然最初的历史性质会截然相反,但是最终一定会演变成为“九月爱国运动”那样伟大的历史运动。

伟大的民族崛起必然伴随着伟大的历史事件,由文化大革命开创的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而成为未来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形式,不仅由中国最初开创,同时也必将会在中国最后完成,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对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伟大献礼。

2,对习近平讲话进行“软封杀”,完全淡化和边缘化,意图变成第二个科学发展观。扭曲共产党的改革路线,抽掉改革的伦理性质,把改革变成官僚富豪的抢劫工具,一边利用共产党改革政策放手抢劫民众,一边用民众革命要挟共产党继续跟着右派走,是30年来右派玩弄共产党的根本手法。最初是利用邓小平狭隘的报复心理,如同赶驴一样把邓小平赶上了西化改革的邪路,不仅要借用邓小平之手妖魔化毛泽东和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还进一步要借用邓小平之手推翻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当邓小平坚守共产党领导的最后底线时,便爆发了大规模街头冲突。从此,维护稳定便成为共产党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只能完全由右派包办,中国在西化邪路上越走越远。虽然九十年代提出三个代表,试图纠正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历史方向,但是在南巡讲话形成的强大私有化浪潮推动下,三个代表被“打左灯向右拐”的改革车轮压得粉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后来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试图对走入邪路的改革进行纠偏,要用科学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取代以资为本,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取代两极分化,把经济发展方式由满足西方国家需要转移到依靠国内人民需要上来。人民总算看到了希望。可是,右派再次使用惯有手法,一方面颠倒和歪曲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容,把以人为本变成以富人为本,把改革变成更大规模抢劫民众,把开放变成更大规模财富输送;另一方面利用舆论工具把被抢劫老百姓的愤怒,全部引向共产党,推动党群更加对立,致使共产党越来越陷入军警维稳的陷阱之中,越来越被被维稳所绑架,整天都在维稳中疲于奔命,完全失去了改革的纠偏能力。不仅如此,还招来了右派对改革纠偏的强烈报复,把全国唯一认真推行科学发展观的领导人投入监狱,美国更是对中国总理接连颁发四个大奖,表彰中国总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巨大贡献,形成了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内需”的巨大讽刺。科学发展观就此寿终正寝,普世价值趁势而起,买办汉奸公开亮相(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亮相,此前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都披着爱国伪装),把中国推到了悬崖边缘。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了此前科学发展观的悲剧,所以从一开始,讲话就旗帜鲜明、立场明确,每个观点都如同铁板钉钉一样有着严格的伦理规定,不给蓄意曲解和偷梁换柱留有丝毫歪曲空间。比如,已被右派弄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代名词的改革,习近平讲话就做了斩钉截铁的明确限定:其一,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二,把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定义为改革,是改旗易帜的罪恶邪路;其三,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顺应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由于讲话三条对改革的伦理性质规定得严丝合缝,无任何缝隙可钻,而觉醒起来的老百姓又无法煽动起来要挟共产党改变方向,极右势力最终就只有一个选择——对习近平讲话进行软封杀。一是把习近平系列讲话仅仅作为一般性新闻一带而过,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不争鸣,甚至连责难都没有,采用边缘化的办法把习近平讲话彻底蒸发掉;二是在边缘化习近平讲话的同时,发动媒体对习近平讲话进行大量的“无害化”处理,把习近平讲话中许多实质性核心观点统统删除,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有关学习讲话中多次提到的“毛泽东思想”,发表时就被删除得干干净净;三是在不提习近平名字的情况下,对习近平讲话中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观点,进行大规模批驳,习近平肯定什么,就批判什么;习近平否定什么,就歌颂什么。

习近平强调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青年报》就在显著位置连续发表著名反华反共人士的文章《不反思文革,国人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不仅否定前30年,甚至打着否定文革的旗号否定中华民族,污蔑中华民族文革时期还属于食人部落,只有否定文革,才有可能走出食人部落,上升为文明民族。如此妖魔化甚至已经完全超出了政治否定的范畴,而发展成为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否定。此前西方国家的汉奸媒体曾经有过把中华民族妖魔化为野蛮食人族的舆论,后来因为连外国人都反感这种妖魔化,此类舆论逐渐销声匿迹,已无人理会。可是现在,为了否定习近平讲话,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青年报》居然再次搬出了这种荒谬舆论,污蔑中华民族是食人部落。如果说文革打人杀人,那还是可以说是反左反社会主义,现在说文革吃人,是食人部落,那就是在否定和妖魔化中华民族,是在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灭绝中华民族进行舆论准备。指责一个民族是食人部落,往往是要灭绝一个民族的舆论准备,当初美国就是用“野蛮人”这个借口灭绝了印第安人,美国国父就是因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所以才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制作长筒皮靴,并在公开场合进行炫耀,如同当今中国官员炫耀手表一样。现在《中国青年报》把野蛮食人族的帽子扣到中国人头上,已完全超出了政治斗争的范畴,是在散布一种法西斯种族灭绝言论,并且还是灭绝本民族的种族灭绝言论。特别是掀起这种种族灭绝舆论的时机,恰恰是军队内部传达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连篇累牍宣扬前30年的中国是野蛮的“食人部落”,不彻底否定文革就走不出“食人部落”,显然并非是一种巧合。

