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因北市明倫「社會住宅」租金過高,遭輿論和市議會輪番炮轟,最後以陽台不宜收租金為理由調降租金,暫時紓解了批評聲浪,但地雷並未拆除,隨時可能再次引爆。政府若不能釐清社會住宅概念上的癥結,重視高房價與社會住宅供給短缺問題,居住問題仍將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負責任的政黨應圖謀長期解決之道。

社宅的重要原則須先釐清

社會住宅並非新的概念,早在16世紀德國巴伐利亞就開始建造,並延續至今。社宅的大量提供,是為因應工業革命後大量勞工聚集城市,居住條件太差,引發了健康衛生和社會道德問題,英國政府遂在19世紀中葉開始提供大量社會住宅。時至今日,提供社會住宅最著名的是新加坡,80%的居民是住在政府建造、規畫良好的組屋群中,且多數是以政府補貼的價格購得後擁有的。

台灣政府多年以來,基於種種原因,都沒有將提供社會住宅當成重要的施政計畫,居住價格昂貴成為國民生活之痛,1989年引發了「無殼蝸牛運動」,5萬人夜宿北市忠孝東路,抗議房價高漲讓人民無法安心居住。近年房價又經過幾番高漲,年輕人更無力購屋,甚至連租屋都感到吃力,遂成為政治人物選舉時爭取選票的訴求;但囿於土地難覓、資金有限,這種選舉政見幾乎全部跳票。這次的台北市明倫社會宅,正好凸顯這個議題的衝突性,值得政府重視,應釐清幾個概念來指引施政,打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台北市明倫社宅大坪數房型(44坪3房),租金達到每月4.05萬元,被批評超過弱勢族群可負擔水準;且質疑這種月租已可揹負千萬元房貸,為何要租社會宅?柯文哲市長原以「不願讓社會住宅成為難民營」、「租金要反映成本」回應;但遭到與論批評,認為「社會住宅」本來就含有「社會福利」概念,必須考量「可負擔原則」,若無法自償,當然該由政府補貼。柯市長沒承認其概念盲點,但旋即提出「陽台超過5坪部分由市府吸收」,讓每房租金減少了3000元上下,各方炮火才逐漸平息。

然而,這種妥協並未真正解決問題,因減收租金必導致租金收入無法達到柯市長要求的完全「反映成本」,而必須由政府補貼。因此,幾個社會宅的重要原則必須先加以釐清:一、社會宅是否必須完全自償,或到底該不該由政府補貼租金?二、社會宅的區位是否適宜選擇在交通方便的都會核心區?三、社會宅的品質高低該如何設定?四、社會宅的租金是否該取消上限,來避免其成為「難民營」?

選擇郊區但提供方便交通

的確,社會宅必須是具有「社會性」的,否則由民間市場提供即可,毋庸政府代勞。國際間也幾乎都只提供租賃,且認為租金必須是居住者可負擔的。柯市長認為必須具有完全的自償性,既錯誤也違反世界潮流。因此,要提供多少補貼、提供給哪些弱勢族群,就是政策考量重點。這些問題顯然都沒有標準答案,但可以想見,若能提供越多補貼、給越多弱勢,當然效果越好、越獲得民眾支持。而在國際間認定居住負擔不宜超過所得3成的原則下,也應對不同收入的居住者提供不同的補貼。新加坡高達80%居民住於組屋,又可在政府大量補貼下購屋,應是政府長期獲得8成以上國會席次的重要原因。

提供社會住宅的初衷在避免弱勢者居住條件太差,品質自然不能太低,至少該有平均水準;但也不宜太奢華,因為政府只需保障市民的居住權益,高貴的房宅應留給市場去提供。為能提供更多社會宅,就沒必要選擇在都會核心區,以免地價成本過高耗用大量資源。一般國家都選擇郊區,但設法為其提供方便的交通。

政府長期忽視社會住宅的供應,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統計,社宅只占住宅總量0.1%,遠低於歐盟(14%)、美國(6%)和日本(6%)。主因之一應是某些上述觀念偏誤所致。當今年輕人「世代剝奪感」更嚴重,「貧無立錐之地」衍生的政治偏執將更強烈,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的政府一定會面臨更嚴厲的執政挑戰。不分政黨,所有政治人物都不可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