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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出版自由太重要
2021/07/07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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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都封侯?

   這是清朝龔自珍的《詠史》,詩詞重點在「文字獄」。

   中外歷史上有兩位著名的寫史盲人,一位被稱為歐洲四大史詩作者之一的荷馬(Homer),他創作了《伊利亞特》(敘述Troy戰爭中十年發生的事)和《奧德賽》(國王Odysseus獻計木馬屠城攻陷Troy後,在返國的海上中漂泊十年的歷史),兩者合稱希臘的《荷馬史詩》。

   另一位是中國春秋末期的左丘明,寫了《左傳》和《國語》。

   清朝初年還有一位盲人作家莊廷攏,他補寫《明史》,完稿時改名《明書》,可是他將這篇前朝遺稿修改完成後卻沒有改掉書裡的明朝年號。

   康熙年間莊廷攏因拒絕向他敲詐的縣令而被扣犯上作亂之罪告到官府,當時滿清統治者對明朝漢人的反抗尚存疑慮,反清復明行動可能造成燎原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是大清天下,出書卻還用明朝年號,豈非觸犯造反大忌?

   康熙獲悉大怒,下令輔政大臣鰲拜負責處理此事,將作者、共事者及家人、刻印出版、賣書、買書和閱讀的人都關進大牢,總計七百餘人。

   但此時莊廷攏已經去世,可是朝廷不肯罷休,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結案後,官府「將他的屍體從墳裡挖出暴屍示眾」,72人斬首,這就是清代震驚一時的「明史案」。這種因補增前朝遺著而被殃及定罪處死的案件就是「文字獄」。

   最早的文字獄是公元前548年齊國太史兄弟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莊公」,而相繼被權臣崔杼殺害事件。清代文字獄頂峰時期自順治開始,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四個朝代,歷時140餘年。

   莊廷攏為展現清楚的明史而召集學者同好共同增補前朝宰相尚未完成的明史,並未涉及謀反,竟遭挖墳羞辱示眾,極其冤枉,喪失天理,是政治迫害的明例,與春秋時代伍子胥攻陷楚國首都,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報父兄之仇的情節幾乎雷同。

   這是帝王時代,朕說了算數的悲劇。在國外受到的對待並沒有這麼嚴厲,否則馬基維利(Machiavelli)1513年完稿,1532年始出版的的《王者論》(The Prince)豈能流傳後世。《王者論》是君主王侯的執政指南(亦稱暴君手冊),不過馬基維利所主張的權力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君王有權力方可建立穩定的政府,防止內亂外患。

   在美國脫離殖民地戰爭前,潘恩(Thomas Paine)所著的《常識》(Common Sense-Rights of man)以「一個英國人」代替作者名稱,嚴厲攻訐英國皇家的世襲制度。所幸他是在美國出版此書,否則很可能成為叛國的犧牲者。

   以《湖濱散記》一書著稱的美國作家梭羅(Henry Thoreau)曾寫過一本名著《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以最激烈的宣言反對威權政府,並稱「完全不管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在哈佛念書時,校方規定「學生上教堂應著黑色服裝」,他偏要穿綠色服裝前往,均顯示他不服從的態度。如果他處於中外的君主時代,肯定被定罪。

   還有畢業於美國海軍官校的馬漢(Alfred Mahan)所著《海軍戰略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強調海權至上,勝於陸、空軍,他的筆鋒被喻為「比一隻聯合艦隊更強大有力」。一本書的名聲愈響亮,批評者愈多,當時陸軍與空軍表達強烈抗議,但是仍然讓此書廣為流傳而未查禁。

   反而日本為艦長都配發一本《海軍戰略論》,並向馬漢請教如何建立新式的海軍,不久日本就成為遠東地區最強的海權國家,除了擊潰清朝的北洋艦隊,更殲滅俄國太平洋艦隊,導致後來沙皇被推翻,建立更強大的蘇維埃政權。

   但二戰時期,日本軍部主張全力製造發展零式戰鬥機,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卻力排眾議堅決要建造1,500億日元(戰後價格)的史上最強主力艦「大和號」,幾乎耗盡全國資源。結果處在航母艦載機遠程攻擊的時代,「大和號」在出航第三次海戰的沖繩島之役採取自殺任務拯救島上日軍時(只載單程油料)被擊沉(詳見筆者2019/12/18部落格)。

   言論與出版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除非涉及國防機密或叛國言論,文字獄已成為歷史。連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也只大規模焚書一億多冊,控制媒體言論,並未像君主時代因著書立言而格殺勿論。

   台灣在白色恐怖時代倒是有許多持反對言論、出書、漫畫者而去唱綠島小夜曲,黨外雜誌(那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被查禁或停刊算是最嚴厲的處分。台灣的出版管理法在1999年元月宣布廢止,目前民進黨雖已完全執政,掌控了媒體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仍然尊重出版自由,總算功德無量。(圖片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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