可以说,媒体舆论对习近平讲话的软封杀相当成功,莫说是一般人民群众,即使是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除了军队有组织的传达、学习之外,也很少知道习近平讲话的重大政治涵义。其封杀效果有些类似于60年代初对毛主席的封杀,只是远远超过当年对毛主席的封杀,因为今天党内外右翼势力要千百倍地强大于60年代初期。并且这种封杀还在逐步加强,本周中国青年报再次发表著名反共异议人士的文章《让意识形态沉默,让生产力说话》,针对最近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讲话,声称意识形态问题只是个人偏好问题,不存在是非曲直,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才关注的问题,在对马克思《资本论》极尽嘲弄之后,厉声呵斥要“让意识形态闭嘴”。为什么这些张口闭口就是“极左”“文革余孽”等典型意识形态语言的人,突然大喊要让意识形态闭嘴?因为最近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的讲话,从根本上触犯了这个极右势力的利益。所以他们才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封杀习近平讲话,大肆咒骂和妖魔化谈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人。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软封杀的可怕作用,因为罪恶本身具有一种自我推动的强大力量,只要没有外部力量的强行干预和制止,会在自我推动中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大,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上山需要能量推动,下山无需任何能量,社会堕落本身就具有加速度的罪恶能量。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深谙这个罪恶法门,只要抑制住共产党的正能量,罪恶就会自我发展,所有邪恶势力都会获得安全发展。特别是只要抑制住共产党的正能量,老百姓就会陷入绝望,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共产党就会陷入维稳中拼命挣扎,社会其它方面就都是右翼势力的天下。30年来右派就是这样把老百姓踩在脚下,把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向深渊的,现在对付习近平,无非是重演旧戏而已。

中国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共产党正能量进行软封杀,其客观原因在于党内官僚集团已经不是新兴资本集团的历史对手。因为资本集团倡导的资本民主比之官僚集团的权力民主,确实具有历史进步性,这是国内外右翼舆论能够把中宣部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根本原因。南周事件就是典型。本来南方报系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报刊,应该贯彻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旨,如同西方国家报纸要贯彻老板的意旨一样,而实际情况却是南方报系玩弄广东省委宣传部,比玩弄小姐还要更加随心所欲。年初南都报写了一篇《元旦献词》,因错漏百出而遭到读者炮轰,恼羞成怒的南都报转而把火气全都撒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头上,造谣说错漏之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改动造成的,举行街头示威要求宣传部长下台。我们曾与几个西方记者谈及此事,询问国外报社老板是否有权力改动稿件(况且部长并未改动),西方记者抿嘴直笑,觉得如此问题十分好笑。可见中国右翼势力已经把共产党宣传部门轻蔑玩弄到了何等程度。

不过,大自然的生物链总是环环相扣,天敌之上自有天敌,自然领域如此,社会领域同样如此。虽然右翼势力玩弄中宣部得心应手,但是面对左翼媒体却畏之如虎,因为从文明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来说,左翼倡导的大众民主是比资本民主更加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国左派顺应历史规律,反映人民利益,天道正义在手,剑锋指处所向披靡,在理论上道义上把披着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等神圣外衣的极右势力,迅速还原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所以,中国极右势力虽然面对中宣部感觉良好,但是面对中国左翼媒体却是十分狼狈、恨之入骨,不仅封杀了所有左翼报刊,甚至对乌有之乡等小小的左翼网站也采用“莫须有”罪名强行关闭。极右势力对左翼媒体的赶尽杀绝,反映了作为觉醒了人民大众政治代表的中国左翼力量,已经成为极端右翼势力最为恐惧的历史天敌。

无论中宣部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它已经不再是中国右翼势力的舆论对手,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形成并且不再可能改变。无论是苏联东欧事件,还是中东北非各国,以及中国各种群体事件,都在不同程度地表明,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战胜政治反对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右翼势力十分清楚这一历史趋势,并且凭借这一历史趋势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在道义上把中宣部牢牢地踩在了脚下。无论当今执政党还是当今政府,其公信力已经在维护资本集团的利益中消耗殆尽。当资本集团回过头来反咬一口时,执政党自身已经丧失了发动群众进行反击的政治能力,如果没有中国左翼把人民大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坚决支持共产党作为国家的统一力量,恐怕十个执政党,也早已葬身于“颜色”或“鲜花”革命之中。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信息社会的力量在网络,网络的力量在民众,民众的力量在于共同富裕和爱国主义。当今中国网络强大的民心民意和爱国主义力量,完全是在中国左翼力量的带领下形成的,以左翼力量为核心形成的强大爱国主义力量,已经形成国家民族安危的主要支柱,既抗击着来自西方的颠覆势力,又抗击着国内买办汉奸势力,还要遭受来自党内体制内右翼势力的打击。目前这股强大的爱国力量已经自发地聚集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共同富裕路线的周围,在努力帮助共产党跳出右翼势力设置的维稳陷阱,只要共产党拉住人民大众的救助之手,果断跳出维稳陷阱,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之中,紧紧依靠左翼爱国力量,就一定能够把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起来,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并在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中走向民族复兴。

3,凭借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强大旧机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权钱名相结合为核心的强大精英集团,继续维护和扩大两极分化和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把内外矛盾推向极端,在解体中国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获得阶级和家族的永久安全。对于权钱名相结合的精英集团来说,在九月爱国运动堵塞了颜色革命的道路之后,共产党的政治回头是最致命的灾难性打击。无论欧亚国家和中东北非,新自由主义改革无往而不胜的致命武器,就是把街头革命作为驾驭执政党的政治缰绳——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只要执政党在灾难道路上试图回头,就用群众运动和街头革命的政治缰绳和政治皮鞭,驱赶执政党继续奔跑。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的执政党都是这样被赶入死亡深渊的。许多青年人总是由此误以为新自由主义代表民意,所以能够发动群众,其实不是。奥秘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总是两极分化的改革,必然造成官民对立,由于新自由主义是借助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改革,老百姓自然会把愤怒发泄到政府和执政党头上,因此很容易成为国内外颠覆势力抽打执政党的政治皮鞭。

在当今中国这条政治皮鞭之所以会失灵,绝不是像党内体制内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样,是什么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也不是像极右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残酷镇压;而是源自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以及毛主席天才的预见和安排。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经历过前后两个不同30年的国家,前30年是穷人的世界,后30年是富人的天堂。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世界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痛苦和罪恶的根源不在于共产党本身,而在于共产党内“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由谁占上风,所谓“真假共产党”的说法,就是由此形成的。其它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这种历史幸运,苏联东欧共产党只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一控诉计划经济,老百姓就把罪恶全都算在他们头上;中东北非的执政党同样只是与市场化改革相联系,一控诉两极分化,老百姓同样把罪恶一股脑儿全算在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头上。所以这些国家在颜色革命大潮中无一幸免于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被历史和人民额外眷顾,一是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样,前后30年都是共产党领导,可是老百姓的地位却是一主一奴,所以老百姓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一定要说为奴与共产党相联系,那么要想重新当家作主同样需要依靠共产党。真理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二是因为毛主席的天才预见和政治安排,是毛主席一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道理很简单,毛主席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份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与后来老百姓自己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明了随后出现的剥削、压迫、腐败等罪恶,只不过是共产党体内的毒瘤,是共产党患有的癌症,而不是共产党本身,并且找到了切除党内毒瘤的方法——文化大革命,还亲自率领中国人民演习过一次政治大手术。所以,无论后来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老百姓都会像毛主席生前安排的那样,千方百计拯救这个党,而不是消灭这个党。如同身上无论长了多么大的毒瘤,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去消灭这个毒瘤,而不是消灭这个人本身。相反,如果是老百姓自发地认识到这一点,则会把所有罪恶都算在共产党头上,认为是共产党本质决定的,就会如同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那样推翻共产党。可见,毛主席不仅在20世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还在21世纪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就会深深体会到毛主席亲手加进《5.16通知》下面这段话的伟大意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显然,既然“混进党内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把社会历史复辟到昨天,那么党内一批社会主义者同样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再把历史推向明天。总之,中国老百姓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杀死共产党内的癌细胞,而不是杀死共产党。毛主席由此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华民族,也挽救了人类的明天!后来的重庆模式则进一步用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重庆只是清除了很少几个癌细胞,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正是老百姓的这种刺耳欢呼,把重庆变成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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